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UEMEI的博客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正文

马林:“二流堂”那些人和事

(2019-12-02 18:50:57) 下一个

“二流堂”那些人和事

              马 林

 

               

         二流堂“堂主”唐瑜夫妇
             
           

                                     相片中的人物,从右到左,前排:秦怡、张瑞芳、吕恩;

中排:赵丹、吴祖光、唐瑜、丁聪岳母、丁聪夫人沈峻、丁聪;
                             后排:黄佐临、张乐平、桑弧。


                          

                                                                                        文革中的《批判二流堂战报》(第一期)

 

在1955年反胡风和1957年反右派之间,曾有一场反对二流堂及其小家族的运动。这场运动主要是在文化部在京各单位及文联各协会开展的。到了1957年,二流堂重庆时期人员的一大部分,北京时期的全部和小家族成员统统被划成右派。文化大革命兴起又都无例外地成了反革命分子。

那么,二流堂究竟是个什么组织?他们的命运,留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何为二流堂

 

抗日战争期间,位于陪都重庆的一所叫碧庐的大房子里,聚集了一批从全国各地流亡到重庆的文化人。长住的有话剧编、导、演金山、张瑞芳、吴祖光、吕思、凤子,音乐家盛家伦,《大公报》记者高集,《新蜀报》记者高芬,民盟萨空了;时常往来的就更多了,有冯亦代、黄苗子、郁风、戴浩、方菁、沈求我等。坚持抗战,同情人民大众,靠拢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争民主、争自由,是他们共同的追求。对此国民党当局心知肚明,就在距离碧庐不足20米的一个坝子上搭了个席棚,以麻将桌为掩护,设专人常年监视碧庐的活动。

时任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文化组副组长的夏衍,是碧庐的座上客和主心骨。他是奉周恩来之命,一为广交朋友,时常就抗战形势和遇到的种种问题,来和朋友们通气;二是充分利用这个据点与相关人士会面。如在此地会见日本反战人士鹿地亘夫妇等。

有一天,郭沫若、徐冰(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来访,话题谈到不久前在八路军办事处看过从延安传来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剧情很简单。哥哥在山冈上开荒种地,远见妹妹送饭来,就佯装睡懒觉,被妹妹指责是好吃懒做的二流子。后来误会解除,兄妹合力开荒,支援前线。聚集在碧庐的这些文化人,大多是自由职业者,居无定所,作息无序,自由散漫,落拓不羁,故借题发挥,彼此以二流子相称或自嘲。郭沫若本是名士,加上老友相聚自然不会放过凑趣的机会说,二流子集聚之地应称为二流堂。大家齐声赞好。徐冰高声叫喊找纸笔来,让郭沫若题写堂名。后来,纸笔没找到,堂名未写成。但二流堂之名却从此流传开来。据夏衍回忆,1949年5月,筹备建国,各界代表云集北京,他向周恩来汇报工作以后,周恩来还特地问他:“‘二流堂那些人回来了没有?看来周是把二流堂的那些人当作朋友挂念的。

 

二流堂堂主唐瑜其人

 

碧庐”——“二流堂是唐瑜建造的。他是二流堂名正言顺的堂主。如何看待唐瑜其人呢?最有发言权的是夏衍。

首先是因为夏衍一生经过无数政治风云的历练,而又才思敏捷,著述等身,举凡翻译、论述、话剧剧本、电影文学、报告文学,均有涉猎,这使他洞悉世事,目光犀利,见地独特、老道。其次,夏衍和唐瑜从1929年算起,有着66年从未间断的友谊,他们共同经历了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建国以后的四个时期;地跨沪、港、渝、桂、京各地,彼此亲密无间,聚多离少,相知甚深。第三,文革中,他们一个是名符其实的二流堂堂主,一个是二流堂的黑后台,一起被揪出来在万人大会上挂牌游斗,一起受辱蒙难,又先后获得平反,绝对是荣辱与共。

