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无形的恐怖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１日，杨勇在京西宾馆开会时被抓，全家在震惊之余似乎也有预感：
大约十天前，在北京军区的一次党委会上，事前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廖汉生政委就被造反派抓走了。这种事情近半年时常发生，弄得人们惴惴不安，不知哪一天就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家里的欢乐渐渐少了。一种无形的恐怖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杨菁，１９８７：１）
但杨勇本人可能确实没有想到。据陈先瑞回忆，１９６７年１月“全面夺取”展开之后，林彪面示杨勇：“北京军区文化大革命趁势展开，烧掉廖汉生。”杨勇在军区常委会上，没有传达“烧掉廖汉生”的指示，但在１月８日，军区文工团的造反派来到常委会会场，要求廖汉生去看大字报，廖问：“你们看怎么办吧？”杨勇回答：“我看还是去看大字报，正确对待群众嘛。”廖说：“好吧，我看你们是商量好了。”廖从此即被非法关押。能随意抓廖，也就能随意抓杨。杨之感到意外，主要因为抓廖的当天晚上，代总长杨成武曾对北京军区领导说：杨勇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陈先瑞：２０００A）杨勇当然不会想到无产阶级造反派会抓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
北京军区地位重要，兵力最多（８个野战军和１０多个独立师），从历史渊源来看，军区的基础是原晋察冀／华北军区，司令兼副总参谋长杨勇上将是彭德怀在红三军团的老部下，政委兼国防部副部长廖汉生中将属贺龙系统，不属于支持“文革”的核心力量；从现实形势来看，北京市被彭真搞成“独立王国”，北京军区不可能没事，林彪就说过：“其他军区情况都了解一些，唯独北京军区情况不了解。”（杨菁，１９８７：２０４）在毛泽东要杨、廖找林彪谈谈后，两人谁也没有去。１９６４年罗瑞卿主持“大比武”时，就数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积极性高。彭、贺两帅和彭、罗都已被打倒，北京军区肯定也要大换班。
但杨勇被打倒的过程却又有其特殊性。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９日下午，江青等人在军委碰头会上批判总政主任肖华，基于保肖的动机，徐向前在散会时宣布会议内容严格保密，不准外传。但杨勇还是在北京军区作了传达。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１９６５年肖华曾积极批判“大比武”。这一“回应”给杨勇带来灾难。徐向前记得，几天后，“叶剑英同志忽然告诉我说：杨勇可能保不住了。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上峰的意思，对杨勇要‘烧而焦’。我猜想，这位‘上峰’大概是林彪。因为我听林彪说过，杨勇从来不单独向他汇报工作，每次通知他汇报，他都拖上廖汉生一起去。还说：杨勇反彭黄不积极。……杨勇同志传达批判肖华的会议内容，恰好给林彪以收拾他的借口。”（徐向前：１９８７：８２４—８２５）事后，“林彪一伙却造谣说是叶剑英、徐向前要搞他，嫁祸于‘中央文革’。”因为有此一谣，“若干年后，这个疑问在个别人心里，仍未彻底解开，以至留下小小的遗憾和‘误会’。甚至有人抓住此事，企图挑起新事端。”（范硕，２００２：１５８）
“文革”时期高级干部从人上人沦为阶下囚常常是瞬间之事。杨菁之所以感到“恐怖”，主要可能不是杨勇被打倒这个事实，而是这种打倒的方式。具体经过是：会议期间杨勇住在京西宾馆，凌晨发现秘书带着一批人要抓他，就和警卫员从后门出走躲到卫戍区，很快秘书也带人赶到，双方一度僵持。抓捕者打电话给北京军区负责人，得到批准，杨勇就此失去自由。这给杨勇及其家人的感受是，像他这样的领导人没有任何安全保障，随时随地可以被抓进去。有的人虽然没有被抓但也吓得够呛。陈先瑞就记得，在１９７０年底召开华北会议上，“有两位军职干部和两位师职干部被搞得心脏房颤，有的送进了医院。”（陈先瑞：２０００B）
廖汉生、杨勇被抓后的１月２９日，周恩来宣布：原副司令郑维山为代司令，李雪峰兼第一政委，陈先瑞为副政委中“牵头的”，北京军区完成了“文革”中的第一次权力交替。
２、法西斯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２０日，毛泽东在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之妻刘淑清的申诉信上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丁龙素、听雨，１９９９：２７５—２７６）这是第一次用“法西斯”来指称“文革”监狱中虐待犯人的行为。但“法西斯”的具体情况如何，还少见描述。
杨勇被关押期间受到各种折磨，用一盏２００瓦的大灯泡放在他的头顶上，一天２４小时的烤着。
更卑鄙的是他们还千方百计诱逼爸爸自杀。他们把爸爸关在五层楼上，撤去哨兵，窗户大开，桌上摆着绳子和整瓶的安眠药。当爸爸对这种逼讯和折磨提出抗议时，他们就有意暗示说：“受不了，你可以死嘛。”（杨菁，１９８７：６８）
当时有不少这样的事情。原《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在狱中时，监护人员“暗中故意使用‘启发’‘暗示’‘刺激’诸卑劣手段引诱某些人自杀。”比如发现某人自杀后，“他们不是悄悄地把死者运走，故意大喊大叫，叮叮当当，把整幢楼已经熟睡的的人全都吵醒。这不是故意启发人们的邪心，刺激人们的感情么？”（穆欣，１９９４：３７４—３７５）
