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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错过君主立宪良机
在基督文化里我们特别强调《圣经》，我们认为所有权威都来自《圣经》，所有人在神面前都平等，包括教皇与国王。
我在海南岛文昌县的农村出生长大，出国前在中国大陆时，至少两件事非常震撼我的内心：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的一个中学同学每次高考成绩优秀，考分到达重点大学分数线，由于他腿部残疾，走路有些歪，体检不通过，77、78、79年都没有被录取。我问主管部门，官方说的人人平等，真的假的？没有一个人能回答。
后来我在广州中山大学读德文，当阅读到德国宪法开宗明义：人的尊严不可侵犯。我无语我痛苦地思考，为什么宪法的第一句话写成这样。
蔡定剑教授英年早逝（于2010年11月22日在北京不幸逝世），临别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德国著名思想家腓特烈·瑙曼（Friedrich Naumann ，1860-1919）有一句至理名言：“只当个人参与，自由社会才能成长。”（Erst wenn der Einzelne sich einmischt， kann eine liberale Gesellschaft wachsen.）瑙曼的政治思想影响了他的同代人，包括中国人非常熟悉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沃尔夫（Theodor Wolff）和普鲁斯（Hugo Preuß），他们这些人起草了《魏玛宪法》（Weimarer Verfassung），这是德国历史上的第一部付诸实施的民主宪法。《魏玛宪法》建立起了一个议会民主制和联邦制的共和国，现今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宪法（《德国基本法》）仍保留着魏玛宪法的部分章节。《魏玛宪法》是第一部明文规定公投制度的宪法。《魏玛宪法》还抽象明文规定了社会国家制度中，个人应享有的社会福利，与同期宪政国家相比，魏玛共和国公民的福利多了许多，而且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公民也有一定照顾义务的概念。
自由的个人和社会，都面对着国家机器。有智慧的谦卑者设计的宪法，使得国家这台机器，让公民熟练地操作和运转这台机器，若有可能，还继续发明和创造新的机器；有智慧的傲慢者设计的宪法，使得国家这台机器，接纳“人民”作为这台机器的一部分（比如被当作“齿轮或螺丝钉”），被这台机器所奴役。
我主张，人的尊严通过个人的独立自主而得到保障；社会通过个人的理智而得到进步；民主通过公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渐成熟；自利的资本主义通过社会自由主义而得到改善。
所以，我认为，在自由的市场竞争下，国家这台机器应该进行适当的干预和监督，而且，国家这台机器应该为公民提供一个尽可能相同的起跑点，即机会平等，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家境贫寒而影响他（她）的发展，国家这台机器应该资助穷人上学，把他们带到一定的起跑线上，以能与条件更好的人竞争。
国家哪里来钱呢？高税收！因为弱势公民拥有享受一定程度福利的权利，因此，国家这台机器应该采取措施来解决社会不平等的问题。
在欧洲三十五年的思考、加上十几年的从政实践经验告诉我，君主立宪比较合适中国。百日维新百年痛苦，中国错过戊戌变法良机。
大清光绪二十四年间（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戊戌年）的短暂政治改革运动，最初由慈禧太后默许、光绪皇帝主导，深入经济、军事、政治及官僚制度等多个层面，希祈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然而后期改革过于激烈，加上光绪皇帝有意通过维新派夺回权力，且有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建议将慈禧太后囚禁、暗杀等传闻，以慈禧为首的清朝当权保守势力发动了戊戌政变，戊戌变法仅经历了103日就告终。维新派首领康有为逃往天津，梁启超逃入日本驻北京大使馆，谭嗣同等维新人士陆续被捕杀害，光绪帝则被软禁于中南海瀛台，慈禧重新当政，引发了民间舆论支持孙文和黄兴等更为激烈的革命主张，推翻帝制，建立共和。
我始终认为，没有宗教信仰（并非一定要基督教）的支撑，国家不可能长治久安。
两条线:
犹太教—天主教—新教—东正教。犹太教是西亚地区的游牧民族希伯来人中产生的宗教，后来在犹太教的基础上衍生出了基督教。
文艺复兴（13世纪开始）— 宗教改革（16—17世纪）— 启蒙运动（17—18世纪）。
