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菁木秀

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考,是我的另一种活法,还有一种呢?那就是说话,哈!就是如倒豆子那样将自己的话都倒出来,以此为生。
正文

会乐里旧事

(2004-06-14 22:32:17) 下一个
会乐里旧事 梅 菁 古希腊的哲人赫拉克利曾说过:“性格就是命运”。多少年以来,无数的人试图选择自己的前途,改变自己的命运,然而,几乎没有人能够摆脱为性格所决定的命运。而性格的形式又与儿时的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及影响,这导致了人们最终的命运,据说,一个人儿时有记忆的第一个梦,就影射着他未来的生活。 我能记起的第一个梦就是躺在上海福州路726弄25号顶楼的阁楼里做的,那个地方叫作“会乐里”,是旧上海的四马路,也是有名的高级红灯区。那时我可能是五岁吧,当时我的父母去大西南开发建设,而我被他们生下后就放在上海,与爷爷、奶奶、小爷爷和小奶奶以及大姑妈一家、二姑妈一家、大堂哥一家和大堂姐一家共同住在这里,我和大姑妈的孩子和二姑妈的孩子,也即是我的大表哥小刚、小表哥小强、大表姐阿芬同住在阁楼上,我最小,做什么事,他们都会让着我,我们都喜欢爬上阁楼,在阁楼上没有大人,我们可以随心所欲,把枕头扔来扔去,疯个翻天,晚上时我们躺在阁楼上,男孩子在左边,女孩子在右边,而我小就睡在中间,常常可以把话传来传去,有时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大表姐不得不出面大声制止我们,当然一会儿就会鸦雀无声了,而且不久我们就会进入梦乡。 关键就在这,梦里是什么,我三、四岁的时候根本就不懂,我只会跟小表哥小强说,我昨天到天上去了,看到天上也有黄浦江,他马上就会告诉我,说我头昏做梦了,他说眼睛闭上后看到的事情就是梦,他还说我们昨天下午确实去过黄浦江边,是去看船的,我便大叫大嚷,这就是梦啊,我还不知道梦是什么样的,是方的还是圆的?小强马上就会不耐烦地说:“懒得回答你的小人问题,昨天阿芬姐把灯一关你就睡得呼呼的,象个爱尔兰小母猪,才不相信你也做梦呢?”我嘟着嘴不说话了,不明白家里人为什么老是不喊我的名字珠珠,而叫我小母猪,而且前面还加个爱尔兰,就因为我长着一张圆脸有着胖胖的小屁股和小肚子,像肥藕一样的胳膊和腿?管它的,反正“爱尔兰小母猪”这个绰号从小一直叫到大,虽然现在我已出落得修长苗条,但男朋友也喜欢这样称我,且让我感觉到那份最爱的甜蜜。 我是真的梦见了黄浦江的,可没有人听我的故事,我就跑去对爷爷奶奶说,那时的爷爷正热衷于戴上红袖标去弄堂口执勤,帮外地人带路,也懒得理我,不久,这个有关于天上黄浦江的梦就渐渐被我淡忘了。 可是,有那么一天,大约是在五岁那年的冬天,我眼睛闭上后看到的事情━━那个梦,却是我无论怎样努力,也挥之不去的,并且就这样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 我看到的事情是这样的,在一个旷大的广场上,我穿着碎花布的棉罩衫,提着一个我的小铁皮箱,那里面装着我所有的玩具,有小锅小碗,有梳着长辫子的布娃娃,有5个彩色玻璃珠,有一个装蛤蜊油的空蛤蜊盒,有一个金箍棒玩具.......这好象就是我的全部家当了,我提着这个在我当年看来无比沉重的箱子,蹒跚地迈着我的小步子,我怎么也走不到这个广场的边,好象这里就是无边无际的,我慌了,我拎着箱子要去哪里?我不知道,我走不出这个广场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我只能依着自己在这个空旷的广场上艰难地往前走着,走着......天啊!我就这样被自己的何去何从困扰着,然后被吓醒了。