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毛岸英牺牲50周年时的有关回忆
2000年11月25日，是毛岸英烈士牺牲在朝鲜战场50周年纪念日，他的亲人刘松林、毛岸青、邵华、李敏、李讷、王景清、毛新宇与他生前的战友赵南起、杨凤安等，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毛岸英牺牲50周年座谈会。许多人闻讯而来，大家回忆毛岸英，观看着新摄制的电视专题片《毛岸英——在抗美援朝》，许多人禁不住流下泪来。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的赵南起说：“毛岸英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他是毛主席的儿子呀！我们当初这些普通的人，不仅活了下来，后来都有了老婆、孩子、官位，什么都没耽误，可他却再也没有归来，最后连尸骨也没能运回国……”
毛岸英是怎样一个人
毛岸英方脸高额头，阔鼻卧蚕眉。180公分的个头与他的父亲毛泽东站在一起不分伯仲。1922年10月24日，他出生在湖南长沙的教会医院———湘雅医院。8岁时，与母亲杨开慧在板仓住所被当时国民党清乡司令部所属的“铲共义勇队”的区队长范觐熙（杨开慧家邻居）带领的枪兵抓获。后被解送到长沙“协操坪监狱”。
母亲被杀害后10多天，他才被舅舅杨开智、舅母李崇德从监狱接回。为了避免再被迫害，毛岸英与弟弟毛岸青、毛岸龙被送到当时党中央机关所在地的上海，由叔父毛泽民安排进了“大同幼稚园”。大同幼稚园是上海党组织为了安置救济和培养革命烈士的后代，由党的外围组织“中国互济会”出面开办的。其间，4岁的毛岸龙因病不幸夭折。1932年3月，党组织鉴于大同幼稚园的实质已经暴露，决定将它解散。毛岸英和毛岸青被大同幼稚园的创办人之一当时是地下党员并从事牧师职业的董健吾领回家中寄养，党组织按月出30元的生活费。
以后董健吾外出躲蔽追捕，他的前妻黄慧英负责照看，由于断了生活来源，日子清贫，孩子们吃不饱穿不暖，还时常挨打受骂，他们便离家出走，从此流落街头。解放后，毛岸英、毛岸青在不同场合都说过“那是《三毛流浪记》的日子”。
1935年秋，远在中央苏区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长的毛泽民，托钱之光，找当时中央特科的潘汉年，希望寻找毛岸英、毛岸青。直至1936年夏天，地下党才从一座破庙、一帮流浪儿中间把他们找到。随后托张学良东北军的部下、抗联总司令李杜，在他出国时带俩人到了法国的巴黎。半年后，由当时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的康生，一路照看着他俩到了苏联的莫斯科，并张罗着将他们送进了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
随后的5年里，由于毛岸英聪明、好学勇敢、坚忍并爱好“军事、政治和时事”，他逐渐成了儿童院里的“小领袖”。他先后担任了少先队的大队长、儿童院的团支部书记和区里的团委委员。他应邀经常到各处去作报告。他写过一篇长达3000多字的文章《中国儿童在苏联》，文笔流畅优美，被当时正在莫斯科治疗臂伤的周恩来带回国，后刊登在1940年4月12日延安的《新中华报》上，报社还配发了“编者按”。
当毛岸英20岁时，他眼见着苏联卫国战争打得残酷而激烈。尽管他有主见，拒绝加入苏联国籍，但当战争来临时，他主动给斯大林写信，要求上前线。后来他又去找苏军将领再三请求，终获批准入了伍。
他先入士官学校，后进军政大学。1943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随后被任命为坦克连的指导员，获授中尉军衔，参加了对德国反法西斯的大反击。1945年，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接见了他并赠一把手枪表示褒奖。
