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加缪在1940年1月1日发表了一篇新年献词。全文如下：
今年，希冀幸福将是徒劳的，通过工作去建造幸福才关键。不要希冀任何事，而是要做点什么。不要等待着他人从头至尾地构建你的命运，尤其是当命运仍掌握在我们手中。《共和党人晚报》今年不会祝您幸福，因为它知道您的身体和精神正在经历重创。但它需要您保持必要的力量和清醒，去努力维持您自己的宁静与尊严。
这篇社论只有271个字，却彰显了作者的洞察力和深刻见解，蕴含着加缪的人文关怀，在当时激励了许多人面对困境时保持积极和主动，寻找自己的道路。
对幸福的看法：加缪认为，在1940年的背景下，希冀幸福将是徒劳的，因为人们正处于身体和精神上的重创之中。
对工作的看法：他强调，通过工作去建造幸福才是关键。
对命运的态度：加缪鼓励人们不要等待他人来构建自己的命运，尤其是当命运仍掌握在我们手中时。
背景：这篇新年献词是在二战期间发表的，当时世界正经历着巨大的混乱和痛苦。加缪通过这篇献词，向读者传达了在困境中保持力量和清醒，努力维持宁静与尊严的重要性。
1960年1月4日，一辆汽车在通往巴黎的一段很长的直线路段，撞上了一棵悬铃木，又反弹到另一棵树上，解体了。
车辆残骸散落在半径150米的田野上，时钟停在13点54分，年仅46岁的阿尔贝·加缪，因颅骨和脊柱破裂而当场死亡。
荒谬的是，加缪曾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死于车祸更愚蠢的了”。
44岁就斩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天才作家，最终以这样一种最为荒谬的方式与世长辞。
在散落一地的残骸中，人们发现了加缪的黑色皮包，里面装着他的护照、日记、加了评注的《奥塞罗》、尼采的书《快乐的知识》，还有一本未完成的手稿，这就是后来由他的女儿整理出版的小说《第一个人》。
加缪寡言的母亲听到加缪的死讯后，只说了一句话：“他太年轻了。”
各国报纸的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噩耗；正在闹罢工的法国广播电台播出哀乐悼念他；曾经抛出一封长达20页的绝交信，与加缪闹翻了的萨特也发表了令人感动的悼词：
“对于所有爱过他的人来说，他的死包含有一种难以忍受的荒谬性。”
“他顶住了历史潮流，独自继承着源远流长的警世文学。他怀着顽强、严格、纯洁、肃穆、热情的人道主义，向当今时代的种种粗俗丑陋发起胜负未卜的宣战……他再次证实了道德的存在。”
“我经常想到他，在他阅读过的书报的篇页里感到他的目光，并且自言自语说：他会怎么说呢？他此刻在怎么说呢？”
1942-1947年，加缪陆续出版了《局外人》《鼠疫》《西西弗神话》等著作，在文艺界名声大噪。
1957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向加缪抛出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
加缪得知获奖消息时大为震惊——他不是任何重要团体推举的候选人，而且大家普遍觉得，诺奖是对一位作家毕生文学成就的最高褒奖，可加缪当时不过才44岁。在他看来，有许多比他资格更高的作家。
诺奖将加缪推上了风口浪尖，所有与加缪不合的作家、批评家，在各个阵地开始了冷嘲热讽，争先恐后想要埋葬这位年轻的诺奖得主。
左倾的《法兰西观察家》提出，瑞典皇家学院可能以为自己在提携一位年轻作家，但事实证明，加缪只是一位“早产的僵儿”；右翼的雅克·劳朗宣称，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加缪，是将“诺贝尔桂冠作为最后一部作品”。
流言似虎，尽管加缪在公开场合一概淡然处之，但他在获奖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有一种“犯了过失，必须祈求原谅的感觉”。
一切正如加缪所说，“今时今日，创作是项危险的事业。任何公开发表都是一种表演行为，它会将你暴露在整个时代的激情之前，而这是个什么都不原谅的时代。”
后来，加缪用诺奖的奖金买下了心仪已久的房子，开始创作新作品，并重返戏剧行业，躲避着充满妒忌和较量的作家圈子。
加缪出生于一个没有自来水，没有电，也没有书的赤贫家庭。
加缪的父亲在一战战场上重伤去世，当局甚至连完整的遗体都无法寄回，家人只收到了遇难者体内的弹片。
