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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中国慷慨捐助,日本“慷慨回报”

(2013-09-13 05:21:18) 下一个
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中国慷慨捐助,日本“慷慨回报”

 现代版农夫与蛇 日本关东大地震启示录
1923年9月1日,以神奈川县为中心,日本关东地区南部发生7.9级大地震,史称关东大地震。地震、海啸、暴雨、火灾波及1府8县,日本死亡10余万人,灾民百余万。尽管当时中日关系因一战后日军强占青岛、“五四运动”爆发而异常紧张,但出于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中国仍然给予了慷慨援助。
据记载,地震后,孙中山很快向日本摄政太子裕仁发出慰问电,北洋政府也迅速做出反应。《申报》、《民国日报》、《晨报》、《大公报》均于首要位置刊登日本震灾消息,表达同情。9月3日,《晨报》发表社论呼吁:“我国国民宜速组急赈会,募集巨款,特派大规模之救护团,驰往赈济……”

当时中国非常落后,北洋政府决定对日本进行救助。号召百姓忘却战争前嫌,不再抵制日货,以减轻日本人民负担,利于恢复。北平、天津、成都等城市成立救灾团体,演艺界筹款筹物,梅兰芳还进行了义演。景山公园卖票助赈,连中学生也把零用钱捐出,赈济日灾,红十字会救护队赴日救灾,表现出纯洁的道德感和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精神。

当时的北洋政府,为救济日本此次“奇灾”,内阁3日召开特别会议,在巴黎和会上反对日本侵占青岛的外交总长顾维钧摒弃前嫌,提出:“我国本救灾恤邻之义,不容袖手旁观,应由政府下令,劝国民共同筹款赈恤。”外交部电令驻日代理公使张元节调查实情,并向日本政府表示慰问。

同时,各阁员表决通过援助日本决议,发布大总统令,由财政部筹银20万元(当时1元钱能买40斤大米)汇交日本政府,用于救灾。还下令暂免食品、服装、药品、卫生材料等出口日本的关税,并由地方长官劝谕绅商,广募捐款。当局还决定派遣商船运送粮食、药品及红十字队赴日救灾等,同时解除粮食输出禁令。海军李鼎新总长调派军舰两艘,载运粮食紧急驶往横滨。6日,政府又决定,凡由华运日之赈品,由财政部给照,均免出口税。

9月8日,外交部成立了临时救济日灾委员会,系统协调相关事宜。时任直鲁豫巡阅使曹锟捐款5万元,其中3万元赈济日本人,2万元赈济旅日华侨、留学生。9月9日,两湖巡阅使吴佩孚通电全国,号召对日本进行捐助。电文声情并茂,夹叙夹议,用华丽的词汇表达对日本地震的痛心和关爱之情。他给中国所有重要政府部门均去电号召援日。

关东大地震发生时,东北军阀张作霖正在扩大奉天兵工厂,开办东北大学,手头因此有些紧,但他仍于9月3日决定向日本赠送面粉2万袋、牛100头。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社会各界踊跃参与

除政府层面外,中国各地各界也迅速做出反应。在北京,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致电“日本京师帝国大学及各学校”,谓“电传奇灾,实深震恸,同人谨致慰问。”北京银行公会筹拨10万元,购办米面3万石,即行赴日救济。北京中国画学研究会经过联络、筹备,在中央公园,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中山公园,召开书画助赈会,并征得当代名流大家所作书画多幅。9月28日,助赈会第一天即售出书画数百件。北京还举办游园会、游艺会、展览会,募集赈款。

行动最为迅速和热烈的是上海。9月2日,上海20余个慈善团体“相约讨论”,前往日本驻沪领事馆及日本居留民会探问情况。4日,上海总商会成立“中国救济日灾义赈会”,公推朱葆三为主席,盛竹书、王一亭为副会长,由王一亭负责具体事务。8日上午,轮船招商局的“新铭轮”从上海起航,船上悬挂白十字蓝旗(中国救济日灾义赈会会旗),12日抵达神户港。据称,“新铭轮”是关东大地震发生后,日本收到的首批国外救灾物资。与此同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组成的24人赴日救护队,也于8日启程前往神户。这是中国红十字会自1905年成立以来,头一次派出援外医护队。

