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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后送伞谈“四人”(中)

(2008-03-23 15:46:56) 下一个

雨后送伞谈“四人”(中)

欧阳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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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人帮”能不能不被“一举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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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看看“四人帮”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选择。

事后诸葛亮认为:不求胜出,保个和局,不被“一举粉碎”,是有可
能的。

当时的局面是:“四人帮”队面临两支对手:以华国峰为首的“三七”
队和以叶剑英为首的“元老”队。汪东兴只是球场保安,不能算一支
球队。

何谓“三七”队?与华国峰有相同的利害关系的政治局委员吴德、纪
登奎、陈锡联、陈永贵等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文革初期都受到过
不同程度的冲击,但以后又被老毛启用、提升。所以这一派人对文化
大革命的态度可以说是真正地拥护“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之
说的。

“元老”队以“二月逆流”队的人马和复出后的邓小平队为班底,集
结了以前刘、周、邓联队的余部,在利益上与“四人帮”是两极。这
些人在文革受到的打击比“三七”队更为严重,以后虽然受到启用,
但同时也受到压抑。这一派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
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复出的邓小平曾是这一派的代表,在
老毛去世前已被再次打倒,叶剑英临时成为这支队的代理队长。

针对这种局面,事后诸葛亮给“四人”送的这把伞是:在老毛去世以
后,暂时停止“斗走资派”的叫嚣,改唱“全党团结,共度难关”的
调子,拥戴华国锋,稳住汪东兴,中立叶剑英,对其他人,甚至对邓
小平,都表示出一定的善意,缓和一下矛盾。这样,便可以稳住局势,
进一步过渡到下一轮的党内斗争。至于下一轮的斗争谁胜谁负,那就
要看事态的发展了。

第一,拥戴华国锋

老毛去世时,华国峰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排名第一。
不论老毛是想真的想让华来接班,还是为了平衡各派势力暂时选个过
渡的人,总之华国峰是名以上的第一把手。

在《事后诸葛说老华》中,我们从华国锋的角度来看问题,得到的结
论是:“粉碎‘四人帮’”是华国锋的被迫的明智之举。其中关键的
一点是“被迫”,被“四人帮”所迫。

其实“四人帮”当时完全应该采取“拥戴”的策略,“拥戴”可以是
真拥戴,也可以是假拥戴,可以是“团结在以华国峰同志为首的党中
央集体领导之下”;也可以是“团结在党中央集体领导之下”,口头
上给华国峰一些示好;还可以加上但书“只要他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
线,我们就...”,为以后的斗争埋下伏笔。

尤其重要的是要强调“三七”队与“四人”队的共同利益,强调“巩
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不仅符合老毛的教导,也符合“三七队”
的利益。无论如何不能让华国峰感到“正在走的走资派”是暗示自己,
有自己有被打倒的危险。

然而,“四人帮”当时可能认为“元老”队已经是“死老虎”,对自
己不构成威胁,而华国峰才是自己一派掌权的最后障碍,于是对是华
国峰是“打”而不是“拉”,更不是拥戴,屡屡与华作对,最后将华
推上了“一举粉碎‘四人帮’”的路子。这是“四人帮”被粉碎的最
关键的一点。

第二,稳住汪东兴

汪东兴占有关键的地位,握有别人无法取代的权力,类似于球场的保
安队队长。他不是也不可能是单独的一派,他注定要依附于某一派,
或者保持中立。

按说,球场保安应该保持中立,但是老毛作为球场老板自己坏了规矩,
也曾自己充当裁判,也曾指使球场保安抓捕别人,所以当老毛去世以
后,别人也可以照样办理。

从我们后来得到的信息看,“四人帮”拉拢汪东兴的机会几乎没有,
而且“四人帮”也未作此想。江青与汪东兴在文革前就结下了怨仇,
文革中矛盾大大加深。“四人帮”和汪东兴双方都认识到:一旦“四
人帮”掌权,撤掉汪东兴是必然的。所以这就迫使汪东兴加紧靠拢华
国锋,使华国峰粉碎“四人帮”的技术问题一下子得到解决。