我感到心里异常地沮丧,如果这个梦就预示着我的未来的话,那该多糟糕!我为什么不能像和我同龄的毛妹那样总是梦见奶油蛋糕八珍梅大冰砖什么的,我的梦里从来都没有吃的。我把这个梦和我的担心都告诉小强哥,他只说,你的梦一点也不好玩。 是啊,不仅我的梦枯燥乏味,而我的生活更是无聊透顶,我早上起来,表哥表姐都上学去了,我只好拖张小板凳坐在门口看奶奶理毛豆,鸡毛茶,然后就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了,我当然是要睡午觉的,觉后吃饼干,然后再搬好凳子,听刘家阿婆和奶奶说话,我总是拿着金箍棒下楼,渴望能找到一个小玩伴来跟我玩,可像我那么大的小孩子没有大人领是不会到处乱跑的,即使后来成了我小学中学大学的同学的毛妹,在当时我们也只能在窗口互相张望着。有一段时间,爷爷奶奶突然热衷于送我去上幼儿园,是去很远的地方全托,原因是我当播音员的母亲希望我能说普通话,我去了一个星期回来就脸蜡黄地大病了一场,病因是大便不畅,因为幼儿园是蹲厕,可我那时只会坐马桶,即使坐在冰冷的痰盂上,我也无法忍受我每天骗骗幼儿园的阿姨在痰盂上坐着,然后就起来了,没有人发现我一个星期都没有大便,等回到家里,我的肚子已经胀得不行了,我直喊疼,只好打开塞露,这件事闹得整个弄堂都知道,都说25号的小珠珠上幼儿园出事了,一直到我小学毕业,还偶有人提起。当然了,这件事也彻底结束了我上幼儿园的生活。 可是我不上幼儿园又怎么办呢?那年的夏天,我就跟着已经上小学二年级的小强哥到处乱跑,一般我们是窜到外滩,或者远点的西藏路,表哥的父母也即是我的大姑妈和姑父,对他管教甚严,他极少拿到零用钱,而我却可以蜜嘴甜言地从奶奶那里骗点一角两角的钱,说是去弄堂口买糯米饺吃,当然这钱是会存到星期天的,表哥会带我去街上买吃的,有一次我们买了话梅、八珍梅和崐李子,还有一小块奶油蛋糕,把钱全花光了,我们原打算回去的,可表哥遇见了同学想到更远的地方去玩,又不想带我去,他想了个点子,他躲在一旁偷偷看我,让我在路边大哭大喊,结果招来了一个警察叔叔,他问暖问寒地抱起我,我接原先表哥教我的那样说:“我家住在会乐里,我不认得路了,呜呜......。”警察就抱着我走了,路上还停下来帮我买了块棒棒糖,而我从警察叔叔的肩头看到正偷笑着的表哥和他们同学们一起跑远了。我长大后知道这是骗人的高招,但我确实不知道小时候的自己长着一个娃娃脸,一哭起来楚楚动人的样子,让人疼,因为,后来我和表哥发展到每次出门都把钱花得精光,然后由我在路边扮哭被警察叔叔送回家,而他自己还要玩好一阵子才回家,怎么回家的,我也说不清。 五岁到六岁那一年,我和表哥把围着会乐里的那个区域走了遍,往东到河南中路,或者穿到汉口路、山西南路、山东中路等等。这样的乱穿一直让我和小强哥心花怒放,乐此不疲,有一天我和表哥看见小爷爷站在山东中路一个弄堂口发呆,很是奇怪,问小爷爷,他说,这是解放前他工作的地方,我们俩一看,弄堂口不过是个炸生煎馒头的铺子,就以为小爷爷是卖生煎馒头的,一直到上大学一年级,我才知道以前的山东中路叫望平街,别看这条仅有200米左右的小路,却是当时声名显赫的上海报业的发源地,而我小爷爷曾在著名的西文报纸《字林西报》工作,这个1951年停刊的历时87年的报纸,也曾使我的小爷爷几度风光,成为上海滩小有名气的报人,只可惜我深知这一切时,已无从从知详情者━━我的小爷爷口中再探出什么,1978年时不算太老的小爷爷下雨天在外白渡桥上滑了一跤就再没有起来。 其实也就是因为小爷爷的缘故,我才得以在六岁时就被送进了小学,是和小强哥同一所学校,以便他可以带着我上学,而家里实在没有人管我。自然,我也很快和表哥学会了玩弹弓、斗鸡、打弹子、折烟盒等男孩子玩的把戏,而对于女孩子跳橡皮筋之类的娱乐,我一窍不通,也不屑一顾。 