各界名人也纷纷捐款,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还组织了赈灾义演。在上海、北京、江苏、浙江等一些地方也都有自发的募捐活动。9月6日,上海总商会、红十字会等团体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到9月27日,该会共捐助钱粮、药品计14万元。中国佛教界也组织了赈灾活动,各大寺院道场组织各种法会,吊祭日本地震的罹难者。

大地震却使东京、横滨等地各种谣言开始在灾民间传播。据日本警视厅的记录,谣言包括“还要爆发大地震、还有大海啸来袭、富士山将大喷发”等。在这种有关自然灾害将进一步加剧的谣言迅速传播的同时,从9月1日傍晚开始,出现了与政治相关的各种谣言,在市民中引起了更大的恐慌。谣言包括“日本社会受虐待的朝鲜人要趁震灾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反击日本人”、“地震中从监狱逃出来的罪犯要发起暴动、对现实不满的社会主义者趁乱进行暗中活动”等。在这些谣言中,与朝鲜人有关的谣言尤其为人们所深信。而且谣言越传越玄,开始时说“朝鲜人要趁地震的混乱放火”,过了一夜就说“朝鲜人抢劫、强奸、杀人、朝水井投毒”等,后来甚至出现了“朝鲜人在伊豆大岛装了炸弹而引起了地震”等说法。很多人开始相信朝鲜人要趁机发生暴动,并以为火灾的扩大也是由于朝鲜人的暗中活动造成的。

当时的日本人会相信这些谣言,与当时他们对朝鲜人的认知不无关系。日本1910年正式吞并了朝鲜,并在朝鲜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利用“土地调查”等手段掠夺朝鲜土地。很多流离失所的朝鲜人被迫到日本做工,受到日本人的歧视。在日本的朝鲜人也成立了一些组织,参加日本工人运动,1921年至1922年,先后成立了东京朝鲜劳动同盟会及大阪朝鲜劳动同盟会,1922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也有在日朝鲜人参加。日本当局也据此认为他们有一定的社会主义倾向。日本媒体的宣传也极力丑化朝鲜人,认为他们是潜在的危险分子。因此很多日本人对谣言深信不疑。

那么,这些谣言是从哪里来的呢?有日本学者怀疑,是日本政府为转移民众对政府救灾不力的愤怒而制造的,并任其散布;也有学者主张是在民间自然形成,一部分官员相信了这些谣言,并以此为依据加强了戒备。

朝鲜人和华工成屠杀对象

9月2日下午,日本政府通过紧急敕令发布了戒严令,出动军队维持社会秩序。同一天,日本内务省警保局长发电报给各地方长官,电文如下:“利用东京附近发生震灾之机,朝鲜人在各地放火,……现已在东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令,各地要严密巡查,严格取缔朝鲜人的活动。”3日上午,又向全国发送了“朝鲜人在各地放火,欲达到其不逞之目的……”的电报。同时戒严地区扩大到整个东京府和神奈川县。颁布戒严令意味着进入非常时期,由军队掌控一切,一般情况下是在战争和内乱爆发时颁布。这次颁布的主要目的是“针对不逞之举,保护罹灾者”。据此,军队和警察开始大肆逮捕、屠杀在日朝鲜人和中国人。与此同时,他们还号召市民提高警惕,各地也组织了以在乡军人会(退伍)或青年团(地方青年组织)为主体的所谓“自卫团”,用日本刀及竹枪等武装起来,四处奔走“猎捕朝鲜人”,一旦发现,或将其杀害,或在施暴后将其交给警察或军队,手段极其残忍。虽然不久后人们开始知道有关朝鲜人暴动等只是谣言,警察厅也制定了自卫团规则,要求停止对朝鲜人的迫害,但这时被军队、警察、自卫团所杀死的朝鲜人已达数千。有史料称,当时有6000多名朝鲜人在屠杀中丧生。