毛岸英5岁时与毛泽东分别，1937年11月他15岁时恢复了与父亲的书信联系，毛泽东与儿子谈时事、政治、谈读书，表现出了他对长子的情有独钟。毛岸英对当时已在中国党内确立了领袖地位的父亲，则是依照自己的判断，逐渐从了解、理解、认同与敬重走向了能够与之进行思想的交融与沟通。1946年1月，他23岁时，回到了阔别18年之久的毛泽东身边。
初回国的毛岸英很“洋气”。懂俄语、英语、德语，穿着苏军呢子制服和马靴，会跳交谊舞，写得一手似乎无师自通，得到了乃父真传的狂草体的好字，为人处事有些不拘小节。毛主席对他要求很严格，提醒他：延安虽“土”，但这里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到处都有“真人”，不要“显摆”自己，他立即摆正了自己的位置，自愿地穿起了大裤裆的棉裤，进“劳动大学”用双手的老茧换回了“毕业证书”。
他经常出门去拜访老革命、老同志，虚心地向他们讨教。他参加土改工作队，还抽时间翻译出版了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等论著。
毛岸英在政治上逐渐成熟。可以在父亲面前坦诚地谈论他对当时权高位重，许多人认为很了不起的康生、陈伯达等人的不好看法。以后他从中央宣传部调到社会调查部，任李克农的秘书兼翻译。建国初期毛主席出访苏联，他参与了安全护卫工作。
对毛岸英在实际中表现出的政治思想水平，老一代和熟悉他的同志均有过客观公正的评价。1948年，周恩来对毛岸英在土改中的表现及他总结的有关土改工作经验，给予过很高的评价。赵南起也说过：
“毛岸英在政治上确实很成熟。我常想，假如毛岸英还活着，文化大革命就可能不发生，或者他不会让江青的‘四人帮’那样猖狂……”
这话可以看作是对毛岸英个人能力的一个认定。
毛岸英是怎样入朝参战的
关于毛岸英是如何入朝参战的？有说是李克农让去的；有说是军委作战部的李涛选定的……事实上是毛岸英自己主动提出来的。当中央在讨论是否出兵抗美援朝的时候，毛岸英就懂得了自己对父亲的支持，儿子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他要带个头，带头去朝鲜参战。
是否要派兵出去抗美援朝，可以说是毛泽东一生中最费踌蹰的一件事。胡乔木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曾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二十多年，记得有两件事使毛主席很难下决心。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一件就是1946年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
毛岸英当时跟主席很亲近，发生的这一切情景他当然都看在了眼里。
那时的毛岸英，政治上已经相当成熟。他似乎有一条看不到的触角，能够深入到毛泽东的内心世界里。他可以从许多外人看不到、或者不太注意的细微之处的变化，来感受毛泽东的思想脉搏。比如，他当时在父亲卧室大床的床头，看到毛泽东正翻看《东周列国志》。他看到了划了线的“假吾道以伐虢，虢无虞救必灭，虢亡，虞不独存……”
的话，他便联想到国与国、唇亡与齿寒、生存与死亡的问题。这真是毛泽东在读书，毛岸英在读父亲。
彭德怀后来说过：“毛岸英是志愿军里的第一人。”应当包含这样的意思：毛岸英生活在毛主席身边，比较早地知道了中国要派兵抗美援朝；毛岸英是在主席设家宴为彭德怀饯行时，确定去朝鲜，那时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听取了民主人士的意见后，刚刚确定用“志愿军”的名义用兵；毛岸英是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儿子。
全国解放后，毛岸英多次提出下基层工作。他打算下到工人们中间去，边工作边搜集他喜爱的民间谚语。他在与他的好友、蔡和森的儿子通信中这样说过。后来他终于去了北京机器总厂。那还是他托周恩来出面向李克农说情，社会调查部才放他下去，但人事关系仍没给他转。
当时，毛岸英完全可以呆在机器总厂当他的党总支副书记，不必参军去朝鲜。但是，他与毛泽东心心相连，息息相通。有道是“知子莫如父”，毛岸英已经是识父莫若子了，遂坚决地请求上了战场。