我第一次听说“到四马路上去打野鸡”这句话,是在上小学一年级下学期,我们放学回家的路上,河南中路的几个小赤佬说的,当时的我根本不明其意只说阿拉弄堂里没有野鸡,可小强哥却愤怒地冲向他们,很快就被他们打得鼻青崐脸肿,我大吃一惊,平时善战善勇的表哥终是寡不敌众,我果断地从书包里掏出弹弓,一弹一个准地弹了那几个小赤佬的屁股,不过有一枪弹坏了,弹了一个小赤佬的眼,谁让他在我弹时弯下腰呢,他就大叫大哭起来,几个小赤佬围过去,小强哥趁机拉起我逃跑了。在弄堂口时,小强哥把弹弓都收了,放在楼下一楼小黑房的苏阿婆家的菜板下压着,并让我什么也不承认。到傍晚那家的家长果真带着那个孩子上会乐里来找我们了,只听小强哥说:“我们珠珠才六岁噢,哪能会打弹弓,她连弹弓是什么都不知道,是我打的嘛,不要赖珠珠。”奶奶也在一旁帮腔:“阿拉珠珠老听艾喔(话),不会白相嘎野的么子(不会玩那么野的东西),我就在一旁光打雷不下雨地哭,我的哭声可大了,招来了左邻右舍,我从指缝里看见他们正指指戳戳,小强表哥正冲我眨眼,而苏阿婆也在看着我,我真担心,可她什么也没有说。再说,并没有弹着那孩子的脸,只是眉毛上面,也无什么大碍,一个青包几天就消了,弹弓风波也就这样过去了。 就是从那时起,我注意到了平日里不多言多语的苏阿婆,她是负责扫我们会乐里的公厕和弄堂的,可她自己却异常的干净,总是戴着口罩袖套手套去打扫,有一天我放学回来,苏阿婆在楼梯口交给我一包用报纸包起来的东西,我看也不看她,就拿了东西匆匆跑上楼,那里面自然包的就是我那天拿的弹弓,我当时心里就慌了,生怕苏阿婆告诉我奶奶。还好,几天过去了,一切都风平浪静,我对小强表哥说,人家苏阿婆什么都知道的,可什么也没有说,他却告诉我,不要理苏阿婆,说她是坏人,不然怎么会去打扫卫生?是啊,这也让我不明白,可仔细看看苏阿婆,你便会生疑,因为从大口罩上面露出的那一双大眼睛是那么地忧郁和绝望,而且,你只要看着这双眼睛,就会发现她是多么地与众不同,它不象其他的阿婆阿奶,眼皮是完全搭下来的,那眼角的皮肤虽然也松驰了,但还算有些绷着,这样衬着那双眼睛似有了一种哀怨的神情了,不像我奶奶和隔壁的王家阿婆总是笑声爽朗,眼睛眯成一条缝。 应该说那时不谙世事的我不会太关注苏阿婆这样的人,可她的独来独往,她总把自己关在一楼的小黑房里,过节时,不见一个人来看她等等,这一切,还是引起了我的注意,起初我有兴趣关注她,当然是处于好奇。有一天,我放学回来还早,看苏阿婆家的门竟有点意外地开着,虽然挂着门帘,看不见她在里面士什么,但我还是怯怯地走近那门,然后蹲下来,从下往上张望,我竟看见苏阿婆坐在桌前写着什么,这让我大吃一惊,苏阿婆是识字的哟!不像我奶奶和王家阿婆不识字,连买了小菜要记记帐,也要等我姑妈回来,到时候,一般我奶奶又把早上买的小菜给忘了,所以帐虽然记着,但也是不清不楚的,而我姑妈对那本糊涂帐看也不看,倒是我奶奶认为,那么一大家子人张着嘴,每月拿着姑妈那么多钱,总算有个交待吧。我去苏阿婆家门口咳嗽了两声,她果真回过头来,她没有戴口罩,倒戴了眼镜,见是我,她的嘴角微微一咧,似是有了一丝笑意,她问我,放学了吗?我点点头应着,她又问,功课做好了吗?我说,不高兴做,她就从眼镜框上向我瞪着眼,有点严厉的样子,她说,小姑娘读书多不容易,侬那能不认真?这样不好,我对她说,我的功课简单得要死,明早再做也来得及,她说,今天的事还是今天做了,这样才好。我和苏阿婆就这样一个门里一个门外地说着,她一直没让我进屋,到后来还是我性急了,我问,苏阿婆,你是不是在做功课,这次她笑了,她说苏阿婆老了做什么功课,只能是写写白相相(玩玩),我马上问,那侬写们啥,让我看吗?她这才招手,让我进去,你们猜我看到了什么?是在一本本子的白纸上看到了黑墨水钢笔画的花,我问,这是什么,苏阿婆就说,这是梅花,是岁寒三友之一的,我仔细地看着,那梅花画得很孤单,是一棵年轮斑斑的老梅花树上发出的独芽,且就这么一枝独放着,我就说,苏阿婆怎么会画画呢?她说年轻时学的,我羡慕地拿起画来看,眼睛无邪地抬起来问,苏阿婆,你可不可以教我画?她说,你要是做完了功课,就可以学了。我马上就转身了,边走边说,我现在就去做功课。 那就是我第一次进苏阿婆家的门。