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母亲(2)
1982年,政府落实政策,将天主堂交还教会。教会限定一年时间让父母搬出天主堂。其时,可以接纳父母的有两人,一是右派彻底平反、已担任地区医药公司一把手的大哥,二是在五中教书的二姐,因为他们所在单位条件好,有实力解决住房问题。但他们都不愿接纳父母,大哥声明他不是独子;二姐说她是嫁出的姑娘。因为我是儿子,我就和妻子商议把父母接过来,妻子没考虑就同意。我们就着手准备父母的居住问题,我向单位递交了解决住房问题的报告,单位为此给了我500块钱的补助,我用这钱买了砖瓦,其他的诸如房梁、门窗、水泥、砂石、门窗都是我们自行解决。一个担任地委书记秘书的老乡帮了大忙,他和地位基建工地打了招呼,石灰、砂石都是在那儿解决的,但需要天黑后才能去抬。此时正好赶上我们住家旁边的地委大院的围墙倒塌,我和老伴趁机搬回不少砖。建筑队是找的一个朋友的亲戚,他很爽快地说:我不赚你一分钱,你只需付工人的工资就可以了。结果,我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在我们院子对面盖了一间25平米的房子,一共花去840块钱,其中砂石、石灰和一部分砖不用钱买,房梁和三角梁是请供应科长特批的60毫米三角钢,然后找电焊工焊制的,仅花了40块钱。父亲得知情况,给了我们340块钱。就是这340块钱,日后给我带来许多麻烦。但是,当时我如果不接收这340块钱,我的日子没法过下去,怎么能长期拖欠建筑队的工钱呢?
我至今仍然为盖这25平米的房子而感到自豪。那是什么年代呀,工资仅够维持最低生活的,想盖房子?异想天开!可是我做成了,为父母解决了住的问题,虽然天天忙到深更半夜,但忙得值,难道不值得自豪吗?
父母搬来之后,给我带来骚扰,也带来一定的实惠。那时候,父亲在南门农贸市场占了一个摊位,卖干货和调味品。他们每天早晨5点钟起来,我得起来给他们开门,帮他们把板车推上一个坎子。一次两次早起,问题不大,可是长年累月这样就有些折磨人了。因为我每天晚上都和老伴一起搞家庭副业,聊补经济不足,每天都要忙到十二点左右。早晨五点钟再起来,真是困顿难熬。后来,父亲体力下降,就让我把他的板车拉到南门农贸市场,他每个月给我15元钱。说实话,我真的需要这15元钱,生活真的艰难啊!要不然生活真没法维持下去。这也就是我得到的实惠。
父母搬来后,我提过几次要和他们一起生活,这样可减去他们的一些劳累,比如烧饭洗衣。可是父亲坚决不同意,说和我们一起生活,其他人就不会照顾他们了。我知道父亲在撒谎,自打他们做生意后,何人过问过他们生计?除去三姐诚意对待他们,帮他们购买便宜点的东西,无偿供给驱蚊香,三姐夫经常给父亲整条的九华山牌白纸包香烟(合肥烟厂职工特供品)。其他三个都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父亲有时还秘密地往贵州的姐姐那儿寄钱,用大姐的话说,我大爷是感激我当高级社长时,保护他不挨批斗。父亲之所以不同意和我们一起生活,是因为他一向吃独食,吃饭时会把肉鱼放在自己面前,丝毫不在意他人。一下子和两个孙子在一块儿吃饭,确实不好解决吃独食的习惯。
一直以来,我一直在父母身边生活,直到1975年下半年方才搬出去单住。我在父母身边生活的时候,父母的关系很好,印象里他们从未红过脸,从北大荒的859农场到内蒙的牙克石、免渡河,再到六安,他们都很和睦。可是1983年他们搬到地委大院和我们住在一块儿后,我发现他们的关系和从前不一样了,每天小吵,三天中吵,五天一大吵。吵得天昏地暗,世界上最肮脏的语言几乎用个遍。我被他们吵得六神不安,脸儿火辣辣的,尊严丧尽。有时候会捶胸顿足,愤愤地仰天大呼:老天为什么不打雷?此时的母亲经常和我讲:等我死了,你万万不要把我和你大爷埋在一块,这辈子受够了,下辈子不能再受了。
记得一次我去合肥大叔家,大婶问我你大爷和你妈吵不吵架了?我笑道:大婶怎么知道我大爷和我妈喜欢吵架?大婶说他们年轻时经常吵架,吵得可欢了。我这才只知道,父母原来是冤家夫妻,吵了一辈子子的。细想想,这个判断根本不正确,我记忆中他们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到七十年代末期,他们非常恩爱,窃窃私语的时候很多。
当我在键盘上打到这一段时,又细细地梳理了一下,方才找出缘由。他们之所以能和睦二十几年,是因为社会环境严峻,身为四类分子的父亲压力大,他获得的唯一温暖来自母亲。在大饥馑的前夕,他享受着吃大号死面饼的待遇,这样共患难的妻子上哪儿去找?我清晰地记得,在那苦难的岁月,父亲收工回家,进门第一句话就是:塔勒妈(塔勒是大哥的乳名)在哪?这和后来的姐姐们下班进门的第一句话我妈在哪?简直同工异曲啊!父亲在阶级斗争猖獗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一直心存恐惧,母亲是他活下去的唯一精神和物质的源泉,他心存感激。在内蒙免渡河期间,我和父亲的工资收入都归母亲保管,那时父亲一切都听从母亲的,母亲觉得这样有尊严。
那他们吵架又为哪般?一个字:钱。他们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前期以及八十年代后之所以吵架,是因为父亲的头上没有阶级斗争之剑,又垄断了做生意的收入。母亲是只配干活不管钱财的“奴隶”。不平则鸣成为屡屡吵架的根源。前文说过,我对父亲曾有深刻的成见,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大饥馑的时候,父亲能活下来,全得亏母亲照顾,这样的患难伴侣,怎能轻慢待之呢?人之无情,莫过于此。如果父亲仍如中间的二十几年,让母亲管钱,他们必然会以恩爱夫妻结束人生。这也反映了母亲倔强的性格;为了活得尊严,可以不顾一切。
1991年春季,父亲被查出肺癌。直到1992年3月去世,这期间一直是母亲照料父亲。近80岁的老人了,要承担多大的劳苦?所以我和老伴说,我大爷要是再多活半年,我妈也得累死。这期间,姐姐们经常来看父亲,又有谁为父母烧过一顿饭?又有谁喂过父亲一口汤?
