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馨小屋

一个喜欢做梦的人, 后来爱上了写作。总是想把生活过得快乐,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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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奸”和“忘祖现象”

(2010-12-28 15:55:18) 下一个
 ·胡果威· 拙文《上海人的“门槛”》贴出仅两天,点击逾千,为老朽所有博文中最火爆的一篇,我砖尔玉,不亦乐乎。然而在众玉之中亦不乏上海老乡们的“拍砖”,概括起来无非是指责我数典忘祖,背叛了上海对我的养育之恩,有的上海人甚至看了拙文几乎要吐。用东北话来说,“这事儿可整大扯了”,“这扯不扯?”因为拙文引起众多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公愤,同时又引起众多上海人对老朽的公愤,本欲封博免战,然欲罢不能,意犹未尽,不想憋在心里。且“门槛”可能不够全面,此次或能客观一些,故再写一篇,一吐为快。 抗战时有“汉奸”,窃以为“华奸”似乎更为贴切,因为除汉族之外,我中华民族尚包括数十少数民族,汉奸中既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应是“华奸”。 然而老朽背叛的是中国的精英上海人,故决定自冠“沪奸”,聊以平“民”愤,此处之“民”,并非影射“上海小市民”,幸勿对号入座。 顾名思义,“沪奸”就是上海人中的败类,或是比较“推板”(差劲)的上海人,老朽即是。“汉奸”与“沪奸”的区别在于,汉奸背叛中华民族,为日本人效劳,而“沪奸”并没有背叛中华民族,也没有为外族效劳,只是跳出了了上海的地域,所以虽大煞风景,尚不可耻。另外的区别,许多“汉奸”是被日本人逼迫而失节的,而老朽沦为“沪奸”完全是自愿的,所以更为可恨、可恶。 在上海人的眼中,讲“江北话”是一种不可饶恕的“原罪”。儿时在上海被邻里的玩伴乃至他们的家长指着鼻子骂“江北猪猡”,幼小的心灵受到创伤。其实玩伴骂我,乃是受他们家长的唆使和纵容而为之。那已不是简单的“边缘化”问题,而是赤裸裸的“妖魔化”了。上学后我非常不愿意带同学到家来玩,也不愿意母亲到学校去开家长会,就是怕同学知道我们家是“江北猪猡”而嘲笑、谩骂我。为了维护尊严,我居然还曾与骂人者争论,镇江是在江南,而非江北,以正视听,现在回想起来非常可笑,当年居然会跟那些无知的小市民一般见识。先母的丁家是镇江出名的书香门第,不信可百度一下: 据《京江丁氏族谱》所记,京口丁氏一世祖丁顗五代自河南清河徙居祥符,北宋末靖康之难,金人掳走徽宗、钦宗及大批官员,6世丁略也在其内。其子7世丁素则随高宗渡江寓居金陵,后因故死葬镇江。丁素孙、9世丁煜于南宋后期权知镇江府事历,又因祖茔在镇江,离任后“遂卜宅城东而家焉”,是为丁氏镇江始迁祖。其后丁氏支系衍增,族丁兴旺。南迁江左前丁氏就是官宦世家,南迁后子第也多以习儒从政为出道,中举或中进士者历朝不绝。以明清两朝为例,16世丁玑、丁瓒分别为明中叶成化、正德进士,26世丁绍周及27世丁立干、丁立瀛俱为同治朝进士。光绪间,丹徒丁立钧,丁立瀛,丁立干,以适堂兄弟三人同时入词馆(翰林院),在镇江传为美谈。丁氏族谱按“绍、立、传、家、永;贤、良、衍、庆、常”排序,至清末民初著名学者藏书家丁传靖时已是第28代了。 北洋时期,袁世凯称帝失败,丁传靖随冯国璋到北京任总统府秘书,替总统撰写书札、联额、祭吊文、褒勋词及题画、序书等文字。丁传靖之子丁瑗是我的三公公,废除科举后,1920年在北京参加民国第一届全国普通文官考试,获最优等第一名,相当于科举的状元。丁传靖父子捐献了数万册书籍和数百件文物给镇江图书馆和博物馆,镇江市政府为他们在南山风景区树碑纪念。又如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原名丁永安,与先母同辈。不幸的是,上海人可不理那茬儿,方言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儿时上海有一首童谣:“乡下人,到上海,上海闲话讲不来,米西米西炒咸菜”。尽管我的母系家族是儒雅世家,但因为先母“上海闲话讲不来”,居然被邻居(其中不乏文盲和半文盲)当面或背后骂了五十七年的“江北猪猡”。 更可笑的是,将我带大的阿姨是清朝宰相阮元的第五代嫡系玄孙女,居然也被上海邻居骂成“江北猪猡“。阮元是扬州人,当时人称阮元为“太傅”,有“一代名儒、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之美誉。