后来,我自然是去的次数多了,知道苏阿婆不仅识文段字,且会一手漂亮的苏绣,只是老了有点眼花,穿针困难。那年月,上了十岁的上海小姑娘都要在大人们的监督下学手工,如钩花、绣花、踏缝纫机,而我就是六岁半在苏阿婆家拿起了绣针,绣了第一朵衬衣领子上的太阳花,而后跟苏阿婆学了抽丝挑花,就是今天,拿起一块我手绣的台布,也会令许多人大为惊叹,因为我的同龄人身怀这样绝技的,已经不多了。 一年级很快就念完了,那时候小学课本里全是语录:必须把粮食抓紧,必须把布匹抓紧等,所以,我用了三天的时间就把语文、算术的暑假作业做完了,做完了之后当然就是玩,而那时候可玩的东西不多,就比如游泳吧,我虽也到地段医院检查身体办了游泳证,但只能在儿童池同四、五岁的小孩子混混,看着小强表哥他们在大人池里如鱼得水,我真是恨自己不能飞速生长,且“生不逢时”,那个暑假,我为自己身高不能达到成人池的高度而愤愤不平,有一次不知让我怎么混进了成人池,看到幽幽的深水,我正有点怯场,就蹶着屁股向水中张望,让我小强表哥从后面一脚踢下了池,我在水中扑腾,虽然姿式难看,但到底没有沉下去,且就这么学会了游泳,不过也因为被小强表哥踢了一脚,我又被剥夺了去游泳的权利,因为我奶奶和姑妈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九岁以后才可以去游泳,我现在虽会游泳,但也就是小时候那两下子的扑腾本领,在这方面毫无建树的原因,恐怕就是对游泳兴趣正浓,而被硬性停止训练,耽误了最佳成长时期吧。 我被剥夺了去游泳池玩之后,当然就彻底闲在家里,虽然那时毛妹也可以跟我在弄堂里玩一玩,可她是一个动不动就哭哭涕涕的小姑娘,连见一个毛毛虫都会吓得落荒而逃,又让我觉得虽然跟毛妹玩可以让我再现自己的英雄风采,但毕竟是在会乐里的大孩子们不在时,百无聊赖的我,觉得那个暑假真漫长,所以,后半个假期,我就发展到与老太太们为伍,听她们说东谈西。有一次正在门口帮奶奶夹螺丝,苏阿婆扫地回来了,她还是那付全副武装的打扮,她走过的时候,老太太们全都不说话了,我很自然地站起来,想跟着她走,被我奶奶大声喝住了,苏阿婆脸色很难看地走开了,这令我不快,奶奶说不要到苏阿婆家去,但奶奶不告诉我为什么,倒是住在一楼的李家妈妈发了话,说苏阿婆现在的苦也是活该,因为她过去是长三堂子的,那时候多风光多惬意啊!现在完蛋了,解放后该改造改造了,我马上就问长三堂子是哪里?奶奶说,小孩子不懂事就不要乱问,当时我虽然没有再问,但小孩子的逆反心理促使我和苏阿婆走得更近了。 应该说,后半个暑假我过得相当愉快和新奇,我实在是厌烦了大人们的絮絮叨叨,兴趣越是被限制在极为狭窄的范围里,人们就越是寻求更广阔的兴趣,有时我侧耳倾听大人们的谈话,尤其是专门放低声说到苏阿婆和长三堂子的事时,我特别留意,这一切就犹如遥远的天际传来一道闪电,预示着完全不同的世界,会乐里的过去与苏阿婆在我的脑海里变得模糊,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 那个暑假的晚些时候,我只要有机会就跑到苏阿婆的小黑房里,苏阿婆在我去了之后,总是关紧门,而且我们也从不大声谈话,干净光洁的房里,只能听到我们轻轻地说话声,我幼小的心灵就是这样在神秘的感召下,走向一个苍老女人的沧桑世界,我的出现一定在她的心里掀起了波澜,这不是微风袭来起涟漪,而是整个心灵的激荡,我猜想,可能苏阿婆已经很久不曾说话,也没有人听她诉说,她的话就像是从胸腔溢满的水,滔滔不绝。我这才知道,苏阿婆不仅有一个在上海滩上很有能耐的丈夫,还有个儿子苏培虎,解放前夕,苏阿婆的丈夫抛下她们娘俩去了台湾,而苏培虎念完中学就在某一天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一九六七年时来过一封信,说是到了新疆,生活很好,再也不回上海了。苏阿婆说这些时,不留一滴泪,我想她一定是悲伤之极心止于死水,苏阿婆只是有些悲哀地叹到:这都是命!