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茂春: 中国学者不应当与西方学者同等相待

余茂春: 中国学者不应当与西方学者同等相待

在与中国学者交往上，美国的大学，智库，和决策者犯的最大的错误，是以为双方是在相同的思想系统上的参与。这大错特错。 美国的学者行事的文化是崇尚自由探索，开放辩论，允许不同，和追求真理。中国学者在一个要求意见一致的政治体制下生存，在不论大小的事情上挑战共产党，会导致职业道路的终结，被监视，或者被刑事处罚。

把这两个群体在思想的自由市场里相等同，不仅是不智慧的，而且是危险的自我欺骗。这无关中国学者的智力和能力，而是他们是否有自由。

在这种情况下，和中国学者的任何交流，不是真正的学术对话，而只是共产党的官方的观点进口到建立在思想自由的学术机构来。这很重要，因为美国人本能地以为学术是独立的。可是共产党不这么以为。

同等令人担心的是西方出现了一批靠跟中国交往来谋生的职业的中国专家。学者，记者，政策分析家把经常往返于去中国著名大学作为职业水平的表征，而我们不得不问，从中谁得到了什么谁没得到什么。

当代最受尊敬的独立的研究现代中国的学者，比如Frank Dikotter, Perry Link等，发表过关于中共的统治的深邃的分析，这些人经常受到中国的敌视，限制，和排斥，就是因为他们敢于质疑官方的说法。而许多经常被邀请去开会，能接触到高层的西方专家则倾向于呆在中国政府接受的范围之内。这未必是说他们是中国散布影响的代理人，但是表示中国奖励服从，惩罚不同。

共产党明白，能有接触的渠道可以做一个杠杆用。学者害怕失去签证，邀请，研究和合作的机会，这都是强有力的因素迫使自我限制言论。长此以往，形成了一个生态环境。经常发言的专家往往是北京眼里放心的专家。

这种交流体系的最明显的学术上的腐蚀效应，就是在中国研究的群体里流行的都是美国的错的心理。凡是中国有过分的行为，无论是欺负台湾，压迫香港，恐吓外国政府，商业间谍，侵犯人权--很多评论家的第一反应，不是从共产党这些行为本身来分析，而是立刻去找一个美国所谓的冒犯了中国的行为。

这种思维等于把中国开脱了，而把几乎一切双边关系的恶化都归罪于美国政府。这种分析反映了中国喜欢的逻辑: 美国开的头，中国只是反应而已; 美国挑事，中国自卫; 美国升级，中国应对。这样的透过扭曲的透镜看事情的学术群体已经失去了客观的分析的机能而演变成共产党宣传的喇叭。

学生交流也同样受到类似影响。中国的大学不是独立于国家的自治的机构。他们是国家政权的工具，这个区别是中心的要害。

与中国的学术交流对美国有极大的国家安全的风险。

美国允许成千上万中国学生和学者到美国大学来。COVID之前，有多达37万中国学生在美国。美国大学的图书馆，实验室，课堂，档案，研究项目对他们都是开放的。而中国政府对美国人到中国来学习和研究却不欢迎。这造成了严重的不平衡。在美国有27万中国学生，而在中国的美国学生却减少到不足一千。这是大概三百比一的比例。很多中国学生在关键的新一代技术的领域，涉及重大的国家安全的敏感课题。根据中国教育部统计，在海外先进工业国家留学学生的将近90％回到中国为这个共产党霸权添砖加瓦。在中国的一小批美国学生反过来受到言论限制，监视，接触到的东西也受限制。

这是类似于冷战的学术的分离。所不同的是当初对苏联我们没有傻到让苏联人在自由开放的美国大学到处都是。

不幸的是，美国最厉害的地方，它的开放，成为了一个弱点。学术自由依靠对等，透明，和独立性。 这和共产党格格不入。中国大学不允许美国学者享受中国学者在美国享受的自由。在中国研究人员需要服从国家的目的，包括军民共享的项目，获取海外科技知识的招聘计划等等。共产党的政策很清楚把学术交流作为不仅是教育而且是战略资源。

这意味着交往不能变成纵容。自由社会如果对榨取它的人视而不见就没法保持学术自由。交往的目的是了解中国，不是为共产党话语提供平台，培养未来在美国的代理，给一个不给本国公民提供美国大学习以为常的自由的体制贴金。

只要在北京的中国学者不能像在波士顿，芝加哥，或者伯克利一样享受同等自由，美国就不应当把学术交流看成对等的关系。这就是现实。这是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碰撞。担当的风险是在我们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