至于他为什么留在志愿军司令部里，工作在彭德怀身边？那实在是因为毛岸英懂俄语、英语，过去又从事过机密情报工作，是个合适人选的缘故。抗美援朝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这样回忆说：
“彭总入朝时，为了和驻朝鲜的苏联顾问取得联系，确定带一名俄文翻译，原先确定从延安时期就担任中央领导俄文翻译的张伯衡同志，但当时张已担任军委外文处处长。由于大批苏联顾问来到北京，张伯衡工作很忙，难以离开，后来又挑选了一名年轻的新翻译，可是军委作战部长李涛同志提出，入朝作战非常机密，应选一名经过政治考验和可靠的翻译，当时时间很紧，我立即向毛主席请示怎么办。主席立刻就说：‘那就让岸英去吧，我通知他。’就这样，毛岸英就随彭总一起入朝了。”
毛主席本人在1951年3月，与他的老友周世钊的谈话中，也解答了“毛岸英为什么要上朝鲜前线”的问题。他说：
“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去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你想一想，我是极主张派兵出国的，因为这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我的这个动议，在中央政治局的会上，最后得到了党中央的赞同，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要抗美援朝，我们不只是物资的援助，金日成同志的告急电报是明写的‘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要作战，我要有人，派谁去呢？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是谁，疼爱儿子的心都是一样。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去，而别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也不派他去上战场，先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是什么领导人呢？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个年轻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去农村劳动锻炼过，这是很不够的，一个人最好的成长环境就是艰苦！在战斗中成长要比任何其他环境来得更严更快。基于这些原因，我就派他去朝鲜了。”
毛岸英牺牲时的实情实景
10月25日志愿军刚入朝后，就在仓促的情况下与敌人接上了火，所以后来志愿军出国作战纪念日定在这一天。第一次战役的时间也是从这一天算起直到11月7日结束。彭德怀这才抽出时间与志司首长研究并宣布了志司总部处、部级干部的正式任命。成立了一个直属彭德怀领导的司令部办公室，负责作战指挥和来往电文处理，大家习惯称“彭总作战室”。组成人员有彭德怀从西安带来的张养吾、杨凤安，从北京总参来的成普、徐亩元，还有13兵团的丁甘如、杨迪。赵南起是朝鲜族人，当时在总部是彭德怀的朝鲜语翻译，毛岸英是俄语翻译，也分别被任命为作战参谋和机要秘书。原来的党小组扩大成党支部，毛岸英从原来的小组长继续被推举为支部书记。
第二次战役是11月25日开始的。这之前，毛岸英为彭总会见金日成和苏联驻朝大使担任翻译，随后又连夜整理会议纪要，熬到很晚才睡觉。当时敌人似乎已经发现了大榆洞是个重要目标，所以飞机来得很勤。彭德怀是个大军事家，性子烈，不怕死。有人在回国汇报工作时谈到了志司在朝鲜的防空问题，远在北京的毛泽东和军委放心不下，多次打电报提醒注意。据记载就有10月21日，10月27日，10月28日，11月21日的电报都涉及到了这个问题。11月24日，毛主席又致电彭德怀等人，“请你们充分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志司也决定：25日凌晨4时开饭完毕，除作战室值班脱不开身的，其他人员必须进矿洞内隐蔽。
