楹联的文体归属，是个没有完全谈清说透的问题。有的人认为楹联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诗，有的人则认为楹联属骈体文范畴。有人说楹联就是一种应用文，还有人说楹联是民间文学。五花八门，莫衷一是。从中国古代文体的参照系来看，楹联独具一格，别是一家，是一种与诗、词、曲、骈体文等并立的古典格律文学样式。
楹联非诗：前人多把楹联看做韵文大家族中的一员，或者把楹联看作是 “ 诗余 ” ，称为 “ 袖珍诗 ” 、 “ 诗中之诗 ” 、 “ 两行诗 ” 。这种看法经不起推敲。显而易见，楹联无法划归韵文或诗歌范畴。首先，楹联不用韵，而中国传统古典诗歌（韵文）都是押韵的。押韵是韵文最重要的特征。否则，何以言韵文？从四言诗《诗经》、骚体诗、古乐府诗、古诗到近体诗，都是用韵的。可见用韵之于诗，若对仗之于楹联，乃根本法则，楹联既不押韵，何以称诗？再则，从句子看，诗的句子一般是较整饬的。四言诗每句四字，五言、六言、七言每句分别是五、六、七字。古风中个别句子略有长短变化。而楹联则不然，句子长短可任意变化，只要上下联对仗就行。可见，楹联不属于韵文范畴。
楹联非骈文：一些学者把楹联归属骈体文。象原金陵大学刘麟生在其《中国骈文史》中（ 1937 年版）中，把楹联列入第十一章 “ 骈文之支流余裔 ── 联语 ” 。梁启超也说过： “ 在骈骊文里（楹联）原不过是附庸之附庸。 ” （《痛苦中的小玩意儿》）楹联与骈体文共同的地方无疑是对仗。但显而易见，这二者的对仗是有极大区别的。骈体文的对仗叫骈偶，骈偶句句首句尾的虚词以及共有的句子成份（主语、动词、助动词等）不算在对仗之内。如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 • 情采》： “ 夫能设谟以位理，拟地以置心。 ”“ 夫能 ” 二字，不算入对仗。而楹联之对仗，则无论虚实，要求严格工稳。再则，骈体文的句子，规定只能是 “ 四六 ” 句式，而楹联，诚如上述，句子字数不受约束。从整个结构上看，骈体文是由一个个平行句子组成，而楹联则两个平行部分（上、下联）组成。楹联与骈体文，颇有形似之处，但终非一体。
楹联别是一家：宋代词刚刚兴盛时，李清照曾指出： “ 词别是一家 ” ，被视为精辟之见。在对待楹联上，也应该承认，它别是一家，而不是诗或骈体文的附庸和支流余裔。
为什么说楹联别是一家？我们可以考察一下中国古典格律文学发展的流变和过程。中国古典文学样式繁多，以往习惯于将之划分为为散文和韵文两大类。韵文包括诗、词、曲等，也可通称为 “ 诗歌 ” 。我认为，似可划分为格律文学和非格律文学两大块。非格律文学就是广义上的散文。包括古典散文和古典小说等。所谓散，即不受程式、格律约束。格律文学则包括诗、词、曲、骈体文、赋、韵文（用韵的散文，如某些铭、经、志等）及楹联。从诗经、楚辞、汉赋、六朝骈骊，到唐诗、宋词、元曲、清联，中国古典格律文学不断流变，不断创新，形成多种文体，多种结构，多种格律。以盛唐律诗的形成为分界线，中国古典格律文学大体上经历了建构和解构两大过程。从周秦到盛唐，是格律文学的建构过程。表现为句式字数的增加，句式结构的规范化。句式，从二言开始，到汉代已达七言。《文心雕龙 • 章句》云： “ 二言肇于黄世，《竹弹之谣》是也。三言兴于虞时，《元首之诗》是也。四言广于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见于周代，《行路之章》是也。六言、七言杂出《诗》、《骚》，而体之篇，成于两汉，情数运周，随时代用矣 ” 。齐梁以后，致力于句式结构的规范化。四声的发现和推广，大大促进了规范化进程。到唐代，律诗、律赋的结构已臻于尽善尽美。
从盛唐到清代，则是中国古典格律文学的解构过程。一方面，从乐府、律诗、绝句衍生出 “ 长短句 ” 。于是 “ 诗 ” 解构为 “ 词 ” 。另一方面，从律诗和骈文剥离出 “ 对仗句 ” ，由律诗单对和骈文偶对，发展为既对又联的两行文学。于是 “ 诗 ” 和 “ 骈文 ” 解构为 “ 联 ” 。显然，楹联是中国古典格律文学在解构和发展中新出现的一大样式。格律文学各有其 “ 律 ” 。诗有 “ 诗律 ” ，词有 “ 词律 ” ，骈文也有 “ 骈律 ” 。楹联则有 “ 联律 ” ，什么是 “ 联律 ” ？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即 “ 对仗 ” 。
综上所述，楹联从文体上讲，既不属诗，亦不属骈体文，也不能认为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诗或特殊形式的骈体文。它是一种与诗、词、曲、骈体文等并立的又一种古典格律文学样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