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二战日本真正元凶？

谁是二战日本真正元凶？                          
2005年8月15日是日本天皇裕仁发布《终战诏书》60周年。战后每年的8月15日，日本的广播、电视都要播送“玉音放送”———即天皇裕仁亲自宣读《终战诏书》的录音。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反省日本祸害亚洲及世界的侵略战争，而是断章取义地截取诏书中“堪难堪之事，忍难忍之物，欲以之为万世开拓太平”那一段话，制造悲情气氛，要日本国民感谢并体恤天皇为“护持国体”、“图谋帝国臣民之安宁、偕万邦共荣共乐”的苦衷，激励日本国民的爱国热情。裕仁天皇，被有意遮掩的二战元凶！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我们不妨解读一下《终战诏书》的全文：



　　朕深忧世界之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以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兹告尔辈忠诚勇武之臣民如次：



　　朕着帝国政府通告：兹已接受美英中苏四国之共同宣言。



　　始初，图谋帝国臣民之安宁，偕万邦共荣共乐乃皇祖皇宗之遗范，此乃朕之拳拳所之者。所以宣战于美英二国者，实亦出于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宁故。至若排他国之主权，侵彼领土等所为本非朕之志也。然，交战业已四载，朕之陆海将士勇武善战，朕之百僚有司励精图治，朕之一亿庶众克己奉公，各尽最善；但战局并未好转，世界之大势亦于我不利；加之，敌新近使用残虐之炸弹频频杀伤无辜；惨害所及之甚实不可测。若继续交战，终将招致我民族之灭亡，进而更会破坏人类之文明。果如斯，朕将何以持保朕之亿兆赤子，何以谢慰皇祖皇宗之神灵。此乃朕着帝国政府接受共同宣言之缘故。



　　对始终偕帝国戮力同心致力于东亚解放之各盟邦，朕只得深表遗憾之意；对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之帝国臣民及其遗族，每当虑及，常五内俱裂。至若负伤、受灾祸、失家业者之福祉，乃朕深切轸念之所。惟今后帝国所受苦难本非寻常，尔等臣民之衷情朕亦悉数知晓。然，大势所趋，朕堪难堪之事，忍难忍之物，欲以之为万世开拓太平。



　　联兹寄信赖于可护持国体、忠良之尔等臣民之赤诚，且与尔等臣民永在。若夫情激之至，滥滋事端，或同胞互相排挤，扰乱时局；由此误大道、失信义于世界，如是者乃朕之最忌；宜举国一家，子子孙孙相继；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笃信道义，坚守志操；誓发扬国体之精华，不累世界之进运。以此相期许，望尔等臣民体恤朕意。裕仁



　　日本文学大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用“暖昧的日本”这个词来形容日本近代以来的文明。这是一个经典的概括。日本人对加害国的侵略叫做“出兵”或“进入”，道歉词句无非是“反省”或“对不起，过去的事给贵国及人民添麻烦了”等。日本天皇裕仁的投降书，也仅仅叫做“终战诏书”。每年8月15日，供奉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和掩埋他们骨灰的日本爱知县的三根山“殉国七士墓”，都会有成群结队的日本老兵穿着昔日臭名昭著的日军军服，打着军旗，挎着军刀，吹着军号来到这里祭拜。他们为当年的战争无比自豪，不承认日军曾经战败。按照天皇的诏书辩解说，那仅仅是“终战”。他们对下一场战争依然充满着希望和憧憬。



一、东条英机：被推出来的替罪羊    我国国内曾出版过一部名为《二战三元凶》的系列图书，将东条英机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并称为“二战三大元凶”。    但如果我们真正的审视历史，就会发现，这样的排名，实在有些“抬举”了这位日本陆军大将。    从地位上讲，他只不过是日本战争期间的多名首相之一，从作用上讲，他也只不过是日本侵略政策的一个具体的执行人而已。    总之，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这位东条英机先生，都还不足以承担起日本的战争罪责。东条英机，战犯，但不是元凶！    那么，谁是日本在二战期间的真正元凶？    让我们看看日本人自己怎么说吧。二、《终站诏书》，裕仁的自供状　　    日本学者千本秀树在《天皇制的侵略责任与战后责任》一书中说：《终战诏书》不存在战败认识。



