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陈云鲜为人知的秘密
大中小2013-08-11 21:59:44转发TwitterFacebook打印投稿电子报
【多维历史】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领导地位，被认为是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而陈云则是邓小平主政时期“中共八老”之一，在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中的地位和权力仅次于邓小平，实际上的第二号领导人。邓、陈二人作为政治同盟，不仅有合作，更有鲜为人知的矛盾冲突。本文作者范似栋，参考诸多当事人回忆录、文集，撰文披露邓小平与陈云之间的恩怨情仇。原文收录于作者文集《老虎》。
邓小平在七九年对陈云是感激的。在许多会上，他都引用陈云的话，把陈云视为和他一样的最高权威，但一年后，邓小平翻脸了，表明以往的尊重仅仅是权宜之计。
八零年三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赵紫阳任组长的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成立，原先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撤销，陈云不再是经济主管。
姚依林虽然是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的成员，八月份又兼了国家计委主任，而且赵紫阳对陈云的意见也十分尊重，陈对赵的印象总的来说也不错。但陈云并不高兴，因为赵紫阳毕竟是邓小平的人，因为这是对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基石的邓、陈密约的背信弃义。
陈云不再做经济主管是他自己提出来的。陈七九年下半年检查出癌症，于是坚持要让位。陈心目中的接班人就是姚依林。文革后姚依林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办公主任和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经济，都是靠陈云大力推荐。陈云甚至有意让姚依林接华国锋的班出任国务院总理。陈云不服的是，他的朋友和学生姚依林，以经验、学历而论都比赵紫阳强，两人的年龄差不多，姚仅年长两岁。姚依林却没有当上经济主管。
这一回，邓小平没有给陈云面子，因为邓小平根本不想和陈云分治中国，也不想和其他元老们实行集体领导，他是又一个专断独行的毛泽东。他早就筹划好了，要实行邓、胡、赵体制，胡耀邦管中共的党务，赵紫阳当总理管全国的经济，他们两个前台掌柜，他才是后台老板。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权力是鸦片烟，一旦有了权就想有更多的权，直至独裁。
面对邓小平一派独大的形势和咄咄逼人的姿态，其他中共元老们面面相觑，一些人沉默了，一些人退让了，一些人转向了。表面上他们谨小慎微，歌功颂德，吹捧邓小平是改革英雄，第二代领袖，其实私心并不服，他们以退为进，暗地里养精蓄锐，准备长远的斗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谓华国锋、汪东兴的凡是派已经不成气候，不具备任何政治上的能量，苟延残喘而已。华国峰直到八一年有时还在公开场合出现，却是个牵了线的傀儡，邓小平要他说啥他就说啥。中国报纸上大量出现邓小平、胡耀邦利用实践检验真理这一场理论讨论斗垮凡是派的故事，其实这些都是骗老百姓的把戯。在中共政治中，一场理论性的争论根本不起实质性作用。
正是在改革的旗帜下，在邓小平、胡耀邦帮派编造的改革派与凡是派的斗争、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家喻户晓时，邓小平集大权于一身，穿上了无形的皇袍。
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其实是一个神话。对毛泽东时代而言，邓小平和陈云都是主张经济发展的改革派，他们的区别在于邓小平是改革的激进派，陈云是改革的稳健派。邓、陈斗争是改革派内部的斗争。他们都对文革深痛恶绝，都不主张完全继承毛的政治路线和经济路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积极的改革派；但从保持中共的意识形态、既得利益和统治地位来说，他们又都是坚定的保守派。
改革是文革后中国唯一可行之路和唯一的选择。好比是一场大地震之后，幸存的人都会从倒塌的废墟中爬出来，这是人的求生本能，完全谈不上高明和勇气。况且爬出的方向对不对？爬出的动作对不对？最后是否转危为安？都还是问题。所以搞改革的邓小平其实不应该得到过多的赞誉。
进一步分析，在改革的成果没有明确之前不应该轻易肯定。改革是一个动词，而不是一个名词，动词表示事物的动态，而不是事物的结果，我们肯定和否定的对象应该是事情的结果而不是状态。革命也是一个动词，而革命的结果就一定好吗？历史很难证明中国人民支持国民党革命和共产党革命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然而，毛泽东的革命和邓小平的改革在开始时期，却得到许多中国人出于感情原因的轻率支持和盲目拥护。这里的原因可能只有一个，就是穷则思变，中国人太穷了。中国人认为危机时只要变就是好的，其实是一种严重的错误，因为这种思想定式往往忽略了决定变以后的下一个问题：如何变？
