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闲人
几方田亩，耕耘不辍，乐在其中
钓鱼乡（2）
陆厂长将我来钓鱼的消息通知了扬州红星针织厂，这个厂派了三个人来到钓鱼厂，利用我午休时间到车间观察机器。正好这天二徒弟李学银在安装机器，他们问李学银哪台机子是徐师傅安装的，李学银告诉他们了。他们把这这台机器停下来仔细地观摩，最终没看到任何技巧，不解地问李雪银：这是徐师傅装的车？言下之意，不咋地。李学银说：这台车肯定是徐师傅装的，陆厂长和我说了，对你们讲实话。几个人摇头，其中一个年纪长点的人说：不怎么样啊！这几路大挺线片数装得都不一样啊！李学银笑了，他说徐师傅就是这样装车，他对片数好像不太在意。几个人最终摇头离开车间，相信他们回去后，肯定对他们厂长说徐师傅不咋地。相信他们的厂长也会一笑置之，据说这几位师傅在钓鱼针织车间织的二顿疵布仍堆在红星针织厂的仓库里。所以，我一直视技术为畏途，从不敢炫耀，所谓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是说任何一个行当，都有他的技术难点，掌握它绝非易事。
在建立成衣车间时，我第一次接触到双针和三针机。据我所知，在六安厂，双针和三针机起初都是由朱师傅和孙谋权掌管，直到后来他们离开成衣保全室，其他人才得以触及这些机器。由于接的订单是女式背心和三角裤，所以一下子就购进了20台三针机。正赶巧了，机器到货的那几天，我腰疼，疼得厉害，不得不回六安休息。到六安后请朱士江去钓鱼帮忙。哪知道三天后，李正杰匆匆忙忙赶到六安，说三针机没搞好，朱师傅要回六安，请徐师傅务必赶回钓鱼，说此单任务紧迫。我只好忍痛回到钓鱼。邓先全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怎么也留不住这个死孩子（指朱士江），我只好对厂长讲了，害得你跑来。我问她朱士江调试了几台。她摇头说一台都没调试好，他说他想孩子，想得哭！我只好连夜调试三针机。
我调试了几台，自认好使了。就交给邓先全，哪知道她用了一会儿就出毛病了。我打开机器检查，关键部件的位置果然变了。于是又调回来，结果没用几时，位置又变了。于是我去找台车徒弟李学银，让他帮我请一个好钳工来。李学银很快就到乡农机厂请来一位钳工。我向这位师傅说出无法定位的困难。他听了就说一句话：在轴上磨出一个平面。我豁然开朗，问题得到迅速地解决。我想，朱士江师傅也是在这个问题上卡住了。
在钓鱼的成衣车间安装机器时，我对拷克机的速度进行了摸索性试验。拷克机在出厂时设定高中低三种速度，在关门村城东内衣厂，使用的是中速，那是朱士江在安装机器时设定的，我没有改变。记得我曾有一次将速度调为高速，随即出现了切刀退火现象，我没继续试现下去。但这件事一直搁在心上，不能忘怀。这次组建成衣车间，在所有的机器正常运转后，我开始继续试验。按照我认为的规范，逐项严格调试，特别是切刀部件，放松了压力，调整的了角度，刀口磨得平实，结果高速运转获得成功。我请邓先全来试做，事先说明速度提高了。邓先全小心翼翼地做了几件，之后放开手做，速度比中速快了近三分之一，她说最好不要搞高速，容易做坏衣服。我说：我调试机台出来，让挡车工选择，愿意做高速的就让她做高速，看看产量会提高多少？邓先全同意了。结果还真有几位青年愿意做高速，计件工资，产量高，挣得钱自然多。
因为是乡办企业，能获得银行贷款，所以成衣车间发展迅速，很快地就建成具有近150台各种设备的大车间。车间的工人是从全乡的范围内招收，有挑选余地，挡车工的素质较关门村要好得多，工人都服从管理，进车间就能感受到热烈气氛。