　　过去，中国和各战胜国的教科书中都说“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从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被接受这一点看，此说也不算错。不过，若细读天皇的《终战诏书》及其政府声明，从无“投降”二字，更谈不上“无条件”，而且不存在战败认识。1945年8月，天皇致盟军的回复中明确表示，接受的波茨坦公告是以“不改变天皇统治大权”为前提的。《终战诏书》尽管明确表示发布《波茨坦宣言》的是美英中苏四国，但战争的期限则被限定为“四年”。因为裕仁认为“大东亚战争”是向美英发出宣战布告以后的战争。对中国所进行的侵略战争，似乎就根本没存在过，一概不予理会。



　　“所以宣战于美英二国者，实亦出于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宁故，侵彼领土等所为非朕之志也。”把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说成是为了“自存”，这种扭曲措辞，充分暴露了裕仁及其亲信试图集体篡改历史的形象，将“帝国”与“东亚”分离开来，在此基础上重新组合，以此佯装自己身上不存在通过发动一系列“排他国之主权、侵彼领土”的侵略战争而进行殖民统治的历史。以隐藏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正是与美英两国开战的主要原因，其根本之处就是回避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



　　再看1941年12月8日，日本天皇裕仁发布的《开战诏书》，它开宗明义地“对美国及英国宣战”，理由是日本帝国之存亡“濒临危殆”，不得不发动这场旨在“自存”、“自卫”的战争。《开战诏书》承认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以后中日之间全面爆发战争的事实，却又称该战争暂时已经结束，眼下日本与“国民政府”处于“善邻”关系之中，这样一来，似乎这场侵略中国的战争在1941年12月就已经不存在了。《开战诏书》说：“曩者，中华民国政府不解帝国之真意，滥滋事端，搅乱东亚之和平，遂致与帝国执干戈，兹已经四年有余。幸而国民政府发生更新。帝国遂与之缔结善邻之谊，达成相互提携之诚。然，残存于重庆之政权，恃美英之庇护，仍不改兄弟阋于墙之念。”



　　虽然说“中华民国”方面“搅乱东亚之和平”，把战争的责任转嫁给了中国，但还是承认：长达“四年有余”之间，大日本帝国对中国“执”了干戈，两国之间曾经处于战争状态。现阶段，日本已经与更新的国民政府“缔结善邻之谊，达成相互提携之诚”。而这个更新的国民政府指的是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的汉奸汪精卫政权。同年11月，日本和汪伪政权缔结了所谓的《日华基本条约》，只承认汪精卫政权为正式政权，以此作为对“庇护”重庆国民政府的“美英”“宣战”的理由。《开战诏书》指责“美英两国支援重庆残存政权，助长东亚之祸乱，藉和平之美名，欲逞东亚制霸之野心”。辱骂美英两国的话语恰恰暴露了日本自己的企图。从《终战诏书》的措辞中似乎已经看不到中日战争的痕迹，就因为它是遵循《开战诏书》的逻辑炮制出来的。



　　《终战诏书》中“始初，图谋帝国臣民之安宁，偕万邦共荣共乐乃皇祖皇宗之遗范，此乃朕之拳拳所之者”的措辞，把裕仁自己扮演成“民族”与“人类”的救世主。这样一个新的神话就构建出来了：“接受共同宣言”，是因为“敌人”“使用”了“新”的“残虐的炸弹”，为了阻止更多的“无辜”被“杀伤”，也为避免“我民族之灭亡”和“人类文明”的“毁坏”，天皇作出了“圣断”，因此，裕仁是“日本国之救世主”，“人类文明之守卫者”。



