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堂
此一言堂非彼一言堂也。此一言堂，乃是万言堂中之一分子。无此一堂之言，便无百家之争。故君子“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欢迎转载，但请注明出处）
张国焘的《我的回忆》，除了多处自我标榜外，还是写得比较中肯。虽然他对毛泽东恨之入骨，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对毛的鄙视，但关于毛对中共的贡献却也并不抹杀，特别是提到四一二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毛泽东却执意要回湖南，党中央觉得太危险，认为毛是湖南的著名“共产要犯”，到处都有认识他的人，回湖南很可能会遭遇不测，所以想把他藏到四川去暂避锋芒。但毛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后来发生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毛回到湖南领导了秋收起义，带着队伍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段毛泽东以身犯险的经历，党史也鲜有提及，而张国焘能够把政敌毛泽东描述为一个有牺牲精神的革命青年，说明他并没有因为仇恨而抹黑毛泽东。所以我觉得他对周恩来的描述应该也是比较客观的。此文中的引文都是张国焘的原话。
总结起来，周恩来有如下的人格特性：
一．关键时刻不知孰轻孰重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时，建立了由共产党主导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但国民党右派旋即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两派关系日趋紧张，在广州的中共领导人忧心忡忡，但又不知如何解决。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知道只有周恩来可以缓解双方的矛盾，一是因为双方都敬重他，二是因为周恩来深得蒋介石将军的信任。可是周恩来此时却在汕头兼任东江行政公署的主任。因为此地刚从军阀手中夺回，所以百废待兴。周此时虽然还是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却并没有时间回来救火。最终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成为蒋介石反共清党的中坚。
二．极强的组织能力
宁汉合流时，所有党员都处于危险之中。“周恩来是一个不多发表议论而孜孜不倦的努力工作者。他很镇静的夜以继日的处理纷繁的事务，任劳任怨，不惹是非。所有同志们的疏散工作，多半由他经手。他之获得一般同志的敬重，地位的日行重要，也是从此开始的。”
周恩来办事精炼，万事有条不紊。因此中共上下口碑极好。张国焘说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他和周恩来都受到中共不公正的批判，在中共八·七会议上被逐出了政治局。两人各自经历千辛万苦回到上海。此时中共有数百位参加过南昌起义后的干部陆陆续续回到上海，于是如何安顿这些人便成了问题。而解决这样的问题正是周的长处，于是他又成为中共的工作重心，很快在11月11日举行的中央扩大会议上成为政治局委员，而张国焘则始终无人搭理。最终是周恩来过意不去，委托张去指导何家兴和贺稚华的工作。这一方面让张国焘有事可做，另一方面周也刚好避开与何家兴和贺稚华打交道。“那位手腕圆通的周恩来，是最现实而又八面玲珑的。“
广东区委成立军事部时，中央并没有军事部。后来中央也觉得要成立军事部，但其时周恩来已经参与北伐，所以张国焘任军事部长。张国焘说所谓军事部，无非就是他和两位年轻的同志，在报纸上收集有关军事的消息而已。“不久周恩来从广东来，接替我任中央军事部长的职务；他带来了一批军事工作同志，才重整并扩大了这项工作。”军事部派遣了很多懂军事的同志到各地去。这些力量，后来被瞿秋白和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折腾，损失大半。
周恩来人在上海，却拥有中央通往全国的交通网。便是张国焘带着中央指示到鄂豫皖苏区，也是周恩来安排顾顺章一路护送。
西安事变之前，胡宗南围剿我军，当时的战略是坚壁清野。不让胡宗南得到粮食，而让我军有足够的供应，都是周恩来的筹划。最终胡宗南粮食不济，只好撤退，红军乘势袭击，颇有斩获。张国焘说“这次战争的胜利，周恩来的贡献最多”。这次胜利，也坚定了张学良兵谏的决心。
