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七十年——记亦泣亦歌的人生旅途（85）

家国七十年——记亦泣亦歌的人生旅途（85）

第五节 我和父亲（1）

父亲是1913年出生的，属牛，和母亲同庚。我是他五个子女中的老小，五个子女依次排序为：长子徐家林，长女徐家荣（后改名徐珍珍），子女徐家好（后改名徐云），三女徐家美（后改名徐敏）次子徐家树（后改名徐家恕、徐凯）。邻人都调侃母亲说：你有福啊！五个孩子，两头是龙，中间三个凤。

自我记事起，家中似乎没过过好日子，因此我一直认为自己命不好。母亲也说你徐家恕命不好，自打你出世，我一天好日子也没过过。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怀念儿时时光，因为在父母膝下，无忧无虑，粗茶淡饭只要能吃饱，就是好日子。在1953年到1955年这两年间，家中的日子稍有起色，吃饭时，家中分两桌，母亲和三个姐姐在大桌上，我和父亲在小桌上，自然，菜的分量和质量都要好一些，说明我一直受偏爱。那时候，我们家开个杂货店。父亲隔三差五地去蚌埠进货，当然都是肩挑。印象里，每次进货，父亲都会让我吃几块三楂糕和蓬松的糯米造型糖（各种动物造型）之类的食品，这是几个姐姐都享受不到的待遇，父亲有时还把我抱在他的腿上坐着。这是我和父亲最亲昵的时刻，至今每想起，仍然心热。1953年，我因麻疹，高烧数日，之后又拖延数日，最后转入弥留状态，束手无策的乡间医生说也许鸭梨能缓解。闭塞的淮北农村，在春天想买鸭梨不是一件易事，有人说香涧湖北的刘集可能有，父亲就跑了几十里路去了，果然买来两只鸭梨。鸭梨于治病虽无效，父爱却沉甸甸，一直暖存于胸间。

值得怀念的日子在1956年突然中断了。这年，在全国范围的私营企业改造运动中，杂货店关闭了。父亲因四类分子的身份，不得参加公司合营的杂货店，成为一农民，终年被拴在黄土地上。从父亲所分管的扶犁耕地、播种看，那个时候农村的阶级斗争还不算太残酷。因为扶犁播种在农村都算技术活，一般贫雇农想干都得不到这样的差事。1966年我在寿县搞路线教育，对当时农村的四类分子的状况不如牲口深有感触。记得一次，我找一个四类分子谈话，见他的腿上叮了两只蚊子，让他赶快打掉。他竟然抱头痛哭。我问他为什么哭。他泣不成声地说：过去从没人关心过我，蚊子叮了我，你让我打掉，说明你关心我。我的心被他说得酸酸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咬着腮帮把泪水压回去。一个工作队队员，为一个四类分子的酸相流泪，传出去了，可能会被当典型批判，所以，我不能让泪水流出来。

1958年公社化后，人们不适应这种新的政权形式，有人就此喜欢说俏皮话。每当中午收工时，我就坐在家门口，等待父亲回来。因为这个时候政治形势很紧张，差不多每天都有人被抓，五花大绑地被送去劳改，罪名差不多都是因为说得洋洋得意的俏皮话。记得有这样的事例：住在我家南面的一个人拿着煮熟的红薯吃，边吃边说这是社会主义大面包。有人密告，结果此人被抓去判了五年刑。我和母亲都很担心父亲，生怕他被抓，他是一家之主，虽然在外面连头都抬不起来，可却是我和母亲踏踏实实的依靠。有时收工晚，迟迟不见父亲的身影，心儿急得笆斗大。晚上收工，我一般都见不到父亲，因为少年的我顽皮，顽皮了一整天，没等到吃晚饭，就爬到床上睡着了。

1958年，家乡开始食堂化，为了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食堂的饭可以放开肚皮吃，每逢食堂开饭，大喇叭总是播放《社会主义好》，社员们的欢声笑语和飘荡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的歌词交织在一起，充分展示了大跃进的特色。可是，好日子没过二个月，大队干部发现这样下去会出问题，于是就停止办食堂，赶快把剩下的小麦分给社员。就这样还是造成了一定的灾难，社员分到的小麦根本不够吃到秋收，有许多人家断顿了，饱尝了挨饿的滋味，所幸是夏天，能搞到瓜果野菜，才没出现饿死人现象。我们们家由于母亲操持，把粮食分成了若干等分，每天就吃一个等分。所以基本没挨饿。记得那时，每天中午，母亲贴死面饼，都是贴大中小三块，父亲吃大的，我吃中的，母亲吃小的，母爱以生命的形式潜入麦面的肉筋中，可食者却没体会到其分量。那时候，父母的关系很好，爱吵架的毛病彻底改了。可见贫贱夫妻多能容忍。