那么,夏衍是怎么看唐瑜的呢?夏衍说,唐瑜是富贵胎,叫花命像唐瑜这样的好人,今后再也找不到了

唐瑜出生于广东潮州一个华侨家庭。少年时为追求公平正义,从15岁起便和主编《绿洲》杂志的潘汉年建立了通信联系。1929年唐瑜只身离家赴上海投身革命潘汉年热情地接待了他。先把他安排在西门书店当小伙计,之后又派他到左联机关料理杂物。这期间,他认识了夏衍、阳翰笙等人。他在参加五卅大游行时被捕。警察对这个既不懂普通话,又不懂上海话的小南蛮子无计可施,又不肯轻易放过,稀里糊涂地判刑六个月。监狱是革命者的学校。唐瑜出狱时不仅能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还从同监难友那里学会了不少对付特务盯梢的办法,深受潘汉年的赏识,当起了潘汉年的交通员。

艰苦的革命生活锻炼,潘、夏的提携,加上个人的奋发努力,唐瑜从每月要靠潘提供5元钱的生活补助费,到学会了写文章、编刊物,在文化、电影界闯出了一片天地。

突然有一天,唐瑜发财了。原来,唐瑜的哥哥是缅甸的一位华侨富商。他借滇缅公路的开通,给唐瑜送来了几辆大卡车和一辆豪华小汽车。大卡车上满载着战时稀缺的物资和食品。战时的重庆工业品、药品十分匮乏,价格昂贵。唐瑜把大小汽车、物资卖掉;食品与朋友分享。唐瑜因此有了一大笔钱。他用这笔钱先后盖了五六幢房子。夏衍一家居住的规模较小较简陋,取名依庐的房子便是其中一幢。同情中国革命的奥地利医生弗里茨·严森(严斐德)的住宅也是唐瑜提供的。唐瑜盖房子,完全是出于朋友们的需要,同时也是出于自己的浓厚兴趣,所以全部由自己设计,自己组织施工,为了使用木材方便,他甚至在重庆郊区买了一座木材蓄积量可观的小山。

碧庐是其中最大的一幢。当时在新华社工作的乔冠华称它为有着西班牙风格的建筑。它迎面有高大的立柱,宽敞明亮的阳台,有单间睡房和可供多人打地铺的大房间,有可容纳几十人聚会的大厅。这里的住户由堂主免费供应食宿,对朋友一律欢迎。唐瑜虽然有自己的睡房,但每逢人多或是来了家眷,他便挤到大房间去打地铺了。一副土产的古道热肠加西方的绅士风度,难怪被誉为当代的孟尝君

1962年潘汉年获得假释,住在北京郊区,每逢进城必到唐瑜东单王府井住所,北梅竹胡同来歇息、闲聊。提起二流堂,潘说其实唐瑜的哥哥更像二流堂的堂主。原来早在1940年潘就奉周恩来之命在香港约见过唐氏兄弟,布置他们利用关系,在缅甸建立一个空壳公司,以备必要时疏散文化界进步人士之用。唐氏兄弟当即返回缅甸,以最快的速度安排妥当,同时为《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导演蔡楚生、妻子陈曼云办理了入境缅甸的手续,再回到重庆当面向周恩来做了汇报。不出所料,皖南事变爆发,周恩来安排大批文化人进入缅甸。其中有摄影师吴蔚云,画家丁聪,诗人张光年(即光未然),音乐家赵 、李凌,戏剧家胡考,以及党的领导人徐迈进等。唐氏兄弟对这些人不仅包食宿,还发给生活费、置装费,足见潘说唐瑜之兄更像二流堂堂主言之不谬。幸好缅甸二流堂更具有临时性,也未曾命名,文革期间也未曾受到追究,否则会为天下人留下更多笑柄。

最冤的是二流堂北京时期的堂主吴祖光及小家族的成员。他们受难时间之长、程度之烈超过所有人。吴祖光生前发出的一生误我二流堂’”的呐喊,可以说字字血、声声泪。

 

二流堂的精神气蕴

 