三．关键时刻不肯出头承担第一领导的角色
张国焘记述了两个重要事件与此有关。其一是南昌起义，周是众所周知的领导者。南昌起义是周恩来建议的。他最了解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他指出共产党的军事人员大多在张发奎的第四军，而张发奎随时会公开反共。如他一旦反共，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便要被一网打尽，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先发制人，孤注一掷。他手下的黄埔力量，也早已按捺不住。然而真正起义之际，周恩来却让才不配位的谭平山当南昌起义的头。周恩来或是豹子头林冲，但谭平山绝非晁盖。
张国焘觉得这是南昌起义失败的原因之一，虽然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是共产国际在这样的关节时刻不仅完全拒绝支援，而且要求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到南昌反对起义（张国焘觉得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当时除叶挺和周恩来外都想把他生吞活剥）。其二是蔡廷锴的中途背叛，让起义部队失去了一枝主力军。其三是当起义军到了汕头（周恩来在此当过东江公署主任），中央派张太雷来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的决定，所有主持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包括周恩来和张国焘，都丧失了原有的领导地位。而且张太雷还说苏俄是不会以任何形式援助的。周恩来内外交困，很快便病倒在担架上。
第二个重要事件是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盲动主义的处理。中共备受立三路线之苦，所以共产国际寄希望于周恩来能拨乱反正。周于1930年4月到莫斯科。且看张国焘是如何描述的：
“共产国际对他优渥有加，斯大林更是赏识他，认为他一向主持军事和情报工作，成绩斐然，他的能干和政治手腕都难能可贵。六月下旬，俄共16次党代表大会举行时，周恩来应邀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受到会众的热烈的欢呼。这不仅是中共代表第一次受到的特殊待遇，即其他各国共产党代表，也很少受到过这种荣誉。
周恩来的莫斯科之行，收获甚为可观。他一方面与米夫（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兼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东方部部长）相处得很好，并表示欢迎他去中国指导中共工作，陈绍禹（王明）等那些米夫的支持者，多经由周恩来接洽，派回中国工作。另一方面他又同情瞿秋白、邓中夏、余飞等所受的委屈，帮助他们解决回国工作问题。我那是正忙于学习，表示仍愿留莫斯科，他对我也表示相当的好感。这些都表现周恩来的应付才干，而为共产国际首脑们所倾服。
共产国际所期望与他的，是他能纠正李立三的偏差，担负起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责任。他也从未表示半分踌躇的态度，使共产国际信任他确实游刃有余。谁知后来，他回到中国以后，仍不以第一首脑自居……使共产国际的期望又落了空。“
当时中共有三派，实权派（李立三，周恩来），米夫派（王明等，资历浅但极想脱颖而出），和偏右的老干部派。周恩来便经常将出头露面的机会让给资历浅的米夫派，以至于有人觉得周是米夫派的傀儡。
有人认为周恩来之所以不肯给自己定位为最高领导人，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是南昌起义的失败。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其二是他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时，深受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广东省省长、黄埔军校党代表）的影响。廖仲恺是个实干家，身兼多职，忙里忙外，让苏俄代表鲍罗廷十分敬佩，经常感叹中国没有多几个像廖仲恺这样的人。在国民党的权力斗争中，廖仲恺是公认的豹子头林冲般的人物 – 他自己不当头，却有足够的力量把晁盖扶上宝座。他的存在，便足以震慑国民党右派。正因如此，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暗杀后，鲍罗廷和中共领导人便都手足无措，进退失据。
