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造就行动
有诸于内，必形于外
中国旧军队中有一支稀有的佛教军。5万官兵都摩顶受戒成为佛教徒，佩戴一枚圆形胸章，正面是一“佛”字，背面是“大慈大悲，救人救世”。
佛教提倡护生戒杀，而军队以杀伐为能事，二者相互矛盾、背离。这是民国的一件奇事。
奇事的制造者是两位奇人：唐生智与顾法师。
唐生智，字孟潇，湖南东安县人，1889年生。他是将门之后，祖父唐本有曾任广西提督。1907年，唐生智毕业于陆军小学，后又进陆军中学，以成绩优秀，保送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为校长蒋百里所赏识。保定毕业分配在湖南混成旅当见习军官。在讨伐袁世凯的护法战争中，显露才华。由排长、连长逐步升至团长、旅长。在湖南各派混战中，赵恒惕一派获胜，属赵派的唐生智升任第四师师长，兼湖南善后督办，驻兵衡阳。他招兵买马，大力扩充部队，很快拥有5万人枪，实力遥居湘军之首，他俨然以“湖南王”自居。
1923年夏天，有一位僧人直闯唐公馆，向唐生智献计。“你的处境非常危险”，僧人的第一句话，使唐生智吃惊，“危险有：一是赵恒惕对你深有戒心，并不完全信任；二是湖南派系众多，都在谋算你；三是衡阳毗邻广西，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虎视眈眈，你随时都有被吞并的危险。”这一席话，使唐生智动了心，向僧人问自救之道。“按我愚见，不如东与吴佩孚虚与委蛇，西与新桂系暗中联络，从而养精蓄锐，等待时机，一举而克全湘。”这正说到唐生智心坎里，立刻请僧人上坐，后来把他留在军中。
这位僧人法号净缘，姓顾，俗名伯叙。江苏武进人(另有人说他是扬州人)，佛教密宗居士(居士就是在家的佛教徒，受过三归五戒的人)。顾伯叙信仰佛学，但不赞成自残肌肤的受戒，所以当了居士。
顾法师被留，与唐生智相见恨晚，唐对他言听计从，尊为老师。不久，唐为他在长沙建造一座“二学园”作为顾的讲经谈法之所。顾定期宣讲佛法。唐部文武官员纷纷投拜在顾的门下。唐的5万官兵也都摩顶受戒成了佛教军。
顾法师行径反常。佛教徒应清心寡欲，但他拥有六房姨太太，最大的不过30岁，小的不过17岁。他虽劝人戒杀，但他却并不吃素，每天宰鸭杀鸡，奇怪的是他只吃鸡鸭内脏，余下的就赏给别人。同时他又善饮，一次能喝白兰地两大瓶。
顾法师到唐生智部的第二年(1924)春，湖南霪雨成灾，人心不安。唐生智向顾法师求教。“我可以设坛求晴。”顾法师笑着表示。在衡阳南门外，按顾的指示搭起高台，八名童男童女，斋戒沐浴。在连绵阴雨中，顾法师登坛诵经念咒，如此表演一番，也许是巧合，天公忽然雨止云开，并放出阳光。台下成千上万的百姓与士兵，山呼万岁，从此衡阳军民把顾法师敬如天神。接着顾法师又在衡阳办了个金光明法会，宣扬佛法，扩大他的影响。
唐生智不断扩充军队，整军经武，以顾法师为军师。消息传到长沙，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坐卧不安，担心唐生智要抢夺他的位置，召集谋士商量对策。第二师的秘书长萧汝霖献计，推荐一位姓白的喇嘛来长沙，也办金光明法会，与顾法师针锋相对，来个“佛门斗法”。那白喇嘛，又称“白居仁尊者”，年50余岁，出生于青海，身材魁梧，肥头大脸，身穿团花大黄袍，当时正在孙传芳手下当谋士，从南京来长沙，住长沙北门外开福禅寺，筹备设坛开法会。众多达官贵人前来拜见。白喇嘛都面授六字真言：“唵、嘛、呢、吧、咪、吽”，要朝夕念诵，有病可治病，无病也消灾，死后可升天。消息传开，拜见活佛的人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
