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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者戴震的善恶观

(2014-01-28 14:14:33) 下一个
笔者览清代思想史著作种种,已然可以断定,整个清代,在顾,黄,王以后,真正能把学问和思想完美结合的人,非戴震莫属。自戴震以后,乾嘉学术即开始逐步走入过度注重文字,训诂,考据,制度之经学末流,此点连戴之高足段玉裁也已察觉。戴震不仅堪称余英时所誉之 “经学考据运动中最具权威性的理论代言人”,还更进一步,经由《孟子字义疏证》超越考证,并在此坚实基础上达到义理的高度,即戴震最终不仅是一个考据家,还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思想。他的思想对宋儒有直接的挑战。

戴震原创思想的关键点,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已经反复言之:即“重智” ,以智力主义代替道德主义。钱穆的弟子余英时在多年后更用“智识主义intellectualism” 概括, 其实并未超出钱穆的见解多远,只是将其深化和理论化。

钱穆在戴东原多种著作中,特别注重戴东原论善恶的语句,如:

“智愚者,远近等差殊科,而非相反;善恶则相反之名。········人之成性,其不齐在智愚。······任其愚而不学不思,乃流为恶。愚非恶也,性无有不善明矣。”

此处,戴震似乎回到了孟子最初的性善论,但他的阐释是独到和有针对性的。他认为,性善是普遍的,不存在善恶在根本意义上的对立,因为这种对立违背普遍人性;现实当中个体人和人之间确实在行为上存在善恶之分,然而,这个分别的根源在于智力在程度上,而非本质上的差异,恶的根源在于愚昧,而愚昧的原因是不学。这样,戴震相信,表面的善和恶只是智和愚的一种外在反映,但智和愚并非绝对不可改变,而是可以通过教育和启蒙--“学”来改善。这个动态和相对的过程直接挑战了宋儒绝对化和形而上学的天理观,因为在戴东原看来,所谓理,并非如宋儒宣扬的那么高不可攀,玄而又玄,与天地同生,理本身,无非是“所照所察者之当否也。”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作出正确,合乎理性的判断而已。还没有掌握这一能力的人,只是需要靠学习来增进智慧。上溯到先秦,则戴学近荀,而远孟。荀和孟何者更接近孔子学说真义,殊难断言,但记得李泽厚曾经说过,他更偏向于认同荀学。

明代王阳明曾写过著名的四句偈:“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清儒们对王阳明几乎是绝口不提的。王阳明在这四句中表达的善恶观显然带有明显的禅宗痕迹:善恶本无,纯在于意念之动,岂非六祖本来无一物之翻版?和王学之精髓:达致良知在于知善恶。但是,如何才能辨别善恶?王阳明不会回答方法问题,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个无法言说的,直觉和顿悟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良知最准确的翻译是:intuitive moral knowledge。以戴震的观点看,与其纠结于善恶之有无,不如直面社会和知识根源。这也是明代学风和清代实学之别的一个具体而微的例证。

从很多方面看,戴震确实具有某些比较“现代”的理性主义思想倾向。这不并不奇怪,钱穆也已经注意到,戴震的人生经历,用今日的话来说,是很接地气的,他做过生意,走南闯北,好人坏人,大事琐事 “尽知之”,对民怨,世情,自有一番体悟,绝非一个只懂高头讲章的冬烘先生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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