廖仲恺应该是周恩来的榜样。
四．回避斗争，与人为善，尽量调和
斯大林在权斗中战胜托洛茨基之后便开始清党。向忠发和陈绍禹（王明）揭发了苏俄的中山大学内有个所谓江浙同乡会，其实是个150多人的的反革命集团。顾谷宜和蒋经国都是该集团的领导。共产国际和中共委托周恩来处理。周恩来经调查后做了结论：该组织不存在。可想而知，如果周恩来在清党的大环境中说该反革命集团确实存在，不知道要有多少人受害。
党中央在清算瞿秋白的错误时，张国焘主张严打，因为他在南昌起义失败后逃回上海，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对他置之不理。周恩来则认为只要瞿秋白纠正错误，仍是中央的领导。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反对瞿秋白和李立三的斗争中，都被共产国际视为调和派，既不贬低被斗争的同志，也不贬低反对他的同志。周恩来对待“李立三的错误，有时也会在不动声色之中加以修正，但从不与李立三正面冲突。”
当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位波兰同志，张国焘已记不得名字）不知高低板着面孔训斥张国焘时，周恩来也赶快抢着替张国焘解释。即使是对所谓右派的批评，周也只说现在党内意见分歧，需要分别疏通，不可逼使反对者走到反党方面去。“那位波兰人听了周恩来的话，无词以对，我们的会谈，至此也就不欢而散。”
周听到张国焘说要号召党内团结，便马上“赞成我的意见，并应允分别采取具体措施来实现。”
张国焘听说周恩来到达江西苏区后，曾批评毛泽东搞肃反扩大化，但张说他不知内情究属如何。张国焘说他到延安后受到无止无休的批斗，但“周恩来从未斗争过我”。
（当然周对敌人，特别是叛徒，却是心狠手辣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这里就不多说了。）
西安事变抓住蒋介石后，连平素温和的朱德也抢先提议要把这些家伙杀了再说。张国焘则说要先推测一下莫斯科的意图。苏俄则又一次背叛中共，说不会援助西安。周恩来是一贯以反帝反封建为己任。如今日寇横行，最好的结果就是联蒋抗日。西安事变的结果，最终由周恩来步入蒋介石的住室内向其慷慨陈词而完满结束，是中共能得到的最好结果。
张国焘说西安事变最危险的时刻，却是在张学良出乎周恩来的预料陪蒋介石去了南京之后。那时
“东北军的少壮派鼓噪起来了。五十多个少壮军官，以死来威逼周恩来，他们持着武器，在一个会场中向周质问他们的少帅哪里去了？他们说西安事变是中共挑动起来的，事后中共又提出和平解决的办法，出卖盟友，与蒋系人员，秘密妥协，牺牲东北军，以图自身的私利……这一切的一切，都要由罪魁祸首的周恩来负责。
周恩来面临这这种险境，施展出全身解数，幸而应付过去了。他态度镇静，措辞诚恳… 那些暴躁军人终于在无可奈何之中不得不顾全大局。“
（周恩来也确是数十年从未忘记中共对张学良的亏欠。）
张学良和蒋介石回南京后，毛泽东显得特别焦急，认定张会将一切罪过都推到中共头上。蒋会因此实行前所未有的报复，中共也将面临灭顶之灾。这也许可算是一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例子。周知道毛的紧张心情，回电说蒋自命英雄，答应过的事不会全部反悔。毛泽东方才笑逐颜开。
周是一心抗日的。西安事变后便组织训练班，研究日文，日军文告和其他渠道了解日军动态。平型关大捷，也是周多次敦促而最终打响的。毛泽东是一直要保存实力，而周恩来每次都表示不同的看法，认为中共应该积极抗战，冲锋陷阵，不能言而无信，表里不一。张国焘说毛每次遇到党内有争执的时候，就会宣布休会。毛泽东最担心周恩来到抗日前线去鼓捣八路军将领当抗日英雄。
五．轻信别人，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给革命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周恩来一开始便轻信蒋介石，认为他是反帝反封建的年轻有为的革命领导人，愿意勤勤恳恳为他工作。他和苏俄代表鲍罗廷都对蒋介石赞誉有加，一直到中山舰事件发生时才有所觉悟。
四一二政变前夜（1927年4月11日晚），周恩来又轻信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师师长斯烈，不顾几乎所有同志的反对，贸然前往第二师师部，结果被斯烈扣留。
