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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岁月深处

(2020-08-03 13:35:58) 下一个

邵燕祥 · 生平

著名诗人邵燕祥先生8月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邵燕祥出生于1933年,父为汉族,母为满族,浙江萧山人,中共党员,1948年北平中法大学肄业。邵燕祥1949至1957年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1958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79年改正后至1984年任《诗刊》编辑,1980年成为笔会(PEN)北京中心会员,中国作协第三届理事,第四、五届主席团委员,第六、七届全委会名誉委员。

 

邵燕祥于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出版诗文集70余种。他的诗集《在远方》、《迟开的花》分获第一、二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杂文集《忧乐百篇》、《邵燕祥随笔》分获第一届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第一届鲁迅文学奖。

 

1917年,北京钟楼

 

清末北京前门大街

岁月深处(选读)
 
邵燕祥

 

八面槽

 

 

 

 

北京八面槽天主教堂 

 

即现在王府井大街中间一段。
 
八面槽,是个十字路口。往西是东华门大街,紫禁城的东华门遥遥在望;往东是金鱼胡同;往南,正经是王府井大街;往北,一直走到灯市口,往日就叫八面槽,过灯市口再往北,那一段从前叫王府大街。
 
早先,金鱼胡同西口里面,东安市场、吉祥戏院、东来顺饭庄都是有名的。西口往北把角处有一家“宝华春”,老牌的鸡鸭店,预订下,可以派伙计送鸡送鸭送鸡什鸭什。
 
几十年来,无数次从这里走过,顺心的时候,倒霉的时候,好天气,坏天气,合上眼能看见马路两边不同门面不同招牌,听到人声车声喇叭声,再往前还有人力车、自行车的铃声;也能梳理出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自己的喜怒哀乐,没向人说过,也没人知道的,虽然不是什么隐私。
 
但有一个沉重的记忆,永远和八面槽这个地名一起,压下了车水马龙,市声人语,那是一个拆除了五十多年却还留下浓重阴影的:黑色炸弹。
 
当然只是模型。日本占领的后期,一个黑色的炸弹,一丈多高,傻大黑粗地矗立在八面槽十字路口的街心转盘当中,尾翼翘然,见棱角,而炸弹头朝下,仿佛一触到地面,立刻就会轰然巨响,弹片与泥土瓦片纷飞,大火熊熊,浓烟滚滚,使繁华闹市陷入惊叫、哭喊,最终转为灭绝一切的寂静。
 
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对沦陷区中国人的恐吓和威慑,以炸弹,以暴力,以死亡。
 
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然而半个多世纪来,我读到不少写老北京的文字,却没读到有关的记载。
 
今天,八面槽的名字已经从市区图上抹去。城开不夜,南北贯通的王府井步行商业街上琳琅满目,一片升平。
 
我愿以二十世纪灾难中幸存者的身份提醒世人:二十世纪中叶,这里曾经高高树起一颗黑色的炸弹,这就是日本法西斯“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模型。

 

 

 

五棵松

 

 

地在西长安街向西延长线即复兴路上,地铁五棵松站在万寿路和玉泉路站之间。
 
一九五三年,还没修地铁。出复兴门西行,公主坟就显得很远;越公主坟而西有地名五棵松,我们当时数了数,已经只剩三棵了。
 
一九四八年北平围城时,傅作义退守城内,当时把复兴门外马路的行道树都砍了修建工事。五棵松古木的破坏,不知是当时所为,还是后来者的翦伐。
 
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几个年轻人分别骑自行车和乘公共汽车出城,相约到袁方同志家作客。袁方早年从上海到苏北参加新四军,华东台撤销后来中央台,时任文教组组长。我和她曾经联名写信给梅益,对机关里面某几个领导干部的表现提出批评。这表明我们对一些问题有相近或相同的看法。
 
袁方虽已中年,身体也发胖了,但年轻时能打篮球,现在夏天还下海游泳,不属于老气横秋的人。她有朝气,有干劲,不像动过癌症手术的病后之人。她常说:“列宁说,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
 
我们向袁方打听了走法,但因这一带谁也没来过,绕来绕去走了些弯路。我记得骑车经过了农业大学所在的罗道庄。袁方家住在马列学院分院,这好像是个不挂牌的单位,也没法向路人或住户打听。
 
