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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弹之父萨哈罗夫与钱学森
萨哈罗夫
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俄语：Андре?й Дми?триевич Са?харов，1921年5月21日－1989年12月14日），苏联原子物理学家，闻名于核聚变、宇宙射线、基本粒子和重子产生（Baryogenesis）等领域的研究，并曾主导苏联第一枚氢弹的研发，被称为“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也是人权运动家，反对独裁专政，是公民自由的拥护者，支持苏联进行民主改革。他在197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为了纪念他，欧洲议会把设立的欧洲最高人权奖命名为萨哈罗夫奖。
今年5月21日是萨哈罗夫的百年诞辰。在他的家乡俄罗斯，对这位曾经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纪念活动受到严格限制；而在西方国家，萨哈罗夫主要因其在人权领域的贡献而得到缅怀。
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萨哈罗夫中心"博物馆原本计划在百年诞辰前夕启动萨哈罗夫主题摄影展，但是当局却以"技术原因"为由没有批准此项展览。博物馆在一份声明中谴责莫斯科市政当局的"可耻决定"，认为无视"一位最杰出子女之遗产的国家，将会面临一个可悲的未来"。
专门研究东欧近现代史的德国历史学家施略格尔(Karl Schlögel)指出，萨哈罗夫并非从一开始就想要当人权斗士。他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萨哈罗夫甚至可能是不情不愿地成为了人权人士，这位科学家是因为其正直、忠于原则的品质，才慢慢成长为人权人士的。"
1921年，萨哈罗夫出生于莫斯科。他的父亲同样是物理学家，子承父业的萨哈罗夫也很早展现了物理研究的天赋。二战后，他取得了博士头衔，并且加入了高度机密的苏联核武器研发计划。萨哈罗夫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1961年，苏联试爆了人类史上最大破坏力的武器--5000万吨TNT当量的"沙皇氢弹"，正是基于萨哈罗夫的设计而制造的。
鉴于他在核武研发中的突出贡献，苏联授予了萨哈罗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崇高荣誉。不过，随着美苏军备竞赛愈演愈烈，见证了核武器惊人破坏力的萨哈罗夫开始关注自己工作所牵涉的道德伦理问题。60年代起，他积极参与政治，反对核武器扩散。由此，萨哈罗夫慢慢地从苏联的英雄转变为异议人士。
萨哈罗夫不仅仅关注核军备竞赛的伦理问题，还曾签署反对为斯大林翻案的《25人公开信》，反对苏联当局打压其他异议人士。1968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进步、和平共处、精神自由的一些想法"的宣言书，指出反弹道导弹是核战威胁的一个主要因素。文章在苏联作为地下出版物流传，还在境外出版。苏联当局自此禁止他继续参与和军事有关的研究，并对他施加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
德国历史学家施略格尔指出，萨哈罗夫积极利用自己作为知名科学家的声望，为其他异议人士发声，还向苏联以及外国领导人写信。1968年，他和同为人权行动主义者的邦纳(Yelena Bonner)结婚后，更是越发频繁地参与人权运动，逐渐成为了苏联当局的眼中钉。
1975年，萨哈罗夫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苏联当局则禁止他离境前往挪威领奖。苏联官方媒体同期则对萨哈罗夫大加鞭挞，他曾经的同事们也竞相对其抹黑。1980年，在示威抗议苏军入侵阿富汗后，萨哈罗夫更是被捕，随后被流放到保密行政区高尔基，也就是今天的下诺夫哥罗德。他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头衔也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议所褫夺。
流放期间，萨哈罗夫受到苏联情报机关的严密监视。他还数次绝食抗议，却又遭到强制喂食。一直到1986年，开始实行改革新政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才亲自打电话告诉萨哈罗夫结束流放，可以返回莫斯科。
此后，萨哈罗夫积极投身苏联的政治改革，逐渐成为了改革派的重要旗手。1989年3月，在苏联第一次真正自由的选举中，萨哈罗夫成功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参与了新宪法的制订工作。不过，在同年12月，萨哈罗夫就因心脏病突发而在莫斯科辞世。
在他去世前一年，欧洲议会就将其人权奖命名为"萨哈罗夫奖"，南非反种族歧视运动领袖曼德拉成为了首任获奖者。2020年度的奖项则授予了白俄罗斯的政治反对派。
在家乡俄罗斯，萨哈罗夫的声望经历了大起大落--生前生后都是如此。俄罗斯历史学家谢尔巴科娃(Irina Scherbakova)就在近期指出，如今，萨哈罗夫在俄罗斯的历史书中不再享有显赫地位。近年来，莫斯科等大城市新建了一系列雕像，纪念枪械专家卡拉什尼科夫、基辅大公圣弗拉基米尔等历史人物，但是却没有任何一尊雕像纪念萨哈罗夫。