除了诱之以死外，出奇的整人办法多得很。穆欣回忆说，他所在的监狱经常给人服用各种药品，“折腾我们的头脑，有的服后产生幻觉，有的出现恐怖感，有的服后话特别多，自己无法抑制，还有一种药品，导致一切记忆中的事物性质完全颠倒。”１９７５年４月２日国家代主席董必武逝世，４月５日“人民公敌”蒋介石去世，“监狱当局又乘机以《人民日报》来做手脚。他们送来刊有董老逝世新闻的报纸之前，暗中给我吃了抑制流泪的药品（‘女犯人’在狱中会见前往探视的子女之前，许多人都给吃过这种药），使人怎么难受也流不下泪水。但到送给刊有蒋介石死讯的报纸之前，故意又给吃下相反作用的药。纵然如此，对人民公适度蒋介石的的死也不会有丝毫‘难受’，更不会流眼泪。他们观察到这一点，又叫‘狱卒’们把浓烈的刺激眼睛的，容易流泪的硫酸液倾洒在囚室门口地上，还用扇子往里扇，力图逼出你的眼泪，可以上报你的‘反革命感情’。”（穆欣，１９９４：３８８—３８９）
设计这样的整人办法，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反革命”。这就为什么敌人越揪越多的道理。
３、谁主沉浮
杨勇被抓一事的背景扑朔迷离。陈先瑞回忆：“杨勇、廖汉生是怎么被打倒、关押起来的，我认为这个问题本来是清楚的。但上面又几次追查是哪方面下的命令，谁把他们抓起来的。３月，上面追查杨勇被抓的问题，北京军区写了报告，并请示批示，但上面没有批复。对此，我感到很不理解。他们一个是副总长兼军区司令员，一个是国防部副部长兼军区政委，谁敢抓他们呀？如果错了，上面一句话务员就放出来了吗？可是，事情却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陈先瑞：２０００A）
究竟怎么不简单？在１９６８年年底周恩来起草的原八大中央委员、候补中委中准备提名作九大代表的名单中，就有杨勇的名字；（金冲及，１９９８：１９５６）；陈先瑞介绍，一是毛泽东在１９６９年的“九大”上问过“北京军区的杨勇是怎么回事？”此后林彪也向军区查问杨廖被抓一事。（陈先瑞：２０００A）陈先瑞认为林彪是推卸罪责，嫁祸于人，但为什么毛、林过问之后杨、廖还不能放出来？
毛泽东在“九大”上的讲话不久就传到杨勇家属的耳中，他们理所当然地期待着杨勇命运的转机。然而，“林彪一伙在北京军区的追随者”不但没有放出反而加大了审讯力度，要求专案组“在毛主席没有做出新的批示之前，继续按敌我矛盾，一定要尽快整出个结果来。”（杨菁，１９８７：６７）当杨勇在于１９７１年初跌伤之后，军区保卫部禁止把他身残住院的消息告诉家属。一个了解情况老部下告诉他：“首长在这儿很危险，你要争取尽快去北京。……批陈整风和华北会议后，北京军区的情况十分复杂，一些人心里很明白，加害首长的机会不多了，格外疯狂，什么事都可能干得出。人心隔肚皮，首长的手术千万不能在这儿做！”（杨菁，１９８７：１２９）如果不是妻子林彬来得及时，他很可能被害死。
林彬收到杨勇跌伤的电报后迅即赶到石家庄，当时的形势非常危险。一到石家庄医院杨勇夫妇就商量了一套抢救计划，中心内容是林彬到京活动，争取杨勇到京手术。
林彬一到医院就被监视，不可能公开离开。在最黑最冷的凌晨４时，趁着人们都在酣睡之中，林彬悄然出走。因为担心在候车室被人发觉，就到街上走动，还得注意后面有没有人跟踪。临走时她交代杨菁：“我走后，爸爸就交给你了，你和小姚一定要有一个人在病房守着爸爸，无论出什么事，都不要同意在这儿做手术。我一到北京，就想法与你们联系，北京来电话你亲自去接，别人的转告可千万不要相信。”（杨菁，１９８７：１４４）
第二天早上，监视的人发现林彬已经不在后，决定上午就给杨勇动手术。此后整整一天，几个以“军区保卫部”“军区宣传部”“军区党委”“上级组织”等名义出面的人轮番上阵逼杨勇做手术，都被杨勇以各种理由拒绝。
林彬在北京的活动最为紧张。中午在北京站下车后，首先找到李先念的夫人林佳媚，请李先念帮忙，李表示下午开会时向黄永胜、邱会作等人提出。下午６点多钟，李先念秘书转告说邱会作已答应尽快想办法。林彬不放心，又去找万里夫人边涛，边涛提议给周恩来写信。信于午夜１２点发出后，林彬担心周恩来收不到信，又给李先念写信，请他在次日早饭前后给周的办公室打电话了解情况。幸运的是，就在这个深夜，周恩来正召集一个紧急会议，林彬的信已经送到周恩来的会议桌上，周当场连说两句“接回来！接回来！”
林彬在京时，最担心的是杨勇在石家庄顶不住，因此每隔一小时就打一次电话或发一封电报给杨菁，内容都是“等北京的消息，坚决顶住，不在医院做手术。”（杨菁，１９８７：１５１）得知中央决定后，她发出最后一份电报，回家后以担心电报也许在送报纸的时候才能看到，旋又到邮局打电话告诉杨菁。
服从组织、服从上级是革命成功的关键，革命者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杨勇的去留死活，只有中央主要领导人才能决定。但在杨勇的心目中，军区保卫部权力很大；而在救杨的活动中，林彬的在京活动最为重要，杨勇的命运几乎就系于她的求告能否上达中央领导，她的请求能否得到中央领导的同意。这一过程充满偶然性。尽管原则上军区决没有人有权加害杨勇，即使他仍然被打倒，但假如中央没有人为杨勇说话，军区保卫部就可能让杨勇死于非命，至少杨勇当时是这么认为的。这当中也充满偶然性，因为并不是所有被打倒的人都面临他这样的险境。两个偶然性加起来，杨上将的命运实际上取决于很多个人的活动。
“文革”期间许多干部被打倒后，家属纷纷上京活动。他们都知道，“干部政策”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丈夫的命运要靠夫人去争取。好在这些人一般都与中央某人熟悉，即使不熟悉，也要各显神通，拐弯抹杀找关系。原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被打倒后，他的夫人杨瑞波１９７４年１０月赴京上访，关系人之一是赵健民小时候的武术老师姬安镇之女姬玉兰。姬玉兰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但她的朋友王雪明是当时通天人物王海容弟弟王海良的朋友，杨所以托他转交申诉信。（丁龙素、听雨，１９９９：２９８）据邓拓夫人丁一岚说，１９７９年为邓拓平反时，追悼会的悼词不给丁一岚看，“后来北京市委有一个同志，跟邓拓很好，他给我看了悼词。”（任捷，１９９９）
令人不解的是，这两天发生的一切之于杨勇一家真可谓命运攸关，但杨菁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对这件事究竟发生在哪一年却交代不清。书中有三个时间概念：