　　为了回避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日本政客不惜捏造历史，消除裕仁即位以来参与战争的痕迹，抹消他作为大元帅时时常发出的决断的后果。



　　关于日中战争，裕仁装作一副根本没有发生的样子，企图开脱自己的战争责任。即使决定对美英宣战，也强调自己是作为沉默者的形象出现的。裕仁说：“12月1日，阁僚与统帅部联系御前会议召开，会上决定开战。当时我觉得，即使反对也不会起作用，所以保持着沉默。”



　　由此可见，《终战诏书》是以免除裕仁战争责任的形式在歪曲历史，是战后日本一系列右翼言论的出发点。



　　阿巴斯通讯社东京分社社长罗贝尔·盖兰对《终战诏书》做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终战诏书》一次都未曾提到过战败这个字眼，当然也没有使用过投降的说法。裕仁认为残忍的原子弹爆炸是终止这场战争的理由。而且，正如该诏书所述：“昔日，之所以宣战于美英二国者，实亦出于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宁故”，仅仅把此当作战争的目的。因此，假如旧军人们将来有机会按照自己的好恶随意改写历史的话，那么，他们就可以以该诏书的文本为基石，发表如下说法：我们之所以放弃战争，只是因为我们的敌人采取了非人道的行动。虽然麾下的军队没有遭受重创，但是我们的天皇却同意了终止杀戮的要求。为什么？因为天皇不只是日本国的救世主，而且，他还想成为反对一切残虐行为的人类文明的防卫者。



　　对《终战诏书》，罗贝尔·盖兰表示了巨大的惊讶：这种文本简直不可思议，就其精神而言，是彻头彻尾的日本式产物。



　　盖兰的分析出色地击中了靶心！在日本右翼军人回想录中，旨在“自存”的战争视角被反复提起，作为“日本国救世主”的天皇形象，成了日本右翼政客篡改历史的旗帜。由日本自民党为纪念《终战诏书》播送50周年而出版的《大东亚战争之总结》一书就宣称：大东亚战争不是侵略战争，而是“自存”、“自卫”的战争，是解放亚洲的战争。在此基础上，“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出笼，编撰了旨在篡改侵略历史的教科书，而这部教科书竟然通过了日本官方的审查。三、肮脏的交易与天皇的苟存    日本史学家井上清在《天皇的战争责任》一书中说：日本投降实际是天皇与美国的交易，虽放弃抵抗却保留了原有政权。
    1945年8月30日，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以盟军最高统帅名义进驻日本，开始实行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占领初期，麦克阿瑟为确保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促使日本最终建立一个和平的责任的政府，曾制定并实施了包括解除武装、惩办战犯等一整套“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改革。《日本国宪法》的制定，就是与各项改革同步进行的。其中，天皇制问题与战争、军备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关于天皇制的问题，当时美国国内主张予以废除并审判裕仁的舆论颇为强烈，33%的人主张处决裕仁，37%的人主张审判裕仁，只有7%的人认为不必管他或留作傀儡。但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美国占领当局却有自己的考虑。



　　首先，他们担心一旦废除天皇制，审判裕仁将会引起日本人对美国占领军的仇恨，“导致消极甚至半积极的抵抗”，从而为实施体现美国意图的占领政策带来困难。在战前担任过美国驻日大使长达10年之久的美国国务院特别顾问格鲁就说：“天皇是唯一能使日本稳定的力量，如果不支持天皇，我们就会背上沉重的包袱，无限期地管理面临崩溃的七千万人口的社会。”麦克阿瑟则认为排除天皇的占领，至少也需要100万军队，而且还得无限期地维持下去。



　　其次，美国当局还担心，废除天皇制的做法将在客观上鼓励日本进步势力的发展。日本共产党和一些进步人士要求废除天皇制，建立共和制。一旦占领结束，有可能发生“共产革命”，这对美国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最后，美国当局希望以保留天皇制为条件，逼迫日本接受“放弃战争和军备”的重要条款。