为了劝彭总离开作战室木板房，毛岸英还向洪学智出了个主意，那就是把彭总随时都离不开的作战地图“先斩后奏”地移到防空洞那边去，彭德怀这才被洪学智连拉带拽地离开了作战室。
有文章说毛岸英是从防空洞里跟出去又返回木板房内热饭吃才遇上轰炸的，这是不确切的。当时他与高瑞欣、成普、徐亩元是值班人员。敌机这次飞来得隐蔽又突然。四架野马式战斗轰炸机，当时平飞而来连俯冲的动作都没有做，就迅速投下了带亮点的燃烧弹。因为毛岸英与高瑞欣所处的位置离门较远，他们又在专心地收拾作战地图和文件，站起跑出来的动作迟缓了些，还没等跨出房门，就被上千度的燃烧弹爆发的高温吞噬掉了。
为什么人们对毛岸英知之甚少
毛岸英牺牲在朝鲜，遗骨没有迁移回国内安葬，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想法是崇高的，也是一致的。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场大规模的国际性局部战争”，双方的损失都很重大。据志愿军司令部1953年9月统计：志愿军战斗伤亡36万，非战斗减员（包括病退、病故和事故、裁减）38．6万，二项合计74．6万。朝鲜人民军伤亡26万。美伪军被我军毙伤、俘虏为109万。
我军牺牲了那么多的战士，不可能把尸骨全部运回国。但中华民族又讲究“叶落归根”、“活着见人，死了见尸，”所以毛主席又必须带这个头。他的内心也万分痛苦。这就是他为什么用“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需马革裹尸还”这句古诗作为对刘松林请求的回答。正因为如此，后来才有14万人民子弟兵，埋骨在朝鲜各地近百处陵园和墓地中没有迁回来的事实。
毛主席一直提倡少宣传个人，他在世时，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都健在，他当然认为自己的儿子不足以宣传，也不会同意别人去宣传他。自古以来，人命是关天的大事，但是作为像毛泽东这样的了不起的革命家和政治家，对于长子的为国捐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彭德怀，反倒宽慰地说：“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
近年来，虽然有些文章和作品反映过毛岸英，但是由于毛岸英去世早，留下的资料少，与他接触的当事人少等原因，加上有些干部子弟的行为，使人们群众不满，所以，毛岸英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人们缺少完整的了解。
1991年3月11日，江泽民总书记在韶山毛主席故居参观，看到了毛岸英1949年10月写给表舅父向三立的信，当即叫人复印了一份，他语重心长地对周围的人说：如果我们每个党员，每个干部都像毛岸英同志信中说的那样，做人民的忠实儿女，我们就经得起任何严峻的考验。
他还说：毛主席对子女要求很严，对全党的干部子弟也是一个很大的教育。要宣传毛主席是怎么教育子女的。在这方面，我们后代人都要像毛主席那样，对子女严格要求。
3月17日，江总书记在长沙听取湖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在谈到干部廉政建设时，拿出复印的毛岸英的信，念了几段给与会者听。
他说：我看了这封信后，感慨系之。假如我们所有的干部对子弟都能像毛主席对待毛岸英那样，我们的党一定兴旺，我们的党一定为群众所拥护。
……
这是党和人民对毛岸英的最高评价和赞赏。毛岸英不愧为“志愿军里第一人”。
毛岸英入朝参战虽然只有短短的34天，他没有作出如同邱少云、罗盛教、黄继光、杨根思那样的英雄壮举，更没有获得任何荣誉称号和纪念奖章。但是，他作为“志愿军的第一人”，其中值得挖掘和品味的东西，以及他和毛泽东在这场战争中，在硝烟散去，在今天中国迎来了和平与发展的环境时留给人民的思考，更显出了它的弥足珍贵。