一是说１９７０年２月８日，南苑机场“阳光灿烂”，杨勇回到北京。（杨菁，１９８７：１６３）
二是说１９７１年年底“临近春节”时接到杨勇跌伤的电报（杨菁，１９８７：１１８），那么后来的事应当是发生在１９７２年；
三是说此事发生１９７１年初。杨菁在书中引了三封信称赞杨勇在裴堡农场的言行，三封信都说杨是１９７０年初到农场的，而杨恰恰是在农场期间跌伤的。另外杨菁１９７０年２月给小朋写了告别信后去了宁夏，“一年之后”也就是１９７１年初接杨勇的电报经北京到石家庄。
比较起来，杨勇跌伤并回到北京治疗的时间应当是１９７１年初。这也和书中一再交代的大背景一致：１９７０年９月庐山会议后开始批陈整风，李雪峰、郑维山受到批判，北京军区改组。此时林彪事件已露端倪，但林彪及黄吴李邱等人还在台上，因此才有李先念要邱会作接回杨勇之说。
４、杨勇的背后
杨勇在石家庄真是危在旦夕吗？
１９６９年５月郑维山和陈先瑞被正式任命为军区司令和政委，他们不可能对杨勇的情况一无所知。１９７３年１２月，毛泽东在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会议上表示：“杨勇是哪个方面下命令抓起来的，我不知道。”据陈先瑞说，杨勇被抓后，曾两次给毛泽东、林彪写信，北京军区一刻也没有压他的信，每次都立即了上送，毛可能没有看到杨勇的信，所以才这样说。（陈先瑞：２０００A）可见至少在写信时，杨勇还是信任军区能把信转上去的。
毛泽东的话传出后，有人怀疑整杨、廖的是郑维山和陈先瑞。军区管理局的一个副局长揭发：一是１９６９年１０月，紧急备战时疏散杨勇到外地的路上，制造汽车相撞事故，企图把杨勇撞死；二是１９７１年１月杨勇在部队调研时摔伤，送到石家庄和平医院治疗，当时有人授意截掉杨勇的一条腿，使其终生残废。时任军区第二政委纪登奎受命调查此事，最后的结论是：杨勇、廖汉生被抓起来，关押审查，经反复查核，北京军区没有责任，上面谁批准的，怎么定的，以后谁也不要问了。（陈先瑞，２０００：第４期）这说明，１９６７年继杨、廖而起的郑维山、李雪峰、陈先瑞在抓捕杨、廖问题上没有责任，他们也没有使杨勇残废的企图。但杨勇受迫害是事实，他在石家庄的恐怖感也不是空穴来风。如果双方所说皆实，那么只能说在北京军区之间，有更高的力量在掌握着杨勇的命运。
事实上，当杨勇受迫害时，郑维山、李雪峰的日子也很不好过，陈先瑞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紧张、最矛盾、最迷茫、最痛苦的时期。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４日，周恩来在接见军队院校和文艺团体的群众代表时说：“今天在座的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是一个好同志，是个老红军。去年毛主席八次接见来京１２００万红卫兵，就是郑维山同志指挥的，保证了没有出大乱子，你们把这样一个同志扣留起来是不公道的，也是不允许的。”（陈扬勇，１９９９：１５１）但形势在变。１９６８年“杨余傅事件”后，林彪要求军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批判“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主要对象是曾为军区司令的杨成武、副司令的傅崇碧和郑维山，总参谋长黄永胜对郑维山的检讨极不满意。
１９７０年的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决定批判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被卷了进去。陈先瑞认为：“陈伯达在北京军区影响很小，毛泽东对他的活动的估计却如此之高，对北京军区作出如此严厉的批评，显然包含着对北京军区领导的不信任。”（陈先瑞：２０００A）在１９７０年年底到１９７１年年初以批陈为主题的“华北会议”上，李、郑被迫检讨并受到严厉批判，江青说郑维山向她要“开枪权”、“扫荡权”；陈先瑞派人“跟踪”她。会后撤销李、郑的职务，任命李德生为司令、谢富治、纪登奎为政委，陈先瑞维持原职。北京军区完成第二轮权力交替。
如果说１９６８年的批判主要是林彪发动的话，那么１９７１年的批判则是毛泽东发起的，但毛、林在清算北京军区的问题上一致的。揪“杨、余、傅”时林彪说：为了此事，“中央在主席那里连续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１９７１年毛泽东南巡时批评北京军区是独立王国时说：“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陈先瑞：２０００B）毛、林联手两度批判北京军区。陈先瑞具体介绍：１９７１年初，“林彪和‘四人帮’把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同陈伯达扭在一起，编造出一套谎言，说什么陈伯达是北京军区的‘太上老子’，把郑维山奉命陪同陈伯达到内蒙视察，说成是‘背着中央’，‘为庐山反党作准备’，‘是和勃列日涅夫到阿拉木图遥相响应。’‘陈伯达在庐山那样有恃无恐，是因为有北京军区给他做后盾’。”（陈先瑞：２０００A）不但是毛泽东，林彪也把郑维山和陈伯达联系起来批判。
一般认为，陈伯达属“林彪一伙”，无论是“批陈”还是“批林”，北京军区都被卷了进去。１９７３年，中央专案组在“关于林彪扳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中，把李雪峰当作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永远开除出党”。但其间的历史细节还有待重建，至少在北京军区的问题上，毛、林有一致之处。１９７９年１２月，中央为北京军区的“华北山头主义”平反；１９８２年中央恢复了李雪峰的党籍；郑维山于１９８３年出任兰州军区司令，２０００年５月逝世后新闻稿说他“十年动乱期间，他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因此不能把李雪峰、郑维山、陈先瑞视为“林彪一伙在北京军区的代理人”。问题是除了这三位主要领导人，北京军区还有谁可能是林彪的“代理人”？１９７１年初杨勇在三０一医院期间，鉴于北京军区已经改组，有人动员杨勇揭发原北京军区领导的问题。杨勇说：“这样子我不能做。对他们最近几年的所作所为，我不清楚，道听途说和自己的揣测不能算数。如果他确实有问题，组织上一定会查清楚。”“这些年，我被隔离，谁搞我，为什么搞我，不能说心里一点也不明白，但仅凭个人的感觉就做为问题向组织上揭发，自己心里也不踏实。不能因为他们不负责任地整了我，我就不负责任地搞他们。”（杨菁，１９８７：１６７）巧合的是，“华北会议”后下台的北京军区的一个负责人（可能就是李、郑之一）此时也在三０一医院，并受到大家的冷遇。杨勇对此人没有好感，因为他在此人主持的批斗会上被打伤了头，但杨勇还是主动去看了他，他并不认为北京军区的领导要为他的冤案负责。