如果毛泽东和邓小平没有听到群众过多的欢呼声，可能他们还会比较谨慎一点。
七九年，因为宝钢问题，邓小平有求于陈云，所以两人虽有矛盾，邓还能和陈云商量。八零年开始，宝钢问题缓和，邓、陈矛盾表面化，争的是经济决策权和领导权，再往下探，深层问题是经济指导方针上的分歧。
邓小平派掌控的媒体时常暗示有股保守势力，反对改革，其实指的就是陈云、李先念他们，有时还带上叶剑英。这个神话的出现有个好处，就是可以使邓小平立于专制的不败之地，就好像毛泽东一样也曾经创造一个革命的神话。邓小平是改革的代表，反对邓小平意见的人就成了反改革的绊脚石和保守派；毛泽东是革命的代表，反对毛泽东意见的人就成了反革命。
被邓小平暗示为保守派的人因此被剥夺了反对权，只能在私下反唇相讥。有一次李先念议论余秋里和谷牧，说，“我才信不过这些革命派”。余秋里和谷牧投靠邓小平后，唯邓小平为是，和李先念、姚依林在工作中发生争论。李先念不敢直接批评邓小平，只能斥责邓的代理人。李这样的三朝元老都怕邓小平心狠手辣，翻脸不认人。
陈云他们和邓小平那帮人的对立和矛盾从本质上说有两点，一是慢性子和急性子，谨慎改革和勇于改革的矛盾。邓小平希望国富民强实现得越早越好，“甩开膀子大干”是当时报章上的常见用语，也是邓小平和许多中共官员的心声。他们认为，毛泽东这个绊脚石去掉以后，中国的经济没有理由不腾飞。陈云则说，“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1]
邓小平七九年曾经说，“最近在发展速度上，发生一个明后两年工农业总产值是增长百分之八还是百分之六的问题。”[2]各持其见的双方正是邓小平和陈云。二是主张中央集权和主张地方分权的取向不同。邓小平、胡耀邦势力在八十年代初期急剧膨胀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分权主张符合各省市领导人的利益，所以受到地方领导的普遍拥护。
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赵紫阳往往站在陈云一边，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赵紫阳当时有一句名言，“政治上反右，经济上反左。”意思是政治上拥护邓小平，经济上拥护陈云。赵紫阳的中庸之道得到陈云好感，陈云后来批评胡耀邦时说，“我与紫阳说的是北京话，你说的是地方话。”[3]“北京话”是指为北京说话，即维护中央利益，“地方话”是指为地方说话，维护地方利益。
中央集权好还是地方分权好？集又集到何种地步，分又分到何种程度，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很难说陈云和邓小平的主张和做法哪一种比较好。一般行之有效的办法是立法、司法权和官员任免权，以及中央银行的权力集中在中央政府，企业经济决策权放开。以此比照，陈、邓都有不是，陈云的集权首先是集经济之权，而且有可能集的过死过滥。邓的放权在实际上把司法权和官员任免权都放掉了，中央银行成了地方经济的尾巴。邓小平改革的两个内容，对外开放，对内放权，致使地方政府的权力不断坐大，逐渐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这并非完全是好事。八十年代以后直至今天，各方面逐渐败坏的风气和邓的改革路线有直接密切的关系。
邓、陈的经济方针、路线之争是中共八十年代党内斗争的主线，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次要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这方面对立的两股力量可以称之为改革派和保守派。意识形态保守派表面上是中共意识形态主管胡乔本和邓力群，背后则是邓小平。陈云也可能算一个支持者，但公开的资料找不到这方面的证据，至少陈云不是八十年代中国多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决策者。意识形态改革派则是一些思想相对解放，地位相对低下的中共学者文人。
邓、陈在意识形态方面都是保守的，都带有斯大林专制主义的色彩，都信奉一党专政，但另一方面，他们对理论问题都缺少长期的兴趣，他们真正的用心在经济发展，他们对社会风气的关注也远甚于对理论问题的关注。
八零年，上海资深电影演员赵丹临死前埋怨中共对文艺工作管得太多。[4]传闻陈云斥之为放屁，这事有可能是邓派放的风，即使是真的，也可能是个偶然的情况。因为陈云曾经在七九年邓小平开始镇压街头异议运动时，也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解决了吃的、住的、穿的、用的，大家生活都好了，肚子吃饱了，加上思想上放松一些，不要抓得那么紧，‥‥‥就甚么事都没有了。”“现在的局面是团结、活泼不够；严肃、紧张有余。”[5]
邓小平对意识形态方面的话说得多一些，支持胡乔木等意识形态保守派，几次发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整肃运动，但往往虎头蛇尾，搞搞又不搞了，似乎旨在文人间搞平衡。
