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一叶周
温柔的海是美丽的,汹涌的海充满了挑战。生命的历程如同沧海，个体的生命是汇聚成大海的水滴。
著名作家巴金
近日读了巴金先生五十多年前翻译的一本小册子，是俄国作家高尔基的作品《回忆契诃夫》。其中描述了契诃夫与人交际时的一些趣事。
契诃夫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和戏剧家，他的短篇小说尤其精彩。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挖掘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以幽默的故事加以渲染，塑造出极具时代特点的人物形象，生动表现了特定社会氛围中的人物个性。他的代表作《变色龙》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的经典，成为见风使舵、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
高尔基这样描写契诃夫:“每一个人在他的面前都会不由自主地起一种变得更单纯、更真实、更是自己的欲望，我不此一次地在那儿看到人们怎样地抛掉那些书本上辞句做成的五颜六色的装饰品， …...凡是人用来装饰自己让自己显得‘更重要’的一切大吹大擂的、虚张声势的、外来的多余东西都使他感到不舒服，我并且注意到他每一次看见人这样漂亮地打扮起来的时候，他就想把他从这种重而无用的漂亮衣服中解放出来，这种衣服反而损害了那个人的本来面目与他活的灵魂。”
一次三位衣着华丽的太太来见契诃夫，和契诃夫谈论起希腊和土尔其正在进行的战争。
一位太太问：“战争将来怎样结束？”
契诃夫说：“大概是和平。”
“那么哪一方面胜利呢？”
“我以为是强的一方胜利。”
“那么照你看来哪一方面是强的？”
“就是营养好教育高的一方面。”
“啊！多聪明！”一位太太夸张地赞美道。
“你比较喜欢哪一方啊，是希腊人还是土尔其人？”另一位太太紧接着问。
契诃夫和蔼地看了她一眼，带着亲切温和的微笑回答道：“我喜欢蜜饯…你呢…你喜欢它吗?”
于是三位太太像掉进了水滴的油锅，热闹地争相回答：“很喜欢！”“特别是阿布立科索店里的。”“那多么香啊！”她们即刻表现出对蜜饯有着广博的学问和知识，她们不用再装着对她们从没想过的异国的战事的关心了。临走的时候太太们还快乐地说要送蜜饯给契诃夫呢。
送走了客人，契诃夫幽默地对高尔基说：“每个人都应该讲自己的话，”
高尔基为此感叹道：“契诃夫永远都是他自己，他的内心是自由的，他从来不会按照别人所期待的契诃夫而活着。他不仅这样要求自己，并且设法使来见他的人也变得单纯起来。”
在翻译了高尔基的《回忆契诃夫》后三十多年后，经历了 “文革” 苦难岁月的磨难幸存下来的巴金先生，在他的《随想录》中呼吁：“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他生动地为读者描绘了一幅荒唐年代中的荒唐现象。联系到他从反右以后参加的许多大大小小的会议，他感叹：“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表态，说空话，说假话。起初听别人说，后来自己跟着别人说，再后来自己同别人一起说。…...但是一个会接一个会开下去，我终于感觉到必须摔掉‘独立思考’这个包袱，才能‘轻装前进’因为我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给改造过来了。”
巴金所经历的那将近二十年是提倡人云亦云的年代。人似乎都要披上一层伪装才能生存下来，活得好一点。在这种高压状态下的生存压迫出了许多言不由衷的套话、假话。但是巴金先生曾于1962年5月在上海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勇敢地作了《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报告。他直率而言：