李雪峰、郑维山根本负不起打倒杨勇的责任，没有毛泽东同意，就是林彪也无权抓捕北京军区主要领导。但杨勇在关押期间的恶劣处境，却不一定要由毛泽东直接负责。“文革”初期在“中央文革”工作的穆欣注意到：“有时毛泽东听到一些未必确切的汇报，讲到某负责同志的‘三反言行’，往往气恼地说‘叫他办三件事’（意即关起来，每天只做‘吃喝、拉撒、睡’这三件事。）但等把一个人的事讲完了，当场总会有些议论。说到后头，毛泽东还常常说一句：‘运动后期再甄别吧！’”当时的处理是先关起来再说，杨勇的被捕可能就属于这样。只是毛泽东不会也不可能具体过问“关起来”以后的情况，从而这些被“关起来”人的命运就差别极大。有的人等到了后期“甄别”官复原职；有的性急的以自杀相争；更有的被迫害至死。“文革”初期谈到批判学术界名人时，有人问党的“一大”代表、哲学家李达是否可以批判时，毛泽东不无感慨回答：有错误可以批判，不要把他整死了。（穆欣，１９９４：２９５）李达后来终于被整死了。这当然不是毛泽东的本意，只是一旦把李达交付“群众批判”，他的命运就由不得毛泽东了。
党内军内的矛盾错综复杂，决非两条路线一下子就可以划清的，“文革”中的北京军区尤为如此。杨勇深知其中奥秘，所以没有对北京军区领导人耿耿于怀。杨勇功勋卓著、身居高位，而且毛、林、周都曾过问他被抓一事，但杨的命运却一直危险到可由小小的“军区保卫部”掌握之中，这似乎是匪夷所思，却不是最不可理解的。原炮兵司令吴克华中将“文革”中被打倒，７０年代初中央决定要为他平反时，具体经办此事的总政治部居然找不到他，后来才得知他被关在一个地下室里，但并无证据。所以如何把他提出来就是一个难题，万一关押他的人拒交或转移，事情就会更加麻烦。李德生灵机一动，写了一个“提审吴克华”的手令，总政保卫部的人凭此才向对方把人要来。（谢国明，１９９７）可见，即使中央决定了的事，也不一定能顺利办成。除了一片混乱的大环境外，权力系统内部的各种关系都在起作用。
１９５８年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中，彭德怀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给总参谋长粟裕扣上“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的罪名赶出军队。１９７８年，彭、毛都已离世，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均指示要为粟裕平反，但就是平不了。直到他逝世后，《中国大百科研成果全书·军事卷》“人物”分册“粟裕”条才写上：“１９５８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受到错误的批评”一句，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让人转告粟裕夫人楚青：“这件事我已费了很大的劲，只能办成这样了。”（梁丞，１９９９）难道有人可以违背邓、叶、胡及主持军委工作的杨尚昆的意志？
５、华北山头
从后来的事件来看，杨勇于１９６７年被打倒是个好事，因为此后的北京军区一直在政治漩涡中打滚。据陈先瑞介绍：“从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４日林彪、‘四人帮’制造‘杨、余、傅事件’。捏造‘华北山头主义’的罪名起，北京军区所谓‘反华北山头主义’就没有停，前后达７年之久。在此期间，曾三次发起反‘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陈先瑞：２０００A）
林彪事件是“文革”的转折点，此前的许多冤假错案都在“九一三”之后得到纠正。北京军区的事情之所以复杂，在于反“华北山头主义”的口号决不只是林彪一个人在用。虽然各自的目标不一样。
１９６８年林彪等人批判“华北山头主义”“晋察冀山头主义”，直接对象是杨成武、郑维山，间接目标是聂荣臻、徐向前。４９年以前，聂长期任晋察冀、华北军区司令，徐向前１９４８年任华北军区副司令。
第二次批“华北山头主义”，与毛泽东批陈伯达有关。直接起因是１９７０年的庐山会议上，华北小组在讨论时，由于陈伯达、汪东兴在发言中拥护林彪在大会上的讲话，主张设国家主席，不明内情的其他与会者纷纷赞同设国家主席一说。由李雪峰等人签暑的“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反映了这一内容，引起毛泽东的震怒，称这份简报“是一个反革命简报”。陈伯达倒台后，毛泽东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１６日在一份报告上批示：陈伯达“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成为毛泽东关注的重点。他用了三个办法，一是“抛石头”：批转北京军区所属３８军批陈整风的报告；二是“掺沙子”：派纪登奎、张才千参加由林彪控制的军委办事组；三是“挖墙角”：改组北京军区，将李雪峰、郑维山调离原职，任命李德生为司令，谢富治、纪登奎为政委。毛的动机是削弱林彪在军队的势力，“华北山头主义”的口号正好用得上，江青在华北会议上就说：“从聂荣臻开始，华北的山头主义有历史性。聂荣臻、徐向前、杨成武、郑维山一个班底紧接着一个班底”，“你们就是相信聂荣臻、徐向前。我怀疑徐向前的老婆是叛徒，聂荣臻的老婆可能是特务。”（陈先瑞，２０００B）