据说有一次上朝,皇上让太傅用“阮元”对对子,他立即回答“伊尹”,堪为绝对。扬州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城,“扬州八怪”出名的时候,上海还是一片滩涂。扬州人看上海人,就像欧洲人看美国人,一个两百来年历史的暴发户,毫无文化底蕴可言。阮阿姨从小在扬州的“太傅街”(今毓贤街)相府长大,享尽了荣华富贵。不幸后来嫁给一个不学好的富二代,因为抽大烟,将家财挥霍贻尽,最后路倒而亡,阮阿姨便屈尊来上海帮忙。在镇、扬方言中,“那里”为“那块”,于是除“江北猪猡”外,邻居还叫她“那块阿姨”。其实当年伺候阮阿姨的丫鬟,有如袭人、晴雯,甚至梳头老妈子和跑腿听差的,都远比那些上海邻居见多识广。而那些上海邻居,安于天天早上“萝卜干过泡饭”的小康“日脚”,我想连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机会都不曾有过,给阮阿姨提鞋,恐怕都“头子不够活络”(不够机灵)。有道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幸好阮阿姨出自名门,宰相之后,肚里亦能“撑船”,一笑置之。 除了骂“江北猪猡”之外,从外地移民到上海的“上海人”,居然对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本地人也照骂不误。儿时在上海,夜间和清早常见到上海周边川沙、南汇、奉贤、青浦等郊区的农民,无论刮风下雨,蹬着黄鱼车到上海送菜,或挑着一些时鲜的菜蔬、鱼虾、刚摘下来的“珍珠米”之类到弄堂里叫卖。上海的城里人对本地的农民非常不礼貌,开口就是“阿乡”,讥笑他们讲“今朝轰大来窝”(今天风好大)。上海人买东西挑肥拣瘦,斤斤计较,钱都付了,还要再从担子里抓一把“鸡毛菜”放在自己的“小菜篮头里厢”才罢休。他们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父母,当年曾提着包袱,夹着油纸伞,从宁波乡下到上海来学生意。 其实我所接触的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并不歧视外地人。初中时与我烧香、磕头、换帖的拜把子兄弟,就是肇家浜南面“唐家宅”的本地人。上海大凡以百家姓命名的地方,如“卢家湾”、“董家渡”、“张家花园”、“陆家浜”等,都是当地极其殷实的大户人家。唐大哥的父亲是上海港务局的调度,母亲是一师附小的特级教师,待人真诚,温文尔雅,毫无优越感,更没有看不起我这个“江北猪猡”。 俱往矣。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我少小离家插队时,还是被人鄙视的“江北猪猡”,四十多岁老大回已是美国的律师,邻里对我自然刮目相看。宴客时让我坐主桌,贵为上宾,还有要将孩子过继给我的,将来好出国。见到先母,也唯恐恭维不周:“胡师母,儿子嘎争气,侬个福气好得来。”至于他们背后作何感想?我不敢往好处猜想。以母亲上街购物为例,遇到不知就里的服务员,仍是摆出一副不愿意伺候“江北猪猡”的嘴脸。为何母亲能从“江北猪猡”摇身一变,成为“胡师母”?道理很简单,势利。 战国策中记载苏秦的故事,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归至家,妻不下紝,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后来苏秦佩六国相印,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宮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当然,苏秦的父母、妻、嫂都是河南人,并非上海人。我只是借用典故说明世态炎凉,希望河南人不要对号入座而生我的气,更希望上海人不要硬往自己身上揽。 在我的同龄人中,许多人觉得上山下乡的那段经历不堪回首。我却觉得一生中最宝贵的经历,就是我到东北插队、务工和上大学的十三年。从小在上海长大,留给我的印象是,上海人认为上海的月亮都比外地圆,情愿在上海扫大街,也不能到外地去发展。然而一旦走出上海,到了外地才知道中国之大,才知道上海的弄堂之狭窄,才知道外地人对上海和上海人的看法之复杂。 其实外地人对上海(人)的看法很难一言蔽之,我是学英语的,或许可以用一句英语来描绘,外地人对上海人是“love to hate, and hate to love”。换言之,他们对上海(人)是既爱又恨。 凭良心说,上海人在中国的教育、工程技术、科研、文化、经济等领域所做的贡献是无法磨灭的。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为例,1950年代建厂时,所有的业务骨干力量,从工程师、技术员到车间主任、工段长乃至技工等,几乎都是从上海调过去的。