在屠杀朝鲜人的同时,他们还把屠刀伸向了在日华工(有一说称他们被误以为朝鲜人)。据不完全统计,有700多名中国人(90%是温州人)遇害。东京大岛町8丁目是华工的一个聚居地,9月3日就有近200名华工在这里惨遭杀害。据当时住在8丁目146号的木户四郎(当时27岁)回忆:“五六名士兵和多名警官及很多民众,包围了约200名支那人(中国人),民众都手持斧头、铁钩、竹枪、日本刀等,从一侧屠杀支那人,中川水上署的巡查等也和民众一起,像疯了一样实施屠杀,其间还有两声枪响,可能是射杀逃亡者吧。我当时都不敢正视自己同胞的残虐行为。”此外,横滨等华人聚居区,都发生了屠杀事件。在日本的中国工人领袖王希天9日上午前往大岛町去了解和慰问受难华工,途中也被军警秘密拘捕,12日凌晨被秘密杀害。之后此事一直被封锁,直到1975年8月28日,日本《每日新闻》发表了《久保野茂次日记》,人们才了解真相。

华工领袖被害引发更大“地震”

关东大地震,华侨与华人的境遇怎么样?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才有正义的日本人揭开了令人遗憾的一角——就在《中国红十字会赴日救护队》赶到东京的时候,中国华侨领袖王希天,没死于地震,却遭到野蛮的暗杀。

王希天是长春人,1914年11月考取留日官费生东渡日本。1917年,王希天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在1918年的进步留学生运动中,与周恩来成为战友,参加促成了2000多中国留日学生罢学回国向北京政府请愿;他慷慨激昂的演讲,曾经感动了时在天津读书的邓颖超。

王希天很快成为华侨、华工的朋友和志愿者,为改善华工的处境奔走,终于在东京华工最集中的地方设立了事务所,成立了维护华工利益的《侨日中华劳动同胞共济会》,在名古屋、大阪、京都、横滨等地建立了支部,发展会员4000余人。成立教育部,举办华工夜校……成立华工慰问部,为维护华工的合法权益而斗争。《共济会》成了华工的娘家,王希天成了华工的娘家人,也成了日本资本家与恶势力的眼中钉,当然也成了日本反动当局的监视对象。

日本明治维新,走向国家神道。1923年,正是大正天皇最后两年、昭和天皇接班的前夜,“关东大地震”后谣言满天飞,反动当局不但趁机镇压进步人士,还借 “朝鲜人放火”谣言镇压无辜的朝鲜人,把矛头对准了可怜的华工。地震才过10天,日本宪兵非法抓捕了王希天,并野蛮地暗杀了他,王希天牺牲时年仅27岁,而真相又被隐瞒了半个世纪!

王希天遇难后,中国国内爆发了更大“地震”,国人掀起了抗议暴行、清查原因并严惩凶手的怒潮,但“弱国无外交”,真相还是被尘封起来。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一直记着王希天、寻找他的家人,在1962年接见了王希天儿子。1974年,王希天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75年,真相终于被正义的日本友人揭开。

在残酷杀害朝中劳工的同时,日本军国主义者也不放过本国进步人士。当时,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日本工人运动已蓬勃发展。1920年12月9日,日本社会主义同盟创立,吸纳了全国3000多名会员。1922年7月15日,日本共产党成立并于同年11月取得了共产国际的承认。共产党的活跃引起了当局的不安。地震后,日本当局最担忧共产党鼓动群众发难,于是,在地震后第三天,从9月3日开始,军队和警察就对日本国内的社会主义者及工人运动领袖等进行镇压。下令逮捕进步人士,并将工人运动领袖平泽计七等8人处死。 这样,朝中劳工和社会主义者就成了东京大地震的无辜牺牲品。地震后,竟没有人去追究屠杀肇事者的责任,而更多日本人开始思考防震能力。他们将9月1日定为日本地震纪念日(或称防灾日),每年的这一天要进行全民的防震演习。政府还进一步鼓励科技创新能力,提高地震预报的准确度,要求与建筑有关的科学技术都要有高标准的防震指标。这种转型使日本后来的历次地震损失都远远低于此次地震。 可以说,1923年东京大地震成为日本历史上的科技和建筑发展的新起点,同时,也因为无端杀害中朝劳工,迫害进步人士而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大污点。