现今，我见到一些文章把大办食堂视为一桩罪名，扣在了毛泽东头上，觉得很不公道。理论上说，办食堂的优点明显，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物资（柴火），可在这些文章中就没说明大办食堂的缺点在哪？怎会变成一桩罪？如今，哪个人上班上学不吃食堂？可在1958年，办食堂就成为严重的错误，因为它强行突破了客观条件的限制，会酿成灾祸。上文说，园宅集大队食堂之所以办两个月就停止了，是因为大队干部看到了危险所在。这个危险就是：收的粮食根本不够放开肚皮吃。继续办下去，夏收的小麦很快就会被吃光，全大队的人都会挨饿。这个时候，即便是县委书记拿着枪强迫他们继续办食堂，他们也不会听从。所以，有些文章中说某某国家领导人去故乡视察，听到群众对办食堂不满意的呼声，果断制止了办食堂的做法，以此来显示这位领导人英明果断。其实，这纯粹是扯淡，基层干部绝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把粮食分到户，有人挨饿，那是他自己的事，不关干部的责任，如果办食堂把粮食吃光，那罪责肯定会压在基层干部的头上，谁也不愿去承担这样的罪名；如果有人为保位子听上级继续办食堂的话，这个地方的群众肯定会挨饿，这样的干部就是罪人。所以我们看文章要思量，御用文人的文章大都不可看，看了就会中毒。

还有一件事不得不说。这就是尽管社会上出现一些让人乍舌的狂热，政治斗争异常残酷，可是民风却是淳朴的，非但夜不闭户，就是在大白天，也没人锁门，至多把门掩上。粮食就摆在家里，饥肠辘辘的人也不去偷拿别人的粮食。我说这话，可能没人相信，可这却是不可辩驳的事实。所以，我一直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种群，就是中国的老百姓，这也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五千年的根本的内在原因。

在大跃进的狂潮中，我和父亲很少谈话。父亲一天到晚的在外面忙乎，回到家已是疲惫不堪，哪有时间关心我。后来，因为全公社在安子口集中办学失败，园宅集小学因为教学用具和课桌全部丢失在安子口，无法继续在园宅集办学，学校就放了一段时间的假。这期间，父亲可能接受大哥被打成右派的教训，认为有文化是祸根。所以将我带到农田，让我跟他学习使牛耕地。就是这次和父亲长时间接触，使我理解到造成1960年大饥馑的根本原因，详情反映在我的博文《大饥馑是怎么造成的？》中，读者若有兴趣可以翻来读读。这次跟父亲学使牛，亲眼看到父亲吐血的情况：这日下午，正在使牛耕地的父亲突然弯腰蹲下，随着几声咳嗽，吐出几口鲜血。我非常惊恐，因为在故乡，吐血一直被视为严重的病魔。吐过血后，父亲收工，当晚就找了村里的医生徐德林看病，徐德林说没有大碍，是虚弱所致，让买只老鳖炖了吃。母亲按照医生的吩咐做了，父亲在家休息了二天又继续上工。

回想那个岁月，让人伤感。大炼钢铁、旱田改水田、兴修水利，一项接一项大型活动，所有的人都像被驱赶的牛羊，不停地奔腾在原野上，连家人每天都难得说上几句话。可是生活又异常的艰辛，难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心中唯有怨恨。可谁又敢出声？印象深刻的是，一次我曾因腹痛没上学，剧烈的疼痛，撕心裂肺的呼叫，却没人响应。疼痛过去后，我沿长街往南走，想去找点吃的，大白天，几百米的长街寂静无声，像是无人世界。这印象在我脑际存储了几十年，依然是那么清晰。

1959年6月。由于二姐新添男丁，来电要母亲去她家带孩子，并寄来70块钱（仅够母亲一人的路费）。鉴于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父亲和母亲商议说：他们只寄了一个人的路费，看来是不想让家恕去，你腆着脸也要把他带走，救家恕的命比看张喜山的脸色重要。父亲在关键的时候做出了正确的决断，我得以随母亲逃难北大荒。临走的那天，我回头看看了毫无生气的故乡，暗自发誓再也不重踏这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