1972年我抽调到长春拖拉机厂,当时厂里有几十个文革以前大学毕业的“老上海”,还有三百多个知青进厂的“小上海”,其中不乏业务骨干。文革结束后,我是第一个被“以工代干”,调到“子弟校”教英语的上海人,此后至少又有六、七个上海人到子弟校教过英文。又如我的母校吉林大学校长唐敖庆,是上海附近的江苏宜兴人。我在吉林大学外文系读书时,因为英语考分高,有幸被分配在“快班”,教快班英语的许老师和罗老师都是广义的上海人。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昆明教英语,凡是到与文化沾边的地方,几乎都能听到带江浙口音的云南话和普通话。当然这些广义的上海人大部分并非上海本地人,而是上海附近的江、浙人,有些是生在上海,在上海受过教育,或是在上海学过生意。这些江、浙人到了外地之后,在外地人眼中都成了“上海人”,有些人即使没有到过上海,到了外地之后其中也有以“上海人”自居的。 尽管上海人的业务能力强,是技术骨干,上海人在外地受排挤也是不争的事实。首先,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胖,业务能力强,又不会装低调,难免会被同事嫉妒。此外,长春拖拉机厂的上海人里有许多是像我这样成分高的。小子,你不是业务能力强吗?走着瞧,每次运动一来,现成的一顶“走白专道路”的帽子扣在你头上,你往哪儿跑?此外许多上海人以懂生活情调而自鸣得意,穿着光鲜,颇得外地姑娘的青睐,当地的小伙子自然不爽,所以只要有机会,便会被外地同事顺手扣上“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贪图资产阶级享受”的帽子。为此许多上海人在政治上被外地人“弄怂”,即上海话里的“捉弄”,说重一点便是“迫害”,因为当时政治挂帅,通过政治整人是“勿好打棒咯”(不能闹着玩的)。我到东北后,从“江北猪猡”变成“小上海”,就吃过这样的苦头。 在经济上,上海曾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1936年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51%。1950年到1976年,国民收入占全国六分之一,钢材,机床,棉纱生产量占四分之一,缝纫机三分之二,手表十分之九。1959年到1978年,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15.4%,而财政支出只占全国1.65%,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从1950年到1980年的三十年里,上海向全国所提供的积累相当于全市固定资产净值的25倍,几乎是一年上缴一个上海,而国家拨回给上海的基建投资,仅占上海上缴国家数目的7.38%。 此外上海还曾是中国名牌的产地,如:上海牌手表,永久、凤凰牌自行车,蜜蜂、无敌牌缝纫机,红灯牌收音机,九寸黑白电视机,都是外地人渴望得到的大件。此外,大到涤卡中山装、的确良衬衫,小到的确良“假领”,都是上海的质优式样好。还记得每次回上海探亲,厂里的师傅都往我怀里揣钱,让我捎这带那的,光是购物单就是好几页。怪不得外地人对上海(人)是既爱又恨。这种复杂的感情,有点像时下国人看待日本货,大家讨厌日本人,却又觉得日本货质优且性价比高,于是买日货而不买国货。 上海人对国民经济做出如此大的贡献,城市建设在改革开放前却几乎停滞,住房拥挤不堪,几代同堂,弄堂里对着墙小便,背后的行人插身而过。每天早上听到的第一声吼就是“马桶拎出来!”此后便是竹刷子刷马桶的交响乐。我小学之前家住南市区,就曾有过这样的经验。上海的财政收入,大部分进贡到北京,北京人非但不领情,反而恩将仇报,反唇相讥上海人的马桶文化,得了便宜还卖乖,这未免欠厚道了吧? 然而上海人自有惹人讨厌的地方。几个上海人扎堆,一定是说上海话,说着说着冒出一个“老张”、“小王”之类的,其实言者并没有说人坏话,听者却只能断章取义地揣测。我在国外生活了二十多年,见到中国人自然说中文。遇到停顿时常会说“那个、那个”来过门。旁边若有黑人,很可能会误解成“nigger, nigger(黑鬼、黑鬼)”。如果入乡随俗,在当地人面前说当地的话,就不会产生那样的误解了。顺便提一句,“江北猪猡”和“黑鬼”,侮辱人的程度相同。 此外,许多上海人不尊重外地人的生活习惯,嫌外地人脏、臭。周立波的清口讥讽北方人吃大蒜,自诩上海人是“喫咖啡”的:“吃大蒜只管自己吃得香,不管别人闻得臭;喝咖啡是把苦自己吞下,把芳香洒向人间”。现在全国各地都有东北馆子,我最喜欢去怀旧,猪肉炖粉条子,小鸡炖蘑菇,外加三两饺子,但不要蒜泥,关照店小二给一头大蒜,自己边剥边“牙捣”,那才叫够味,自然也就跟店主近乎起来,转眼便成了“半拉老乡”。