父亲去世后，本就贫困的家庭到了无以为继的境地，母亲只得带着孩子回到娘家，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一个贫民窟里，以帮佣为生，整日沉默。
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加缪的身体逐渐恶化。1931年，16岁的加缪患上了肺结核，疾病的折磨伴随了加缪的一生。病情最重的时候，医生甚至给加缪下过病危通知书。
苦痛中成长的少年只能投入书本，在阅读和写作中呼吸，在创作中咀嚼生命的每一寸痛楚。
1934年，年仅21岁的加缪娶了西蒙娜·伊埃为妻——一个思想前卫，美丽洒脱的女孩。两人共同生活了六年，加缪却从未获得幸福。
西蒙娜·伊埃深受毒品依赖之苦。有人说这是因为，她的家人从她14岁开始，就给她服用吗啡以减轻痛经之苦。也有人说，西蒙娜·伊埃出生于医学世家，她的家人不可能如此无知。但她染上了毒瘾是不争的事实。
加缪抱着一种“天使般的心态”与她结婚，费尽心思 想将自己的爱人从泥潭中拯救出来。为了帮助西蒙娜戒毒，加缪自己首先戒了烟，并且做出了许多被他的朋友称为“圣人般”的努力，可惜最终于事无补。据说为了获得毒品，西蒙娜甚至和诊所医生私通。
这段感情的破裂让加缪变得更加敏感和情绪化，他一度拒绝长久专一的两性关系，即使在和第二任妻子弗兰西娜·弗尔结婚之后，也没有停止过沾花惹草，和情人的关系几乎是公开的。
他在给密友的信中曾说：“我所热爱和忠实的第一个人逃离了我，因为毒品，因为背叛……也许 许多事情都缘于此，缘于空虚，缘于对更深刻痛苦的恐惧，然而我已经接受了如此多的痛苦，但是从那之后，反过来，我逃离了所有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想要所有人都逃离我。”
带着一种报复性的傲慢，加缪一步步将自己划到了局外，从社会名流、沙龙聚会、荣誉勋章中剥离开来，拒绝成为偶像，也拒绝了一切形式的捧誉。
加缪的作品有一种野生野长的生命力，一种认清所处的绝望境况后，经过深思熟虑的巨大激情。他注目于黑暗，却在其中挖掘着自由的力量，在困惑和缭乱的割裂、纠缠中真诚地反抗虚无，在时代的荆棘里踏着危险创作，全力以赴保卫智识。正如加缪自己所说，“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
在信息传递越来越高速化的今天，种种便利渠道降低了人们的发声门槛，也增加了创作和表达的成本。个人观念的表达、艺术的创作得以直接传达到听众耳中，而听众的言论也可以在一夜之间汇聚成希望或毁灭的力量。
众声喧哗中，独善其身逐渐成为一种不可能，甚至连沉默也是危险的：“一旦“拒绝做出选择”，也被当成一种选择看待，并相应地因之得到惩戒或嘉许，人们身上被强加了一种劳役，无论他本人的意愿如何。”——加缪。
加缪说：“人们既不能背离他的时代，也不能将自己彻底沉浸在时代之中。如果他背离了时代，他就是在对着虚空言说。但是反过来，只要他将自己的时代作为创作对象，他就树立了自己作为主体的身份，无法完全投入其中了。”
于是加缪率先成为了时代的反叛者，用纸笔对这个荒诞的世界，做着最冷峻也是最骄傲的反击。
加缪在他的小说、戏剧、随笔和论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异己的世界中的孤独、个人与自身的日益异化，以及罪恶和死亡的不可避免，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泽拉塔斯基所说：“极少有作家像他一样，作为一个为他自己的生命、也为我们的生命写作的人，展现在我们面前。”
加缪并不苛责人性的弱点，他温柔地理解个体的困境，每个人身上的妥协与软弱。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能看到在极端环境下人性的复杂。绝大部分人能做出简单的善恶判断，但只有少数人愿意在判断下做出实际的行动。更少数的人愿意承担选择所付出的代价。
面对充满荒诞的现实世界，加缪的作品是一份独一无二的精神食粮。加缪的作品始终从人的现实生存困境出发，揭示了世界的荒诞性，但同时却并不绝望和颓丧，他主张要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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