　　但是保留天皇制，不免除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是不行的。为此，美军代表菲勒斯准将召见战败时身为海军大臣的米内光政时说：以苏联为核心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主张应该把裕仁当作战犯予以处罚。作为对策，最好的做法是日本方面出来证明天皇没有任何罪责。为此，我认为即将开始的审判是最好的机会。尤其是在审判之际，要让东条负担全部责任。即要让东条说出如下事情来：“在开战前夕的御前会议上，纵使陛下反对对美战争，我也横下一条心，要将战争强行进行下去。”对此米内大将回答：本人完全同意。我认为让东条(原首相)与岛田(原海军大臣)承担全部责任是脱陛下罪责的最好办法(引自丰田隈雄：《战争裁判余录》)。



　　就这样，围绕免除裕仁责任的设想，日美之间达成了共识。对于苏联非常强烈地主张将天皇作为战犯予以处罚的理由，菲勒斯准将以美国冷战思维方式说：这是企图实现全世界共产主义化。也就是说，通过将苏联视为敌人，天皇与麦克阿瑟成了有相同利害关系的盟友，就这样日美化敌为友，达成了反对共产主义的共识。这种立场，后来成为日美关系中一贯的重要政治支柱。日本史学家井上清在《天皇的战争责任》一书中说得好，日本投降实际是天皇与美国的交易，虽放弃抵抗却保留了原有政权。



　　为了对付社会主义的苏联，美国迅速将对日政策由惩罚改为扶植，不但重新释放和武装战犯，而且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日本的战时政治体制和统治机构。1949年5月，美国政府正式命令麦克阿瑟中止日本的战争赔偿计划，使日本得以恢复生产，尽快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实际同盟者”。朝鲜战争爆发之后，驻日美军开赴朝鲜战场，麦克阿瑟下令在日本组建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察预备队”，大量的旧军官和旧警察加入了这支准军事力量。由于战后国际局势迅速向冷战方向发展，东京审判远远没有纽伦堡国际法庭对德国法西斯审判那么全面和彻底。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被判绞刑的只有7人，其量刑之轻让人惊诧。不久，盟军陆续释放了除28名甲级战犯以外的全部战犯嫌疑人。仅几年后，盟军还将被判处有期徒刑的18名甲级战犯予以提前释放。其中罪刑严重的战犯七三一部队的缔造者陆军中将石井四郎，不但没有接受审判，反而安享晚年并获得立碑纪念的荣誉，主要原因就在于七三一部队向盟军提供了研究成果。美军负责人说：石井部队的资料是出资数百万美元和长期进行研究的成果。这种资料是附着于活体试验的，受到良心的责备，我们在试验室是无法取得的。于是，美国军方和国务院决定，由于日军细菌战情报的重要性，美国政府决定不揭发日本细菌战集团中的任何一个人员为战犯。



　　结果，那些被盟军释放的高级战犯又重新在政界、财界和舆论界活跃起来。正是这些军国主义残余分子，开启了战后的日本国内狭隘民族主义势力崛起的先声。担任过东条英机内阁商工大臣的甲级战犯岸信介，1957年顺利当上了日本首相。甲级战犯重光葵，1952年任改进党总裁，以后出任外务大臣和副首相等要职，日本学者称他们为“战犯政治家”。



　　日本政界又有家族承袭传统，如上世纪90年代的首相细川护熙，便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近卫首相的外孙，现在的东京都知事、极端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又是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主谋石原莞尔(当时有石原、板垣、土肥原“三原左右关东军”之称)之子，他们怎么可能清算自己政权和前辈的罪行？

四、将天皇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然而，日本人刻意的掩饰和歪曲并不代表着别国人民，特别是二战期间被日本侵略的亚洲各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可以接受这样被歪曲的历史！

    日本在上个世纪悍然发动了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战争，这是无可掩盖的历史！

    日本民族对被侵略的各国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这一点无可抵赖！

    日本天皇是日本侵略政策的最高制定者和推行者，这是铁一般的历史！

    铭记历史，将裕仁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引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