父亲去世后,我原以为母亲可以享几年福了,可事情却大大出乎意料。老人家不仅没享到福,反而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罪。一直到母亲去世后,我这才认识到父亲为什么常常说母亲是穷命(意指薄命)。
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个人在对面的小房子住,吃饭在我们这边。这时候,老人家的视力下降了,有一次她顺墙根摸着走路,走到一米多高的坎子边缘,幸亏被住在下面的人及时呼止,方才没跌下去。还有几次,老人家便急,就坐在藤椅上拉了。而此时,我和妻子都在上班,根本没时间在家照看。我觉得母亲养老的问题是得解决了,这样下去早晚得出问题。
恰在此时,三姐来找我,说二姐愿意将母亲接到她家居住,条件是把父亲去世后留下的7300块钱给她一人,她准备用这7300块钱做本钱贩大米去东北。我喜出望外,马上同意这个条件。二姐不放心,让我和三姐写书面承诺。我们按照他的要求写了,同时还承诺,赡养的钱不够,我们还可以给。她这才将母亲接走。
二姐家条件好,一个单门独户的大院子,三间正房、二间门房、二间厨房共七间房子。母亲住的门房大约有15平米。我和三姐每逢星期天都去看望母亲,见母亲精神状态好,二姐一家对她很孝顺,真的拿她当上人服侍,因为他们家整天有闲人在家。我们很高兴,心想母亲可算是享清福了。
哪知道,二个多月后,二姐找到我家。说她要把母亲送回来,我问原因,二姐只说这老奶奶太难缠,我缠不过她,其它原因高低不说,只是坚决要把母亲送回来,同时还说7300块钱原封不动交给母亲。母亲此举,我真的很悲哀,如此好的条件,为什么要丢弃?我推算了一下,二姐之所以将母亲推出来,是因为她通过往东北贩大米挣了继续做生意的本钱。
接下来发生的事,实在难以启齿,简单地说我们在六安的兄弟姐妹四人丢尽颜面,母亲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一句话,母亲后来的遭遇应验了父亲对她的评价:穷命。
现在想想,一切事情的根源,全因那7300块钱。可惜的是当时我不了解老年人的心理,不知道母亲的心思。如果知道,我马上就会给母亲足够多的钱,让老人家安心了住在二姐家。因为当时二姐家是唯一的全天有人在家的家庭。在她家居住安全可靠,我和三姐都放心。
母亲从二姐家出来后,由在六安的两个姐姐和我轮流供养,每家两个月。1996年4、5月份的一天,我遭受到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那是一个夜半三更的时候,我听到了母亲在哭嚎:老头子,你为什么不把我接走?我听到了这哭声后,站在母亲的床前像个木头人。母亲这不是在哭,是在打我的脸。
一个长期吵架,而且吵得让人六神不安且经常被诅咒到死的老伴,突然间变成了救星。这真的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实。是不是哪些地方,我做得欠缺,惹老人家伤心了?第二天,我把这情况当成耻辱向同事述说,同事们都笑了,一个同事说你老徐如果不介意,我实话给你说,谁也不会想到,她说的话犹如晴天霹雳,把我脑子震得轰轰作响。她说:你每天上班走了之后,你妈就在院子里大声嚼(骂)你,几乎所有的难听话都用光了。我呆呆地坐在那里,脸上火辣辣的,像被人扇了许多巴掌。末了,那同事以为我生气,安慰我说:老徐,你妈这是在疼你,她怕你在她死后想她,由此绝了你的念想。我苦笑,深深地叹口气,再也没有吱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