“既然打着作家的招牌，就必须认真写作，必须重视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新中国的作家更不应该有但求无过的顾虑。…...在我们新社会里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喜欢制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倘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不同的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为什么我们文学艺术的百花园中还不见花红似海、百鸟朝凰？为什么在我们的报刊上许多人喜欢重复用着同样的词汇和字句？”这是禁锢之后难得的一次直率表达，可是巴金的言论很快受到批判，挥舞“棍棒”的就是日后成为“四人帮”一员的姚文元。
“文革”结束后。我曾拜访过巴金先生。先父以群的怨案得到平反，巴金在追悼会上致了悼词。追悼會後，媽媽帶著我和兄弟們去巴金先生的家裏向他道謝，我還記得那天的情形，文学评论家孔羅蓀先生也在。
“謝謝您！”媽媽和巴金先生握手時說。
“你要保重自己，孩子們都長大了，很不容易。”巴金先生看著我們。
“孩子們總算還聽話。”
“那個時候，孩子們還很小吧？”
“最大的16歲，最小的4歲。”
“才4歲啊！”巴金痛苦地搖了搖頭。“你那時又要工作，怎麼帶孩子？”
“我的姨母幫我。”
“她還好嗎？”
“她還好。”
“喔，我記得追悼會的時候看見她了。”
臨近會面結束的時候，巴金先生的視線望著面前的地板，聲調極其低沉地說：“以群、蕭珊都沒有能夠活到今天，真可惜！” 巴金的夫人蕭珊在“文革”中病逝了。
談話的氣氛是平靜的，有一半的時間由沉默占去了。巴金先生坐在茶几旁的座椅裏，沉思的目光從他的老式的眼鏡後面望著我們。他没有说过任何一句慷慨之词，也没有豪言状语，每一句话的结构都是那么简单。这也让我看见了一个真实的巴金。我以前也見過巴金先生陪外賓一起到我們家作客，那時他有說有笑。可是“文革”後再見到他，他愈加沉默寡言了，我幾乎沒有從他臉上看見過笑容。冰心說過一句話，“痛苦的時候就是巴金快樂的時候。”這應該指的是“文革”以後的巴金先生。
斗转星移，以思想解放为先导的改革开放运动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彻底解放了人们思想的禁锢，人开始从服装、思想和行为上逐渐显示出各自的个性。个体的独立和特色开始受到尊重和重视。社会恢复了渴望真诚，奉献真心的良好风气。人性的回归带动了去伪存真的说人话和说真话的风气。
90年代以后，当商业大潮席卷全国时，社会风尚中的真诚相待又开始在充满铜臭气的氛围中变成稀缺资源。商场上的应酬、官场上的奉承、情场上的虚伪使真实消失，个性淹灭。纯粹物恋的婚姻连性的吸引都放弃。官本位的名利追逐使充满个性的人脱胎换骨。
鲁迅先生在文章《立论》中曾描述了另外一种情形：“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如果你愿意既不谎人，也不遭打。那么，你只能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阿唷！哈哈！’”
鲁迅把人的语境做了睿智的放大，说恭维话的得到好报，说不合时宜的大实话的，就成了被人痛打的。那么人到底应该怎么说话呢？显然，什么场合说什么话，也是世俗交往的一种礼仪规范。所以，说话有无数不同的语境，入乡随俗，尊重对方是人间交往的礼仪所在。这时候说一些客气的话，应景的话也不必苛求。但是要做一个真实的人，却不能缺少说真话，说实话，说自己想说的话的勇气。尤其是在交友和共事时，人们会倍加珍惜坦诚相待。
中外文豪们的名言：契诃夫的“每个人都应该讲自己的话。” 巴金的“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 是人类良知渴望真诚的一脉相承的追求，也都应该成为我们为人处世的箴言。真诚是一种高尚的素质，需要勇气和执着扶持。如果一个社会氛围不提倡和培养这样的素质，虚伪必将盛嚣尘上。
说真话，做一个诚实的人，道理上没错，但在现实生活中，太难了！我真的找不出一个方法来教我的孩子在“威武不能屈”的同时保护自己不受到伤害。我自己也常陷于两难之中：看到不合理的现象时，应该与它决裂、抗争，还是妥协、接受？抗争，值不值得？妥协，安不安心？在现实与信仰之间，很难找到一条平衡的路。因此，我从不强求自己或我的孩子在任何情况下都说真话，做一个真实的人。我只希望我的孩子将来能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不做什么，做不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