可对于这之前的事,她提的就不多了,只说她年轻时生得好看,又会吟诗弹唱,是杨州人,杨州自古出美女,而她到了上海,也是挺出名的。 外界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有时它们能牢固而深刻地印在记忆之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印在整个心灵上,以至永远无法忘怀,无论岁月怎样地流逝,在想到苏阿婆时,我总不会忘记那间潮湿阴暗的小黑房间,因为有了苏阿婆才变得充满生机,尽管我已经很熟悉了那小房间里的一切,但使我倍感亲切的就是我六岁半的时候,从这间小屋里看到了人世的沧桑和悲凉,也看到了一个女人真正的绝望和心碎,她活着,但她已经沉睡永不再醒。 暑假过后的新学期里,我们都穿得漂漂亮亮去上学,新学期的第一天是开会和打扫卫生,我就把扫帚支在门上,如果有人推门,扫帚必然掉在头上,我本来是想逗逗班里的一个娇气包的,没想到推门进来的是班主任老师,众目睽睽之下,想逃是难的,就只好硬着头皮不承认,老师点名一个个地问,样子是气急败坏的,问到我时,我装得很象,镇定自若地说,我在看小人书,没有抬头,不知道,问到毛妹时,她虽不说话,可这个笨蛋眼看着我,一下子就暴露了,老师说我是老实面孔花肚肠,第一天开学就被留下来了,一直等到姑妈下班后来接我,真让我气得不打一处来。我当然不理睬毛妹了,无论她怎么讨好我,我都不睬她,而且,我还酝酿着一个复仇计划。 我那时的计划很吓人,刻苦仇恨地在心中默念了好几天,然后在一个阴雨天,已经上课了,我故意蹲在厕所不走,等别人都走光了,我才咬牙切齿地掏出早已准备好的粉笔,在厕所的墙上,发泄着我的愤恨,我打算用左手写上:打倒毛妹!可才写了三个字,就来人了,那人是清扫厕所的,一时半会儿不会走,我不得已只好暂时退出,没想到这一退出,却再也没有机会补上最后一个字而酿成了大错! 这条仇恨的标语,如果少一个字就成了有反革命嫌疑的反动标语,全年级的同学几乎都被叫去核对了一下笔迹,我心里也发慌,但我已咬定永不承认,何况我的左手可以装作根本不会写字,我装得还真像,因为老师们都没有怀疑我,而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如果我不承认,就不会有人承认了。可惜我高兴得太早了,老师们经过一番核对,竟然划出了几个怀疑对象,而毛妹就在其中,经不住三哄六骗,毛妹被吓得承认了是她所为,这令我惊得目瞪口呆,毛妹虽然出身不太好,她父母又是右倾分子,但还决不至于反动到如此地步,何况我这个事件的炮制者还在保持沉默呢!我一时不知所措,又不敢承认,因为从大人们的郑重其事中,我已感到了事件的严重性。 我心事重重地在外面逛了很久,才回会乐里,才进了弄堂口,我就看见学校里的老师领着毛妹,在往她家的方向走,他们走进了那栋楼半天没出来,我慌忙跑回去,在窗口张望。后来老师们走了,对面楼里就传出了大声的吵闹声和哭声,是毛妹的妈妈在打她。我变得难受起来,虽然我和毛妹隔着一个天井两窗相望,看着他挨打挨骂也不是第一次,但这一次却弄得我形驻神离,我没有办法对这件事视若无睹,听而不闻,可又毫无办法,我没有勇气向老师承认,也没有勇气向毛妹承认,每天早上一睁眼,我就为要到学校去见到毛妹感到胆颤心惊,因为这事闹得太大,毛妹放学时,身边总有小孩子和男同学跟在她后面喊:“写反标,大坏蛋”,到后来,毛妹竟不敢在学校单独露面,她变得不说话不理人。 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反省这件事,时间是有无限的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淡忘这件事,我就是在自己设计的这么一个走不出的美丽光环里睡着醒着。