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斗狼
老烟记事
【我家能与28军发生来往，完全是由于母亲好事。与一般的孀居官太太不同，母亲并未因为丈夫去世而远离官场，反而更深地介入这个圈子。母亲这样做，一方面为求安全，一方面则是天性使然。她虽然一生敬爱父亲，却没有沾染父亲的厌世情绪。她对官场中的人和事始终保持一份特殊的热情，而不能安分守己地过小市民的生活。从来到於潜的第一天起，母亲便开始打造进入“上流社会”的交际平台——这就是我们的家。
我家坐北朝南，外面有一条狭窄的明渠，水从山上流下来，可以洗菜洗衣。渠上铺设三块青石板，往里走十几步就到了大门。门外有个鸡圈，门内则是一个小院，鹅卵石铺地。院墙一人半高，东墙紧临税务所，西墙设花坛，旁边开一小门，通往菜园。北墙上有两扇黑漆大门，通往内院。
内院正北是厅堂，两侧是厢房，中间是天井。我随母亲住左厢房，右厢房则作客房出租。厅堂面积很大，用木板隔成三间，中间做餐厅兼客厅，左边做厨房，右边做贮藏室。厅堂上面还有一层楼，当间是过道，南北各有两间卧室，大间由三个姐姐住，小间由两个哥哥住。小间卧室的旁边还有一间耳房，用做书房，里面有父亲留下的部分书籍，如《红楼梦》《三国演义》等。
这座老宅是母亲从外公手中继承下来的，她在这里出生和长大，熟悉这里的一砖一瓦。当年母亲远嫁他乡，外公对她非常牵挂。他似乎有一种预感：女儿有朝一日还是要回来的。外婆去世那年，外公立下遗嘱，把老宅留给女儿。两年以后，他便撒手归西。两个儿子谨遵父命，家具摆设一样没动，并且雇人照看房产，只等妹妹归来。当时杭州失陷，日军正在进攻天目山，形势危峻。外公临终前特地交待，不准母亲回家奔丧。直到三年以后的今天，母亲才带着我们回到这座老宅。
老宅大虽大，不过年深日久，受白蚁损害相当严重，柱梁上有许多虫眼，在楼板上一走动，就会发出吱嘎声，但大家习以为常，并不在乎。母亲请来木匠在圆梁上钉木板，变成了方梁，刷上油漆后焕然一新，然而起不到什么加固作用。
可就是这样一座老宅，却为母亲提供了一个活动舞台。回到家乡不久，她就建立起广泛的社交网络，其中包括父亲在於潜任职期间的同事，她年轻时结交的朋友，还有新认识的军政官员。母亲很少闲居家中，每天都要出门。上午头件事就是带着丫环去买菜，准备晚上招待客人。这座老宅的会所功能在母亲手里得到发扬光大，几乎天天都有人到我家吃饭打牌，其中不少是浙西行署和28军的官员。母亲迎来送往，身上似乎有无穷的精力和使不完的神通。
母亲的更大舞台则是於潜这座山城。她接触的人很杂，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她都有一套应付的手段，但主要活动圈还是在上层社会。她结识每届县长和警察局长，到后来居然混到一个“县妇女会长”的头衔。父亲的上司兼老友林树艺，那时已由新昌县长调任浙西行署秘书处处长，实权在握，自然也能给母亲提供荫蔽。
当年要在城里打听“烟师母”，可谓无人不晓。於潜县有四位最有能耐的女地主，人送外号“四大金刚”，母亲即位列其中。许多人夸母亲不简单，独力支撑一个不小的家，让6个孩子都上学，其中两个儿子成了大学生，两个女儿进了师范。事实上，三姐解放后也考入复旦大学，唯独我落了个高中肄业，让母亲的“大满贯”梦想落空。
俗话说，“徐娘半老，风韵犹存”，放在母亲身上再恰当不过了。母亲的外貌瞧上去比实际岁数要年轻：瓜子脸，洁白整齐的牙齿，其中一颗牙用黄金镶边而非全包；皮肤白皙，体态较丰腴；注意穿着打扮，定期请人来绞脸，梳发髻时要抹一层用特殊刨花泡的水；言谈举止多少带有知识女性的气韵，从而使她能够超越普通的小市民。