由于整肃二流堂错得太离谱,所以文革后二流堂一案较早获得平反。1979年7月27日文化部党组以[(79)文党字99号]文上报中共中央组织部为二流堂平反。那时候,推动平反的七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尚未开始。

文化部党组的报告,在叙述了二流堂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经过后指出:所谓二流堂是我党和一部分党外人士联系的场所,参与活动的同志,都是倾向进步,要求民主的。报告引证了周恩来1970年5月9日对文化部和艺术院校的群众说过的话:二流堂不是一个组织,它没有正式手续,不像哥老会、青红帮有个手续;就是一个在一块吃吃喝喝,不是和二流堂一沾边的就是坏人?!

无需多加说明,这个平反报告带着明显的时代烙印,是小心翼翼的,极其初步的,辩诬超过证明,远远没有恢复二流堂的真实面目和历史价值。

夏衍生前曾在唐瑜的一个册页上,大笔一挥题写了二流堂主不朽几个大字。不朽,用于活着的人并不多见。夏衍如此题写,不排除抚今追昔,笑谈往事的意味,但当我们把二流堂的兴衰,其同仁所受的磨难,与中华民族在苦难中振兴联系起来观察,就会发现一些神圣、永恒的东西蕴藏在里头,发着耀眼的光。不朽,无非是被后人记住,引起共鸣。它是些什么东西呢?

1. 爱国意识

在近代史上华侨爱国是出了名的。就唐氏兄弟而言,论财富、地位,远远比不上陈嘉庚、司徒美堂、邵逸夫、霍英东等人。但是他们在国难当头的时候纾家功革命,罄其所有,尽其所能,义无反顾,终生不渝,而又与我国人文知识分子优良的传统结合得如此紧密,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唐瑜一生造了许多房子,但他造房子一不为生计,二不为牟利,三不为传留后代荫及子孙,他全然是为朋友,为革命,为急人之所急。直至解放后,他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条件,也一直是买房、租房居住。文革中,他被扫地出门,无处栖身,才第一次在虎坊桥分得三间公房居住。

唐瑜一生从不乱花公家一分钱,他长期主管幻灯工作,每逢下面有人来谈幻灯工作,他总是自掏腰包请客吃饭。

说来有趣,在三反运动中,唐瑜还当了一回大老虎(贪污万元以上的称谓)。那是建国初期,为筹建八一电影制片厂,唐瑜被委任为副厂长,奉派赴香港采购电影器材,回来时正赶上三反运动。他兼具只身化妆赴港、经手大量现金、在香港社会联系广泛等诸多可疑条件,怎能不被查?一查,发现货与款严重不符。再查,是买回来的东西多,而花的钱少。多出来的器材,是唐瑜用自己的钱为公家买的。这无异于自己出钱买了顶大老虎的帽子戴在头上。这种事恐怕只有他才能做得出来。

到了晚年,唐瑜早已没有了其他经济来源,全靠工资生活。平日在家里,每每从电视、报纸上,见到什么不平之事、受难之人,被感动了,便悄悄写封信或寄点钱去。他自奉十分节俭,一辈子除了喜欢吃以外,几乎没有什么突出的嗜好。说几句题外话,吃有三品,一曰能,二曰懂,三曰好。能是饭桶,不必说。他是既懂且好,不辞辛苦。为了品尝海鲜馅的饺子,他坐火车可以到站不下车,往前多坐两站。我们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期间,他竟能专程跑到武汉,挖墙打洞、千方百计寻访到曾经为毛泽东烹制武昌鱼的厨师,原汁原味地品尝之后,评价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谓武昌鱼,不过是鳊鱼,极为普通,唯鱼腩味甚肥美。而他在吃上面又十分注重节省,夏衍说他富贵胎,叫花命,也是他们一起在新加坡吃完饭后,唐瑜坚持要把折箩(剩菜)带走时的喃喃自语。

唐瑜弥留之际,曾把他的独子唐颂叫到床边说:我恐怕没有多少钱留给你。事后唐颂告诉我,父亲留下的钱是人民币三万五千元

这就是那个一辈子被视为党内资产阶级而屡遭批判的人。我忽然想到,那些号称代表无产阶级的大人物,什么时候也把自己的财产公布一下呢?