周在南昌起义时轻信蔡廷锴，让他继续当第十师的师长。但蔡廷锴在起义军南下的半路上带走了第十师，致使起义军在关键时刻失去了一支劲旅。当时“革命委员会和参谋团的多数委员，都对蔡有些不放心，主张应派得力的人员去控制第十师。独周恩来认为不应对蔡表示不信任”。
周在上海时（1928年）轻信何家兴和贺稚华（贺治华）。贺治华原是朱德的夫人，人很聪明，也很漂亮，能说流利的德语和英语，但弃朱德而和何家兴同居。张国焘知道后觉得此人不可轻信，但没有引起周的重视。贺治华和何家兴天天晚上吵架，但白天看到周恩来和罗亦农（中共政治局委员）便热情似火。其时周已经和邓颖超结婚数年，所以贺治华知难而退，但对罗亦农穷追不舍。罗亦农心中所爱，是李哲时而不是她，于是贺治华由爱生恨，主动去找捕房政治部的负责人告密，说自己手中有350多个共产党员的名单和地址，其中多数是参加南昌起义的人物。只要捕房答应给她两本出国护照和五万元美金，让她到她所愿意去的国度，并替她保守秘密，她就可交出来。她还说，她愿意先说出罗亦农的地址，要捕房立即去逮捕，以证明她所说非虚。双方可以依此验证之后再履行条件，完成这桩买卖。捕房依照她的话行动，果然抓住了罗亦农。罗坚贞不屈，牺牲时仅26岁。
幸而周的情报部门马上知道了详情。于是周派顾顺章带了几个人在爆竹声中解决了何家兴和贺稚华，抢回了他们手中的共产党员的名单。
六．服从组织，任劳任怨，不计个人荣辱
1926年6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和毛泽东是主张反击的。叶挺、聂荣臻、恽代英、罗亦农等人也请求反击。其时广东有五个军，蒋介石手下只有第一军，而第一军中也是中共党员最多的军队。反击的胜算很大，然而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最终决定妥协，让张国焘带着尚方宝剑到广东实施。张国焘说周恩来原来‘鼓吹黄埔中心主义…表示对黄埔的前途极抱乐观。他和鲍罗庭相处无间……他们两人都主张抬高蒋介石将军的地位，使黄埔力量能够迅速发展。’如今被打了一闷棍，中共中央自然觉得他犯了大错。周完全接受党中央的批评。借用张国焘的原话：“当时周恩来的地位是很尴尬的。他被免除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声望大受损失；但仍要在黄埔工作，日与蒋氏周旋；而且他的中共同志们对他也多所责难；认为三月二十日事变的造成，他要负相当责任。但这种处境，使他第一次历练了他的忍耐力，也表现了他的处事手腕。对于以往的一切，他从不加解释和答辩；他根据我们的决定，若无其事地在黄埔实施训练，并处处表现尊重蒋氏的意见。”
周恩来借着他作为黄埔军校高级训练班的班主任的方便，掌握了哪些是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哪些还没有暴露。很多尚未暴露的中共党员被安排到了国民党的情报部门。李克农便是其中之一。这些人为中共后来的生死存亡提供了极大的保障。国民党四·一二清党时，很多被捕的中共党员和工运领袖也是周通过他在黄埔的关系而得到营救。
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后不久便把最高军事领导权让给毛泽东。其后毛便专横跋扈，让周受了许多委屈，但周却始终任劳任怨，从不抱怨。
周恩来于1949年5月7日写过一篇《学习毛泽东》的文章，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毛泽东不断学习、不断自我改造，从一个半封建社会里的知识青年最终成为卓越的领导人。二是服从组织。毛泽东在自己的正确意见被大多数人否定时，不会固执己见，也不会轻言放弃，而是不断地向党内同志不厌其烦地解释自己的意见，直到他的意见最终为大多数同志所接纳。
其实周自己才是这样的人。
（周恩来于1976年1月8日逝世。谨以此文悼之）
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里评论“中国失去了很好的青年”。所谓左联五烈士不过是王明上位的牺牲品罢了，“一君功成万骨枯”。
读史就如鲁迅所说“在每页纸中都读出吃人”。无论党史、张史（《我的回忆》），都读不到“悔悟”，只能读到自恋，只不过党的自恋比张的自恋更全面，而张的自恋又比普通人的自恋更伟大罢了。
张亲身参与了许多伟大事件，他为自己人生所作的艺术加工又能为高明的评论家所批评，于是他的回忆录就有了更高的可读性。
博主说“改弦更张，便是君子”，我略有反对：不改弦更张，亦是君子。君子即君之子，红二代也。
人一旦陷入党争，便断没有独善其身的可能。
张国焘与我的回忆。我用了>符号，被识别为html代码了。
博主崇敬周恩来，但若是因此而爱屋及乌而将敬意延至张国焘，并敌视揭露周恩来的龚楚，就有失偏颇了。