其实“四人帮”可以用不同方式向汪东兴表示一定的信任、许诺,稳
住汪东兴。至少不要咄咄逼人,不要使汪东兴感到非要马上行动不可,
这一点是做得到的。

在《事后诸葛说老华》中,我们说过:华国锋和汪东兴两个人,江青
但凡能在其中拉上一个,“四人帮”就不会那么快被“一举粉碎”。
然而“四人”却是一个都没有拉住。甚至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看到
任何“拉”的证据。

第三,中立叶剑英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元老”和“四人”这两个集团势不两立,只
是由于老毛的巨大压力,才使矛盾被压住,没有酿成灾难性的爆发。
老毛撒手,必有公开的较量。这一点,老毛和叶剑英均有表述。例如,
当王震向叶提议解决“四人帮”时,叶做手势表示要等大拇指倒下之
后。老毛甚至说到:“看来只有在腥风血雨中交班了。”

这一派的潜在能量是巨大的,以前被击溃的刘少奇的人马、林彪的人
马,在思想意识上和自身利益上都和这一派有共同点,不论这些人之
间以前有些什么恩怨和矛盾,他们都对“四人帮”实际也就是对老毛
和文化大革命不满。

这一派不太可能与“四人帮”合作。而“四人帮”视这些人为“走资
派”,而且还在走。但是,在老毛去世这样一个特定的时候,“四人
帮”当时大可不必对这些人穷追猛打,完全可以先放人家一码,先巩
固自己的力量然后再做计较。甚至对邓小平都可以表现出一种“给出
路”的政策。

当然,“元老”和“四人”的矛盾终究是不可调和的。但是,首先应
该渡过“危急存亡之秋”,然后再做计较。

老毛去世的时期是中共历史上的非常时期,非常时期必须要有非常的
对策。这在中共历史上屡见不鲜。然而业余水平的“四人帮”看不到
这一点,没有采取相应的对策,依旧“按既定方针办”,依旧高叫
“斗走资派”的老调,最终落得个被“一举粉碎”。

事后诸葛亮的这个主意,不一定能保证“四人”赢球,但是可以让
“四人”踢成平局,保存实力,以后再战。至少不至于一次输光出局。

可惜事后诸葛亮送这把伞的时候,“粉碎四人帮”那场雨已经下过三
十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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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人帮”为什么会被“一举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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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如果“四人帮”用了事后诸葛亮的那把伞,他们有可能躲
过“一举粉碎”的大雨造成的灭顶之灾。对此,事后诸葛亮有较大的
信心。如果是那样的话,“四人”队就有可能和其他队一起进入下一
轮的党内斗争。其斗争模式可以参看列宁、斯大林去世后的苏共,还
可以参看孙中山去世以后的国民党。

那么“四人帮”有没有可能在以后的党内斗争中获胜呢?事后诸葛亮
不抱乐观的态度。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就专门来摆一摆这个龙门阵。
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就回答了“四人帮”为什么会被“一举粉碎”的
问题。

在中共夺取政权的过程中,老毛建立起了巨大的功绩、威望和实力。
再加上以后中共领导层对他的神化和个人崇拜,使他的地位无可动摇。
他既是球场的奠基人、老板,也是比赛的总裁判,既是某队的教练,
也可以是某队的队长。而且他的这种特殊地位有着巨大的惯性,一直
延续终生。

“四人帮”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崛起,是由于老毛提拔重用、大力支持。
这一点是“四人”队最大的资源和强项。

“四人帮”还有一个强项就是理论上和实践中的极端性。也就是说,
这支球队具有猛冲猛打的战斗意志。这一点既是老毛赏识的,也是对
手惧怕和反感的。作为一个革命的、造反的、激进的组织、团体、势
力,其中极端的、极左的派别往往容易压倒别的、较为温和的派别,
获得主导权。对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历史中长期存在的“左”的倾向,
我们也可以看到各宗教派别中的极端派、原教旨主义的思潮。