半月后，白喇嘛主持的金光明法会举行了。坛上四角有二对童男童女，白喇嘛居中坐定，“慧眼”童子(白喇嘛门徒)站立一旁，烧纸后，白喇嘛向上天祈祷，赐福给赵恒惕，降灾于唐生智。法事完毕，白喇嘛向台下10万观众施吉祥水。人们争先恐后，踹死者甚众。
正当赵恒惕得意时，唐生智与顾法师商量要赶赵恒惕下台，唐的第四师开到衡山布起防线，炮口直指长沙。
唐生智的父亲唐承绪，本在省政府担任实业厅长，突然一夜间全家不知去向。于是长沙谣言纷起，唐生智部要攻长沙。
又有消息，唐生智已倒向广州政府，派出代表联系。
这都是顾法师的部署，赵恒惕自知没有兵力可抗唐部，决定自动下台。唐生智如愿以偿当了湖南省省长。顾法师得首功。
唐生智刚坐上省长宝座，赵恒惕得到北方军阀吴佩孚支持，准备卷土重来。唐向广东革命政府联系求援，北伐军暂时不能出动。湖南方面，原来亲赵的部队蠢蠢欲动，唐生智陷入两面夹击中。听顾法师计，先向吴佩孚妥协，因条件太苛而破裂。
唐生智与吴佩孚交战，结果唐败退出长沙。正在这时，广东革命政府出兵北伐，任命唐生智为第八军军长。在张发奎、叶挺部打进湖南后，唐生智重回长沙，挂起青天白日旗。从此，唐生智开始了他的纵横捭阖的军事生涯。顾法师跟着唐生智参赞戎机。
1929年冬，依附蒋介石的唐生智部，接受蒋的命令讨伐冯玉祥。进展顺利，在巩县、洛阳一带击退冯部，这时顾法师献计：“如今武汉空虚，何不回师武汉，生擒蒋介石，来个挟天子令诸侯。”唐生智深以为然，与冯玉祥握手言和，自称护党救国军总司令，通电讨蒋。唐部回师郑州，沿平汉线南下，直逼武汉。当时武汉并无重兵，蒋介石手忙脚乱，如果唐部一鼓作气，蒋就会束手被擒。当时蒋在一辆专列上指挥作战，身边警卫不多。但是乘胜前进的唐部，到了确山、驻马店附近停了下来。这是因为顾法师的意见，要等黄道吉日才好开战，同时正逢漫天大雪，用兵不便。哪知蒋介石却利用这机会，分化、瓦解唐生智与冯玉祥、阎锡山的联盟。驻守南阳的原来拥唐讨蒋的杨虎城(任警备司令)，在铺天盖地的大雪中，偷袭唐生智的指挥部。这时唐生智与顾法师正在围炉赏雪。闻变后，唐顾两人从乱军中逃出。
1937年11月，在日军兵临南京城下时，蒋介石命唐生智担当守卫首都重任。顾法师与唐生智到栖霞寺求签预测吉凶，签语是：“仙鹤出笼，凡事先凶后吉。”顾解释签语：“您从此可以摆脱蒋介石，飞上九重天了。”结果唐丢失南京，国人纷纷要求杀唐生智以谢天下。抗战期间，一直未起用唐，顾法师也不知所终。
唐生智崇佛护法功德无量，在国共两方都是官运亨通的不倒翁！
唐生智是民国时期大名鼎鼎的传奇人物，早在他任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时就和佛界结下不解之缘。1923年夏，唐旅长在得道高僧、酒肉和尚兼六房姨太太的共同老公的顾净缘法师的点拨之下，茅塞顿悟，诚心向佛。此后，唐孟公（唐氏字孟潇，故有此尊称）官运亨通，不但当年年底做了第四师师长兼湘南善后督办，还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就升任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湖南省主席。随后第八军更成为宁汉分裂时武汉政权的主要军事力量。