地震后产生的谣言之一就是“社会主义者借机暗中行动”,日本当局最担忧他们鼓动群众发难。日本宪兵队正好借此机会拔掉“眼中钉”。9月16日,宪兵大尉甘粕正彦等冲入了无政府主义运动核心人物大杉荣的家,强行将大杉荣夫妇及其外甥带到宪兵队,掐死了他们,并将尸体投入井中以毁灭证据。这件事在9月20日被《时事新报》与《读卖新闻》发现,12月甘粕正彦被军事法庭判刑10年,但1926年10月即获得释放,并由陆军出资送往法国留学。

关东大地震后外国强烈谴责日本大批屠杀朝鲜人,对此日本官方避重就轻,百般辩解,不承认屠杀罪行。日本屠杀中国劳工的消息很快传回中国,引起中国国内民众的极大愤怒,各地群众纷纷集会抗议。王希天被害后,北洋政府也曾派出调查组赴日调查。但由于日本当局竭力掩盖真相以及当时北洋政府的无能,最终无果而终。

关东大地震给日本社会带来巨大影响。一战时日本经济获得迅速发展,但战后发展经济的各种有利条件消失,经济发展减慢。关东大地震引发了震灾经济危机,自此日本经济长期陷入危机和慢性萧条状态。在政治上,关东大地震后日本政府加大了对社会主义运动、工人运动的打击力度,再加上当年12月27日发生了无政府主义者难波大助刺杀摄政的裕仁亲王未遂的事件(虎门事件),更加重了市民对社会主义者的恐惧心理。与此同时,日本国内极端民族主义的倾向进一步增强。

在中国,1924年归国的温州留学生,集资在温州华盖山上建起了王希天纪念碑。抗战期间,此碑在温州沦陷后,被日寇拆除,这一事件也逐渐被人们淡忘。日本宋庆龄基金会副理事长仁木富美子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和日本进行了详细调查,先后撰写并出版了《关东大地震中国人民遭虐杀》、《大地震时对中国人民大屠杀——中国工人和王希天为何被杀》等书,使人们能通过史实了解事件真相。

中国人总是幻想着每个人都是有道德的,自己帮助了他人,他人就会感恩。

经过几千年的被人欺辱,居然还有这种思想,真是古怪。

事实就是你就是帮助了他们,他们也不会感恩,农夫与蛇的故事此刻在上演着对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日本人很少去想,也很感到头疼。他们把这样的问题通常交给上级去想,交给天皇去考虑。只要上级说了什么是对的,那就是标准。只要强者说了什么是善的,那么什么就是善的。日本人不习惯去考虑这些抽象的问题,他们主要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力量与力量之间的对比去判断对错,然后附和权威就可以了。

日本没有类似于基督教“十戒”这样的信条,也不像中国人那样相信正义的力量,日本人没有彼岸世界,不相信因果报应这样的概念,他们认为,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死后通通成佛升天,所以,生前作孽,与死后的成佛没有什么关系。良心这个概念,在中国人伦理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良心就是忠于自己内心的感受,使灵魂得到安宁。而日本人不理会这一套,什么心安理得,什么良心谴责,通通的没有。在他们看来,良心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只要不影响人际关系的秩序,良心是否安宁,并不重要。

一作家到日本采访一位侵华老兵。这位老兵是一位栽培盆景的行家,把所有的盆栽照顾得无微不至,家里也被拾掇得一尘不染。谈及他当年侵华的战争经历,他极其平静地说:我记不清在中国*过多少妇女,反正一有机会就*中国女人。他还坦率地介绍了在南京*一个13岁的中国女孩的经过,如何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抓到那个受害的女孩,*完了又如何将其杀害等等。这位老兵在讲述这些暴行时非常平静,毫无羞愧和忏悔之意,也没有一点情感的波动。他的老伴在旁边听着,也没有丝毫的惊讶和不安,她和气地向客人打着招呼。这就是日本人的良心观.日本人总是很坦然地否认其发动的是罪恶的战争。因为他们对恶的认识也是相对的。在日本的佛教中,甚至还有视杀人为超度善举的观念。当日本武士杀人时候,拔出刀来的武士会郑重其事地默念:畜生,为你超度吧!如此诡谲的道德思想,焉能结出善的果实?