陈云长期主持中国经济，是中共头号经济学家。胡乔木曾经回忆，“在卢山会议开会前，毛泽东曾经表示他不能搞经济工作，他不懂。他认为他这一辈子搞不了了，年纪这样大了，还是陈云搞得好。”“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经济工作还是要陈云出来。”[6]五八年的大跃进使毛泽东认识了陈云，在这以前，毛是不服气的。他曾经拍了桌子说“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了。”[7]
但陈云是不是真的懂经济管理？是否能管好中国的经济？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事实是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经济一直很糟，失败的例子怎么能证明成功的经济大师呢？毛头阿姨想了想，也表示同意，她说她的做会计的丈夫也有同样的看法。她称赞我的怀疑很有道理。
她说，其实大家对中共那一帮人和那套管经济的方法都不看好，包括对陈云，只是以前不能说，现在说说也没关系了。然后她例举了一些例子。
四九年五月，在陈云的命令下，中共派军队包围上海证券交易所，逮捕所谓的“金融投机商”，给上海人的印象十分恶劣。陈云在五十年代初独创的统购统销政策，虽然一时稳定了国内经济局势，但从长远看破坏了市场机制。当时有人说，共产党搞军事是一百分，搞政治是七十分，搞经济是零分。她说，文革后，姚依林满面春风来到她家，姚克时曾经拿这话问过姚依林，姚依林没有回答。
陈云管经济也有糊涂的时候，也犯过一些幼稚的错误。
五八年全国大炼钢铁的“土高爈”就是陈云下令提倡的。[8]那年毛泽东给钢产量订高指标，事先问过陈云，陈云研究后说“看起来是有希望的”。有了这句话，毛泽东才下了决心。[9]
回顾往事，陈云曾经说，“我要有自知之明”，“不要把我说得这么好，我也有很多反面教训。一百五十六项中，三门峡工程是我经过手的，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是一次失败的教训”，又说他自己，“经验还很有限。解放初期的经济规模比现在小多了。现在这么大的规模，这么复杂的情况，应付不了。”[10]这些话应该大多是陈云的实话，并不完全是官场矫情。
八十年代，陈云还认为应该把养猪和种菜纳入国家计划。[11]这说明陈云的经济思想相当陈旧，对现代经济和经济管理并不熟悉和了解。
他曾经有一个生动的比喻：“市场和计划二者就像鸟与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揑在手里，揑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么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但无论如何，总得有个笼子。就是说，搞活经济，市场调节，这些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内发挥作用，不能离开计划的指导。”[12]
人们因此猜想陈云是斯大林式计划经济的代表者，进而认为陈云反对改革，这是一个误会。
其实陈云以上这段话，只是表达了经济学的一个常识，任何经济体都需要活力和制约，任何国家对经济活动都有计划管理。陈云曾经用赞赏的口气对姚依林说：“资本主义企业里头相当有计划，没有计划的话，那就不行。”[13]陈云心中的计划并不高深，就是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建设规模和国力相适应，之类经济学的ABC。陈云并不认同严格的管制经济，他曾经对毛泽东时代的经济计划的制定有严厉的批评。[14]
如果把这个国家的经济全部交给陈云管理，中国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经济灾难有可能避免，八十年代的一些弊病也会被缓解，但是，中国经济要像台湾、韩国那样走上正轨，实行腾飞完全不可能。
总的来说，陈云是一个思想缜密、经验丰富、注重调查研究的人，这一点在延安时期就为人公认。[15]他公正清廉的作风和品格尤其使人佩服，他在政治上没有野心，使他在历次中共内部斗争中幸免于难。在中共党内管经济方面，他是真正愿意实事求是和比较有智慧的领导人。他的座佑铭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在中共领导人都对经济和经济管理外行的情况下，谨慎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陈云和邓小平的斗争虽然主要在经济方面，但有时也涉及政治和人事安排上的斗争和妥协。中国的八十年代就交织着他们两人的打打谈谈，你来我往，陈云打的是以防为主的太极拳，阴柔绵绵；邓小平打的是以攻为主的少林拳，刚猛有力。俩人打一阵就坐下来讨价还价，谈妥了就天下太平。
八零年十一月份之前，当局对舆论的控制出乎意料地宽松。上海《解放日报》甚至出现一些文章，宣扬“若要现代化，必先民主化”[16]，还有人公开撰文提出“扩大民主必须革除官僚制”[17]。抨击中共统治模式的激进文章也在全国其它地区出现。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党领导一切的提法不科学》[18]，另一篇批评文章登在人民日报上，题目是《权力不能过份集中》。[19]
热闹不是偶然的。八月份，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一次重要讲话，讲话的题目就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他在讲话中说：“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20]