有一天,微风拂面,太阳洒下疏疏落落的光线,一切都变得安静随和,我看见苏阿婆家的门虚掩着,就推门进去了,桌上不知一杯什么茶正向四周散发着馥郁的清香,苏阿波正出神地坐在窗前沐浴着从窗外射进的阳光,我进屋的那一刻就已破坏了这层宁静,可常常是我不需说一句话,苏阿婆就已洞悉了我的一切,我不知如何启齿,却又有太多要说的话。门外有人吆喝:“红酱油白酱油”,毛妹拿着酱油瓶走过去了,这一切被在一楼苏阿婆家的我和苏阿婆全看见了,我们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都看着她不说话。过了很久,毛妹的酱油恐怕早就煮进锅里,我才说:“苏阿婆,没有人跟毛妹白相(玩)了,都是因为写的那个反动......”苏阿婆有些平静地看着我,她说:“侬应该跟依白相,对吗?”我有些吃惊地看着也,我还从没有对任何一个人说起过这件事,只是在内心中自责过,难道苏阿婆已经什么都知道了吗?“侬会对她好的,毛妹也是好小囡,侬也是,对吗?” 那天以后,我主动接近了毛妹,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和毛妹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一直到中学、大学。可对毛妹我始终内疚,因为直到小学毕业,也偶有人提起反标的事。十八岁那年,我主动向毛妹坦白了这件事,毛妹很温和地一笑,毛妹说,她一直是知道那几个字是我写的,是写来骂她的,这令我大吃一惊,那年我才七岁,毛妹八岁,却有如此的心怀为朋友忍辱负重,我佩服她,欣赏她,同时也为自己一直有这样一个不可多得的朋友相伴着而庆幸,而感激生活。 那年冬天,我和毛妹正在大学校园里准备期末考试,忙得不可开交,有两个星期没有回过家,等忙完了考试回到会乐里时,会乐里却出了大事,苏阿婆在一个风雪夜死去了,据法医检查说是突然的心肌梗塞,死时身边没有一个人。那时,我知道了苏阿婆自己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谢秋云。听说她的儿子也回来了,也没有大办,苏阿婆火化后他就走了,我只看到一次苏阿婆的儿子,那是来收拾房子的时候,后来锁上门走了,我想这人就是苏培虎。几年后,又有一个人打开了会乐里苏阿婆家的门,据说是苏阿婆的孙子,是来上海浦东作生意的,而当会乐里要拆迁时,此人也顺理成章地在纪念路那里得了一套小居室的房子。 我在上大学时曾写过一篇民俗风情式的随笔:“上海的四马路”,总觉得四马路有太多的悲欢离合的故事,而且就是在那里,从文字上考证了许多关于四马路的事,真正的留意明白了四马路西头的会乐里是旧社会的高级红灯区,而其中的长三堂子,是只有像蒋介石、黄金荣、杜月笙、胡世堂这样的达官贵人才能出入的地方,长三堂子的高级妓女也都是才貌出众的姑娘。会乐里紧邻西藏路,当时西藏路还是一条河浜,与著名的跑马厅隔河相望,但那里已是法租界了,沿着四马路往东走,却又是别一番景象,一直到棋盘街,也即是今天的河南中路,在这块小小的区域之内,仅“八.一三”抗战之前,就有报馆数十家,杂志数百种,新旧书肆300余家,抗战时期的1939年,全市245家书店中有92家集中于此。到1948年,全市共有书店500余家,另有一千多个书报摊,其大部分也仍集中于此。而这条街上最著名、规模势力最大的当然要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这三大书局了。它们既是上海书业的代表,也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先驱。 四马路既集中了如此众多的书局报馆,而它的娼妓业也同样是如此著名,也实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大奇观。至情至性的作家郁达夫在与王映霞的恋情发生了挫折后,许多时候会来四马路上酗酒、胡乱买书甚至“打野鸡”。郁达夫是否也去过会乐里?