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堂

此一言堂非彼一言堂也。此一言堂,乃是万言堂中之一分子。无此一堂之言,便无百家之争。故君子“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欢迎转载,但请注明出处)
个人资料
ShiMaQian (热门博主)
  • 博客访问:
正文

重新认识周恩来

(2025-01-10 19:27:47) 下一个

开宗明义。总理是伟人,是一位勤奋努力和天赐良机共同造就的伟人。

总理没有觉得自己是他人的榜样,但他却为年轻人推荐了另外一个榜样。一九四九年5月7日,他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其后整理成《学习毛泽东》这篇文章。他说毛泽东之所以最终成为我党我军的领袖,是因为他勤奋努力,虚怀若谷,不断认识并纠正自己及其战友们的错误认识,尊重不同意见,持续更新自己,由落后变为先进,由旧观念变为新观念,由片面认识变为全面认识,最终能团结全党全军而取得革命的胜利。所以我们都要学习毛泽东。

只可惜主席进京以后,并不想成为总理所描述的这样一位领袖。主席希望全国人民都觉得他是天赋异禀,绝非常人之所能及。所以他讨厌那些知道他底细的人。在主席眼里,如果天下都是王洪文、陈永贵等,这世界岂不是更美好!

然而总理却一直以解放前的主席为榜样,而且终其一生。

我们华人,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传统,却往往没有为逝者讳的美德。人一旦与世长辞,便再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机会,于是便有许多小人之心,小人之口,小人之笔,小人之键盘,妄判前人之功过。本文也不想为逝者讳,但觉得大凡君子绅士,如果一定要评价一位逝者,还是应该因循太史公的做法,阐述事实而不妄加评论。

总理没有写自传,所以别人只好代他写。这里记载的,也不是第一手资料,而是根据第一手资料所做的分析整理。

如何分析人生一世?

每个拥有过青春的人,都经历过一些风花雪月,都知道那是一段可塑性很强的人生。研究一个人,通常也是从他的青年时代入手。

总理的青年时代,正是中华民族备受欺凌的时代,正是弱肉强食暗无天日的时代。如果我们处于那个时代,可能都会和总理一样,上下求索,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总理年轻时留下的诗词不多,以诗明志的有两首。其一是于1917年7月去日本留学时写的《大江歌罢棹头东》:

大江歌罢棹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总理在日本并没有找到真理,但似乎看到了真理的曙光,于是写了《雨中岚山》:

雨中二次游岚山,
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
到尽处突见一山高,
流出泉水绿如许,
绕石照人。

潇潇雨 ,雾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
愈见娇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
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
真愈觉娇妍。

总理那时感觉到的“一线阳光”,后来很多人说是共产主义,其实是当时风靡于日本的无政府主义。备尝世态炎凉的华人比较容易接受无政府主义。试想如果没有政府,自然便没有“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巴枯宁(Mikhail Bakunin, 1814-1876)和克鲁泡特金(Pyotr Kropotkin, 1842-1921)。两人都出身于名门望族,克鲁泡特金原是王子,但12岁时便因为接受进步思想而不再使用王子(Prince)的头衔。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俄罗斯思想家都接受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思想而成为执着的无政府主义者,包括在宗教和无政府主义之间徘徊多年的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1828-1910)。他们都信奉人人生而平等的理想,都觉得政府和威权是这一崇高理想的绊脚石。

克鲁泡特金写了一本影响深远的书:《伟大的法国大革命,1789–1793》。虽然该书于1909才首次正式出版,但其手抄本却早已风靡于西欧。克鲁泡特金觉得法国大革命显示人类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自由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人们对自由的渴望已经不可抑制,一个新的社会即将诞生,所有有识之士都应该顺应历史潮流,认识人民大众的力量,响应人民大众的需求,而不再鼓吹所谓英雄创造历史的奇谈怪论异端邪说。托尔斯泰看到此书后,立刻全盘接受,而且在他的《战争与和平》的小说中,强行塞入大量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私货。《战争与和平》的最后一部分,和小说本身几乎毫无关系,全是托尔斯泰对克鲁泡特金思想的阐述以及对其反对者的批驳。我硬着头皮读完,但不敢将其推荐给读者。

无政府主义并不反对法律。他们觉得应该有维护人人生而平等的法律,但这些法律可以独立于政府而存在。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要敌人,是封建王朝的权贵和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僚。他们的信徒,便在各处行刺政府首脑。

盖塔诺·布雷西于1900年刺杀意大利国王翁貝托一世

里昂·乔戈什于1901年刺杀美国共和党总统威廉·麦金莱

列宁的哥哥阿力山大(Alexander Ulyanov)也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徒。他于1887年3月行刺沙皇阿力山大三世失败而于同年5月8日被处以绞刑。

中国国民党的前身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成立。当时便有两派。其一是孙中山为代表的以民国取代清廷的共和派,其二是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派(网友可参看北大哲学杂志上刊登的《论章太炎之"无政府主义"思想发端》)。中共先驱董必武在共产党建立之前也是同盟会的会员。

总理在小学期间就已经通过章太炎的《国粹学报》接触了章的无政府主义。章将国粹分为“君学”和“国学”。前者服务于君王,后者服务于民众。章认为无政府主义属于国学,代表民众的呐喊。《史记》中的刺客列传,便是国学中无政府主义的表现,可见章早就认同无政府主义的暗杀行动,而且认为无政府主义在国学中源远流长。总理16岁时(1914年)写的诗里有“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之句。“博浪”指张良在博浪沙刺杀秦王,“博浪踵相踪”指暗杀行动频发于中原。总理显然很早就对暗杀行动感兴趣,之后的“伍豪之剑”也就顺理成章了。(我个人是反对暗杀的.)

同盟会中的死士温生才于1911年四月刺杀了广州将军孚琦,但中国最有名的无政府主义领袖是刘思復。他在1909年在香港成立支那暗杀团,擔任團長。支那暗杀团于1911年8月13日成功炸伤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于同年10月25日联合黄兴炸死刚上任的广州将军凤山。

陈独秀和李大钊在接受共产主义之前也曾经是无政府主义者。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是当年法国华人中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中坚人物。

当然不能将那时候发生的所有行刺都归之于无政府主义者。徐锡麟和汪精卫并不是严格的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两人都觉得可以有更好的政府。徐锡麟于1907年7月6日行刺恩铭而牺牲,汪精卫于1910年谋刺载沣而被捕。

总理在日本的时间是1917年7月至1919春。其时在日本成立的同盟会早已将主要活动转移到国内,所以总理并没有和同盟会要员有实在的接触。但总理在日本时遇到了倡导教育兴国的严修,并陪同严修游览参观。严修知道总理生活拮据时,便慷慨解囊资助。一九一九年南开学校成立大学部时,总理便回国在南开读文科。南开大学创办人正是严修和张伯苓。两人认定总理就是“宰相之才”。严修更要将女儿嫁个总理,但总理推脱了。于是后人便猜测原因。有的说肯定不是长相,因为几乎每个女子都应该比邓颖超漂亮。总理其实向他的南开同学张鸿诰说明了原因。总理当时囊中羞涩,觉得如果做了严修的女婿后便难以有独立的思想和地位。张鸿诰不仅是总理的同学,也是挚友。总理的《大江歌罢棹头东》,便是书赠给张鸿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