严格地说，没有宗教没有教堂，就不会有文艺复兴，因为教堂是文艺复兴的基地，不论是展示美术画品还是传播福音，都需要教堂。文艺复兴重新赋予人在现世中的意义，重新回到古希腊传统，这一点在艺术领域表现得最突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间还应插入一个宗教改革（新教运动），宗教改革把教会在信仰领域内的绝对权威打破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解构。全民皆神职，圣经（最高真理的隐喻）的解读不需教皇（或任何权威）的裁判等。
当年在欧洲的阶级方面，新兴资产阶级兴起，要求冲破封建制度的束缚，发展资本主义。要求摆脱宗教神学的桎梏，享受生活的快乐。文化知识方面，意大利是古代罗马的故乡，意大利人能够接触到大量的古代希腊罗马文化遗存，还有机会得到拜占廷帝国保留的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典籍。意大利众多人才是文艺复兴的重要条件。造纸、印刷术的传入，极大便利了欧洲文化的发展。一些对宗教文化钳制思想不满的先进知识分子，从古代希腊罗马文化遗产中找到了共鸣。他们通过欣赏、闸释古典文化充满人性的美，表达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希望，从而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启蒙运动是对文艺复兴运动的继承和发展。“理性主义”是启蒙运动的核心。所谓“理性”是指人自己思考，运用自己的智力去认识、判断和理解事物的能力。理性主义是启蒙运动的核心旗帜。启蒙思想家们呼唤用理性的阳光驱散现实的黑暗，努力构建一个民主和科学的美好时代。他们以生动的文笔猛烈抨击天主教会的权威和迷信，反对专制和愚昧，提倡科学、自由和平等。启蒙运动把斗争矛头既指向基督教会，又全面指向封建制度。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的核心主张是反封建制度，集中批判的内容是封建的专制主义、教权主义。它们的目的是一方面要消灭专制主义王权、等级制度和打倒天主教的世俗权威；另一方面是要建立起保证他们所要求的政治民主、权利平等和个人自由的理性社会。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对基督教的态度：二者反对的是封建的教会压制人性，搜刮人民，教权高于世俗权利等宗教思想，并不是放弃基督教。文艺复兴借用宗教题材认识并揭露教会的腐朽、罪恶，揭示人性和肯定人的价值，但还是对教会势力抱和解的态度。
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是德国启蒙运动时期最重要的诗人，其诗剧《智者纳旦》（Nathan der Weise）写于1779年，在1783年首演。德国启蒙大师犹太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是莱辛的挚友，剧本《智者纳旦》以门德尔松为原型。
故事发生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隔阂最深的十字军第三次东征的年代（1189-1192）。一个叫纳旦的犹太商人，带着一支装满货物的驼队，从耶路撒冷长途跋涉回到自己家乡。还没走到家门口，他女儿蕾恰的女仆妲亚迎了上来，她激动地喊：“纳旦，你终于回来了。很不幸，你的房子烧坏了。” “失火了。”纳旦帮她把话说下去，“我也猜到了。没关系。房子烧毁了，我们就造新的。” “只烧坏了一点。”妲亚说，“不过，你的女儿蕾恰差一点就被烧死了！” “差一点烧死？我的蕾恰？”纳旦大吃一惊，“她现在怎么样？”
“你听我说下去，一个年轻的基督教徒，是个圣殿骑士，把她救了出来。谁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他听见蕾恰呼救的声音，不顾一切冲进着火的房子。我们正在担心，他就抱着蕾恰从火里出来了。然后，他突然就离开了。他根本不愿意接受我们的感谢。这几天，我们看见他天天在棕榈树下面过夜。蕾恰很想亲口向他表达谢意，我每天到他那里，请他到我们家来。可他就是不愿意。”
“一会儿再去找他，请他过来。”纳旦说。妲亚激动地往下说：“最奇怪的事还在后面，先生！这个圣殿骑士自己能活下来也是一个奇迹。他被苏坦·萨拉丁抓了起来。你知道，穆斯林抓到基督徒就杀。可苏坦·萨拉丁偏偏把他放了。”
……
以上的故事告诉我们，“爱邻舍爱敌人”是启蒙运动一直以来的脊椎，人离开了这根脊椎，就无法站立起来，因为没有脊椎的人，没有人格和法格。启蒙是艰辛而缓慢的，没有“顿悟”一般轻巧。康德说：“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
在中国没有文艺复兴，因为没有概念。复兴到哪里？儒家？如果说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有其内在的合理性，那么中国人“全盘西化” ？中国人做不到也不愿意。
启蒙运动（科学）重新建构了被解构的世界（宗教），中国人今天依靠什么建构？中国人今天的任务是解构权威？中国人做不到也不愿意，因为君主立宪失败后，每个中国人都想登基称帝。
只有基督教才能产生现代文明，包括科学，民主和宪政。
博主现在是文学城有关中国问题不多的几个高手之一!
几个五毛一定会叽叽喳喳!
宪法是合约。
如果最后一个朝代是汉人朝代，君主立宪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