自从唐孟公立志皈依我佛以后，便命令手下官兵人人须得披袈受戒，个个必佩佛陀像章，打仗时口中还要“唵、嘛、呢、叭、咪、吽”，念个不休。
据高人说，反复诵念此六字真言，则可万夫不当，所向披靡。由此唐军也得到了“佛军”的光荣称号。
湖南马日事件以后，唐生智兼任会长的湖南佛化会发展迅猛，大有“一日千里”（当年报刊形容）之势。然而孟公不甚满意，决定要在湖南掀起宗教改革的热潮。1927年9月他在返回长沙之时召集省内佛化四众训话。在训话中唐主席先例牌地把国内国际大好形势分析了一番，然后话锋一转，指出现在佛门净地颇有污染；各大寺院方丈主持养尊处优，脑满肠肥，大权在握，不事劳作，坐享其成，还放高利贷印子钱私肥；然而却不肯出钱支持革命，支持佛化会！这种现象显然和大好的革命形势和远大的革命目标极不协调…..
为了整振僧伽纲纪，完成佛门大统，唐主席宣布省政府议案决定：所有寺观庙产，要一律收归佛化会管理，各所属佃户以后只向佛化会纳粮，再由佛化会公平分配到各庙庵寺院。为了完善佛化制度，省政府决定在二学园（老唐顿悟时修建的禅园）内扩建僧房数千间，然后集中所有僧众，共同修行；衣食则统一由佛化会供给。为了戒除佛门弟子好逸恶劳的化缘行乞恶习，唐主席决定在二学园划分农、工二禅，由佛化会指导僧众，垦荒办厂，从事生产。出家人应以劳作提高修炼，从生产中领悟禅机。主席还将之称为“为佛化开一新纪元”。
随后几天，唐主席不辞劳苦，多次召集僧众和各方丈主持演说，并特别强调：“我对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与不法的共产，尚且严加惩办；如有不遵行议案，违令传戒，隐匿财产的贪污和尚，我一定严办！”
尽管唐主席兼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兼会长苦口婆心又哄又嚇，许多方丈却是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有的还向信众散布对省政府议案和唐主席相当不利的言论，甚至说唐主席要没收庙产，解散和尚，还想将佛门赤化。为此，长沙卫戍司令部协同公安局，将违抗议案的和尚首领映清（长沙开福寺主持）、项严（上林寺主持）、道香（上林寺总管）、开悟（万寿寺总管）、普修（万福寺方丈）等等一十二人缉拿收押，“以示惩戒”。省政府也责成佛化会派员，以长沙为圆心，逐渐向各县乡清查寺庙财产。
在清理庙产时，确实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岳麗山的名刹万寿寺，原来每年起码有600石的收入，却被方丈总管等私分，弄成一笔收不敷出的烂账；上林寺干脆在清单上填入岁收3000，岁支9000的怪帐。
湖南佛化会经过数月的整理，还换了不少寺院的主持或总管，似乎有些成效，一些寺庙按照佛化会自己的说法，是“完全刷新”了。然而唐主席虽然雄心万丈，但肯定大大低估了宗教改革的困难性和复杂性。他更没有领悟到国民革命的多变性，还没等他把二学园那几千间禅房修建好，他已经兵败下野亡命日本了。
后来接任的何健主席，对宗教改革的热情大不如他的老上司，湖南各处的庙庵寺观，也就逐渐又恢复到原先那种习以为常的状况了。
不过，唐主席对佛门的热情并未因为他的多舛运遇而降低，1952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中，他和另外一个老佛迷将军陈铭枢，一起成为了中国佛教协会的主要发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