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一个大家庭里最小的孩子，从出生起就有两个奶妈照顾。不过她的运气不大好。还扎着羊角辫的时候正赶上解放，一夜之间家贫如洗“连筷子也没有剩下一根”。高中快要毕业又赶上升学和家庭成分挂钩，生生碎了大学梦。后来得了她大姐的指点，远赴边陲参加建设兵团。据说这回时机还赶得不错，再晚些地主子女和兵团战士就无缘了。
细数起来母亲总说自己时运不济。其实讲述人生故事有点像摘菜，好叶几筐烂叶几筐，看你想出示哪样。我想母亲首先该庆幸的是外公没有被镇压。哪怕后来外公晚景凄凉，后辈连坟都找不到没有个祭拜的地方。在那个年代自己死社会死都是不被允许的，只有生病死才不会给儿女添乱。外公做到了。外公还在的时候母亲作为幺女也算兼有父慈母爱。当时她的哥姐们都已经工作，家里的日子渐渐又能伸开手脚。听父亲讲起来，母亲那几年成天约着小伙伴们从上街游到下街，颇为风光得意。父亲的口气有些不以为然，不过那描述倒透露出些许母亲的张扬，后来被生活压抑了不少的张扬。父亲和母亲住在同一个镇上，抗战时期国民党的临时教育部就设在这个小镇。外公从上海返乡的时候为了孩子们的教育把家安在那里。那里山明水秀。幽静的山清澈的小河成片的竹林古旧的寺庙，还有河上的拱桥青色的瓦细雨濡湿的石板路。。。那是父母的故乡也留着我童年依稀的记忆，如今都已沉淀在岁月的河流之中无处打捞。
母亲到了兵团以后生活的艰苦和劳作的繁重自不必说。但因着脱离了被歧视的处境，倒让她比原先觉得舒心一些。在回忆中她周围的人多是善良淳朴的。所以多年以后她以“收脚印”的理由又回到了那片黑土地。让她感动的是，那些留在农场的战友们热情依旧。
再后来父亲为了解决分居两地的问题，主动申请从北京调到三线工作。几年之后的夫妻团聚终于给了多少带点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一个圆满，当然也说不定是一个终结。大约等到在一起生活母亲才发现父亲的种种缺点，贪玩不顾家不求上进。母亲为此念叨了多半辈子。推夫无望，母亲及时变身为最早一代的推妈。偏偏遇上一个后坐力强大的女儿，母女之间的战争历经多年方才落下帷幕。
想来母亲当年也是积极要求进步严守艰苦朴素的。记得那年我上小学二年级，学校为了庆“六一”办了一个猜谜会。那天我难得穿上一件新衣服，淡绿色的的确良衬衣，左胸上绣了一朵蟹爪菊。那时的我压根没见过世面，对于衣服和猜谜都没啥感觉。仗着聪明的同伴，好歹带回几件奖品和满心的快乐。不想一进门就饱受责骂。母亲从“资产阶级思想”一直追踪到我不肯用心把谜语猜完必定出于急着秀新衣的虚荣。母亲一次次以类似的教诲让我深深体会到，人生不应该是快乐的享受而是一连串需要努力去做的功课。如今回想起来，倒也不觉得母亲格外荒唐。毕竟在那个年代，念书是让人走出狭小天地的唯一路径。
母亲的转变是在她调到了旅游公司之后，那时我已经离家去上大学。假期回家见她每天换一身旗袍蹬着高跟鞋摇曳出入。父亲于是不肯让她去买菜，说这身打扮会被小贩们敲竹杠。我上大三的秋天母亲去学校探望，穿了一身天蓝色的毛衣裙。同宿舍的姐妹在不久前见面的时候告诉我，那套裙子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她在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以后立刻去买了一条同样颜色的裙子。母亲的朋友在回忆中称她为“时尚达人”。只是可怜的我终于还是错过了有关“精致时尚”的启蒙教育。
几年前我陪父母坐游轮去夏威夷，事先告诉他们要带“正装”。母亲就将当年的旗袍翻出来放了两寸，所幸还穿得进去。到了游轮的“照相日”，父母很开心地任由摄影师摆布拍了不少照片。待到得知每张照片要二十五元又百般地舍不得。那些照片稍稍有点美颜效果倒也不太失真。既然看得出来他们十分喜欢，我就坚持挑了一些。只是我向来不爱整理旧物，当时的U盘已经没了下落。临到此刻要用，只好将手头仅有的一张扫描出来。效果不免差些。
母亲临走时将照片上这件墨绿色的旗袍留给我。只可惜我十分不争气地比身材高挑的母亲小了整整一号，加上觉得那旗袍的颜色和质地厚重了一点，估计穿上的机会寥寥。不过我还是小心地将它收捡起来。一同收捡的却是，这一世里丝丝缕缕牵牵绊绊的因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