找遍了资料也无从考证,反正从郁达夫的日记中是没有记载的,但估计像郁达夫当时的经济状况,他是不会去会乐里这种地方的,更况且他还有许多事要做,偶尔去四马路“打野鸡”也只是一时的发泄而已。 长三堂子就在会乐里,不过据《赛金花本事》中记述,当时上海的妓院分为若干等级,最上的叫“书寓”,次则才是“长三”,再次则叫“么二”,再往下则“花烟馆”、“野鸡”之流了,而书寓往往称“某某书寓”,“长三”则称“某某寓”,少一个书字,也差一个级别,“么二”则叫“某堂”,书寓和长三的门口都挂着牌子,上面写着妓女的姓名,据此可以推知凡高级妓院皆以“长三堂子”统称是较后才出现的称谓了。 想像一下,我所出生并生长的会乐里,昔日竟是烟花柳巷,每家门口挂着牌子,每家都有点名堂。据说,书寓和长三最为不同的就是,书寓的姑娘全要会唱曲,这是必须条件,客人初到时认识了姑娘,姑娘要先唱一段给客人听,这叫“堂唱”,而在长三,就不一定要唱了。书寓姑娘是则不陪宿的,偶然留客住宿,那都是日子已久,客与姑娘的交情已有相当的默契,姑娘愿意客留下。长三留客就较为容易些,但也须相当的时间,彼此厮熟以后,摆摆席才可。 现在我才明白当年那些由四马路而生出的儿时挑衅,尤其是苏阿婆,我只看到了她后半生最穷困也最克俭改造的那一刻,她恐怕一直就住在会乐里吧,她到底是书寓的?还是长三的呢?这样的她识文段字自然不足为怪了。最令我惊讶的事是在后来发现的资料中,我竟看到了有关于李叔同,也即是后来成为大德高僧的弘一法师的资料,他青年时代寓居上海,也是烟花场上的常客,他的文名也是这时远播上海的社交界,成为有名的风流才子,都是当时文人诗酒征逐的中心人物,而李叔同也不是一般的文人,“庚子赔款”的发生,使得这位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代名流在寄情于声色的同时,仍然无忘家园之忧,他曾与一位名妓谢秋云的交往中写下这样的诗: 风风雨雨忆前尘,悔煞欢场色相因; 十日黄花愁见影,一弯眉目懒窥人。 冰蚕丝尽心先死,故园天寒梦不春; 眼界大千皆泪海,为谁惆怅为谁颦? 在这样的诗句中,我们似乎可以从中一窥他后来出家为僧的种因。而谢秋云的名字又令我震慑,她会是和会乐里苏阿婆重名的人吗?或者本身就是同一个?李叔同既作为贵胄子弟,他当然有足够的资财供他纵酒论诗,寄情声色,不至于出现资费不敷的窘境,自然出入的就应是“书寓”,这点他要比郁达夫幸运的多。 我们居住的会乐里是1925年改建的,称新会乐里,在1949年上海解放的时候,会乐里还有挂牌的十家妓院,1951年11月上海市人民政府下令禁娼,封闭了妓院,原先开妓院的房子开始出卖、出租,会乐里逐渐从昔日的红灯区变成了普通市民居住的里弄了。再进一步的考证,我发现会乐里所有的房屋都被妓院占据了,仅仅是25号没有开过妓院,却开了独此一家的“乾元药材店”,这才令我发现,难怪我们一楼的房子特别大,只有小房二间,像苏阿婆住的那间,恐怕以前是药房的仓库吧。 如今会乐里已经全部拆迁,这个象征着旧时代的陈迹的地方,就要耸立起一座新的摩天大楼,我们家也已迁往浦东新区,在拆迁时,我特别在会乐里的门口拍了张照片,寄给远在大洋彼岸的小强哥,这就是我们生长的会乐里,这些曾经装满人人间悲欢离合的故事的老房子,已经灰飞烟灭,谁还会记得这里的一切呢?拆到一半时最为荒凉,因为许多房楼顶已被掀掉,露出了天光,人去楼空也。 我们生活也应验了在会乐里做的有记忆的第一个梦,我从上海到北京,又从北京到四川,又从四川到深圳,后来,又来到了海口,如今又到了纽约,下一站我将去哪里还不知道,我想,这就是漂泊人生吧。 会乐里消失了,我失去了自己的出生地,就如再也见不到生长的根,这些都是旧事了。旧事已去,一切如风,以后的都是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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