由毛泽东的此一判断，林彪事件后，北京军区反“华北山头主义”第三次掀起高潮。陈先瑞介绍说：“‘四人帮’原来把所谓‘华北山头主义’说成是反对林彪的，林彪爆炸后他们又把所谓‘华北山头主义’说成是跟林彪的；原来他们说陈伯达是北京军区的‘太上老子’，这会儿又说北京军区是‘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那个山头主义窝子’；原来他们把北京军区说成是陈伯达篡党夺权的‘后盾’，这会儿又说成是林彪在首都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墙角’；原来他们把郑维山说成是勾结陈伯达反对林彪的‘武将’，这会儿又说成是林彪的大将。”（陈先瑞：２０００A）
这就是北京军区与“文革”的关系，毛泽东、林彪、“四人帮”都对北京军区不满，每一次在的政局变化都会扯到北京军区，假如杨勇在位，大概也难免郑维山的下场。
反“华北山头主义”是为了反聂荣臻、徐向前。值得注意的，杨勇、廖汉生之后的军区主要领导人大多是红四方面军徐向前的部下：郑维山、陈先瑞及副司令滕海清是四方面军的；继之而起的李德生、谢富治以及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后的陈锡联也都是四方面军的。
聂荣臻、徐向前从未被正式打倒，因此北京军区也不是任人随意揉搓的。毛泽东曾用“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来形容北京军区，所以用“抛石头”等办法来对付它，但石头也不是万能的。陈先瑞回忆说：“在我主持那段日常工作中，对干部的组织处理上，是慎之又慎的。在运动期间，军区党委常委就达成共识，对运动中出现的干部问题，组织处理一律放到运动后期。所以，十年动乱中，军区机关二级部副部长以上的干部，无一人是军区党委或军区党委上报罢官的；军区机关干部战士无一人是军区党委定性为‘反革命’的。我在主持工作中，既不积极批‘华北山头主义’，又注意保护了一批干部，当然引起了上面的不满。因此自华北会议起，就把我与郑维山绑在一起批，说郑维山是林彪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华北山头主义窝子里的‘窝主’，我是‘副窝主’。”（陈先瑞：２０００A）
据陈先瑞自己说，“批林批孔”期间，他曾多次冒犯江青，但其命运在“文革”中却没有受到大的影响。陈在中央有周恩来支持，在军区有陈锡联、纪登奎的帮助，所以江青也无可奈何。杨勇后来在新疆的行为表明，如果他还在北京军区，也会像陈先瑞一样抵制江青。江青等人始终未能介入军队，她的失败命运，早在当红时就决定了。不过，即使反江青，即使有周恩来的支持，“文革”后的陈先瑞还是被认为有问题。１９７８年年底开三中全会时，陈是２５个没有被通知与会的中委及候补中委之一。（于光远，１９９８：２９２）
６、“力量”何在
大树一倒，全家混乱。厨师被调走了，１１岁的杨菁不得不下烟雾腾腾的厨房做饭。妈妈林彬到宁夏干校去后，她和三哥相依为命，在学校里受到歧视，在看病也要服从政治的时代，她得了病也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在辛酸的日子里，她忆起了幸福的童年：
多么美好、让人留恋的少年时代，充满了阳光和欢乐，即使是是忧愁也是美丽的。史无前例的风暴把这一切都刮得无影无踪。经过一段痛苦的经历，我和过去的那个性格温顺的我告别了，我变得刚强、有主意和好斗，听到有了议论爸爸，马上反唇相讥。（杨菁，１９８７：３７）
但并不是每个“三反分子”的子女都能变得刚强。吴晗的女儿吴晓彦曾以“富有感染力的大笑和带有梦幻色彩的感情”而与杨菁成为好朋友。１９６８年，吴晗夫妇死亡，１５岁的吴晓彦靠着吴晗对历史公正的信念而“没有随爸爸妈妈一起去”的，然而她的生活“没有一星半点的快乐，有的只是无尽无休的屈辱和一片恐怖。”（杨菁，１９８７：２８２）在深深体验到“世界从四面八方压过来，……我不知道从哪能获得力量……”之后（杨菁，１９８７：２８８），她终于发疯而自杀。
“我是幸运的，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像她那样陷入绝境。要去西大滩前，我身边有像老王伯伯、窦姨、小张这些淳朴善良的人，他们冒着风险，用自己赤诚的心温暖着我，保护着我……后来我去了西大滩，天没塌在我头上，有千百双手共同擎着它……”（杨菁，１９８７：２９１）为什么杨菁身边有“人民”而吴晓彦没有？这恐怕不是个性问题，而是父辈的身份不同。杨勇是功勋卓著的战将，吴晗充其量如杨勇所说“是我们党内一个很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是帮忙的文人。同是“三反分子”，杨勇的功劳已经与党的历史融为一体，而吴晗则要靠领导人的信任的关怀才能身居高位。毛泽东会在１９６９年的“九大”上说到杨勇：“北京杨勇是怎么回事？……这些人总是有功劳。”（杨菁，１９８７：４３）他绝不会说“吴晗有功”。
更重要的是，像杨勇这样的高级将领，在几十年的革命历史中培养了丰富的革命关系，亲朋故旧、老战友老部下一大堆。杨勇在石家庄医院时，自感处境险恶，却依然能得到老部下的帮助和提醒；假如吴晗处此境遇，恐怕没有人能够关照，因为他的关系多在文教一线，而这些人在“文革”中已被踏上一只脚。父辈不同，子女自有悬殊。“文革”期间，老革命的子女大多进了部队，只韩先楚任司令的福州军区，就安排了二百多个。受父辈影响的儿女们还是在父辈们赖以起家的部队中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避开了下乡的痛苦。杨菁也是这此背景下进了东北一家部队医院。“文革”的促进派当然不愿意有人通过进部队而躲避革命风暴的洗礼，１９７３年“批林批孔”时还有一个“批走后门”，江青指名批评叶剑英把女儿送到福建参军。“一时间退兵退学的风潮铺天盖地而来，直接冲击着象我这样的干部子女。”（杨菁，１９８７：２９６）这客观上说明当时的干部是“走后门”的。但吴晗即使活着，恐怕也难有“后门”把子女送到部队。