袁方的丈夫冯定,是我们都很尊敬的哲学家,党内知识分子老干部。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九五二年春夏之交,梅益拿来两张上海《解放日报》第三版,上面刊登了一篇冯定署名的理论长文,文题尤其长,总之是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云云。有一张版面上勾改添加,眉批旁注,早弄成个大花脸。梅益告诉我,这是毛主席改的,他从于光远、林默涵处借来,还要归还,让我在一份干净的报上,把改动之处照样划出、誊清,等于复制一个副本。我很快就照办交卷。当时我的理论兴趣不浓,更缺少政治头脑,也没把这桩公案当一回事。许多年后才看到一个材料,好像冯定此文是与陈伯达争论的,毛泽东欣赏了冯文,而陈伯达作为中宣部长,竟一度因此失势。经过毛的批改,冯文在北京的《人民日报》上转载了。
 
一九五四年我调去做工业报道,同袁方联系也少了。不知冯定何时从马列学院分院院长调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不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十年就够一个轮回。六十年代初期,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冯定的文集《平凡的真理》,不久就被中央级报纸点名批判。也只是批判而已。到了“文革”发动,北京大学一九六六年搞什么“捉鬼台”,这才把原先文质彬彬坐在台上的冯定副校长,跟教职员工中的“牛鬼蛇神”打到一起去了。
 
后来听说冯定去世。他们有个儿子是学理科的,同一位农村姑娘结了婚。八十年代,袁方也去世了。
 
应在这里补充交代一句:五十年代马列学院分院,专门接纳国外兄弟党的干部前来学习。我所知仅此而已,我估计主要是东南亚的共产党。但我想,波尔布特不是冯定的学生。五十年代他还在法国留学,六十年代那个分院又不复存在了。

 

 

当年北京新华广播电台

 

 

 

灰楼

 

 

复兴门外真武庙路路东,真武庙二条西口往北。
 
不久以前在复兴门外大街西行,从车窗望着复兴商业城、光大银行……那个真武庙路里,却不见我熟悉的灰楼,而路口分明是全国总工会的办公楼。路没错,里面的灰楼消失了,改建了。
 
灰楼和附近的粉楼,始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广播大厦落成以前,是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台以及北京市台的办公楼。命名缘于楼的颜色,粉楼以其粉红,灰楼以其灰。
 
灰楼的五楼曾部分辟为集体宿舍。多事的一九五六年,我就住在其中一间,我的床守在门口,同室还有对台广播部的苏新,广播剧团的张庆仁。
 
苏新是台湾省人,家眷还在那边居留。他大约是一九四八年前后到香港,又转来大陆的。相对于我这样二十郎当岁的小伙子,四十多岁的苏新同志已是老人。他很持重,不大说话,说话时彬彬有礼,就对我们小辈也一样,很客气;他单身住在集体宿舍,看来只有到了台湾解放才能重见亲人,真是以身许国,四海为家,为革命奉献一切,在所不惜。我私心对他十分敬重,其中又夹着几分同情。
 
一九五七年初,我一结婚就从灰楼迁出了。
 
再进灰楼,已经人比楼“灰”。六十年代初我已经是“摘帽右派”;老上级左荧收容我到北京广播学院汉语教研组,学院成立于一九五八年,还在草创时期,当时广播局机关都迁入广播大厦,灰楼就成了学院校舍。
 
我在学院呆了半年,工作是给新闻系一年级和侨生班(许多是被印尼政府反华时迫害的华侨子弟)辅导汉语课和作文课。辅导课常安排在上午十点到十二点两节。刚上课还好,站到近中午时,两腿一阵阵发软发抖,那是饿的。四十年过去,别的都忘了,这个挨饿的感觉一唤便醒。——难忘的一九六〇年啊!
 
后来调到中央台文艺部资料室,遂告别灰楼。但与灰楼因缘没断。更加灰头土脸地进灰楼,灰楼已经是拘管广播局专政对象的“政训队”了。
 
时为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我进了这个“政训队”的一队一班,这一班以文工团的人为主,有总团团长柳荫,副团长陈庚,艺术指导陈戈,说唱团团长白凤鸣,一级演员侯宝林,还有曲艺作家王决,民乐团指挥彭修文,在文工团打杂的我,再加一个管行政的副局长李伍。

 

地点就在我住过的灰楼五层。上楼往右是一队,共六个班,包括局长梅益在内,所谓“走资派”、“反动权威”和像我这样忝为“老右派”者属之。上楼往左是二队,是许多有所谓问题后来证明都不成其为问题的人。
 
一个一个入队,都要恭听宣布十条“无产阶级专政纪律”。四个月后解散时,造反派称这个队是为了“保护”这些牛鬼蛇神而设置的,理由是隔绝了群众的揪斗,每星期还能吃一次带荤腥的菜,如肉片烧茄子!
 