其实只要上海人放下架子,不就是几瓣儿大蒜吗?有什么了不起,你吃我也吃,那不是就谁也闻不出味儿来了吗?再说了,上海宁波馆子里的特色菜“臭冬瓜”比大蒜的杀伤力强多了,为什么就没有人取笑呢? 说起咖啡,出国二十多年,我极少喝咖啡,主要还是喝中国茶。然而这并不影响我的语言能力,照样可以出口成章地援引《独立宣言》和莎翁戏剧。尽管周立波是典型的上海人,他也照样拿上海人开涮,如一杯咖啡能“喫”上好几个钟头的“老克勒”,还有换外汇的“打桩模子”。尽管咖啡和外汇都与外国有关,其实他们并不一定懂英文,开口无非是“骚卵、骚卵”(sorry)而已。我是在中苏交恶后最后一届清一色读俄文的中学生,后来低年级开始有英文,我便是反复摹仿“骚卵”的谐音而学会了sorry,幸勿见笑,真的。 在生物学里有“返祖现象”,如有的人长尾巴或毛发极多者便是。我发现在社会学和人文学里则有“忘祖现象”。根据我的观察,许多外地人到上海的第一代就尽力融入上海社会,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祖籍,第二代则绝大多数以上海人自居,既不愿意与自己的父母讲家乡话,更不愿意让外人知道自己的祖籍。可悲的是,这种“忘祖现象”,在祖籍是“江北人”的上海人中特别普遍。许多从扬州、高邮、泰州、宝应甚至南京等地到上海的人,都喜欢说自己是“江苏人”,对自己祖籍确切的地理位置讳莫如深。因为镇江话确实就是苏北方言的一个分支,非常相似,我与他们讲家乡话,他们都不愿意用母语跟我交谈。 以我在上海的同辈为例,无论亲、堂、表兄弟姐妹,没有一人愿意跟我说镇江话的,开口都是上海话。我三叔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教授,我还修过他的课,在胡家所有的亲戚中,他是唯一的一个愿意跟我说镇江话的长辈。甚至连我的四叔和小姑,都是一口京片子,从不跟我讲镇江话,遑论同辈?南京还有一些丁家的母党,只有少数几个愿意跟我讲南京话,多数都是我镇江话说过去,他们普通话回过来。在美国的堂、表兄弟姐妹,都是祖籍镇江,也没有一个说镇江话的,至于在美国长大的两位堂兄,更是连中国话都不肯说了。 无论在家中还是公开场合,包括在上海,我与三叔在一起讲镇江话是最大的乐趣和享受。一个人要克服方言自卑,最重要的是自尊和自强。堂堂哥伦比亚大学的终生教授,学贯中西,底气自然就足了,说起话来旁征博引,演高级知识分子都不用化妆,无论多大的场面,都能镇得住,所以无论说什么方言,都没人敢当面骂他“江北猪猡”。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不讲普通话,谁敢放个屁?憋一口带口音的普通话,远不如字正腔圆的方言悦耳。 从表面上来看,我不愿以上海人自居,有人则不愿暴露自己是镇江人或江北人,两者之间并无质的不同。然而镇江是我的祖籍,上海并非我的祖籍,只是出生地而已,所以我还没有到“数典忘祖”的地步。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尽管先母在上海被骂成“江北猪猡”凡五十七载,我绝不会感到丢人,跌份的是那些骂人的市侩。我固然是生在上海,长在上海,但是因为我们家在上海被边缘化甚至妖魔化,所以上海对我来说至多是“蛮娘”(后妈)。试想如果后妈既丑,还虐待孩子,孩子长大了,一旦出走,看到了外面的广阔天地,义无反顾,何过之有? 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个梦”的讲演中曾说:“我梦想我的四个孩子有一天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中,人们将不以他们的肤色取人,而是以他们的人品取人。(I have a dream that my four little children will one day live in a nation where they will not be judged by the color of their skin but by the content of their character.)今天我也有一个梦。我梦想上海人将不再以方言取人,而是以人品取人。 没想到拙文《上海人的“门槛”》“一石激起千重浪”,砖玉混战,已经天昏地暗。而我仍不鸣金,宁愿冒上海天下之大不韪,自然是当定了“沪奸”。然而只要不动粗口,欢迎笔伐。若有反面意见之评论,最好不要匿名。上海人固然是精英中之佼佼者,但精英永远是少数,我则是少数之中之极少数另类、败类。惟望战幕落下、尘埃消散之后,是非自有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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