杨菁没有把吴晓彦的故事讲全。“１９７５年８月，吴晓彦给中央专案组写出了封信，提出三点要求：给吴晗作结论；要吴晗骨灰；发还抄家抄去的书籍。几天后，北京市某区公安局奉承上级命令，逮捕了吴晓彦。……由于折磨、刺激而疯，以致自杀。”（于伶、子真，１９８６）如此说来，吴晓彦之所以发疯，不是因为身边没有“人民”的帮助，而是因为有“专政”工具的镇压。她的发疯和自杀，并无什么特别的思想意义，而是被迫害至死的典型案例。
７、“八旗子弟”
“文革”期间干部子弟的思想和精神状态是一个远未得到重视和研究的课题，由于他们中的一部分后来子承父业走上领导岗位，这个课题因此与中国改革大有关系。
杨菁在书中提到一个叫“小朋”的人，她曾是“文革”初期风云一时的人物（也许就是“联动”成员）。她从浙江回到北京那所带走廊、有荷花池的四合院后，家中立即成为同类年轻人的聚会场所。那是一个艰难有日子，他们相互同情、相濡以沫，在一起谈论文学艺术，传阅“四旧”书籍，并“以看破红尘的口吻，自我解嘲，又不无辛辣地抨击着我们似懂非懂的政治”。（杨菁，１９８７：４７）同是京华沦落人，杨菁从中感到温暖和关爱。但很快，她就对他们那种留恋过去、绝望未来，对现实愤世嫉俗、随波逐流的人生态度产生了怀疑。“起初，我觉得他们很像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尽管思考深刻，争论热烈，却不会做任何事情。后来，又发现他们缺少罗亭那颗真诚炎热的心，一度在他们心中燃起的那个热爱真理的火焰已经黯深究，虽然还没有熄灭，但它既不能温暖自己，也不能照亮别人。”（杨菁，１９８７：５０）
第一是鄙视劳动人民。“他们大多在浙江农村插队，他们津津乐道的是天台山的古梁飞瀑、琼台夜月和国清寺的晨钟暮鼓，而对那些辛勤耕作的农民却嗤之以鼻，不加掩饰在嘲笑他们的‘愚昧’、‘粗俗’，菲薄他们的劳动。”（杨菁，１９８７：５０）
其次是今朝有酒人今朝醉的挥霍。“不管是谁，只要有了钱，就去‘新侨’、‘老莫’、‘和平’等餐厅饭店大‘搓一顿’。眼巴巴地吃了上顿没下顿，偏要‘拔份子’，一花就是七八十元，甚至上百元钱。他们这种做法常使我想起八旗子弟的败落来。难道我们竟真的这样没出息吗？小朋他们热衷享乐，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显现出自己的高贵和与众不同。”（杨菁，１９８７：５２）
革命者大多是农民出身，刚进城时闹过许多笑话，连自来水水龙头都不会使用，但很快他们就像接管政权一样接管了文明社会拥有的一切，生活方式日益高雅精致，“周末舞会”、“内部电影”、“避暑”、“休假”之类农民闻所未闻的玩艺儿成为他们生活的必要内容。当农民们把自己的孩子取上“解放”、“建国”甚至“援朝”“跃进”之类的革命名字时，如今已不是农民的领导们却纷纷为自己的孩子取上“青青”、“亭亭”、“姗姗”、“媛媛”这类“资产味”十足的软性名字。这些孩子中的多数进了专门为他们开设的“贵族”学校，到“文革”时，他们已长大成人，理所当然地不再属于父辈们的世界。农民当然是愚昧、粗俗的，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聪明、精致起来，所以才有革命一说。然而，如果享受革命成果的农民及其后代也鄙视农民，那么这场革命恐怕不能算是真正成功。所以才有毛泽东以“反修防修”为名发动“继续革命”，他不是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自给一个领导干部的女儿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吗？名字是形式，接下来的是让他们回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也不是毫无道理的。但谁愿意在走出“愚昧”“粗俗”之后再回去？他们当然成了“文革”的阻力。
告别这些朋友后，杨菁到宁夏“西大滩”劳动，农闲时到“五七中小学”学习，语文老师在讲过《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分析》后，用文中的观点对每个学生的家庭进行“阶级分析”，指责这些来自北京的沦落子弟们说：“你们家是不用像农民一样一分钱一分钱地计算生活的”。（杨菁，１９８７：１０５）这当然引起这些学生的抗议。但结合小朋们的行为想一想，谁又能说地位和经济水平不在影响着人的政治态度？杨菁不也想到“八旗子弟”吗？
其实，这些人并不是“八旗子弟”。“八旗子弟”所属于的世家贵族延续了近三百年，等到晚清破败时，他们早已过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周期，而“新贵族”们才不到２０年，父辈们的“愚昧”“粗俗”还没有脱尽，大量亲属还生活在底层农村，还没有能修炼出一代贵族。也正因此，他们的表现就特别令人叹息。有一次，一个正在走红的总后负责人的独生子来找小朋，父亲是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的宵小之徒，儿子也是当时那批“衙内”中的的声名藉的歹徒。
他来找小朋，我们都劝小朋不要见他，可小朋犹豫了一下还是出去了。……只见他俩站着谈了一会，他放肆地拿起小朋的辫子吻了一下，然后丢下两张拾元的钞票趾高气扬地走了。小朋的脸气得铁青，把钱扔在地上，一面不住嘴地骂着“混蛋”，一面气狠狠地跺着扔在地上的那两张钞票，嚷着找火柴要把它烧掉，可是气头一过，小朋又拿它去买东西吃了。（杨菁，１９８７：５３）
无法知道“小朋”们后来的命运，可以肯定，当他们熬过苦难“沐世职”之后，鄙视劳动人民的观念恐怕只会强化，落魄时都没有把劳动者当回事，何况官复原职之后？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方式却会变化：既然朝朝有酒，今朝醉不醉也就没有意义了。他们更不会为“两张拾元的钞票”而丢失尊严。假如如此秩序再延续几代，“小朋”们的后代也可能真的能显出自己的尊贵。
８、毕竟是他们
１９５９年年底，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谈到：“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邓力群，１９９８：２０２）１９６４年７月５日，毛与他的侄子毛远新进行了一场有关培养接班人和教育革命问题的著名谈话。１９６５年８月２０日，毛就这一次谈话对薄一波说：我跟一个军事学校的学生毛远新讲：你们啥事也不懂，马牛羊，稻梁菽，麦黍稷，什么都不懂。你们到农村搞一个冬春。毛远新是我的侄儿，成了大老爷了，不好。（薄一波，１９９７：１１９７、１２０１）结合杨菁对“小朋”等人的描述来看，毛泽东的判断一点都没错。