当时还在位并决策成立政训队的,以局党组一把手、政委丁莱夫为首,下至政治部的一班人,未必有保护梅益、侯宝林等人之想,弄个名目把“黑帮”和“一切牛鬼蛇神”软禁起来,恐怕是接受了历次运动的经验,又借鉴了左邻右舍的做法。不过事后回顾,那个“红八月”特别是毛泽东、林彪“八·一八”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以后,北京城里一霎时“兵荒马乱”,抄家打人,血雨腥风,打死白打;把我们这些已经“揪”出来的人“圈”起来,胜似抛向街道,由派出所、居委会明里暗里怂恿红卫兵一类人随意处置,滥施私刑,也许客观上确实起了“保护”的作用。
 
刚一进来,班里还有一合唱队员,白白净净的年轻人,名叫钱正。我们两人抬筐在煤堆上来去,他赤脚穿着塑料凉鞋,走在煤块上磕磕绊绊,还是很出力地快跑,表现为积极地接受专政。我心里奇怪这样一个人怎么弄到我们班里来。冒着违犯专政纪律的危险,我试图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才知道他父母一九四九年到台湾去了,而他从小就地在南京参加了部队文工团。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台湾”的关系,才从部队转业。可惜我的好奇心还没得到充分的满足,钱正这个人就消失了。纪律在上,不能多问。但私下里却有传说,一说他从五楼跳下去了,一说他被公安部门逮捕了。又传说他父亲是台湾高雄市的“卫戍司令”(?)云云。
 
一九七九年后,各项冤假错案陆续平反。政训队一队二队“成员”几无例外。但没听说关于钱正有什么说法。又因为我在一九七八年底就离开广播局,有时记忆里闪过这么一个人,但从没找人问过。钱正其人者,到底是死了,还是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怎么处置的,放了没有?放到哪儿去了?八十年代后有海外、境外关系的,都“吃香”起来,成为“统战”对象,如果钱正健在,及此殊荣,我该会辗转听说的吧?
 
在“政训队”住了四个月后,放归“群众当中”,接受“群众监督”,我又重新留起头发(当初“落发”是我在政训队内惟一一次自主的决定,令孙队长发现后感到惊讶,但未怪罪)。又一年四个月后,于一九六八年五月三日重入灰楼。还是“黑帮队”或所谓“牛棚”的性质,这回名目叫作“大联总专政队”,上有“群(众)专(政)办公室”管理,直属各派“大联合总部”,此时已军管,真正做主的是军管小组了。在我,也算是“二进宫”了,我却不似初入灰楼“政训队”的沉重。在里面是专政,在外面也是专政,其间远没有五十步与百步的距离,一步之隔耳。
 
上层的事不去说它,只说这个“走读”专政队,维持了一年之久,到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大”前夕解散。这个队里除了老“政训队”的班底以外,加上了“亮相”于两派的一些干部,还有“文革”初期打倒了梅益,随后又在“一月风暴”夺权中被造反派打倒的丁莱夫。不过,梅益、丁莱夫等六七个人未在专政队“走读”,而在专家楼里“全托”,即单人监禁,上食堂也有人押解了。
 
专政队基本上半日劳动,半日学习,学习是在灰楼二层一间大办公室,如果我记得不错,正是几年前汉语教研组的所在。坐在长条凳上,常不免回思往昔,有时一瞬间仿佛窗外射进来的还是旧日的阳光。
 
让这些曾经坐办公室,时不时靠着椅背休息一下的人,统统坐长凳,大约也是主持者实施专政和改造的苦心。就像后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奉贤干校的重要经验,“机械化不能代替革命化”,可以用载重汽车运输的,偏要用人拉肩扛,其思路完全一致。让这些“养尊处优”的家伙只劳动半天,就是恩典,半天学习实为休息,够舒服了,不能给椅子,只能坐条凳,挺着腰!这或者有助于消除“三大差别”之一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吧。
 