一个连唐瑜这样的好人、爱国华侨都容纳不下,一味加以打击迫害的时代,绝不是一个好的时代。

2. 硬骨头精神

骨气的本意是对真理和信念的坚守,对谬误的抵制。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保持骨气代价极高。

夏衍的腿在关押期间被打断了,但是究竟在何时?何地?何人?何种情况下?在什么问题上形成对抗?用何种刑具打断的?打断后有无进行医治?他从来不说。平时不说,写文章时不说,对亲朋好友乃至对子女也不说,像唐瑜这样的人问过他两次,他还是不说,至死也没和任何人说。有如他当年在国统区办报,对待欲说不能说的问题,便在版面上开一个天窗,给读者留下无尽的遐想。

记得上世纪50年代中期,夏衍已年过半百,刚刚从上海调到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有一次我跟随他外出开会回来,朝阳门内文化部大楼前有十几层的高台阶,他出了小汽车,上台阶是一步跨两级,哒哒哒地跳跃着跑上去的。我当年二十多岁,当然跟得上他。他笑着对我说,这是他当年在日本读书时,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养成的习惯。后来,我跟唐瑜兄又曾谈起过此事。瑜兄说了自己的感觉,夏衍不说自己腿被打断的事,仿佛是出于一种耻辱感。耻辱!为谁感到耻辱?为他奋斗终生的理想?为他参与缔造的新中国?为人类文明的横遭践踏?我们无法猜透。如今夏公拖着瘸腿走了,让我辈泪眼模糊地凝视着他留下的一长串,一深一浅的脚印,从他那拒绝控诉中,领略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领略无声胜有声的无尽含义!

瑜兄不赞成打那么多的右派,对他们公开表示同情,竟然写报告给文化部党组,借口幻灯工作是冷门,无人愿干,要求多分配些右派分子到幻灯处工作。

解放军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被划为军内大右派,要和夫人马楠一起下放劳动。他们的两个女儿一时无法安置。唐瑜说:到我家里来吧!他一诺千金。陈沂的两个女儿在唐瑜家居住经年,后来她们分别读完了中学、大学,都已成才。凡是从那段历史走过来的人都知道,这样做需要多大的勇气,承担多大的风险,即便是有心又有力的老同志,做到这点也很不容易。2009年,瑜兄到上海参加纪念左联活动的会议,病倒了。马楠拿了些钱给唐颂,唐颂说:有钱花,用不着。马楠动了感情说:我知道你父亲不缺钱用,但有的时候精神的东西,也要借物质来表现。我这不是报恩,要讲报恩,我们全家下辈子也报答不完唐瑜对我们的恩情。他老了,这些钱你设法用在他身上吧!

潘汉年犯的是惊天大案,1962~1963年,潘假释期间,谁都不找,哪也不去,唯独跟唐瑜联系。连夏衍、胡愈之等人由于他们担任着重要职务,都嘱咐唐瑜不要告诉,怕连累他们。唐瑜呢?瑜兄说:像你那样的帽子我戴不上。我充其量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反正就是这个样子了。

当时的社会主义教育学院是文化系统的黑帮集训班。陈荒煤是从办公室里被揪出来的,不准回家,直接从重庆押解来京接受批斗,脚上只穿了一双凉鞋。荒煤从一二·九时期的北平,30年代的上海,抗战时期的延安,解放后的武汉、北京,一直从事文艺工作。如今在社会主义教育学院,熟悉的人可以说是打头碰脸,比比皆是。但是,却单找唐瑜,你能不能借一双鞋给我?由此可见,瑜兄的侠肝义胆、不畏强暴在朋友中已经成共识。

戴浩,是总揽二流堂事务和对外交际的一个人物。他多才多艺,风流倜傥,1939年曾入延安抗大学习,后潜回重庆。他除了演话剧、拍电影之外,什么黑白两道、军警宪特、党国显贵,结交了个遍。连蒋纬国也开着吉普车和他同出同进,招摇过市。在旧中国,混迹官场有十字诀,其中一条是:梨园子弟殷勤奉。可见官府和艺人结交,实出于双方需要,古今同理。戴浩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特长,为党、为朋友做了许多别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阶段,已经沦落成一个腐朽没落的集团,原北平公安局局长在撤退台湾前,曾对他说:耗子(戴浩的绰号)这么多年你说你钻了我们多少空子?我要是不走,你能让我钻你们一个空子吗?

