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闲人
几方田亩，耕耘不辍，乐在其中
我和母亲（2）
1982年，政府落实政策，将天主堂交还教会。教会限定一年时间让父母搬出天主堂。其时，可以接纳父母的有两人，一是右派彻底平反、已担任地区医药公司一把手的大哥，二是在五中教书的二姐，因为他们所在单位条件好，有实力解决住房问题。但他们都不愿接纳父母，大哥声明他不是独子；二姐说她是嫁出的姑娘。因为我是儿子，我就和妻子商议把父母接过来，妻子没考虑就同意。我们就着手准备父母的居住问题，我向单位递交了解决住房问题的报告，单位为此给了我500块钱的补助，我用这钱买了砖瓦，其他的诸如房梁、门窗、水泥、砂石、门窗都是我们自行解决。一个担任地委书记秘书的老乡帮了大忙，他和地位基建工地打了招呼，石灰、砂石都是在那儿解决的，但需要天黑后才能去抬。此时正好赶上我们住家旁边的地委大院的围墙倒塌，我和老伴趁机搬回不少砖。建筑队是找的一个朋友的亲戚，他很爽快地说：我不赚你一分钱，你只需付工人的工资就可以了。结果，我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在我们院子对面盖了一间25平米的房子，一共花去840块钱，其中砂石、石灰和一部分砖不用钱买，房梁和三角梁是请供应科长特批的60毫米三角钢，然后找电焊工焊制的，仅花了40块钱。父亲得知情况，给了我们340块钱。就是这340块钱，日后给我带来许多麻烦。但是，当时我如果不接收这340块钱，我的日子没法过下去，怎么能长期拖欠建筑队的工钱呢？
我至今仍然为盖这25平米的房子而感到自豪。那是什么年代呀，工资仅够维持最低生活的，想盖房子？异想天开！可是我做成了，为父母解决了住的问题，虽然天天忙到深更半夜，但忙得值，难道不值得自豪吗？
父母搬来之后，给我带来骚扰，也带来一定的实惠。那时候，父亲在南门农贸市场占了一个摊位，卖干货和调味品。他们每天早晨5点钟起来，我得起来给他们开门，帮他们把板车推上一个坎子。一次两次早起，问题不大，可是长年累月这样就有些折磨人了。因为我每天晚上都和老伴一起搞家庭副业，聊补经济不足，每天都要忙到十二点左右。早晨五点钟再起来，真是困顿难熬。后来，父亲体力下降，就让我把他的板车拉到南门农贸市场，他每个月给我15元钱。说实话，我真的需要这15元钱，生活真的艰难啊！要不然生活真没法维持下去。这也就是我得到的实惠。
父母搬来后，我提过几次要和他们一起生活，这样可减去他们的一些劳累，比如烧饭洗衣。可是父亲坚决不同意，说和我们一起生活，其他人就不会照顾他们了。我知道父亲在撒谎，自打他们做生意后，何人过问过他们生计？除去三姐诚意对待他们，帮他们购买便宜点的东西，无偿供给驱蚊香，三姐夫经常给父亲整条的九华山牌白纸包香烟（合肥烟厂职工特供品）。其他三个都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父亲有时还秘密地往贵州的姐姐那儿寄钱，用大姐的话说，我大爷是感激我当高级社长时，保护他不挨批斗。父亲之所以不同意和我们一起生活，是因为他一向吃独食，吃饭时会把肉鱼放在自己面前，丝毫不在意他人。一下子和两个孙子在一块儿吃饭，确实不好解决吃独食的习惯。
一直以来，我一直在父母身边生活，直到1975年下半年方才搬出去单住。我在父母身边生活的时候，父母的关系很好，印象里他们从未红过脸，从北大荒的859农场到内蒙的牙克石、免渡河，再到六安，他们都很和睦。可是1983年他们搬到地委大院和我们住在一块儿后，我发现他们的关系和从前不一样了，每天小吵，三天中吵，五天一大吵。吵得天昏地暗，世界上最肮脏的语言几乎用个遍。我被他们吵得六神不安，脸儿火辣辣的，尊严丧尽。有时候会捶胸顿足，愤愤地仰天大呼：老天为什么不打雷？此时的母亲经常和我讲：等我死了，你万万不要把我和你大爷埋在一块，这辈子受够了，下辈子不能再受了。
记得一次我去合肥大叔家，大婶问我你大爷和你妈吵不吵架了？我笑道：大婶怎么知道我大爷和我妈喜欢吵架？大婶说他们年轻时经常吵架，吵得可欢了。我这才只知道，父母原来是冤家夫妻，吵了一辈子子的。细想想，这个判断根本不正确，我记忆中他们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到七十年代末期，他们非常恩爱，窃窃私语的时候很多。
当我在键盘上打到这一段时，又细细地梳理了一下，方才找出缘由。他们之所以能和睦二十几年，是因为社会环境严峻，身为四类分子的父亲压力大，他获得的唯一温暖来自母亲。在大饥馑的前夕，他享受着吃大号死面饼的待遇，这样共患难的妻子上哪儿去找？我清晰地记得，在那苦难的岁月，父亲收工回家，进门第一句话就是：塔勒妈（塔勒是大哥的乳名）在哪？这和后来的姐姐们下班进门的第一句话我妈在哪？简直同工异曲啊！父亲在阶级斗争猖獗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一直心存恐惧，母亲是他活下去的唯一精神和物质的源泉，他心存感激。在内蒙免渡河期间，我和父亲的工资收入都归母亲保管，那时父亲一切都听从母亲的，母亲觉得这样有尊严。