苏新这时也在专政队里,该干活就干活,该坐长条凳就在长凳上挺直腰坐着。他动作沉稳,更少说话。
 
外面在“清(理阶级)队(伍)”,里面也在“清队”。苏新跟我不同组,即使同组也不能互相沟通;全是坐牢的一套,不许互相询问案情,以免“串供”。大家集中在这个队里接受专政和劳改,但还须对原来所在部门的“清队领导小组”负责。直到专政队快结束时,每个人要写自传,才在专政队里开会,通过典型对全体施加压力,为的是要大家分别“认罪”,“彻底交代”各自的问题。
 
我因为是“老右派”了,即使有了“新问题”,也只是白纸黑字摆在那里,问题在你如何判断,不在我如何“交代”,更用不着内查外调,这时便觉轻松——也是一种奴才式的轻松吧,犹如有的猪拖去杀,那没被捉的猪就在旁边轻松地觅食。
 
这期间才听说苏新一些情况,粗知他三十年代初就是台湾共产党的中央宣传部长,当时台共地下党归日本共产党领导,所以苏新被捕,在日本报纸上见过报道。现在就以三十多年前的日本报纸作根据来审查苏新。哦,他是坐过台湾监狱——也就是日本监狱的。那个年月我还没有出生,或刚刚出生。饱经沧桑的苏新,不知有什么样的今昔之感,他曾经拿今天的“群众专政”跟昔日的铁窗生涯做过比较吗?
 
想苏新之所想,我的心一下子沉下去了。原先我寻思,他要想恢复组织关系,要等到台湾解放,而现在,谈什么重回党内,他的问题要想澄清,也是遥遥无期了。如果大陆上的台胞中没人能做他的历史证明人的话,待到台湾回归大陆那一天,在岛上还能找到证明人么?谁知要等到哪一天,苏新能等得到,他昔日的同志,可为他那段历史作证的权威人士却还能健在么?
 
不幸中之大幸,可敬的台湾老同志苏新活到了“文革”结束,虽然听说活得很艰难。我从党报上读到他逝世后追悼会的消息,那些加诸他头上的诬蔑不实之词全已不见,还了他一个革命者的清白。
 
又过几年的八十年代中期,我才听说,他留在台湾的女儿(似名苏庆黎),也成为一个政治活动家,她以“夏潮社”的名义,突破台湾国民党当局的种种禁令,为台湾回归祖国的统一事业做着持久的努力。
 
但我不知在苏新最后的日子里,曾否见到分别多年的女儿。

 

 

 

颐和园大戏台

 

 

 
颐和园里大戏台,在东宫门西北,导游书上有正式的名字,我老是记不住。
 
颐和园里有许多地方留在我记忆里,但我不止一次来大戏台,却不是以游客的身份。
 
身份?壮工吧。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我从河南淮阳干校调回广播局。我是广播文工团全建制返京以后扔在干校不管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个是男高音朱崇懋)。这年冬文工团并没有要我回来的意思,是已经恢复工作的中央台领导顾文华提议,他们不得不给面子,勉强发了一纸调令。
 
我不了解内情,回北京第二天就上团里报到。总团给个冷冷的答复:回家等待分配。
 
也罢。“有钱难买待分配”,就此赋闲在家。整个一九七四上半年,是“批林批孔”热火朝天的日子。我得免去许多开会学习被迫发言表态的尴尬。加上长期干活忽然中止,在家里“蹲膘”,略略发胖了。
 
七月间,说有一份中央文件强调“抓革命促生产”,于是叫我到剧团舞台工作队上班,有演出时装车装台,没演出时就在广播剧场后身的布景道具仓库兼木工房,给木工师傅赵振栓打个下手什么的。
 
每年“五一”、“十一”,照例在各大公园组织游园活动。分配给我们的任务,是到颐和园的大戏台去装台。
 
无论四月下旬或九月下旬,算得上春秋佳日,我们乘大卡车出城,有如兜风。舞工队(不是武工队)队长老吕(学先)带队,小赵(振栓)是主力,还有小白小陈小王,以及陈铎,我,什么人等。陈铎在干校时是抓“五·一六”的重点对象,我们经常被派在一起劳动,此时他也没完全结案。
 
装台的活儿不重,又仿佛一次远足,连我和陈铎,一路心情也都很好。
 
颐和园,只有人少的时候,才像个皇家园林。我们去的时候,即有游人,也多半在长廊、排云殿、谐趣园徜徉,大戏台这个院里十分清旷,除了我们没有别的人影。
 
此情此景,最适于发思古之幽情。我坐在大戏台对面颐乐殿台阶上,心里念叨着“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歌管楼台声细细,秋千院落夜沉沉”,“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才发现写歌舞场面的,几乎全是夜景,没有日场,更没有我们游园会在大早晨阳光照耀下演出的;还有,写的分明都是各种版本的《韩熙载夜宴图》,拟之于现代,就是大户豪门的“堂会”了。
 