厂里安排了一位青年跟我学习成衣保全。我按照我的认知认真地教他，无奈车间机器运转一直正常，他也和我一样，天天无所事事。我知道这个工种非常重要，这个人学习的好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今后车间的生产，于是就专门安排两台机器，让他拆卸练手。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他基本掌握了技巧。但我还是担心，因为缝纫机机种多，各种机器各有特点，非得有灵活的思维才能应付得了它。我离开钓鱼后，不知这个青年是否胜任。
在成衣车间开始筹建时，陆厂长调走了。这个厂长是个聪明人，台车趴在那儿的时候，他没提调走，因为织造车间是他主张组建的，他倚仗和扬州红星针织厂的关系好，坯布销售不成问题，但由于技术不过关，织造车间一直没开工生产，使得他很没面子。现在织造车间生产正常了，成衣车间差不多建成，上成衣车间的贷款也是他负责解决的。他觉得可以离开综合厂去昭阳镇工作了，因为他有个哥哥是兴化人民银行的行长，这个后台很硬实。
陆厂长调走后，春景村的党支部书记朱长春调来担任厂长。
1993年3月8号晚上8点多钟。我和几位六安来的师傅在公路上散步，听到出纳会计于应本在厂门口喊我，我知道有事，立刻赶回去。于应本将我带到厂长室，朱长春表情沉痛地对我说：刚接到你妻子的电话，说你父亲去世了。乡政府已经安排好一辆警车，这个月的工资给你准备好了，车子一到，你就出发，唐书记（乡党委书记）说了，务必在天亮前，送你到六安。我听到这一消息，立刻蒙了。几天前的3月4号我离开家的时候，我曾隔着窗户对父亲说：我大爷，我走了，要等一个多月才能回来，你好好地在家，如果有事，就让惠芳打电话，我当天就能赶到。父亲在屋里说：好，你放心走吧！哪知道，这一语成谶，真的是惠芳打电话呼喊我，真的是乡政府派车连夜送我。
父亲得病已一年多。去年的春节后，我即将离开的时候，父亲将我喊过去，说他胸闷，让我带他去医院检查一下。在地区人民医院门诊部，胸透的医生反反复复地给父亲透视了半天，我的心就开始悬着，之后医生支走了父亲，小声对我说：你父亲的病不容乐观，抓紧时间去住院部做CT检查，这是我院新进口的设备，诊断准确。我陪父亲回家，将情况和妻子说了。惠芳说管CT机的医生是小潘的弟弟，下午我和你们一道去，我现在去小潘的饭店找小潘一趟，让他打个电话和他弟弟讲一下。
哪知道小潘非常无耻，他置良心于不顾，给了我们CT片却不给诊断报告，说是要等肝区扫描后才能确诊，逼着我们做肝区扫描。说除去再交290元CT费外，还得再交600元的肝脏注射费（为扫描所需），我和他交涉，说门诊医生诊断肺部有问题，为什么要扫描毫无相干的肝脏？你们先把肺部扫描结果给我们，我们考虑一下再说。谁知道这个没有医德的家伙就是不给诊断报告。不得已，惠芳拿着扫描片子去找放射科王主任，王主任看了片子说：没疑问，这是肺癌。这部机器是新引进的，他们想尽快练手，所以就让病人做一些毫无相干的扫描，可是院领导支持他这么做。
我和惠芳回来后，瞒着父亲，将结果告知在六安的两个姐姐。谁知道，在钱的面前，她们同样的丧失了良知，说不能凭没有结论的报告说父亲就是癌症。我知道她们的心思，是癌症她们得掏钱治病，因此就装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我说事情就是这样，我已无能为力，不行你们带父亲去重做一次？他们不愿意带父亲去，于是就拿着CT报告找大哥。到底是县级干部大哥有脸面，他拿着片子找了地区中医院的罗斌主任（心胸科），罗斌说这还有什么疑义，就是肺癌。