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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丁”的杀伤力 | 《最初的光影》12

(2020-02-02 12:20:15) 下一个

 

书闲时间

- Roman -

 

“园丁”一向是教师的代称,它表达着一种对教师的敬仰之情,也透露着教师这个职业的神圣及重要性,除了“传道,授业,解惑”更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无论是儿童刊物里,还是新闻报道里,歌颂教师的文字可真不少。可是,我却不那么幸运,在我最需要被指引、被塑造的年纪,我并没有碰到传说中的“园丁”。

 

小学时,我影响最深刻的当属李老师,毕竟她教我们的时间最长,从四年级开始直到把我们送出小学。

 

也许,最初是她教会了我写作文,但我只能猜测她用的大概是激将法。

 

李老师布置过一篇作文,描写一种自己熟悉的植物。

 

为了写好这篇作文,我放学后在家仔细的回想丑小鸭乐园里的各种植物,后来我决定写自己最熟悉的藤三七。我沉浸在回忆中,把我对藤三七的认识和与之有关的趣事都写了下来。还查了许多资料,向家人核实了许多我不能确定的细节。

 

第二天,我信心满满的带着作文去了学校,期待着能得到老师的肯定。

 

那天,大家把作文交给老师后,她就随意的问同学们写了什么植物。

梅花、荷花、兰花、菊花、牡丹、松柏、竹子......李老师听到这些名字,满意的点着头。当她听到我说“藤三七”时,愣了一下,脸上的笑容马上就消失了。

 

“你写的是什么?你再说一遍。”

“藤三七!”我加大了声音重复了一遍。

 

“藤三七?藤三七!有什么好写的?”李老师一脸的不屑,“不好,不好,回去重新写一个有意思的。”

 

我无辜的愣在那里,不知所措。老师真是厉害,只用听听名字,就能判定作文的优劣。

 

有几个不怀好意的同学听完老师的话就笑出了声,还附和道,“‘藤三七’是什么东西?没听说过。”

 

但是,我并不认同老师的说法,并不是只有“梅兰竹菊”才值得书写,我写我熟悉的植物,才可能写的生动,写的有感情。

 

别人没听说过有什么关系?这是我的作文,又不是别人的作文。况且,大家知道的少,而我正好熟悉,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不是很好吗?如果每个人都去重复写那些已被称颂了数千年的的植物,又有什么意思呢?

 

我没有按老师的要求重新写这篇作文,我告诉李老师这是我最熟悉的植物,从我记事起就认识,别的植物我不熟,没法写。后来,她也没办法,只能作罢。

 

如果说“红花榜事件”是李老师对我的第一次伤害,那么“藤三七事件”就是第二次。她不看内容就当众妄加评论的作法,深深的伤害了我幼小的心灵,顿挫了我的创作热情。

 

自此,我对李老师审作文的能力产生了怀疑,不再像以前一样对她提出的建议言听计从,而是更愿意坚持自己的构思和立场。李老师改过之后,我不放心还要再请老爸帮我改一遍。

 

这样的坚持之下,仅半年时间,我的作文水平就有了明显的进步,就连李老师也无话可说。如此看来,“藤三七事件”的刺激倒还成了一件好事。

 

个人事件的杀伤力也许不算什么,那就来说个集体事件。

 

教数学的刘老师是个四川女汉子,干练的短发配着铿锵有力的说话声,做事雷厉风行,教学严谨,我一直非常喜欢她。有时候,我还特地中午早早去学校,帮她照看一下她刚刚上一年级的小女儿,让她可以安心在办公室睡会儿午觉。

 

但是,有天下午上课时,刘老师说上次数学测验,很多同学的成绩都不理想,有几个知识点,可能很多同学没懂,她今天就再讲解一下。

 

讲完之后刘老师问大家,“都懂了吗?不懂的请举手!”,与往常一样,并没有人举手。

 

没想到,刘老师突然随机叫起两个同学到黑板上做题,偏偏他们都做不出来,其中一个乱写一堆,另一个则全部空着。刘老师很生气,就开始教训他们,越骂火气越大,后来就把矛头指向了所有同学。

 

说我们不懂装懂,不认真学习,浪费她的时间......然后,边骂还边撕起同学们的作业本来,越撕越起劲,越撕越气愤,脸都涨得通红,看着特别吓人。

 

大家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状况,也不知道要怎样才能让老师平静下来。我们只能任由她发作,直到放学的铃声响起,大家也没敢动。

 

后来,刘老师哭着把作业本全部扔到地上,起身说了句,“我教不了你们,我走!” 