这次讲话激动着许多人的心，李洪林把它称之为邓小平“在开拓中国新的历史过程中所能达到的最光辉的顶点”。[21]异议运动的高潮好像又呼之欲出。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全国一些城市的异议民刊得以继续出版，平安无事，一直到八一年的年头。
这篇文章也着重反对权力过份集中，这话虽然好像是对着华国锋说的，却也使包括姚依林在内的非主流元老们得到安慰，大家希望这是邓小平的真实思想，或者这是邓的承诺，今后谁也不搞大权独揽，实行集体领导。另外，邓小平在讲话中再次引用了陈云的一个意见，充分表示了对陈云的尊重。[22]
但是，八零年底邓小平突然改变了态度，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下令全面收紧，再一次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指出“极少数坏头头操纵的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积极串连，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公开发表，反动传单的散发，政治谣言的传播‥‥‥对这一切现象，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并号召“全党同志、全国人民高度警愓和坚决打击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和刑事犯罪活动。”[23]党内外的异议人士好像一下子掉进冰河。
有的人说邓小平的变脸是因为胡乔木搬弄是非，有的人说是因为波兰事件的发生，有的人说是中共元老们对社会上的思想混乱颇有徽词，陈云因此说了些话要求大家对这种现象有戒备之心。[24]
有一次我问毛头阿姨这里倒底有甚么名堂。毛头阿姨说，“邓小平又不是小孩子，他是很有主见，又很懂权术的一个人，他真想开创一个宽松的局面不会因为胡乔木或陈云的几句话而改变。”
其实，那阵子比较自由的言论和轻松的气氛正是邓小平、胡耀邦为他们自己全面上台而刻意营造的，借此向其他派势力（主要是陈云派）表示他们得到民意的强大支持，这个手法和七八年未七九年初十一届三中全会时用过的手法完全一样。这样的解释更合乎中共行事的逻辑和历史真相。[25]
除此之外，异议运动的一系列激烈言论和行动也是邓小平再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原因，但和前一个原因比起来，后一个原因还是次要的。
对于胡耀邦当中共党主席，陈云和李先念起先都不表态同意，拖了很长时间。一方面是对胡耀邦心中无数，胡当中央组织部长是陈云提的，但当中央主席是否合适呢？另一方面更重要，陈云不希望邓小平的势力越来越大。邓在提议胡当中共党主席的同时，也准备自己当中央军委主席。再发展下去会怎么样，邓小平就变成第二个毛泽东了，陈云和其他元老的担心正在于此。
最后他们还是同意了，因为邓小平作了其他方面的让步和利益交换。邓已有的让步是：同意陈云关于三年调整经济的意见[26]，让姚依林出来主持计委工作，由陈云的老部下陈国栋取代彭冲，主持上海工作，以及同意实行精简机构和严惩经济犯罪[27]。最重要的是邓小平与陈云之间有了第二个邓、陈密约，以后凡是党国大事，邓小平有决定权，陈云有否决权。
那些不属于也不想投靠邓小平集团的中共元老们到了这个地步只能点头同意，因为陈云的身体、精力和权力欲都不如邓小平，而且这两年来，邓小平派以改革为旗号，不但羽翼已丰，而且权势已经大到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步。
虽然这以后中共党内并没有听说陈云使用否决权和邓小平公开对抗，但从此邓、陈一明一暗的并立权威，代替了毛泽东时代的一人独裁。这或许也是一种历史进步。
八二年后，陈云和邓小平之间的话越来越不投机，关系越来越紧张，但陈一直相信等到邓小平搞不下去了，还会请他们出山。陈云对付邓的手法就是五七年对付毛泽东的办法，不作一时争论，但预先把话说明白了，谁对谁错，留待后论。
毛头阿姨说，姚依林曾多次说，“搞政治的人是甚么事都做得出的”。姚这样说，是把陈云、姚自己和搞政治的人区别开来，陈、姚他们是搞经济的。姚所指的“搞政治的人”以前是毛泽东和四人帮，现在是邓小平和邓的手下，主要是胡耀邦。
一般民众都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生活好起来了，经济好像也发展了，大家都以为这是邓小平的功劳，改革带来的成果，没有人认为这里有甚么问题。毛头阿姨如此尖锐地评论邓小平，显然是受了姚依林的影响。
每次我们谈论党内高层的内幕，都是父亲不在的时候。只要父亲的脚步声在楼梯上一响起，毛头阿姨就改口谈其他的琐事，她知道威严的父亲不喜欢我们这样议论政治。父亲其实是很喜欢听这些小道消息的，只是不想让我们做子女的，尤其是我与闻这些事。有时他兴致好会问我们，“阿姨今天有没有说些甚么呀？”
注：（以下引用书刊的作者名、出版社和出版年月均在书后“参考书籍和杂志目录”，凡二百余种，在此省略。）
【多维新闻】本文网址：http://history.dwnews.com/news/2013-08-11/59306777-all.html#pag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