但是，“文革”中“全国山河一片红”（成立“革命委员会”）时，２０出头的毛远新即被任命为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１９７３年又兼任沈阳军区副政委、辽宁省委书记，成为东北地区的“太上皇”。少年得志，免不了盛气凌人。有一次看篮球赛，看台上挤满了人，毛远新坐的那排领导席只有他一个人，浑然不觉周围的人对他侧目而视。
原沈阳军区政委赖传珠伯伯的儿子从后面走上去，直挺挺地站在毛远新面前，横眉冷目地盯着他，大声地问：“你叫毛远新？”“他做出一副不屑理睬的样子打量着这位老同学。”“不认识啦？”这位老同学阴沉着脸，闷雷一样地吼着，把手伸过去按住毛远新用脚踏着的一把椅子背，猛地一扯，将他扯了一个趔趄，老同学扛上椅子扬长而去，毛远新在一片奚落声中神色狼狈，不知所措。（杨菁，１９８７：３１２）
毛远新毕竟年轻，遇到这样的事似乎也毫无办法，杨菁没有说到小赖因此受到什么惩罚。其实，毛远新既可以盛气凌人，小赖当然也就可以羞辱他，江山本来不是毛泽东一人打下来的。
赖传珠是井冈山下来的上将，病重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次派人探询，先后四次用专机调请全国专家会诊。１９６５年病逝，躲过了一年后的“文革”，他的儿子是清清白白的“革干子弟”，行为就可以少受约束。鉴于毛远新的行径，小赖的恶作剧令人解气。但说到底，他们行为的性质其实是一样的：毛远新可以骤获高位，眼空无物；小赖可以赖父荫羞辱毛太子，扬长而去，原因只在于他们都不是普通人。
高级官员被捕入狱乃至屈死监中的现象并不罕见，而他们的子弟有时反而可以为所欲为，差别在于前者主要是党内斗争的牺牲品，而后者一般却属于“纨裤”子弟的劣迹。“刑不上大夫”是古中国的传统之一，它很容易延伸为“刑不上大夫之子”。“１９８４年，胡石英因诈骗罪被北京政法部门立案审理。因其是胡乔木之子，乃经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逮捕法办。后依法判刑一年半，但不久即以‘保外就医’为名出狱。”（李锐，２００１：４５）胡乔木之子也被抓起来，说明中国开始走上法制化轨道；但抓一个诈骗犯也要日理万机的中央书记处讨论，判别刑后不久又可以出狱，又说明法制化建设还任重道远。
９、炽热和冷漠的
１９７１年月４月，杨勇腿伤基本治好，但既未平反更不上工作，正是为难之际，济南军区司令杨得志对他说：“在北京不利，我现在还有一席之地，请你们不定期来我这儿吧。”（杨菁，１９８７：１７２）从此，杨勇在风和日丽的青岛休养了一年多。严格地讲，杨勇此时还是被打倒的“三反分子”，杨得志却可以在权力范围内提供方便。
同样，１９７５年，在新疆军区司令任上的杨勇，邀请罗帅夫人（林月琴）、董老夫人（何莲芝）、谢老夫人（王定国）和女将军李贞等被称为“妇女集团”几位“大姐”新疆参观。“天高皇帝远”她们尽情表达对“文革”不满，兴奋异常地传播毛泽东批评江青的“小道消息”。杨勇还特意要电影公司放映《洪湖赤卫队》给她们看，刚刚打出片头，放映室里就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人们感有股不可名状的兴奋在胸臆中冲击回荡，说不清是喜悦还是痛苦，搅得人心酸。”几位老妈妈情不自禁地随着韩英唱起来。
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人们的感情既冷漠又炽热，看起来仿佛把什么都看得淡，不为所动，可是，有时一件小事、一支歌、一次短暂的见面，却又能引起感情的突然爆炸，使饱经磨难的硬功夫汉子潸然泪下。（杨菁，１９８７：３０９）
在自己控制的区域内，杨勇说一不二。在“文革”那样紧张的形势下，不吃香的老干部仍然靠老战友的帮助享有种种“特殊待遇”。这是有传统的。１９６２年，李逸民调任总政文化部部长，上任不久，各军兵种的领导提出强烈要求，说没有一个俱乐部，想看个电影都没有地方。其实，与全国相比，北京电影院最多，这些领导同志只不过不想把自己混同于一般老百姓到普通电影院看罢了。李逸民想方设法成立了一个俱乐部，军以上干部都发票，可以全家同去。但“看了几个月电影，问题又来了。大家不愿看国产片，要看‘参考片’。”李逸民作不了主，去请示罗瑞卿，罗说：“这有什么？我们都看了，有什么坏处，让他们看。”（李逸民，１９８６：２０４）高级干部如此热衷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参考片’，一方面说明当时轰轰烈烈的‘兴无灭资’其实是不符合人性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兴无灭资’只不过是对普遍公民而言。
但文化禁区又绝不只是形式上，高级干部的‘越轨’也是有风险的。１９６０年，陈毅到昆明，要军区司令秦基伟安排看戏，秦问他看什么戏，陈毅说：“这就不用问我了，你自己考虑吧！”又说：“你被打倒了没有关系，我要被打倒了影响大，你安排小戏给我看，责任你自己负。”秦基伟这一下明白了：“老总是想看旧戏。当时正是戏剧革命时期，那些优秀的传统剧目都被改得不伦不类，很煞风景。但是，旧戏都被当作封、资、修货色禁演了，演旧戏是要担风险的。”最后秦安排了三个折子戏，其中有一折是用来掩护的新戏。（秦基伟，１９９６：４３７）
重要的不是看内部电影，而是看什么电影。《洪湖赤卫队》歌颂的是贺龙，叙述的是武装斗争，这是这些老大姐们所从属的、也确定了她们政治地位和生命意义的世界。贺龙在“文革”中下台并被迫害至死，董必武写诗赞扬的《洪湖赤卫队》被禁演，这种今年今昔沧桑之感正是这些老大姐们在“文革”中的普遍感受，她们怎能不对《洪湖赤卫队》报以感情的突然爆炸？其实，“既冷漠又炽热”的情感特征并不属于“文革”，而属于整个革命，“文革”不过是把它极端化了。革命要塑造就是“既冷漠又是炽热”的情感模式，通俗地说这就是爱憎恨分明：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严冬般的无情。