那他们吵架又为哪般？一个字：钱。他们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前期以及八十年代后之所以吵架，是因为父亲的头上没有阶级斗争之剑，又垄断了做生意的收入。母亲是只配干活不管钱财的“奴隶”。不平则鸣成为屡屡吵架的根源。前文说过，我对父亲曾有深刻的成见，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大饥馑的时候，父亲能活下来，全得亏母亲照顾，这样的患难伴侣，怎能轻慢待之呢？人之无情，莫过于此。如果父亲仍如中间的二十几年，让母亲管钱，他们必然会以恩爱夫妻结束人生。这也反映了母亲倔强的性格；为了活得尊严，可以不顾一切。
1991年春季，父亲被查出肺癌。直到1992年3月去世，这期间一直是母亲照料父亲。近80岁的老人了，要承担多大的劳苦？所以我和老伴说，我大爷要是再多活半年，我妈也得累死。这期间，姐姐们经常来看父亲，又有谁为父母烧过一顿饭？又有谁喂过父亲一口汤？
父亲去世后，我原以为母亲可以享几年福了，可事情却大大出乎意料。老人家不仅没享到福，反而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罪。一直到母亲去世后，我这才认识到父亲为什么常常说母亲是穷命（意指薄命）。
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个人在对面的小房子住，吃饭在我们这边。这时候，老人家的视力下降了，有一次她顺墙根摸着走路，走到一米多高的坎子边缘，幸亏被住在下面的人及时呼止，方才没跌下去。还有几次，老人家便急，就坐在藤椅上拉了。而此时，我和妻子都在上班，根本没时间在家照看。我觉得母亲养老的问题是得解决了，这样下去早晚得出问题。
恰在此时，三姐来找我，说二姐愿意将母亲接到她家居住，条件是把父亲去世后留下的7300块钱给她一人，她准备用这7300块钱做本钱贩大米去东北。我喜出望外，马上同意这个条件。二姐不放心，让我和三姐写书面承诺。我们按照他的要求写了，同时还承诺，赡养的钱不够，我们还可以给。她这才将母亲接走。
二姐家条件好，一个单门独户的大院子，三间正房、二间门房、二间厨房共七间房子。母亲住的门房大约有15平米。我和三姐每逢星期天都去看望母亲，见母亲精神状态好，二姐一家对她很孝顺，真的拿她当上人服侍，因为他们家整天有闲人在家。我们很高兴，心想母亲可算是享清福了。
哪知道，二个多月后，二姐找到我家。说她要把母亲送回来，我问原因，二姐只说这老奶奶太难缠，我缠不过她，其它原因高低不说，只是坚决要把母亲送回来，同时还说7300块钱原封不动交给母亲。母亲此举，我真的很悲哀，如此好的条件，为什么要丢弃？我推算了一下，二姐之所以将母亲推出来，是因为她通过往东北贩大米挣了继续做生意的本钱。
接下来发生的事，实在难以启齿，简单地说我们在六安的兄弟姐妹四人丢尽颜面，母亲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一句话，母亲后来的遭遇应验了父亲对她的评价：穷命。
现在想想，一切事情的根源，全因那7300块钱。可惜的是当时我不了解老年人的心理，不知道母亲的心思。如果知道，我马上就会给母亲足够多的钱，让老人家安心了住在二姐家。因为当时二姐家是唯一的全天有人在家的家庭。在她家居住安全可靠，我和三姐都放心。
母亲从二姐家出来后，由在六安的两个姐姐和我轮流供养，每家两个月。1996年4、5月份的一天，我遭受到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那是一个夜半三更的时候，我听到了母亲在哭嚎：老头子，你为什么不把我接走？我听到了这哭声后，站在母亲的床前像个木头人。母亲这不是在哭，是在打我的脸。
一个长期吵架，而且吵得让人六神不安且经常被诅咒到死的老伴，突然间变成了救星。这真的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实。是不是哪些地方，我做得欠缺，惹老人家伤心了？第二天，我把这情况当成耻辱向同事述说，同事们都笑了，一个同事说你老徐如果不介意，我实话给你说，谁也不会想到，她说的话犹如晴天霹雳，把我脑子震得轰轰作响。她说：你每天上班走了之后，你妈就在院子里大声嚼（骂）你，几乎所有的难听话都用光了。我呆呆地坐在那里，脸上火辣辣的，像被人扇了许多巴掌。末了，那同事以为我生气，安慰我说：老徐，你妈这是在疼你，她怕你在她死后想她，由此绝了你的念想。我苦笑，深深地叹口气，再也没有吱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