在我看来张国焘的回忆录价值是不如龚楚的。张本身就是败坏党纪的急先锋，为吹嘘自己而扭曲事实的地方太多了。有一本《张国焘与》博主或可以和张国焘的回忆录对照着读。
毛、张、周这些历史舞台的明星，我作为看客对他们都是尊敬的，对他们没有什么好感，也已没有什么恶感。
周恩来也不是一贯见风使舵。他和陈云1956年反冒进。到了陈云被打压之后，就剩他坚决反冒进。当毛联合彭真继而收服刘邓之后，周最终不敌，以致于提出辞职。当然他知道如果他的辞职在会上表决的话，他是有胜算的。他的黄埔系和留洋派是很可观的，是当时国内独立于毛的强大势力。
1966年春，毛声色俱厉批彭真，说他既不让刊登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不准《芦荡火种》演出（其实彭真已经安排了《芦荡火种》的演出）。说他的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毛批了一通后可能觉得不好唱独角戏，就说这是他的感觉，问周感觉如何。他当然希望周附和他，周当然也知道毛想他说什么，但周却说他还没有什么感觉，让毛碰了个软钉子。
如果刘邓周能形成铁三角，毛应该是无可奈何的。反冒进时是如此，文革时应该也是如此。但刘少奇有两个致命弱点。一是不肯挺身而出保护自己的手下如彭真，二是和毛对决时总是一开始就服软。刘总是觉得自己没有军权，硬不起来。当然刘的权力也确实是毛给的。他几乎没有独立于毛的力量。毛一旦不支持他，他就什么都不是了。不像周，有独立于毛的黄埔系和留洋派的支持。文革后期，周的“大树撑天护英华”基本上是护他自己的势力。虽然他与毛对决未必有胜算，但自保却是足够的。
中央特科是1927年成立的，罗亦农被捕应该发生在周恩来去苏联开会前。
龚楚回忆录的不准确说法很多，但我觉得这是他没有条件核对的缘故，多数时候并非有意造谣，只是把自己的认识写了出来而已。我只看过他70年代出的新版回忆，据他自己说是纠正了50年代版本回忆的一些错误。
龚楚称周恩来是最圆滑而见风使舵的人，又把自己在中央苏区被打压（开除党籍）的债算在了周恩来头上，几个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我不太相信是造假。
周恩来或许没有打压恽代英的意愿，但或许也并没有为了恽代英纠正李立三的意思。润涛阎以前做过一个老猴的寓言比喻，我觉得有些贴切。
龚楚关于恽代英的说法是很值得商榷的。
龚楚的回忆录，经常用香港流行的“听床师”的写法，把没经历过的对话写得如临其境，太不真实。其回忆录中很多叙述极不严谨。就拿关于恽代英的描述做例子吧：
“黄埔军校成立于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山先生为了建设革命军队而创办的，并得苏联的支助。当时中山先生兼任该校总理，蒋介石将军为校长、廖仲凯为党代表、邓演达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为副主任、聂荣臻为政冶部秘书。校内的政冶部人员及政治教官多为共产党员，如萧楚女、恽代英等均为当时的政治教官”。
这么短短几句，便有许多错误。第一，邓演达从来没有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部主任。他的职务是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后为黄埔军校教育长。第二，戴季陶和邵元冲当过政治部主任，但都是甫来即走。周恩来才是任职时间最长的政治部主任。周在1925年1月开始的东江战役中被任命为东征军政治部主任，东江（广州东面潮汕一带）收复后又兼任东江公署主任。此时他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卜士奇代理。第三，恽代英是在1926年5月才在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其时中山舰事件（1926年3月20日）已经发生，周恩来已经不再是政治部主任。恽代英为人正派，才华横溢，名声在外。他到黄埔军校是周恩来推荐的，因为恽代英于1924年奉命加入国民党，且在1926年举行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具有合法性。
周恩来是不会打压恽代英的，因为恽代英一直是支持周恩来的。南昌起义时恽代英旗帜鲜明地支持周恩来，反对张国焘。周恩来对他的黄埔力量一贯是尽力维护的。龚楚不是黄埔系的，可能周恩来没有重用他而有私怨。
在恽代英被李立三打压的前后，周恩来在做什么呢？