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不会忘记曾为他们作出过贡献和牺牲的任何人。
难以忘却的纪念
毛岸英生前最关爱的人是与他同甘苦、共患难，情同手足的亲弟弟毛岸青。1950年10月14日，毛岸英最后告别的亲人是他的岳母。他向张文秋鞠了4次躬，拜托了4件事，其中一件事是请求她给岸青每月一点儿零花钱并照顾好他的生活；另一件事是希望岳母促成“岸青与邵华妹妹的婚事”。如今已是解放军中将的毛岸青和少将的邵华夫妇谈到这些往事时，仍然动了感情。
毛岸英的妻子刘松林，对丈夫永远地离她而去，总以为是梦。当她守寡12年坚不再嫁时，毛主席无奈之中，便让邵华去劝她。谁想到，儿媳妇道出的“心结”让毛泽东的心灵受到了震撼，为了这对夫妻的情深意笃，也是为了自己的“疏忽”，毛主席的双眼淌下了不多见的泪。刘松林说：“岸英瞒着我去了朝鲜，再也没有回来，我最后连他的尸骨都没看到，连他的墓地都没去过，怎么可能考虑再婚的事？！”
后来，中办来人转达毛主席的意思，说已安排秘书沈同陪她们去朝鲜为岸英和长眠在那里的志愿军烈士们扫墓。
临行，主席拿出自己的稿费为他们每人置了身新衣服，并嘱咐说：
“你们去看望岸英，这是我们家的私事。不准用公家的一分钱；不要惊动朝鲜的同志；住在大使馆里；也不要呆得太久。”
刘松林探望丈夫毛岸英的心愿终于实现，抚摸着那冰凉的水泥坟冢，望着“毛岸英同志之墓”的竖碑，她的心碎了，她不相信但又不得不相信眼前的现实。她常叹道：“普通人家，每年清明或忌日时，都可以到亲人的墓前寄托哀思，可岸英离开我有50年了，我一共才有为他扫墓的4次机会，我的心呀……痛啊……”尽管她后来听从毛主席的劝说，与一位空军干部结婚并生育了三个子女，但她对毛岸英的缅怀之情延续至今。
毛新宇是毛岸英的侄子，毛泽东唯一的孙子，是毛岸青和邵华的儿子，现在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他说，他心底有一个愿望：就是作为毛家的后人，一个新时代的青年学者，并有责任来讴歌这个红色家族里的革命忠烈：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毛楚雄、刘谦初、陈振亚（系张文秋二任丈夫，毛新宇姥爷）张振国（毛新宇舅爷）、杨开明、杨展（杨开慧的堂弟与侄女）。日前，由他撰写的40万字长篇传记文学《我的伯父毛岸英》也已由长城出版社出版，在纪念毛岸英牺牲50周年之即，作为敬献给烈士的一份祭礼。
附文：毛岸英之妻 刘松林的回忆
刘松林生命中有两位本世纪中国堪称为伟大的人和令人敬仰而难忘的亲人。一位，是她公公：毛泽东；一位，是她第一个丈夫：毛岸英。她的生命，因此不再平凡和单薄，打开尘封的记忆，一同踏上往日的岁月，走进毛氏家庭……下文是田子对刘松林的采访，摘自《英才》。
共同的经历让我俩走进彼此的心
“我第一次见到他（毛岸英），是1946年7、8月份，那时他从苏联回来不久，而我和母亲则在新疆坐了4年监狱后刚回到延安。
“我们是一百多人集体到的延安，到的第二天，毛主席到中央党校一部去看我们。因为我小的时候，毛主席就认我做了他的干女儿，这次他看到母亲和我时，看我长大了，很高兴，就接我到他家去玩，我去了几回，现在记不清是哪次了，我碰到了毛岸英。
“在我想像中，毛岸英喝过洋墨水，肯定很洋气，但当我见到的他时，却发现他与当时延安一般干部没什么两样，整天穿着毛主席快穿破的旧衣服。他比主席瘦，比主席略高一点儿，衣服显得晃晃荡荡的，很肥大。但他的知识、阅历超过我一大截子。我一直叫他大哥，我那时十五六岁。
“我一直认为自己很土，4年监狱耽误了我的学习，入狱前是小学生，狱中母亲和阿姨教了我一些中文和算术，出狱后突击学习了三个月，才上了延安中学。所以见到毛岸英并没有过多的接触和往来，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比较健谈。
“第二次见到他是1948年，在西柏坡。当时我从学校毕业等分配，我住平山，主席住西柏坡，我骑了一天马去看主席，正好他在。这次我也长大了，岸英回国也两年了，对国情也了解了，我们开始聊天。”
刘松林和毛岸英并不像传说中的是两家长辈定亲，他们是自由恋爱。
