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最初的记忆像一幅冷峻的画。
穿着厚重的车把式，赶着三挂马车爬上天桥，端坐车上的母亲裹着大棉被，我缩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周围的一切似乎是静止的，除了人们口中呼出和马匹口中喷出的阵阵白气。
不知何故，一个非常固执的念头在我头脑里产生并萦绕不去，不论人们把我丢到这个小城的何处，我都一定能走回家里。或许，我心狂野，在那时便生根了。
我父亲年轻时是小城公共浴池的经理，三教九流的，不仅混得面熟，而且积攒起很多拜把子兄弟，所以，当我体育馆看球、去电影院看电影、去理发店理发、去家跟前儿的饭店取豆浆油条、等等，找到某某，说“我爸是某某某”便小菜一碟了。
武斗最激烈那一段，当过国民党汽车兵的父亲为“人民公社”造反兵团“卖命”，曾凌晨驾车冒着“红色造反兵团”的枪林弹雨为被围的公社“孤岛”——电业局大楼送给养。
1969年12月中旬的一天下午，父亲反常提前下班回家，宣布明天早上全家“走五七道路”，下放到郊县一个偏僻的半山区小村庄。
一晚的忙碌和一天的颠簸，三辆大解放把我们一家六口拉进一个火把通明的大院——吉林省四平地区东丰县南屯基公社团林大队4小队的队部。
男女老少围着大解放卡车，好奇地问我：“这是啥家伙啊？”
我自豪地告诉他们：“这是解放牌汽车！”
我随父亲走进队部屋里，见炕桌上已经摆好了大碗酒和杀猪菜，父亲很快就同队干部们喝成一片了。
我匆匆吃了几口，就随我母亲去我们的新家了。因为干部下乡的消息仓促，队里没法儿分给我们新房，临时倒出了一铺炕的草房，来年开春才能住上三间大草房。
这偏僻的山村没通电，屋里屋外到处黑黢黢的，屋顶的梁柱已经被煤油灯熏得漆黑。
屋里都是来凑热闹的，我妈让我站在炕中间给大家表演样板戏、地雷战、地道战、等等，这此后成了村民猫冬期间的固定节目。
天亮了，门外漫山遍野白雪皑皑，新结识的农村小伙伴们拉着我出去打雪仗、掏鸟窝、罩沙半鸡和野鸡等，好玩极了！
新年前后，队里家家送我们年货，粘豆包儿、五花肉、大馒头、炒玉米粒儿、炒瓜子，应有尽有。每当我“夜场演出”开始，老少观众拽过烟笸箩，手卷烟叶，点上火，霎时间屋里烟雾弥漫，我在二手烟里手舞足蹈，唾沫星子四溅。
开村儿，我们家分到六分自留地，乔迁进新盖的三间大草房，很快变成了耕耘的新农民。
山村虽然贫穷，儿童们的生活确实丰富多彩，难能详述，令人没齿难忘。
第二年暑期，母亲让我去吉林市我姨家重温一些城市生活，我竟然住得很不适应呢，总是催我姨买票让我回去。
回家那天，我在县里下了火车，坐长途汽车到公社，下车一口气跑了7里地，直到跑上东冈上，喘息着，凝望着。
一轮火红的的太阳正枕在西冈上，把满世界披上美丽的霞光。
近处的山坡上，三三两两收工的生产队员陆续消失在沟里，田野也在歇息了，悄无声息地散发出那山野农地才有的独特芬芳。
沟里家家已经在做晚饭，炊烟渺渺，轻轻升腾，在半空中渐渐漫成暮霭一片。
听到沟里那令我朝思暮想的人欢马叫和狗吠声，我马上直起身，一溜烟似的跑下山道。
在农村两年十个月之后的一天，我正在带领同学们在学校的试验田里刨扎子（高粱、玉米等收割后留在地里的根子），南山上开下来三辆大解放，直到近前，看到我父亲站在驾驶楼的踏板上朝我大喊：“小立平，叫上俩弟弟，赶紧跟我回家！”
我还想把这一垄跑完，我父亲马上发脾气了，吓得我们班主任赶紧把我推向大卡车。
回家后一阵鸡飞狗跳，我们一家7口人坐车回城了。
都说有人就有江湖，有江湖还经常真是身不由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