戴浩这样的人1957年成为大右派,可以说是理所当然。1962年熟知内情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找到瑜兄带话给戴浩,嘱咐他写一份检讨,即可由统战部出面,为他摘掉右派的帽子。戴浩断然拒绝,说:不写。一写我不就等于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了吗!

文革中,戴浩这种顽固对抗的态度,受到了更加严厉的批判。说他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右派分子。戴浩竟欣然接受,敬谢不敏说:得,这样我岂不就成为右派完人了吗!从此又多了一个右派完人的绰号。

面对知识分子既可杀又可辱的现实,讲气节、做硬骨头的代价是十分昂贵的。就戴浩而言,老婆离婚了,弃他而去;工资降到六十几元,要维持四口之家,其艰难可想而知。当党组织从噩梦中醒来,真正了解自己忠诚的儿子,把他揽入怀抱的时候,距离戴浩告别这个纷扰的世界已经不远了。我们终于在他的讣告中看到这样一句话:他的崇高精神境界和优秀思想品质将永远记在我们心间。

3. 平等宽容

上世纪80年代杨在葆和我拍了一部电影《代理市长》,杨是导演兼主演,我是总制片人。中宣部审查时认为有些台词过分激烈、刺激,要改。我们顶牛,不愿意改。夏衍听说后把我们找去一起看片讨论,说服我们做适当的修改。说:不改,花了这么大的力气,不能放映岂不是损失太大了。

在此期间,我跟在葆不服气,曾直接写信给总书记胡耀邦,向他申诉。那天在葆骑着我的破自行车从北影出发直奔府右街,中南海西门。凭着耀邦同志亲民爱民的好作风,加上在葆的明星面孔和好口碑、好人缘,居然很顺利地就见到了耀邦同志的秘书把信递了上去。没过几天,耀邦同志的批示就传达下来了,大意是:这部电影我看了,台词有点刺,有什么了不起?比那些跟四化不沾边的电影强多了。有了这个批示后,《代理市长》在全国一路绿灯,顺利公映。

耀邦同志是我们心目中最受尊重的领导人,我们对他怀有良师益友,甚至兄长般的感情。《代理市长》得到他的支持和肯定,我们心里是高兴的。但是我们并没有从中得到过多的胜利的喜悦。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如何领导文艺创作,以及如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简单说,有两种领导方式。一种是夏衍身上所体现的,平等、尊重、理解、宽容、探讨、批评、提醒;另一种是长期执政形成的官气十足的衙门作风,我审你改。哪种领导更符合文艺创作的规律,有利于创作的繁荣呢?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瑜兄曾两度侨居港、美、加拿大。有人曾以唐瑜还会回来吗?请教夏衍。夏衍第一次回答:他为什么不回来?第二次回答:他为什么要回来?仿佛是在打哑谜,包含着什么禅机。其实不然,只要联系一下时代背景就很清楚了,前一段是思想解放,奉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一段是思想禁锢,对提倡宽容的人也不宽容。这期间夏衍给唐瑜的信里说:天要下雨,人要内耗,奈何?奈何?透露出心情上的一丝悲凉。内耗就是整人,不容人,就是折腾。像北京时期二流堂堂主吴祖光这样长期与我们共患难同欢乐的老同志,就因为他仗义执言,说了几句真话,就一定要清除、劝退,加以排斥,未免太过了吧!

