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七十年——记亦泣亦歌的人生旅途（65）

戴家楼（2）

我那时候的工作，除去找戴克明谈话以外，其余的时间都下队查看农作物生长情况。因为旱情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天，这正是棉花开花结果的重要时期，组织抗旱谈何容易，到低洼的河沟跳水又能解决多少问题？在生产力低下的时期，天灾几乎不可抗拒。所以，眼看着虽然棉花结果了，但叶片却耷拉下来，农人告诉我，即便现在下雨，也会影响产量。我心急如焚，但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在这大旱的日子里，农人千方百计地去保自留地上的庄稼，能保证自留地有收成，也能部分地解决春荒时的饥饿。春夏季棉花旺盛的涨势，看来只能给农人带来丰收的希望，这希望不会成为现实，因为很多棉桃干瘪了，肯定导致棉花严重减产。我对随行的大队干部说：不要求你们去修大寨田，但起码的灌溉系统还是要建的，我指着一里多路外的湖泊说：你们看，那儿有水，可就是解不了渴。如果有一个灌溉渠，把湖里的水抽上来，这棉花产量绝不会受影响，再说抽水机花不了几个钱，真的不够，公社还是能够分担一些。戴多学说我们这地方人懒，让他们去修水渠，他们都磨洋工，三年也修不成一个灌溉渠，前几年上级布置要修旱涝保收的大寨田，搞了一个冬春，连一块都没修起来。我翻眼看看他。他看到我的眼色不好，连忙改口说，是我们不好，没起带头作用。

我之所以下定决心要把戴克明拉下来，是因为我非常痛恨这个人，这心态是两件事情造成的。第一件事是在吃派饭时，看到社员的生活非常困苦，没有一家能端得出像样的菜饭。记得一天大队长戴多学问我：“昨天晚上吃得舒服吧？”我被问得一愣，随口说：“吃什么了，为什么舒服？”戴多学说：“面疙瘩汤呀！各（土话，吃的意思）面疙瘩汤还不舒服？”我无语，心想，看来我们吃派饭，群众要事先和大队干部说的，相信这些干部绝不会把丑陋的一面展现在工作队员的眼前，肯定是要求群众尽其所有。即便这样，都端不出像样的菜饭，戴多学所说的面疙瘩汤，稀得都照见人影，谈何吃得舒服啊！群众生活之苦，可见一斑。第二件事是，一个社员突然晚上跑到我们的驻地，要求请假外出。我问请假为什么要找我们？这权力归生产队呀！这位社员说队上不敢批，说你们工作队布置了，春耕期间不准外出。我问他为什么要出去？他说揭不开锅了，去淮南投奔亲戚，难不成一家人饿死？我和他聊天，询问了去年的收成，以及他家分得的口粮，心中盘算，确实不够吃。我有些犹豫，想请示王凤林如何处置。眼睛看着这个社员，只见他满头大汗，心中不解，于是就问你怎么出大汗呀？他苦笑说：“饿的。”我说难不成你今晚没吃饭？他流泪了，很快地泣不成声。我看看坐在一旁的宋莉，问她还有吃的东西吗？宋莉摇头。我只得说：“这假我批了，你去淮南的路上得有吃的。家中也得安排好。”他说这我知道，说完匆匆的走了。

我的心情很不平静。心想，群众反映大队干部们多吃多占，嘴巴几乎就扎在群众的锅里，你们多吃多占也就算了，为什么不能像大寨大队干部那样，带领群众苦干实干，多打粮食多增产。都说是为官一任，富民一方。不要求你们带领群众致富，但起码得让他们吃饱肚子，这才能对得起头上的帽子。可是，你们这些人都在做什么？多吃多占，搞女人一个比一个过劲。你们天天都说学习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毛主席的话你们都当白洋歌子唱了。这些家伙，真的该撤职查办！在当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作队员，上头有组长队长，轮不到我操心。现在，我成为这儿工作的实际主导者，我应当尽力把这个不合格的领导班子撤换了。

记不得第多少次谈话了，戴克明突然问我：老徐，如果群众反映的问题都扣在我头上，我会有什么样的结局？我连想都没想就说：两种情况，第一，你顽抗到底，刘郢大队的那个书记就是你的样子；第二，你主动坦白交代，党籍会丢，书记的职位也自然会丢，大概到此为止，不会再有比这严重的处分了。他睁大了眼睛问我：这是真的？我说只要你主动交代问题，我保证你不会蹲牢，当个社员吧！他带着似信非信的神态走了。

关键的时刻到来了。这天上午九点多钟，戴克明如期来到大队部，进门就说：老徐，我交代问题。我心头一喜，笑呵呵地说你想好了？他说我想好了。我说你想清楚了，我对你有没有逼供信？他说天地良心，你连一句难听话都没说过，我算是服了。我说你回去再想想，反悔了可以再来几遍，如果想清楚了，就写一份坦白书交来。我向你保证，只要如实交代问题，你不会蹲牢。

戴克明走后，我数一数谈话记录，一共51次.

