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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东海文艺出版社

(2013-12-31 21:34:10) 下一个

忆东海文艺出版社
费淑芬

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当时尚属青年的同志,现在也已皤然白发了,有的早巳离休退休,还在工作着的,也是在站着最后一班岗了。偶然有机会碰到一起,谈起在东海文艺出版社的那段日子,至今还是颇为怀恋的。

东海文艺出版社筹办于19568—10月间,我能清楚地记得的是那年国庆节游行时,我们已经扛着东海文艺出版社的宣传牌了(按,据档案材料记载,东海文艺出版社是1956101日正式成立的)。

在全国出版系统的大家庭里,东海文艺出版社只是个年幼的小弟弟;而作为专业性的文艺出版社,它出生是不算晚的。我记得属于全国性的,当时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还有天津的百花出版社和上海的新文艺出版社,其他地方的文艺专业出版社尚没有或极少。

东海文艺出版社是属于浙江省文联领导的,当时的省文联副秘书长林辰夫同志兼任社长,张亚中、李偀民同志和从浙江省军区宣传部转业来的季沉同志任社委委员。出版社正式开办时,张亚中同志脱产去北京文讲所学习,因社长是兼职的,社内实际工作由季沉同志和李偀民同志共同主持,季沉负责全面,侧重行政领导和经营管理,同时兼审部分书稿;李偀民侧重抓编辑部并兼《大众演唱》的主编。此外还有一位许天虹先生任编辑部副主任,参与审稿。

当时的编辑部文字编辑不足十人,除了原《浙江文艺》编辑部的朱秋枫,周天祥,沈祖安,童叔韶和我又从浙江人民出版社拉回去之外,又从浙江大学调来了袁卓尔同志,从鄞县文化馆调来了朱承斌同志,还从省文联调来了徐黎平同志。

文艺出版社虽是专业性的,但文艺本身门类很多,需要分工。因此我们基本上是一人挡一面。我记得当时是朱秋枫分工编诗歌,周天祥分工编曲艺和音乐,我编小说散文,袁卓尔编古典文学,朱承斌编民间文学,徐黎平编儿童文学。这样的分工,并不是说哪个人在哪方面有什么专长,而只是相对来说较为合适而已。只有戏曲剧本当时编辑任务特别重,才由沈祖安和童叔韶两人负责。这样,虽算不上人尽其才,而从当时的我们来说,却确是努力在各尽所能了。

因为出版连环画,美术编辑有了四人,除了韩关镇是从浙江人民出版社来的,有刚从美专毕业的两个大学生孙光基、吴薇芬,还有一位华胄,似乎来了不多久便走了。

我们这些人,除了编辑各人分工的书稿外,还要兼编《大众演唱》的稿子。这个刊物大概出版了三期,后来与省文化局办的《俱乐部》性质类似,奉命停办了。

行政工作这个摊子,当时也只十多人,和编辑部一样一人挡一面,甚至一身兼数职。有些做法一般看来似乎不够科学,但在当时人少事多的情况下,只能如此。如周剑佩同志,就会计出纳一人兼,金祖华同志总务采购一人兼:从部队来的潘若虹同志人事和行政一人兼。资料是从文联来的徐月英同志,编务是部队转业的何槐昌同志。只有出版业务繁重而细致,有两人做这方面工作。

当时大家的工作热情,真是一把火烧得起来,这里面有初生之犊不怕虎的单纯和幼稚,更主要的却是满怀壮志豪情,以为党既然交给我们这样重的担子,就是对我们的信任,因此定要拼着性命把工作做好,人人都把这当作终生事业。