在一定的时间里、一定的条件下,“四人帮”的一些做法也曾与大众
的利益相吻合,至少符合其中不少人的利益。这也成为“四人帮”的
一个资本。例如,在文革初期驱赶“工作组”的一场比赛中,“四人”
的表现得到了相当多观众的喝彩,因为“工作组”此前制造了许多对
立面,将许多反对自己的、还有一些并没有反对自己人打成“反革
命”、“右派”。这一点可以解释文革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起来造
反,为什么文革中的“造反”一度得到那么多的人的支持。

以上的这些强项使得“四人”队得以在文革中驰骋球场十余年。

现在老毛去世了,“四人”队的强项开始消失。

首先是“四人”队没有了教练,没有了帮自己吹黑哨的裁判,这就失
去了最大的优势。当然,老毛的威望、宠信仍然有一定的惯性,但是
“四人帮”显然过高估计了这种惯性的作用,更没有想到这种惯性还
会为别人所利用,成为压倒自己的力量。

其次,到老毛去世时中共执政已有二十七年了,执政、建设与革命、
造反不同,需要务实、需要稳定、需要秩序。激进、极左的危害已经
在“大跃进”、在文革中为人们所认识到。其他各球队和观众们已经
厌烦了“天下大乱”,而希望“安定团结”、“天下大治”,这时
“四人”的激进、极左已经成了他们的弱项了。

文化大革命到头来伤害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人们对当局、对老
毛的怨气越来越大。在老毛的巨大的惯性还存在的情况下,当朝的
“四人帮”正好成了人们的出气筒,为老毛背上了大黑锅。一九七六
年四月的“天安门事件”可为一例。

现在,“四人”队的弱项开始凸显。

第一,“四人帮”失去了“党心”。什么是“党心”?实际上就是
“党员之心”,首先是“干部之心”,更重要的是“高级干部之心”。

文化大革命的主题就是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走资
派”。这就使相当多的共产党干部成为批判、打倒的对象。上至国家
主席刘少奇、总书记邓小平,下至工厂里的车间主任、班组长,农村
里的大队书记、生产队长,学校里的校长,以至于街道上的居民委员
会主任,中间有个省、各县、各个级别,大大小小的当权派,绝大多
数都受到冲击、批斗,不少的人遭到毒打、虐待,有人甚至被迫害致
死。

以后他们当中的多数又被“解放”出来,恢复了职务,但是他们对文
化大革命的态度正如老毛说的“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
革命的帐。”

潜意识中他们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老毛不满,但是表述出来则
是对“四人帮”不满。

这一集团中的个别人也许会投向“四人”,那还得看“四人”是否接
纳,接纳以后往往还得卑躬屈膝地听候使唤。老毛在,大多数人出于
无奈,与江青虚与委蛇。老毛一死,绝大多数人与江青闹翻都是迟早
的事。对于这一点,“四人帮”的总教练老毛看得很清楚,他说:
“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是敷衍她。”然而,江青在这
一点上就是没有长进,始终处在业余水平。

现在看到的,描述这一派的人在“粉碎‘四人帮’”时候的表现,无
疑有些溢美夸大之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能够“粉碎‘四人帮’”,
他们是求之不得的。尽管在当时有的人愿意挺身而起,有的人暂时看
风使舵,指望他人出头。

所以这一派不太可能与“四人帮”合作。而“四人帮”视这些人为
“走资派”,而且还在走。

这些人的力量是在中共夺取政权和执政二十七年的长期过程中形成的,
根深蒂固的。这些人的斗争经验也是丰富的,我们在《事后诸葛说老
华》中说过邓小平是八、九段高手,叶剑英、李先念是六、七段水平,
业余水平的“四人帮”根本不是对手。

第二,“四人帮”失去了“军心”。什么是军心?实际上就是对军队
的控制权。在中国要想掌权首先要掌握对军队的控制权。即使是业余
水平的“四人帮”也不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也不是没有一点行动,
但终归没有起到一点作用。