颐和园里的大戏台,一年闲置三百六十天,也就是有限的节庆寿诞,给西太后办个堂会吧。江青虽有野心,不免常想步慈禧后尘,但大概“日理万机”,没想到颐和园里的大戏台,不曾借“五一”“十一”到这里感受一下女皇式的威仪:独坐中心,观看大戏台上献演的戏码儿,跟君临排练场审查样板戏,是不是一样的滋味?或许不是她不想来,而是忙着如毛泽东所说的“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不得分身?
 
我们装台以后,离正日子还有几天,自有专人做安全检查,没有我们的事。事后从报上能看到党政领导人分别到各大公园,坐在小板凳上观看演出,“与民同乐”的照片。
 
于是悟到这也是“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台上演戏给台下人看,台下看戏的人里,也许身上带着更多的戏呢。我们装台的人不在场,顶多算是在场外看戏,矮子观场,“随人说短长”。我想起鲁迅有诗云:“静默三分钟,各自念拳经。”立刻又想,不可乱想,一旦说出口,偶语弃世岂不冤哉,市上也正追查各种政治谣言呢。
 
一九七六年的“五一”,政治空气凝固得令人窒息。但我们还是轻松地在大戏台完成了装台任务。事后“拆台”运回,更有戏已演完之感,说不清心情沉重还是轻松。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逝世,当年“十一”似未举办游园活动。我后来离开“舞工队”,也不管替演出搭台的事了。

 

 

 

先农坛

 

 

 

1901年,先农坛祈祷殿

 

先农坛内庆成宫

在宣武区南纬路。
 
先农坛原是明清两代皇家祭祀先农、天地以至“太岁”的地方,民国后多有变迁。这里指的主要是原址东南部的先农坛体育场。
 
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晚,中直机关(应该还有北平市直属机关)在这里召开大会,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八周年。
 
这是在经历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长期斗争,终于解放了著名古都也是内定要建国定都的北平——北京之后,这是在渡江解放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并且准备成立由中共领导的联合政府执政的新中国的时候,欣逢建党的纪念日,谁说不该隆重地纪念?

 

我随着广播电台的队伍到达,兴奋,“新鲜”。第一次听说中国共产党是在七月一日这一天诞生的(后来经考证应为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七一或取大数,或取肇始之义,或取易记,或索性因为长期以来湮没失忆),第一次过这个革命的节日。半年以前,还是旧中国旧社会,那时候除了过大年,清明端午中秋重阳,只知道一个阳历新年,一个四月四日儿童节,一个十月十日国庆日,还有一个洋节圣诞。至于有革命意义的节日,则是每年三月二十九日,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日为青年节。
 
革命了,胜利了,党教导我们这不同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而是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改朝换代尚且要改年号,翻天覆地首先要改元,中华民国三十八年改称公元一九四九年,正如辛亥首义以后,再没有大清宣统四年,只有中华民国元年了一样。
 
这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没有过青年节,青年节改在五月四日即五四运动纪念日了。在这之前,过了一个从前一般人没过过甚至没听说过的“五一”国际劳动节。至于儿童节由四月四日推迟到六月一日,国庆由双十节提前到十月一日,又把八月一日南昌起义纪念日定为“八一”建军节,都是后话,也是人们生活和观念革命化的题中之义吧。
 
这就是我感到“新鲜”的缘故。
 
我们生活在时代的转折点,旧时代与新时代的接合部。“咸与维新”是必然的。我甚至感到我们民族历来是喜新厌旧的,时时在弃旧图新之中。早在近两千年前,王莽便改国号为新,并大改郡县之名。而近百年来,尽管守旧之徒对欧风美雨深闭固拒,但辛亥革命一刀斩断帝制的长辫,“五四”以后,趋新成为时代潮流。《新青年》。新文化。新文学。新诗。乃至新民主主义即新三民主义。新中国是我们梦寐以求。六月下旬召开了新政协筹备委员会会议,这一次是一定不同于旧政协的协议撕毁一场空了。毛泽东入住中南海,中南海正门的“新华门”三个大字,好像几十年前为中南海的革命化预先布置的,时令一到,便进入《新华日报》“新华通讯社”等等的同一系列了。直到一九五六年知识分子中出现的“新思潮”,在一九五七年被认定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便转而批“新”,说刘宾雁的大皮包里装着的所谓新,是要让中国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是后话。
 
就在今天——一九四九年“七一”当日,党中央机关报全文发表了毛泽东昨天写定的宏文:《论人民民主专政》。虽还没来得及细读,却已从广播中齐越金声玉振的朗读中感到它的博大精深,挥斥方遒,慷慨激昂,睥睨时空,这是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历史的光辉总结,这是新中国开天辟地的奠基之论。
 
怎么能不欢呼雀跃?
 