我们找地区人民医院的放射科主任看片子，没人相信结果，县级干部的大哥找了中医院的心胸科主人看片子，她们就信了，这样的人还值得我喊一声姐姐吗？自此，我对他们失去希望。胸科主任看片子，断定是胃癌，按理说事情到此为止，应当商议如何治疗，可是他们偏偏要等远在贵州的大姐回来再说。因为父母和我在一起居住，我电报通知大姐，大姐和大姐夫在三天后赶到，仍然没人提治疗的问题。这个时候，男老大、女老大都在场，他们应当出面商讨如何治疗的事，但是没人提及此事。大哥只是说了一句：罗主任说那么大年纪了，就不要开刀了。二姐徐云说她看报纸上说，合肥炮院有一个医生用中药治疗癌症。听到这一情况，第二天我就拉着大姐夫一道去合肥炮院。我为什么拉他一道，因为父亲一直信任大姐、喜欢大姐，有大姐夫在旁作证，我做事不会无故受咎。尽管如此，我还是吃了一肚子气。
我们费了很多周折于中午时分赶到炮院，正赶上医生吃午饭和午休，又等了一个多小时方才看上医生。这个医生不是炮院的，是从东北一个地方请来的（是不是借这个地方行医的也说不清）我将门诊部病历和CT片交给医生，医生仅仅看了一眼就说是肺癌，如果愿意治疗，就交400块钱，拿一份药粉，半个月的计量，吃完再来。我这日就带400块钱，就都交给他，他给了我一份药粉（从这一点可以证明他是自负盈亏的）。此时我已身无分文，就问大姐夫带没带钱，他说带了50块钱，我说借给我吧！我们没敢回合肥坐班车，知道那样做就无法于当日赶回六安，于是就走了几里路到六合公路边，站在道边等班车，结果等到一班开往六安的班车。回到家就按照医生说的剂量，量出一等分，让父亲服用。一辈子从不服药的父亲露出难色，在我和大姐的劝说下，勉强服下了。
第二天，我见父亲脸色异常难看，就问父亲是不是吃了药粉不舒服？父亲吭了一声，没了下文。我心思了一会儿，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于是就问父亲：你是不是认为我拿了大姐夫50元钱，你不高兴？父亲说是呀！一趟合肥能要五十元吗？我指着大姐夫问：大姐夫，这钱是不是我向你借的？大姐夫说是的。我说如果我今天不还你，你再和父亲说也不迟，你看父亲为了你掏出50块钱气成什么样！你为什么要对父亲说我拿了50块钱，而不是说我借你的？我马上回屋拿出几天来的发票一一给父亲看，包括20元X光透视费、290元CT费、400元的中药粉费，以及来去合肥的车票钱，同时又给了大姐夫50元。父亲看了所有的发票，说了一句“拍个片子怎能这么贵，杀人了!就那一包药粉400块钱？”我说：人不能这么邪性（偏袒的意思），我是你儿子，知道自己的责任，再多的钱我都会花，毫不含糊，那四百块钱是我当着面给医生的，医生给我药粉大姐夫也在场。可是你小瞧了我，认为我想得大姐夫的便宜，是啊，一趟合肥怎能花这么多钱？可是不巧我就带400块钱，不能说大姐夫你就掏钱买车票吧！那你老人家知道了还不会像刀子剜心！所以我借他的钱，来回的旅费还是我的。我说完话扭身就走，丢下了三个尴尬人。
第二天，我离开六安，回到钓鱼。父亲的病从此再没人过问，直到去世。我不是不愿过问父亲，而是不敢。如果我坚持开刀，一切后果都是我的，那几个兄姐个个都难缠，花钱买罪名的事我不愿承担，家中有男老大、女老大，他们怎么决定，我随大流。但是那个中药粉，我问过父亲几次吃还是不吃？如果吃我就去买。他坚持说不吃。据惠芳后来说，父亲在疼痛难忍时，她托隔壁的刘玲（县医院有经验的护士）买了几只杜冷丁，给父亲打了几次。后来在整理遗物时，我又发现几只杜冷丁，就问惠芳，为什么有杜冷丁，惠芳说是三姐买的。父亲不愿用，说是产生依靠就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