几位老大姐中，与洪湖有间接关系的应当是谢老夫人王定国，因为谢老于１９３１秋到１９３２年底在湘鄂西根据地工作，先后任湘鄂中央分局文化部副部长、湘鄂省委政治秘书长、党校教务长等职。此时正是夏曦在湘鄂西根据地“肃反”的高峰期，仅洪湖地区就杀了一万多人，以至于渔民们一度不敢下湖打鱼，因为他们打鱼时往往捞出被沉入湖底的尸体。谢觉哉与夏曦早在“新民学会”时就是老相识，但革命斗争不容私谊。“１９３２年湘鄂西根据地沦陷前夕，在夏曦内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改组派’的名单中，有觉哉的名字。不久根据地完全失陷了，在敌人的清湖中，觉哉不幸被捕。正因为这样，他才得已从这份名单中‘漏网’。”１９４５年谢觉哉诗云：“黑名单上字模糊，漏网原因是被浮。”（《谢哉传》编写组，１９８４：５８）无法知道，谢老是否与夫人讲过这一历史；更无法知道王定国在观看《洪湖赤卫队》时，是否会想起这一历史。但１９６７年２月，贺龙在监中还记得：“多少好同志呀，都是忠心耿耿的。能打仗、有本事的……都被诬蔑为改组派而被杀害了，一滩滩的血，真是血的教训哟！”贺龙没有把洪湖想得一片光明，他在监中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整理了一份关于洪湖苏区肃反扩大问题的报告，“他从几十年的革命实践中，凭着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经验和锐感觉，已经觉察到，在一片最最‘革命’的口号声中，类似当年王明极左的东西已经发生，并正在泛滥。为了避免血腥的历史悲剧重演，他向党提出了当年肃反扩大化的历史经验。”（薛明，１９８６）
１０、“现在不是十一年前”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复出是大势所趋。构成这个“大势”的有包括杨勇在内的许多军队将领。杨勇是与杨得志、杨成武齐名的“三杨”，以能打善战著名。１９５８年，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王德因给司令许世友、政委唐亮写大字报而挨批，当时有人问他：在你的心目中，谁来当南京军区司令合适？王答：搞现代化“一个是粟裕，一个是邓华，一个是杨勇，还有张爱萍都可以。”（王德，１９９６：２４２—２４３）
１９７６年１２月，从来都是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杨勇主动休假，离开新疆。
在北京与罗瑞卿伯伯和韩先楚伯伯会齐，第一站飞往武汉，他们有“重要的事情与杨得志司令员和王平政委谈”。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要谈的就是商量如何促成小平同志尽快出来工作。（杨菁，１９８７：３４１）
将军决战不止在战场。１９７６年“四五事件”后，一些军队的老同志“几乎每天都在招待所罗瑞卿同志住处，议论形势的变化，研究党和国家大事，对万一主席不在，形势恶化，我们都作了最坏的打算，准备和‘四人帮’斗争到底。”（冯征，１９９９）
“休假”期间，杨勇向一位熟悉的中央领导反映：“在总理逝世一周年时，是否可以放映由小平同志致悼词的总理追悼会的电影，干部群众都有这个要求，请中央考虑。”（杨菁，１９８７：３４５—３４６）中央没有接受他反映的要求，但由杨勇来代表“干部群众”不定期提出要求显然对中央构成压力。
“两个凡是”的社论出来后，敏感的沙场老将把它看成是一场战争：“空气里好象充满了悬浮状的汽油颗粒，只要一划火柴，就可以点着。……这篇社论使他们想起了姚文元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火药味，那时他们太被动了，风暴拔地而起，一下子把他们卷进了漩涡里，好久才清楚过来。现在不是十一年前，他们很清楚自己该干什么。罗伯伯和爸爸决定尽快返回北京。”（杨菁，１９８７：３５０）
对这些曾被毛泽东打倒的老同志来说，“两个凡是”对他们绝非福音，但由这篇社论想到姚文元的文章，似乎是过敏了一些：姚文元的背后是巨人毛泽东，一个对刘少奇、林彪这样的二号人物也具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威的领袖；而认肯“两个凡是”的华国锋，无论怎么发挥“你办事我放心”的政治能量，也搞不出一个新“文革”。确实，“现在不是十一年前”，但这不是因为罗、杨等人有了教训而主动起来，而是因为毛泽东不在了。一次“上海会议”可以迫使罗瑞卿“自杀未遂”跌断了腿；几个林彪在“北京军区的代理人”可以把杨勇整得要死，你还有什么主动的“空间”？杨、罗都是７０年代初放出来的，当时除了背后议论还能有什么“主动”？林彪似乎是有准备的，但下场更糟。
老一代革命者是认识到毛泽东的权威的。１９５７年，刘伯承在军事学院时，有部下建议他写书，刘说：“唉，你们年轻人，不懂事啊！”（李普，１９９２：５４５）有毛泽东的光辉著作在，你还想再写什么？１９７５年，原东北局书记宋任穷被放了出来，春节期间去看朱德，“我有许多话要向总司令讲，但是没有讲。我知道，总司令心里也有许多话，但也没有讲。”“这次相见，总司令只向我谈了学习问题，他对我说，要认真学习，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学习毛主席子的著作，要活到老学到老。”（宋任穷，１９９６：３０）刘、朱都是功高盖世的元帅，写书、说话都如此谨慎，杨勇、罗瑞卿还能干“军人干政”的事？周恩来在１９７０年的庐山会议上说：“要勿忘过去，警惕现在，教育后代；要夹着尾巴做人，知错就改，做毛主席子的好学生。”（金冲及，１９９８：１９７７）这是基于其毕生的历史经验而高级干部的所作的“交心”。
杨菁此语透露出的是：老干部们确实从“文革”中吸取了教训，一旦他们失去了权力，个人的历史和荣誉就要被抹掉，家人的生命和幸福就要受到威胁。所以，只要有可能，就一定要坚决维持能够保住其现有权力的秩序，绝不能容忍有人再让他们处于“无形的恐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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