由于没有绝对的道德观念,也没信仰追求,所以也就没有道德负担,没有精神痛苦。前一天还在同敌人进行自杀性攻击,第二天就举着鲜花迎接敌人占领本土,这在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个民族干得出来,而日本人做得那么自然。因为在他们看来,道德标准已经被自己悄悄改变了。

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界人民都很难理解,如岸信介之流,曾经是东条英机的副手,是甲级战犯,亲自参加过日本对华侵略决策和太平洋战争的阴谋,却奇迹般在二战后继续当选为首相,昔日的仇美派,一夜之间又变成了亲美分子,而日本人却习以为常。要是在德国,像岸信介这样的战犯,能够少坐几年牢就该谢天谢地了。

据美国的学者叶先扬记载:老上海人都知道“伊藤先生”这个称呼,伊藤是日本的大姓,就像中国的老张老李一样。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有很多日本人在经商,在那些日本店铺里,日本人对中国顾客真像对待上帝一样,热情、礼貌、周到细致,因此,老上海人说到“伊藤先生”,那心里感觉是暖烘烘的,就像我们提到雷锋叔叔一样。可是,“一?二八”事变日军攻入上海的第二天,这些“伊藤先生”却都变了脸,他们拿刀砍中国人的凶残,比日本军人还血腥

日本战败后,因为美国的庇护和国际上对其监督的放松,日本人很快就遗忘了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大家都觉得这没什么了,一风吹了,责任都被时间带走了,现在该是轻装上阵的时候了。如果没有外来的强大压力,让日本人深刻忏悔和反思,那将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著名日本人研究专家、美国的本尼迪克特在她的名著《菊与刀》一书中提出,日本人的行为模式属于“耻感文化”,而西方文化背景的人属于“罪感文化”。前者的行为要靠外部的约束力来监督,人们的行为是根据别人的态度来决定的。后者则主要依靠内省和反思,靠内心中的信仰原则来自我约束。

耻感文化发展到了极至,就是日本武士道拼命鼓吹的“死亡哲学”,即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一个人最体面的事情就是从容迎接死亡。日本武士的切腹仪式让世界震惊,这种切腹仪式要求武士先把肚子剖开再往里深挖,露出五脏六腑,待到血流干净才倒毙。通常的情况下,切腹者在三四个小时都不会死去,还得配备一个助手,在切腹者无法结束生命时,帮助他把头颅砍下来。所以,血淋淋的切腹仪式就是一种自我摧残的酷刑,它要表现的就是武士道倡导的武士“无畏”的精神。

在战争中,日本兵的军人手册上会有这样的指示:最后一颗子弹要留给自己。战争中的日军行列里没有设置一支正规的卫生救护部队,日军溃退时,常常开枪射杀伤员,或让伤员自杀。日本人确实是一个经常在寻找捐躯目标的民族,有时候为国家,有时候为天皇,有时候为公司,有时候为情人,总之,为了自己避免受耻辱,就去选择消灭自我。在日本,由于公司破产,老板自杀的不在少数。情人们如果姻缘难了,也喜欢选择手拉手蹈海。在日本的农村,农民一旦在约定的时间内还不了债务,也会选择自杀,以避免失去信用。

耻感文化把日本人的不投降主义推向了极端。在日本,过去只有战斗到死或者自杀才能保全名誉。万一被俘,就会名誉扫地,不仅如此,连整个家族就要蒙羞。被俘后的生命,就等同于死去,甚至比死去还糟糕,所以,一些日本伤兵在被俘后还会去自杀。美军攻占*时,4万多名日军覆灭,岛上还有万余名日本平民,日军则强迫这些平民自杀,母亲杀死孩子后自杀,老人们则相互他杀或自杀,数以千计的人选择了集体跳崖。

就是这样一个极端重视耻辱感和荣誉感的民族,却是曾经对世界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日本人的整体表现经常在国际关系中让其他国家的人民感到不安。因为他们的行为实在太难以捉摸了。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的副国务卿乔治?鲍尔曾以“谁也不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发疯”为理由,坚决反对日本人大规模重新武装。此话也许有点过激,但确实没有哪个国家的国民性,会像日本人这样使人难以捉摸和无法预测。

经济上崛起的日本人已经让美国人和欧洲人尝到了步步紧逼的苦头,而重新武装起来的日本自卫队,其装备水平已经达到世界一流,谁又能知道,这支日本“皇军”的后裔什么时候发飙呢?

