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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细碎旧时光里,留存母亲不被岁月磨平的浪漫与洒脱。

2020年春,爸爸黄永玉摔了,刚做完打骨水泥的手术,得知妈妈在香港去世,当时我不可能离开北京,爸爸劝我写篇文章讲讲妈妈的事。也一直没下笔,一晃六年过去了。 ——题记
妈妈到底属什么呢?1963年我上小学,学会了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的排列,立即回家问:“妈妈,你属什么的?”妈妈说:“我可能属猪。”我说:“你属猪的话,比爸爸大一岁啊。”妈妈有点诧异地回答:“这样啊,比老鼠小两岁的是……老虎,那就老虎吧。”

1970年哥哥和我去广州看外婆,住在桂香街31号的二楼,与外婆同住一屋的是外公的嫂子,她年轻守寡,没有孩子,我们叫她婆婆。当时正在学广东话的我经常坐在失明的外婆或婆婆床边聊天。一日我问婆婆:“我妈妈属什么呢?”婆婆往四围张望一番,保证旁边没有闲杂人,才悄声说道:“你妈妈属狗啊。”掐指一算,狗比老鼠大两年。回到北京,我把这个最新消息告诉了爸爸。爸爸表情诡秘地笑了:“我早就知道,你妈的弟弟,你五舅跟我同年,属鼠的。”虚岁的应用妈妈自如得很,只不过是往小里虚。
爸爸经常提及妈妈是我们家学历最高的,华南文艺学院文学系毕业,师从欧阳山。她从南方来到北京,没能全身心投入自己的事业,而那个蹲班几次都没上完初中的爸爸却开始教大学生了。妈妈不是没有尝试:1958年也随组织下乡摘柿子,记得那时住在大雅宝甲二号,带了几个没熟的柿子回来,她还带着我参加过一个新闻或文学界女性的冷餐聚会,主人是位着旗袍、戴金丝眼镜、不很年轻的女士,我们进去时她正滔滔不绝呢。我近年记起此事问爸爸,他说那位女士当年也是个风云人物,四十年代在报纸上评论过鲁迅先生的文章。

妈妈写《在森林中》和《好猎人》期间,找了位阿姨看着我,也做饭,我叫她嬢嬢,时间并不长。再后来的1961年,我家来了一位名叫曹玉茹的阿姨,她还带着缝纫机,给我们做棉袄罩衣什么的。妈妈就腾出时间写了《绿色的回忆》,1964年曹玉茹阿姨跟陈叔叔结婚一走,妈妈就被打回原形,做饭洗衣,生炉子,摇煤球,砸煤块,买蜂窝煤,骑自行车去给亲戚朋友打针……南方人到北方,有人很快被同化了,我的妈妈却不,夏天她穿木屐,还让广州的舅舅给爸爸、哥哥和我买了托人带来,夏天一到,我们全家都穿着木屐,噼里啪啦的,走到哪儿响到哪儿。一天中午,上小学三年级的哥哥到点未归,妈妈拉着我就去米市大街小学找他,从美院宿舍沿煤渣胡同步行五分钟,进到小学三年级教研室,只见哥哥站在里头。
“黄黑蛮为什么留班?”妈妈问肖老师。
肖老师说,黄黑蛮上学穿木拖鞋,怎么上体育课。望家长今后注意。
妈妈相当不满,说:“夏天我们广东人都是穿木屐的。天气那么热,不穿木屐穿什么啊?”(可也是啊,塑料产品那时尚未登场)。妈妈脚蹬木屐,理直气壮。我看看自己脚上也穿着上了红漆、画着花儿的木屐。
妈妈炒菜做饭又快又好吃,但她不会用搓板洗衣服,只会手搓,院子里就一个水龙头,原本四家人用,之后变成八家,刷牙,洗菜,洗衣服都是敞着的,手搓床单很难洗得均匀,洗完晾在铁丝上。小绿她妈就评论了:床单手搓怎么能干净呢,你看这一块那一块的。妈妈满不在乎,笑云:“我就是不会用搓板啊。”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穿裙子,梳马尾,加上普通话有口音,不管什么时候都开开心心的人不多,我的妈妈就是这么个样子。哥哥回家转述,他的同学闫小雨说:“你妈是华侨。”华侨一词在当时不是褒义的。有天妈妈拉着我经过红星电影院门口,碰到了闫小雨,妈妈一把抓住闫小雨的胳膊,激动地说: “小雨啊,你怎么能说我是华侨呢。”
妈妈长得漂亮,喜欢穿好看的衣服,即使非常时期,干部服里头也总露出点领子的颜色,七八十岁的她在香港拿了个爷爷婆婆乘地铁的优惠卡很是得意,穿着高跟鞋快步刷卡进入地铁,往前奔去,不意被一青年地铁工作人员盯上了,看这女士的背影、步伐及打扮都不似七十岁以上,于是飞跑过去截住此女,要求查看身份证,并引起围观。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气哼哼回到家的妈妈直述的,我们听了大乐,爸爸说,你应该高兴才对啊,七八十岁的人活出个六十来岁的样子。妈妈恍然,开心地笑了。

妈妈喜诗词和古文,功底远在爸爸之上,有天晚上爸爸醒来,发现妈妈在梦中背白居易的《琵琶行》,用的是广东话,爸爸坐起来听着,妈妈一字不差地背完翻身睡去。爸爸次日跟我们讲起,见到朋友就再讲。近年跟我说起,仍是神往。
按照妈妈的推理,属虎的她比爸爸小两岁,今年整百。想起她总是快乐,凡事往好里想的态度,我觉得有这样一位妈妈很值得告诉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