萨哈罗夫的名字近期出现在俄罗斯国内的新闻报道中，是因为发生在莫斯科的反对派游行。集会示威的地点，通常都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萨哈罗夫大街"。值得一提的是：当今俄罗斯的反对派旗手人物纳瓦尔尼(Alexej Nawalny)现在也被关押在一座劳动营内，也因绝食抗议而遭到强制喂食。
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的学者科列什尼科夫(Andrej Kolesnikow)指出，对于如今的俄罗斯当局而言，萨哈罗夫的人权理念很可能再次成为了眼中钉。鉴于政府对公民社会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新法案不断限缩言论与集会自由，"俄罗斯已经部分重归苏联时代"。
德国历史学家施略格尔部分同意科列什尼科夫的观点，但他同时也指出，当今的俄罗斯至少还会有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这和当初的苏联形成了天壤之别。"而萨哈罗夫本人则拥有不畏强权的形象，在当今这个缺乏榜样的年代，萨哈罗夫将继续具有榜样的力量。"
钱学森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2009年10月31日），男，浙江临安人，生于上海，中国空气动力学家和系统科学家，工程控制论创始人之一，前美国空军上校，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级文职干部、一级英雄模范，中国科学院院士暨中国工程院院士。钱学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弹一星”工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中美两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计划都做出过重大贡献，1991年被中国政府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1999年被中国政府评为“两弹一星元勋”。与钱伟长、钱三强并称为“三钱”。
钱学森1935年以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公费赴美进修，1936年起师从西奥多·冯·卡门；1945年被派赴德调查纳粹德国火箭科技；1955年以朝鲜战争空战中被俘的多名美军飞行员交换回中国大陆。曾任麻省理工学院及加州理工学院教授，是加州理工喷气推进实验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主要创建者之一，长期担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此外，钱学森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位列国家级副职党和国家领导人。
1935年9月，钱学森等20名庚款留美公费生，从上海搭乘杰克逊总统号轮船，赴美国西雅图。
1936年，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后，到加州理工学院求见空气动力学权威西奥多·冯·卡门教授，征求进修意见。冯·卡门建议钱学森入加州理工学院研究院进修。同年秋，入加州理工学院研究院，师从冯·卡门。
1938年至1941年间，钱学森和冯·卡门多次合作，发表重要论文《可压缩流体的边界层》、《球面壳在外压下的屈曲》。1939年，获得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8月，发表重要论文《可压缩流体的二维亚音速流》阐明压力修正公式，后被学界称为钱-卡门公式。
早在1949年5月14日，在香港从事秘密联络工作的曹日昌（中共党员、香港大学教授）给钱学森写了封信，通过葛庭燧（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美中区负责人）寄给钱学森。曹日昌在信中以“北方工业主管人”的名义邀钱学森回国到东北或华北领导“航空工业”的建立。
1955年，在中美两国政府长达数月的日内瓦双边会谈之后，钱学森被美国政府释放，用以交换在朝鲜战争中被俘的11名美国飞行员。9月17日，钱学森登上了美国总统轮船公司（American President Lines）的克利夫兰总统号（SS Pres. Cleveland，以格罗弗·克利夫兰命名），当时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虽然并没有到码头上送行，但是他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钱学森回国绝不是去种苹果树的。”[36]10月8日抵达香港后从九龙车站前往中国深圳，当晚抵达广州，10月12日至26日在上海停留，于10月28日抵达北京。
从1955年10月到12月，他先后在北京、东北参观各个科学研究所、高等院校、生产工厂，摸清了中国建立航空工业的基础。1955年11月25日，钱学森获得批准访问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第一任院长陈赓大将从北京乘坐飞机前往哈尔滨亲自陪同钱学森参观哈军工。考察参观期间，陈赓与钱学森关于中国能不能研制导弹，发生了一段对话
“ 陈赓问：钱先生，你看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