据戴克明在坦白书中交代，他一共和八个妇女有染，其中包括一对母女。和工作队入驻时群众反映的一致，这说明凡事，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利用权力胁迫良家妇女上床，肯定是偷偷摸摸，何人能知晓？但群众眼睛是雪亮的，黑夜和隔墙发生的事，都在群众的视线之内。其实，我们仅仅取得了那对母女的检举信。这是陈彩芳和宋莉数次找那位母亲谈话取得的成果，当时我们称之为攻坚战。其他七位女性我们连谈话都没有，因为我们认为，和一位猥琐不堪的男人上床于女性而言已经羞丑难当，在这种情况下再去让她写检举，无疑是再次羞辱她。至于找这对母女谈话，也属迫不得已，我们认为这比强奸还要恶劣，应当将它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使得恶者自觉没脸面继续担任支部书记职务。四十年后再回忆这段往事，觉得运来天地同力这话没错，就凭那51次和风细雨的谈话，能把一个根深蒂固的基层干部的残存良知唤醒，也算是天助。至今我都为此事感到骄傲，因为我办了一个的铁案。我对戴克明的承若在徐华明和刘少华的认可下兑现了，戴克明被开除党籍，撤销支部书记职务，回生产队务农。新的领导班子很快地成立。原来的5个支委撤换了四个，大队长戴多学保留了支委，但行政职务被免除，降职为会计。

在新班子成立的会议上，我说：旧班子是一个懒班子，这是它遭到清洗撤换的根本原因。不能带领群众苦干实干，提高生活水平，就不是一个好班子，遭淘汰是必然的。我希望新班子在这个问题上要有一个清醒地认识，基层班子的首要任务就是带领群众搞好生产，只有生产搞好了，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了，班子才会有威信，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否则，下台是早晚的事。戴克明身上的问题，在农村是普遍现象，为什么他倒台了，而其他的支部书记还在位置上。就是一个政绩的问题，一俊遮百丑，你们这个大队生产搞得好，群众满意或者基本满意，没人会枉花精力去整治他。

在新班子成立几天后。陈彩芳带着我和宋莉去拜望原党委书记夏桂轩，把新班子托付给夏桂轩。因为我们知道，工作队很快就要撤出了，十字路公社仍然是夏桂轩说了算，新班子于夏桂轩而言是一张白纸，在上面写好写坏全凭他日后的感知。夏桂轩对我们的到访非常高兴，说他对戴楼大队的新班子的遴选过程基本了解，是一个值得信任的班子，一定会支持新班子的工作。我们去拜托，是礼节，也是情势所迫。事后证明我们这样做是对的，工作队撤离时，刘郢大队的群众围攻徐华明，是寿县县委出面解围，方才脱身。那位被捕的支部书记在工作队撤离后立刻就被释放，因为当时定罪的依据是被奸污的妇女的检举，支部书记本人没有承认，这才使翻案成为可能。这应了那句老话——强龙压不住地头蛇。

11月份，工作队决定我提前返回六安，陈彩芳和宋莉留下来扫尾。记得我离开戴楼的那天，许多群众都涌到大队部为我送行，他们沿着土公路陪我走了一里多路，我坚持让他们回去，这才依依不舍地和我告别。戴楼大队后来的情况什么样，我不得而知。因为自我离开后，再也没有去过。几次从六安坐汽车去蚌埠，路过十字路时，从车窗往东望，所见有时一片葱茏，有时一片苍黄，岁月几乎将旧时痕迹全部抹平，陌生得几乎认不出。一个连共产党员身份都没有的平头老百姓，居然将一个不称职的基层支部连锅端了，连我自己都怀疑这是否是真事？但是，我似乎能想象得出当时的身影：身着一件白色的肉厂工作服（妻子单位发的），脚穿一双军用胶鞋，头戴一顶廉价的草帽，匆忙地行走在田埂上。极度寒酸且羸弱的我，在这年里，基本还清了220元的债务。收获也很意外，在陌生的政治领域的实践以及成功，使我获得了勇往直前的底气。从此，我不再自卑，自认以自己的能力，能够也应当博得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