如果不盯紧日本人的一举一动,谁也不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翻脸。许多中国人主张对日本人的劣迹既往不咎,对历史问题一笔带过,其实是对日本人本性的一种不了解。不彻底清算其历史罪行,对其重新武装的趋势不予警惕,最终要成为日本人的陪葬品,到那个时候,就追悔莫及了。

这些天对于日本发生的灾难,出现了两种态度。一些人言语有些极端。另一些人认为这些人没有人性,应放下历史恩怨,以德报怨伸出援手帮助日本,应该对日本祈福!对于这两种声音,笔者无法说谁对谁错。但对于那些偏激者,对于一个在历史上杀害了你上千万同胞,而至今不肯道歉,侵占你的岛屿而恬不知耻的国家。任何偏激的言语都可以理解!任何人也没有权利指责他们,至少笔者没有这个权利。而对日本的援助,出于人道主义精神,是应该给予的、应该支持的。早在1923年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死亡14万人,当时中国十分贫弱。北洋政府号召百姓忘却战争前嫌,放弃抵制日货救援日本。中国民众捐款捐物赈济日灾,北洋政府调派两艘军舰,载运粮食运往横滨拯救灾民。可仅仅5年之后,就发生济南惨案,日军将交涉员蔡公时割去耳鼻枪杀,并肆意焚掠屠杀17000余人,1931年9。18事变占领了东北。 1937年7。7事变,随后攻陷南京城屠城30万人。至抗日战争结束伤亡我国人3500万人,日本人当时就是这么报达我们的援助!这么回应我们的‘以德报怨’。

如果要说祈福的话,中国善良的人们,早在88年前就已经说过了。可他们换来的是冰冷的刺刀,换来的是抛撒自己的鲜血和头颅,换来的是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被强奸后像生畜一样宰杀!望着那张头颅堆得像小山一样的照片,笔者真是张不开嘴,能做到的只能是沉默!有人说‘那场战争已经过去了,那些发动战争的人已经死了,让我们忘记过去面向未来’。听到这些话真让人感到毛骨竦然,那些战争魔鬼的肉身虽然灭亡了,可他们的灵魂还在靖国神社里游荡。时至今日,日本政府对侵略战争仍拒不道歉,妄图篡改历史粉饰罪恶。更重要的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仍然存在,那就是日本狭小的国土,那就是匮乏的资源,和越来越恶劣的生存条件。如果这些没有改变,那么靖国神社里的灵魂,还会有附在他人身上复活的那一天!如果有一天日本列岛不在适合人类居住,那么向外扩张就是日本人生存的唯一出路。纵使日本人绝大部分都是善良的,但在关乎日本种族存亡的生死关头,善良与生存你认为他会选哪个?凡是有正常思考能力的人,都会得出答案!不错,人类应该追求爱与和睦,可人类还继承着动物的本性。狮子于羚羊一起嬉戏,那只能出现在动画片里!为了能活下去,什么爱与和睦都可以丢弃!只要他能活下去,你的死活他无所谓!这就是日本人的宿命。你们今天对他们讲仁爱,对他们放松警惕充满天真的幻想。那么他早晚一天还得让你血流成河!