母亲喜欢抛头露面，也是为了支撑这个家。我那时还小，不知道为家事操心，现在回想起来，父亲早早归天，撂下这副重担，真难为了母亲。别的不说，光是七八张嘴的吃喝就够对付的了。不到20亩地全租给农民，我也不晓得这些不动产在何处，只知道每年一到收获季节，储藏室就得腾开，堆放交来的租，有多少说不上，不过全家一年的口粮还是不太够。
送谷的农民并非结伴而来，每来一位母亲都要留他吃顿便饭，他也会送上些土产品。母亲态度温和，农民交多交少，每年有个口头契约，母亲并不跟他们斤斤计较，因为论起来都是乡里乡亲。可她对“外人”有时却挺抠门，我印象深的是买柴：当她在市场看中一担柴，会让山民挑回家过秤，每次她总要做些手脚，比如用新秤的秤杆挂老秤的砣，以此来沾点便宜。这大概是母亲的小生意人本性。
除了农田谷租、山林木材、入伙贩卖土特产之外，我家另有两项收入来源，其一是房租，其二是设赌抽头。
先说房租：除了右厢房长年出租，我家在城中还有一幢两层楼租给县地方银行使用。这楼原本由大舅买来开店，没想到刚布置整齐，日机便来轰炸於潜。楼虽然没炸着，大舅却吓得够呛，于是决定搬到福建去。大舅妈是福建人，老想回娘家，这次总算如愿以偿。大舅一动窝，二舅也坐不住了。从小到大，他什么都跟哥哥在一起。现在哥哥要走，他也不想呆了：只要兄弟联手，哪儿不能做生意？但是母亲不愿跟他们走，她对国军挺有信心，觉得日本人打不进天目山；再说她刚从新昌搬回来，再折腾到福建去，实在没有那份心力。
大舅走前处理资产，把这幢新楼以三折价钱盘给母亲，让母亲拣了个大便宜。话说回来，於潜那会儿人心惶惶，富户纷纷外逃，房价大跌，大舅想找个更好的买主也不容易。这楼将来真要挨了炸弹，那更是血本无归。好歹贱卖给妹妹，也没什么可心疼的，就当临行前送她最后一笔资助——从今儿起，一切都要靠她自己了。
日军那时轰炸於潜，属于“搂草打兔子”，其主要目标是禅源寺里的浙西行署。等禅源寺给炸掉，飞机倒不怎么来了。小市民就像小鸡一样胆小，却又像小鸡一样健忘，眼前危险过去，依旧找食过生活，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母亲待局势平稳，便开始琢磨要把这楼租出去，没想到银行行长先找上门来。原来在那次轰炸中，县银行未能幸免，一直在找地方重建。它有个经理到我家玩牌，听说母亲刚到手一幢楼，回去就报告了行长。行长实地考察一番，感到很满意，便登门拜访，请求母亲把楼出租给他，租金从优。母亲也想结识行长，便做个顺水人情，我家从此又多了一项收入来源。
至于设赌抽头，则是我家的老本行。母亲从小在牌桌边长大，深谙此道，待厅堂收拾一新，她便开起业来。打牌这事也怪，要挑人挑地方，老聚在某处打牌，渐渐也会对这个地方产生感情。很快，以前的牌友纷纷归队，又招来一批新的达官贵人，有时在厅堂里能摆四五桌。这些人不差钱，打牌是联络感情找乐子，顺带搜集点政商情报。在那个动乱年代，信息是很重要的。先知先觉者，不仅可以保全身家性命，甚至能够大发横财。母亲敢于呆在於潜，“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也是因为有这样一群人在身边。她的赌场真要没人来了，自己也该卷铺盖走人了。
作为东道主，我家能够抽取可观的头钱。然而母亲不喜欢被打牌搅乱生活，规定每晚只能打到12点。来玩牌的不少是公职人员，到点收摊不影响第二天上班，所以太太们不会跑来闹事，母亲的生意得以长流水不断线地搞下去，她在於潜的人脉也变得越来越深厚了。】
2013-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