1928年4月，周恩来赴莫斯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其时已经不断收到地下组织被破坏的消息。得知罗亦农被贺治华出卖而牺牲。
1928年11月，周从莫斯科返回上海，立刻成立特科，因为在白色恐怖之下，叛徒众多，而且供出自己的战友后的叛徒们过得很滋润，于是叛徒更多，恶性循环。特科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以红色恐怖来震慑已叛或将叛之人。
1929年6月，恽代英在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负责中央的宣传工作。其后不久开始遭受李立三的打压。
1929年8月24日，由於军委秘书白鑫的招供，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5人在上海公共租界新闸路经远里白鑫家中举行江苏省军委会议时被捕。彭湃拒绝投降，于8月30日被枪杀。之前周恩来曾组织劫囚车，但被敌人瞒天过海，劫囚失败。周恩来组织陈赓、顾顺章等中共中央特科人员费尽心机设法消灭白鑫，但白鑫警惕性极高，特科失败多次，但最后于1929年11月11日成功在法租界霞飞路和合坊伏击杀死白鑫。
1930年3月，周离开上海去莫斯科。
1930年5月6日，恽代英被捕，但没有暴露身份，以煽动叛乱判了五年徒刑。
1930年8月周恩来回到上海，开始纠正李立三的错误，并开始营救恽代英。经过周恩来、陈赓等人的不懈努力和四处奔走，恽代英已经被作为轻罪犯人，他的妻子沈葆英也可以探监了。
1930年10月，黄第洪（黄警魂）出卖周恩来，幸而被周的内线探得实情。黄是黄埔军校一期生，被周恩来视为朋友。那时敌人经常伪造中共党员叛逃的证据，所以周等到有确凿证据才做出锄叛的决定。黄的叛变，令周痛心不已。张国焘《我的回忆》有记载。
1931年4月，顾顺章突然变节，供出了即将获得释放的恽代英等中共高层领导人。蒋介石听说了中共特科的厉害，怕夜长梦多，下令就地枪决。恽代英于1931年4月29日牺牲。
徐恩曾在他的回忆录《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中说, 中央特科的锄叛活动, 不但让中共的叛徒们吓得不敢出门，而且他自己的手下特务也人人自危，“完全丧失了向敌人还击的能力。”这从侧面也反映了周在锄叛方面的全心全意的努力。
最可信的结论：周没有打压恽代英的动机，也因为忙于锄叛而没有时间去打压党内的同志。龚楚的叙述不可信。
回忆录都有自我吹嘘的成分，龚楚回忆录相较张国焘回忆录视角更贴近底层，张国焘则吹嘘更多，反省更少。
龚楚的回忆录里毛泽东的形象分两部分：井冈山时期朱毛斗争；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被压制。龚楚对于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弄权和之后找借口清洗异己的手段是直言不讳的。中央苏区时期龚楚自身朝不保夕，与毛泽东处境类似。
张国焘是中共元老，党内地位一向高于毛泽东，和毛泽东共事时间在遵义会议之后毛逐渐掌权，还是毛的主要斗争对象。政斗失败后家底败光最终在延安担心被清算而逃跑。张回忆录和毛系历史区别在于，毛系把红军分裂甩锅张，张则甩给毛，一丘之貉罢了。
恽代英按龚楚的说法，是在政斗中失败被李立三周恩来发配去工厂送上门逮捕，之后一直关着不营救，后被顾顺章出卖导致被杀只是结果。王明处理何孟雄的手段更加无耻。
顾顺章灭门案按支持者的解释是“避免顾顺章家人泄密”，就像无害化处理行军掉队或思想落后的红军战士一样，属于党性泯灭人性。不过从人性角度去评判政治没有什么意义。
那一代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张国焘，汪精卫）年轻时都有救国情怀，都是反帝反封建的先锋，都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可惜人生的轨迹，都因为一己之私或一党之私而日渐灰暗。
他们都是普通人，也都犯了很多错误。但没有他们的贡献，就没有现在的中国。
顾顺章叛变后，直接造成恽代英，蔡和森等中共领导人的牺牲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的被捕。被顾顺章供出的其他中共党员不计其数。中共中央也因此而无奈从上海迁往苏区。顾顺章全家被灭门应该是中共的无奈之举。
周去世前应该已经对毛完全失望。他不留骨灰更可能是因为他和毛实际上已经摊牌。
是，龚楚对毛泽东却多有溢美之词。他的回忆录比较情绪化。对周恩来的描述，属于孤证。那时候大浪淘沙，我们如今很难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