出版社要出书,出书需要稿子,勉强排定了桌椅座位,就兵分几路,四出组稿,季沉以他解放前在上海读书和文艺界前辈的关系,偕同朱秋枫、沈祖安去上海向巴金、靳以、师陀、丰子恺等名家约稿。丰子恺的《近代西洋十大音乐家故事》和萌芽丛书《翠姑娘》,就是这次组来的。另外一些老作家答应的书稿还没有来得及寄到,反右却已开始了;袁卓尔以她在大学工作的人事关系,向学者教授组稿,如夏承焘先生的《怎样读唐宋词》,宋积仁的《古典文学选讲》,也就是那时组来的。中篇小说《在旋涡中》和翻译小说《未寄出的信》,则是我以原《浙江文艺》编辑和作者的关系组来的。为了整理曲艺艺人的口头艺术,周天祥经常扛了个二十多斤重的钢丝录音机到书场去录音;编剧本的两位同志白天看稿,晚上还得一遍又一遍地看演出。那一时期,整理出版了一大批地方戏曲的传统剧目,如越剧《碧玉簪》、《孟丽君》、《泪洒相思地》;婺剧《黄金印》、《孙膑和庞涓》;绍剧《龙虎斗》;湖剧《麒麟带》等数十种,大大地丰富了各地的舞台演出。

以上这些书,在的思想统治文坛时,有的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遭到批判,但在粉碎四人帮后,大部分得到了再版。它的社会效益,可以说是经受了历史的检验。从经济效益来说,办社一年,除了开支,盈利2万元,在当时来说,也是相当可观的。

东海出版社的社址在原武林路138号的一座三层小楼里,楼下三间,一间是会计室兼出版室,一间会客室,当中一间是过道,放一张乒乓桌,这是全社唯一的体育用具,有时也用来作打包捆书。二楼三间,两间作编辑室,一间是资料室。整个出版社就是六间房子,三楼及其他附属间则都是集体宿舍。成立之初,一无所有,连办公桌椅都是东拼西凑的。直到后来经济好转,才由金祖华同志到东阳义乌去置办来一些必要的家具。

还值得一提的是部队转业来的三位同志,他们来到地方,一报到,没有来得及熟悉情况,也不容许有时间安排生活,立刻就与大家一样投入了工作,并且毫不逊色。特别是出版印刷业务,技术性相当强,而汪国铨同志跟了一个月的班后,即能独立工作,作出了出色的成绩。

当时的东海文艺出版社,上下打成一片,有事大家商量,工作虽然紧张,气氛却很和谐。同志之间,虽有分工,却不分家。遇有送信、打包等行政上的杂务,办公室的同志忙不过来,编辑部都会来帮;编辑工作上需要什么东西,总务连夜会去采办。工作紧张时,打几个夜班,当时都不知道拿夜餐费。星期天,节假日,大家一起去游览;哪个同志办喜事,大家凑份子办桌酒请新郎新娘。既是祝贺,也加强团结,宛如一个融洽的大家庭。即便是遇到像调整工资这样有关每人切身利益的事情,也没有人特别计长较短。有的同志还主动谦让。如李偀民同志她1955年从部队转业时是大尉,按地方工资是行政17级,有人提议加一级,上下都没有意见,可是她自己却主动提出不要加,因此退掉,谁知这一退却是长长的二十六年,直到1982年普加时才加了一级。

这个行动,在现在有些人看来会被嘲笑为傻瓜的,但在当时,领导同志这种以身作则的作风,在群众中是产生了良好影响的。

1957年夏季到秋季,反右运动日趋紧张,但大家在参加运动的同时,仍坚持着编发书稿,有时白天耽误了,晚上加班,所以书还是一本本印出来。1957年共出书96种。

但是随着所谓斗争的深入,东海文艺出版社被指斥犯了方向性错误,决定并入浙江人民出版社.原东海文艺出版社的同志除少数留在省文联,大部分并入浙江人民出版社。那时一切都是组织决定,尽管大家对这个集体十分热爱,却也无可奈何。于是原来属浙江省文联领导的东海文艺出版社,就到此结束了,它存在了一年零两个月。

以后,东海文艺出版社的牌子还是挂了一个时期,但实际上它只是浙江人民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室另一块牌子。

19581月,反右高潮已过,但还要补课,于是,原东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朱秋枫和我以及一个搞出版的共三人,被上了右派,下放劳动;其他同志也下放的下放;调离的调离,绝大部分都被散去了。

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反右得以改正,文艺获得解放,现在很多同志都已返回到文艺工作岗位上,但有一部分同志却始终未能归队。

以上是我所知道、所经历的关于东海文艺出版社的情况,也许有所疏漏或记忆不确,好在原东海文艺出版社的同志还有,希望能补充和修正。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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