那美丽、难忘的初恋，也是刘松林生命中最难忘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他当时怎么会爱上我？好像我也问过他：有那么多女孩子，我文化程度低，你应该找个大学生。他说文化程度是可以变化的，你只要人好，不笨，一样可以成为大学生，主要的是要人好。再一个我们俩的遭遇是一样的。我俩从小都坐监狱，一个失去了母亲，一个失去了父亲，好沟通，他能很容易地理解我、感受我，彼此很快就能走进对方的心。
“关于结婚，岸英说，先国家后个人。开国大典是1949年10月1日。我们的婚礼是10月15日。在中南海，毛主席主婚。”
作为长辈，毛主席对这双新人只有祝福，没有奢侈的礼品，只送给岸英一件自己穿过的旧大衣。
谁都没有想到，一年后的同样这个月份－－10月份，29岁的毛岸英去了朝鲜，一个月后牺牲在遥远的、被炮火烧焦的异国土地上。全中国人，多少年来无不为此事而痛心疾首，那是一个多么年轻的、富有才华和责任感的人。他牺牲的年龄和母亲杨开慧牺牲时年龄一般大。
“岸英的衣服和东西都没留下来，现在想起很可惜，我那时都认为是破烂，全扔了。只留下了他的书、笔记和日记。现在惟一留下的衣物是他带到朝鲜又被人带回的东西，后来我分别捐给了板仓和韶山。其中有几件衬衣我看了很难过，他把长袖剪成短袖，又用剪下的袖子补了领子。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是江青的姐姐给他补的。”
他有种征服力和无形的威力
毛泽东把刘松林看成是自己的孩子，他很喜欢这个从小看着长大的美丽、温良的女儿。
“结婚前我去主席家玩，他和江青不能不管我，陪着我坐坐，我就不好意思总去打扰。后来岸英跟我说，可能也是主席说的，让我每个星期都去看爸爸。后来我就每个星期都去了。寒暑假就住在那儿，1957年我从苏联留学回来就不住在那儿了。”
有5年时间，她住在主席家里，有机会了解了这位既是伟人又是父亲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主席是个工作狂，整天就是拼命工作，根本不问家事。他白天睡觉，晚上工作，他睡觉时，我们说话不敢大声，走路用脚尖，直到现在我开门，关门都是轻轻地，从不敢把门一甩，让门‘当’的自动锁上。
“有次他让我陪他吃晚饭，一直到次日凌晨3点也没开饭，我困极了，伏在桌上睡了，卫士叫起我吃饭时，我难受得根本吃不进去。平常人像他那样工作根本受不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像李银桥、吴旭君后来都患了神经衰弱，生物钟全被打乱。
“直到现在我也无法想像主席是怎么工作的，我每次进他办公室都觉得很难受，压力很大，他写字台上常放着几大叠文件，秘书常常是抱着新的来，抱着旧的走。
“对孩子让他们全部吃大灶，和普通战士一样。他让我们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律叫叔叔、阿姨，哪怕他们比我们还小。
“人家说他是神，我没这个感觉。我觉得他是个很普通的父亲，也是很慈爱、很严厉的父亲。人们说他是权威人物，我当时不觉得，后来回想起来，确实是这样。当时他说句话，不管有理没理，谁都会心甘情愿去做，在他面前，即使有不同看法，也会先否定自己。这不单纯是崇拜，他身上有种征服力，他有一种无形的威力。但我从没见他发过脾气，他好像没有脾气。没见他着过急、生过气。”
现在我有两儿两女
“后来我学俄罗斯语言文学，毕业后分配方案有部队、外交部和编译局。我征求主席意见，他说当然到部队好啦，他对部队有感情。我到工程兵科研部，文革时下部队，1974年调到军事科学院外军部，后来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搞外国军事文学。
“现在两儿两女。爱人杨茂之原是空军，他是河北人，家是渔民，他刚参军时是陆军，空军组建时被挑选为飞行员，1954年选派到当时苏联的红旗空军学院（现名加加林航空航天军事学院）深造，1958年毕业回国，到空军学院当教师，后下部队。”他们白头到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