先是先农坛上空密云不雨,跟我们的心情不合拍。不过此刻专注人间,顾不上管天上的事情。谁知你不管它它要管你,一阵疾风过处,骤雨追踪而至。嗷嗷一片惊叫,几分埋怨,几分欢快,几分起哄,释放着集合起来默默等候中积存的声音和能量。从看台望下去,场内纷纷撑起早有准备的一朵朵雨伞,一时蔚然如雨后森林里疯长的一大片五彩缤纷的蘑菇(当天在场的著名女记者子冈就是这么描写的,次日一见报就受到批评)。巧得很,不一会风云过境,骤雨初歇,夕阳余辉从云缝乍露,不久前的惊叫不觉转为欢呼。
 
这时欢呼加上掌声忽然如潮涌起,原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走上主席台,都在向四面八方招手,一时我竟没看出谁是谁来。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毛泽东,印证了关于他十分魁梧的传说。回到家就在小本本上写了一首短句组成的诗,记录激动的感情。但这首诗——如果也叫诗的话,写得太粗糙了,当时就不好意思拿给人看;后来被人称作诗人了,就更羞于示人,暗中思忖,见过许多流传的粗糙的诗,大概都是在“无法(用语词)形容”的激情中写成的吧。
 
随后一说起那天的雨后放晴,毛泽东适时出现,我听周围的议论,总透着一种天人相应的迷信色彩,就如说什么真人显灵,头顶佛光,或是赌咒发誓就说“天打五雷轰”之类。这样的巧合,在九月下旬某一天又发生了一次。那个下午新政协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宣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际,怀仁堂外云层中滚动一阵雷声。诗人何其芳于是写出了那首多年收入语文课本的诗:“新中国在雷鸣中诞生……”云云。
 
何其芳当然不会有天象感应一类迷信。像“共产党,天心顺,真诚为百姓”这样的歌词出现在孟贵彬的独唱《歌唱毛主席》中,原是采自陕北民歌的。
 
那年“七一”过去没几天,《人民日报》刊出了老诗人俞平伯的自由体新诗《七月一日红旗的雨》。他当然也没有宣扬天人感应的迷信,他只是记录了那晚的巧合,淋漓的兴会。
 
五年以后,由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发难,转入揭发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在这两个战役中,何其芳都是处于批判者一方的地位,他写的有关文章带总结性质,权威性或仅次于周扬。但在其后的岁月中,在他主持文研所的工作中,对俞平伯还是有所保护,绝没有斩尽杀绝,在他和俞平伯之间,也没有恶语相加,“撕破脸”。这固然与所谓“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加以区别”的政策界限有关——何其芳是一定会执行并恪守政策的,——恐怕也与何其芳不失自知之明有关;他对自己之写作《论红楼梦》,老实地承认是临时抱佛脚的结果,他对俞平伯的学问应该也是承认并服气的,虽知俞平伯是钦定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在运动高潮过后,也不致如某些人那样偏执以至于极端了。
 
但在对胡风的态度上没有看出这样的松动。那可能是长期以来认定胡风文艺思想属于异端,相信了有“材料”证明胡风不仅是与周扬作对,而且组成集团与党争夺领导权,这是作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自觉阐释者和捍卫者的何其芳所不能容忍的;另外,内心深处,是不是对胡风的学问——他的理论和创作,以为都无足观,不具有俞平伯那样的价值呢,死无对证,无从稽考了。
 
[附记]一九四九年十月某日,还是在先农坛体育场,开过一次欢迎苏联文化代表团的群众大会,正副团长法捷耶夫、西蒙诺夫跟大家见面。记得是孙维世担任翻译。

此后我没再来过先农坛,无论是看球赛还是开大会。好像北京市的群众大会一般都转到露天的中山公园音乐堂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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