 

有的同学也跟着哭起来,有的同学开始挽留老师,有的居然拉着刘老师的衣角跪了下来。但刘老师还是挣扎着回了办公室。

 

我作为一个11岁的学生,真的不太能理解刘老师的这番表现。我能理解一点她的委屈和苦衷,却无法理解她如此这般吓人的怒火。

 

要说老师发火,李老师也经常把粉笔投向上课时开小差、说话的同学,有时候特别生气时,还会随手拿起前排同学的文具盒砸向违反纪律的同学。

 

后来,坐前排的同学都只敢带便宜的旧文具盒来上学,里面基本也不放什么文具,就作个摆设,免得心爱的文具“粉身碎骨”。

 

但是,李老师的杀伤力与今天的刘老师一比较,立马就成了小巫见大巫。

 

本来,刘老师起身说要走,我想这样也好,我们也帮不上忙,正好让老师自己去冷静一下。可是没想到,会有同学哀嚎起来,跪着求她。这样一来,就全乱了。

 

大部分同学都尾随者刘老师去了办公室,韩嫣被叫去参加学校里的少先队活动,我和几个同学在教室收拾完那些残缺的作业本,才去了办公室。还没进门,就听到各种哭泣声,像是在开追悼会一样。有些别班的同学路过,就凑在门口看热闹。

 

我刚跨进门就吃了一惊,里面大概有三十多名同学,全跪在地上求老师别走,以后一定好好学习,认真听课、做作业......

 

刘老师已经停止了哭泣,面无表情的坐着,也不说话,只是仰头看着天花板。她的办公桌前面和她身后都跪满了人。同学们都跪着,就连平常调皮捣蛋的霍骁都难得的一脸严肃。

 

我们几个晚到的,站在那里的显得特别突兀,后来有两个同学找到地方也跪了下去,另外两个扭头走了。

 

我孤零零的站在同学们身后,无所适从。无论是刘老师的面无表情,还是同学们的集体跪求,都超越了我的理解和共情范围。大家都跪着,我怎么能站着呢?有好心的同学给我挪出一点地方,但是我却找不出充分的理由能说服自己献上我的膝盖。我暗自希望,这一辈子也不要出现能令我下跪的理由。

 

我不觉得需要求刘老师什么,如果刘老师真的对我们失望,她想走是她的自由,我不会阻拦,更不会挽留。

 

这几年,各种老师来来去去,我早就习惯了。今天牛老师走,明天自会有马老师来,我有什么好着急的呢?无论哪个老师教,其实对我们的成绩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还是那句话:爱学的总是能学好,不想学的,谁教都是白搭。

 

几分钟之后,我决然的转身离开了办公室。不管其他同学怎么想?怎么看我?我都坚信自己的选择,别人的行为不能影响我的判断。

 

我回到教室,拿上书包就回了家。

 

吃晚饭时,我突然想起今天的值日生和劳动委员刚才都跪在办公室里,那教室的卫生谁去打扫呢?他们后来怎么样了?走的时候有没有把门锁好?我越想越担心,随便吃了几口,就赶紧回了学校。

 

教室的门大开着,一片狼藉。我去办公室看了看,灯已熄,门已锁。于是,回到教室拿起扫帚开始打扫。之后又在墙上的执勤表上签了字,这就表示四名值日生已经打扫过卫生,而不会被罚扫地一周。

 

我不喜欢扫地,但我不能让垃圾影响了明早上课。对我来说,这可比刘老师的去留更重要。甚至在回家的路上,我已经想好,如果明天的数学课没人上,我就先组织一个数学知识竞赛。

 

第二天,刘老师照常来上课,一切就像没有发生过,我也没去打听昨天的后续。

 

大家的数学成绩就此大幅度提升了吗?并没有。

 

并没有几个人因为那一跪,就格外珍惜得来不易的刘老师,从此发奋图强。到了学期末,原来考50分的依然没能越过60分。

 

虽然,时隔多年,但每次想起那么多人跪地哀嚎、求情的场面,我仍然会后背发凉。 

 

我当时以为,这已经算是最具杀伤力的事件,可是没过多久我就懂了,“最”字不能随便用。

 

“园丁”的杀伤力可远远不止于此。

 

 

陈旖璇   写于法国 第戎

2019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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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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