中共的军队和党是完全交织在一起的,失去了“党心”也就在很大程
度上失去了“军心”。文化大革命中,军队的许多高级干部受到的打
击也是非常重的,人数也是非常多的。区别是这种打击较少波及到下
级单位,而且在党、政机构被打垮、瘫痪之时,军队的组织机构还保
留着。

执政党的军队,从其本身机构的利益来讲就是要维护秩序,维护稳定。
解放军在文革中也正是起这样一种作用。这就直接与扮演造反角色的
“四人帮”在机构利益上直接相冲突,矛盾难以调和。

再加上军队从来讲究资历、战功,不会仅仅因为你坐在一个高位上就
服你,“四人”及其同党缺的就是这一点。所以,老毛尽管可以任命
张春桥当军队的总政治部主任,任命毛远新当沈阳军区政委,用陈锡
联来取代叶剑英主持军委,但是到关键时刻仍然是调不动部队,说话
没人听。

没有了以上两条,“四人帮”的地位便岌岌可危。如果“四人”是斗
争的高手,如果“四人”用了事后诸葛亮的计策,没有被“一举粉
碎”,那么假以时日,事情也许还有可为。但是由于“四人”是业余
水平,即使用了事后诸葛亮的计策,侥幸躲过一关,以后的路也是凶
多吉少。

第三,“四人帮”失去了“民心”。“民心”是否重要呢?事后诸葛
亮认为也重要也不重要,从长远的观点看是重要的,从眼前的观点看
有时也许就不那么重要。那么多长的时间是“长远”呢?这又不好说
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清王朝内外交困,又是帝国主义
列强,又是洪秀全、孙中山的造反,也还是维系了70多年。

但是任何一个没有完全丧失理智的政权都会打出“民心”来做招牌。

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让共产党大大地丢失了民心,这笔帐后来全部推
到了“四人帮”头上。但是在老毛去世的当时,“四人帮”也的确成
了许多人怨恨的对象。这一点从1976年清明节的“天安门事件”
中可以看得出来。后面我们还要回头来摆这个龙门阵。

此外还有一点,人们在谈论“四人帮”的时候常常忽视,那就是国际
势力的影响。

中共执政以后,采取了对苏联、东欧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关闭
了对西方的交流之门。1960年代以后,中苏交恶,中共又关闭了
对苏联集团的交流之门。在这样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社会里,以老毛
那一套左的东西得以盛行。在这样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球场里,老毛
又当老板、又当裁判、又当教练、又当队长,“四人”队得以横行,
其他的球队和观众也没得话说。

进入1970年代,老毛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采取了“联美反苏”
的战略,改善同西方的关系,开始了同美国、日本、西欧的来往。

这么一来,人们逐渐了解了人家那边的球场:人家那边球场上裁判不
能兼教练;人家那边球场上裁判有任期,不是终身制;人家那边球场
上裁判吹黑哨,观众会起哄,报纸电台会揭露;人家那边球场上保安
不能因为观众议论裁判就抓人;人家那边球场上...

随着经济、技术、文化、人员等等交流越来越多,人们的思想开始改
变,以往的统治方式开始慢慢动摇,以至于有人针对“四人帮”和老
毛公开喊出了“秦皇的封建时代已经一去不返”。

以上的几点可以看作是事后诸葛亮对“四人帮”为什么会被“一举粉
碎”的解释,也说明了事后诸葛亮为什么对“四人”的前途不抱乐观
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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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鸿万里 回复 悄悄话 老兄的锦囊妙计真属于雨后送伞,四人帮如有此眼光就不会有囚于秦城的下场了。按此妙计,笼络住华,汪关键人物,再试图让老叶中立,大事可成。只可惜笼络住华有可能,但多年来江把汪当成家奴和看门狗经常谩骂羞辱,等后来要夺权时再去笼络他恐怕就不容易成功了。犹如重庆薄得罪王,三国董得罪吕,后患无穷。老叶老谋深算,耄身后想让他中立实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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