文学翻译大家杨宪益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有钱难进二流堂’”。黄苗子说:一流人物二流堂我们对二流堂不可小觑。对二流堂里的小人物同样不可小觑。论思想境界、事业成就、道德修养,他们并不比什么大人物差。要更具体地比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对真理的坚守,对朋友的诚信,他们比起许多高官显贵,只高不低。就说唐瑜吧,终其一生,说他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淫,事实俱在,他是当得起的。

4. 快乐的天性

达观快乐是二流堂衮衮诸公的共同天性,其表现又各异其趣。

黄苗子有一幅自画像:一个胖老头赤裸着上身坐在床上,认真地修改着自撰的悼词。那神情专注,一丝不苟,生怕有所遗漏的神态让人不笑也想笑。此事的缘起是瑜兄与几位老友商定,各自撰写或互相撰写悼词、挽联,集中评比,评出优劣。意在避免那天到来的时候,家属和单位,为逝者贡献大小,评价高低,引起不快。

人说,乐极生悲。瑜兄有本事反转过来,将悲剧演绎成为喜剧。为了逃避二流堂专案组对瑜兄实施的跪沙砾、扇耳光的暴行,有一次他出逃了。那年头北京大街上不像如今这般嘈杂、拥挤、眼花缭乱,来往的车辆还比较少。获得暂时自由的唐瑜从东城走到了西城,漫无目的,最后竟鬼使神差地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他累了,坐在金水桥畔,盘点自己的一生。弱冠之年,提着大捆的钞票,投奔革命,如今有国难报、有家难投,酷刑之下度日如年,如此革命不革也罢!想着想着不免悲从中来。电报大楼的时钟显示已经过了午夜12点,一天奔波下来,水米未进,怎是一个年近六旬的老人所能承受的呢!总不能一直坐下去吧,他突然间灵机一动,有了。他站起身,迈开双脚,义无反顾地向前走去,大步跨过宽阔的长安街,走进了公安部的大门。

我是反革命分子,是逃犯,来自首的。他的如意算盘是本想借此来个罪上加罪,能晋升一级被关进秦城监狱,逃脱专案组的折磨。谁知第二天就被送回文化部的牛棚。

你当秦城监狱是你开的?想进就进,又不是二流堂多年后,提起这档子事,面对我的揶揄,瑜兄只是抿着瘪嘴嘿嘿笑,也不搭茬儿,一派天真。

倒是有一个人未经申请,也未经逃亡,不知怎地便从城里的半步桥监狱转押到了秦城,他就是黄苗子。那天,安排甫定,狱方就找黄苗子谈话,主题是到秦城后的感想。黄觉得没啥好谈的,狱方坚持要他谈。事实上,秦城监狱,较之原来的关押处,在食宿条件上都有所改善。狱方是出于施惠于人希望听到赞扬,还是有犯人思想动态之类的报告要写,外人不得而知。黄苗子无可奈何,便操着带有浓重广东口音的官话,拖着长声说:我的感觉系(是),从一个木头造的笼子里头,搬到了一个金子造的笼子里头来了。整个儿一股子二流堂的堂风、堂气。

顺便说一句,据多事者统计,二流堂衮衮诸公,无论吃多大的苦,受多大的冤,没有一个自杀的,这与他们快乐的天性、乐观的精神不无关系吧!

二流堂不是一个什么严密的组织。他们集结在一起,追求光明,鞭挞黑暗,独立思考,服从真理,维护个人尊严,推崇民主、自由、平等;他们个个事业有成,人人达观快乐。难怪许多人心向往之,年老的知名文化人就有启功、王世襄、杨宪益、邵燕祥、姜德明,等等。

 

(作者为北京电影制片厂原厂长)

转自《炎黄春秋

[ 打印 ]
阅读 ()评论 (4)
评论
xuemei-ky 回复 悄悄话 谢谢你!
xuemei-ky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心之初' 的评论 : 谢谢来访。
spot321 回复 悄悄话 值得后人敬佩!
心之初 回复 悄悄话 历史娓娓道来,可惜人去。照片里大概就秦怡还活着。问好。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