《论语? 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看看1923年关东地震中国援助日本后,日本对中国的所做所为
      五.卅惨案(仅仅是中国救助日本地震后第二年) 一九二五年于上海的日本纱厂厂主虐待中国工人,鞭毙工人。于工人代表与厂主交涉时,厂主发枪击毙工人一名。导致上海各大学学生三千余人,罢课游行。至英租界巡捕房前,为英巡捕开枪射杀,死伤数十人。
  
  济南惨案(五.三惨案)(中国救助地震后第五年) 北伐进行期间,日本恐怕中国一旦统一,必不能任其肆意侵略,是以竭力阻挠北伐之进行。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派兵进驻济南、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一九二八年,国民革命军于五月一日克复济南,日军遂于五月三日派兵侵入中国政府所设的山东交涉署,将交涉员蔡公时割去耳鼻,然后枪杀,将交涉署职员全部杀害,并肆意焚掠屠杀。此案中中国官民被焚杀死亡者,达一万七千余人,受伤者二千余人,被俘者五千余人。
    
   九一八事变(中国救助日本地震后第八年) 日本早就有侵略中国,变中国为它的独占殖民地的野心。一九三一年,由于日本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日本乃发动对东北三省的侵略。先于七月二日,日警开枪击毙三十多名中国万山农民,拘捕数十人,制造万宝山事件。继于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进攻,炮轰沈阳城外北大营,再进攻东大营,后占沈阳城,继续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一九三二年,日本人迫诱满清退位的皇帝溥仪,组织「伪满州国」,成为日本人的傀儡。    
   一二八事变(淞沪战争) 日本夺得东三省,欲为永久占据计,乃扰乱中国沿海,转移中国上下视线。一九三二年,借口上海排斥日货,于一月二十八日夜,突然发动战争,向中国上海驻军进攻。中国十九路军及第五路军全力抵抗,坚守了一个月零四日。 
    
   日本侵夺山海关、热河及组织伪「冀东自治政府」 一九三三年一月,日军进攻山海关。二月进攻热河,继攻打长城各关口。五月中,北平、天津濒于危急。中国政府不得已签订「塘沽协议」,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使中国失去河北十九县及两个自治区的主权。 
  
     七七芦沟桥事变 一九三七年六月,日本集结大军于北平近郊丰台一带。七月七日,故意于宛平县芦沟桥附近,进行演习,袭击宛平县城。引起中国上下,莫大义愤,掀起全面抗战。
    
    八.一三淞沪战役 一九三七年,日本突然攻击上海,开辟第二战场,全面侵华。
  
   南京大屠杀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失陷。日军进城后进行大屠杀,共杀害中国军民三十万人,是近代史上一场空前残酷的屠杀。
  
       自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开始,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止,中间经历无数大小战役,中国人的生命的损失,据不完全的统计,军队死亡一百三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八人,伤一百七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五人,失踪十三万零一百二十六人。人民的伤亡,估计约为军队的一倍,统计八年的战争中国死亡约一千万人。财产的损失,根据《中国对日战争损失之估计》的计算,抗战八年我国全部损失至少相当于庚子赔款(本金四亿五千万两,折合银元七亿零八十六万元)的一百二十八倍,已接近天文数字了!
  
  可以说:日本的每一点繁荣,都渗透着我们祖先的鲜血和泪水!

所谓对本次地震:在人性面前我选择默哀,在国家利益面前我选择日本永远沉没!

在这里我再说明一点,关于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之前的1894年,中日已经有过甲午海战,历史已经给予我们血的教训,当年我们抛却甲午海战之痛恨,为日本人默哀,祈福。给予了日本以人道主义救助,那会的中国,可谓国内时局动荡,民不聊生,华夏民众是从牙缝里挤出的救助款曲帮助日本人,那日本给我们中国人的回报呢,是短短两三年养精蓄锐之后对中国接踵而至的侵略,进而是九一八后的全面侵华!!!

同样的,今天日本地震海啸后,我们给予他人道主义帮助,谁能保证他过几年元气恢复后不再重演历史????

有些人习惯于把这些罪状归罪于日本右派军国主义份子头上,用大脑思考一下,如果没有浓厚的群众基础,军国主义怎能如此之猖獗???国民党反动派当年几百万军备,不照样被推翻,最重要的,就是他丧失了民心!!!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敢问之,如果不是日本绝大多数民众支持,日本军国主义为何至今依然敢和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叫板!!!

同胞们,觉醒吧,对于日本这种民族,根本就不值得去怜悯同情,你可以去学习他的长处,学习他的优点,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同情之心,万万不可有,自明朝之后,小日本亡我中华根本就从未消失过,一个个活生生的历史实证,难道还不足以让你觉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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