诺贝尔经济学奖宣布的那天晚上，我跟一个犹太朋友在阿拉伯烤肉店聊天。我知道他一心想说什么，却故意吊着他的胃口把话题往别处岔。今年的诺贝尔奖只剩下这最后一项，犹太人到这天为止还没有一个确定的获奖者。虽然大家都怀疑化学奖的获得者Martin Chalfie是个犹太人，但当时并没有足够的证据。一周来我一直在跟这位朋友聊这个话题，虽然他从未说出口，但那份焦虑是明明白白的。
终于，他实在憋不住了，粗暴地打断了我滔滔不绝的废话：“你听说没有，经济学奖给了Paul Krugman。”“是吗，他是什么人哪？”我一边装傻，一边努力憋住不让自己笑出来。“犹太人！”说完这句话，他仿佛了却一桩终身大事似的，仰到椅子背上，颇为自得地左顾右盼。
当然，像我的这位朋友这样直露的诺贝尔奖粉丝并不多见，不过犹太民族总体上对诺贝尔奖的内心关注程度远远超过外表上的冷静。那位化学奖得主被人一通人肉狂搜，终于搜出他老爹的大名是Eli Chalfie，Eli？世界上除了犹太人，还有谁会拿Eli当名字？虽然他的母亲是不是犹太人还不确定，但他的名字立刻就被加进了某些获奖犹太人的名单。我看到这消息的时候就想：“瞧瞧这点在诺贝尔奖面前的出息，跟中国人一个德性。”
当然，犹太人对于诺贝尔奖的心态，跟中国人其实还是不同的。中国人关注诺贝尔奖，是要看看是不是有中国人得奖；犹太人关注诺贝尔奖，是要看看是不是没有犹太人得奖。犹太民族是世界上极少的几个把诺贝尔奖看成自己囊中物的民族，得了是正常的，不得就会失望。自诺贝尔奖颁发以来，大多数年份都有犹太人获奖，少则一两个，多则三四个，迄今已经积累170多位犹太获奖者，约占获奖者总数的五分之一。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中，犹太人竟占了百分之四十一之多。
有这个数字撑腰，要说犹太人在玩钱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才华大概没什么大错。当然说犹太人会玩并不等于说他们总能玩赢，世界上也有的是玩大发了的犹太人。最近华尔街倒台的雷曼兄弟投资银行，便是这个倒霉蛋名单上新添的名字。不过有人就是不肯相信这一点。虽然该银行的总裁Richard Severin Fuld很可能不是犹太人，但这家店是名声在外的犹太百年老店，因此他们觉得这事总是跟犹太人脱不了干系。经济危机历来是反犹主义的温床，这次也不例外。反犹分子们宣称犹太人这次又拿世人耍了猴子 雷曼兄弟银行的钱都偷偷送给以色列国了，要不那么大一家银行，怎么说没钱就没钱了？
这中间透露出来的一个秘密是：反犹主义的深层心理基础是在在犹太人面前的那种深深的自卑感。如果说歧视黑人的种族主义往往起源于对黑人的鄙视，那么仇恨犹太民族的种族主义则往往起源于对自己的轻蔑。别人玩大发了是倒霉，犹太人玩大发了是中彩；别人破产是破财，犹太人破产是发财。总之一句话，就是不相信犹太人会跟别人一样把事情搞砸，而宁愿相信我们大家受罪的时候犹太人一定在什么地方数着票子偷偷地乐。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自卑感起源于犹太教及其两个派生宗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佛洛伊德在分析反犹主义时曾指出犹太教与天主教的关系导致犹太民族与欧洲天主教诸民族形成一种象征意义上的“父神”与“子神”的关系，由于人类潜意识中存在的“杀父娶母”的本能欲望，因此欧洲中世纪那些间发型精神病式的屠犹狂潮可以被理解为儿子们“杀父”的本能欲望的极端表达。此外，犹太人跟这些民族之间也存在着一种神的家庭中的兄弟关系。由于犹太人被《圣经》认定神的“选民”，而这位真神的其他信奉者无论发明多少理论来贬低犹太人都跳不过这道天生的门槛，因此这兄弟关系没有多少手足之情，反倒像极了《旧约》里约瑟跟他的兄弟们之间的纠纷，由于约瑟太出色，深得父亲雅各的喜爱，他的兄弟们便恨得咬牙切齿，必欲置之死地才肯罢休。
现代心理研究通过对反犹主义者个案的大量心理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佛洛伊德的理论。在反犹主义者中，亲子关系不和，兄弟姐妹关系不睦是个常见的现象，有证据表明不少反犹主义者把对父母的仇视、对兄弟姐妹的嫉恨直接转移到了犹太人身上。此外，佛洛伊德关于犹太人的割礼习俗引起恐惧的说法也出乎意料地得到了现代心理分析的证实。不少反犹主义者在潜意识深处并不觉得犹太人威胁世界，而是相信他们威胁了自己的生殖器，担心有朝一日犹太人会带把刀子来把自己的那话儿割了去。从这个意义说，纳粹的那些关于犹太人大量奸污雅利安少女的煽动宣传背后也不乏“被犹太人剥夺了生殖器”的恐惧。
父亲也好，得宠的兄弟姐妹也好，提着刀子的行刑者也好，都是“高人一等”的象征符号，都是反犹主义者们自卑心态的绝好写照。而纳粹的反犹主义根子上是一种极端自卑的反犹主义 他们真的相信犹太人有朝一日会统治世界，哪怕留下一个犹太人都会让他们寝食难安。
正因为如此，在犹太人的成就与反犹主义的发展之间存在着一个悖论式的荒唐联系：犹太人的成就就好像约瑟的彩衣，彩衣越漂亮，兄弟们越嫉恨；犹太人成就越大，反犹主义就越有市场，因为反犹主义者们的自卑感在犹太人的成就中得到了证实。所以犹太人获诺贝尔奖的比例恰恰与华尔街犹太阴谋论的膨胀系数成正比，犹太人拿的诺贝尔奖越多，越容易被形容为经济危机的操纵者。也正因为如此，反犹主义很难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文化圈之外找到市场，那里的人们未必喜欢犹太人，但在犹太人面前没有那种根深蒂固的绝望的自卑感。
当然，我并不是说每个基督徒或者穆斯林都是自卑的反犹主义者。事实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出路就写在《新约》的《加拉太书》3: 29：“你们既属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为后嗣了。”把自己也看成犹太人，差别跟自卑感也就自然消失了，可惜不是每个基督徒都读懂了这句话。美国的著名阿拉伯学者萨伊德也是这方面的聪明人，他一边倒地批评以色列，处处为阿拉伯世界辩护，甚至反对奥斯陆进程，但同时也奇迹般地把自己看成犹太人，他自称“犹太巴勒斯坦人”，甚至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是“最后一个犹太知识分子”。
有一点应该说清楚，犹太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为“犹太知识分子”，是因为他们有胆子自我批判，敢于批判犹太民族和以色列国。萨伊德的批判精神也大多是用来批判犹太人和以色列国的，所以这“最后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其实也只是外表上的相似，而且有点类似于那个苏联人说“我也敢在红场上骂美国总统”的笑话。但萨伊德就此跳出了自卑感的怪圈，仍然比那些无力自拔的反犹主义者要高明出很多倍。
张平 2008年10月19日 于特拉维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