钱学森不假思索地答道：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成？
陈赓豪气顿生：钱先生，我要的就是您的这句话！ ”
1956年元旦下午三点，钱学森给解放军高级将领讲课时在黑板上写下“火箭军”三字，并预言导弹战将是未来战争必定出现的场景，他同时建议中央军委组建一支专门的导弹部队。
1956年2月16日，钱学森受周恩来、陈毅接见，周恩来委托他起草一份导弹研制方案，在场的还有国家科委副主任范长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稼夫、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刘杰。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完成了周恩来交办的任务，起草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以下简称《意见书》）并提交给周恩来。2月22日，周恩来将《意见书》送毛泽东审阅并致信说明：“这是我要钱学森写的意见，准备在今晚谈原子能时一谈。”2月28日，周恩来又将《意见书》批给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黄克诚及中央军委各委员。《意见书》很快投入实施，实际上成为中国导弹研制工程的指导方案及技术文件。
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的任命书，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
钱学森在1958年大跃进时，自己不是农业家，也并没有认真具体去试验，自己也没有百分之百地种出亩产万斤，而是在假设，在《中国青年报》将他在一次“科学与人文”座谈会上的讲话与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发表的《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的文章整理成《粮食亩产会有多少？》发表，文章中表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假设植物光合作用30%的效率可以达到，并假设植物中的1/5能转换为可吃的粮食，认为只要必需的水利、肥料、劳力等等条件能满足，那么粮食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可达到“2000斤的20多倍”。有人认为，这些论述为放卫星提供了“科学论证”，并影响了最高决策。李銳《反思大躍進》曾記載田家英問毛澤東：“你也不是沒當過農民，你應當知道畝產萬斤是不可能的。”毛澤東說：“這是我看了大科學家錢學森的文章，才相信的。”钱学森后来辩解称他所提出的产量数字明确指“计算的单位面积年产量，无论粮食或是木材都是理想的极限量。要接近这个指标，必须解决一系列问题。
钱学森在1993年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进一步辩解，“如百分之百地用空气中的CO2和从根吸取的水合成碳水化合物，则每亩地每年有190-320吨。光合作用的能量效率可达50%，而粮粒只占全部产物的1/3，故理想最高年亩产是32-53吨。说亩产万斤，才5吨，远远小于理想数。”并认为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力量是能够实现的。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初，各种特异功能、灵异事件、气功在民间以及政界、科学界都有很大影响力。1980年6月，钱学森在《自然杂志》明确表示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他说，“人体特异功能太不寻常了，恐怕能接受的人是少数。更大范围的是气功，能治病，人家容易接受。虽然特异功能可能一时还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气功可以。”为此，他与反对特异功能和气功的于光远等人发生激烈争论。
1982年4月20日，鉴于“耳朵认字”等事件持续发酵，中宣部向全国各宣传系统发出对特异功能“不宣传、不介绍、不批评”的“三不政策”通知。同年5月5日，钱学森给时任中宣部副部长郁文写信说，“我以党性担保：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有作假的，有骗人的，但那不是人体特异功能。”
1983年钱学森首创“人体科学”的概念，并筹建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而在1986年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召开的座谈会上，钱学森说：“我国有十亿人口，如果一百个当中有一个人练功，就是一千万，每百个练功的人有一个人去教，就需要十万个气功师，把这十万个气功师提高提高，这就是一件大事。”他认为气功可以提高健康水平，又可以提高智力，而且可以调动人的先天潜能。1990年，钱学森在中国人体科学学会首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稿中提出“人体科学”研究要重视临床医学、西医、中西医结合、民间医学、心理治疗、气功、特异功能等七个方面。
据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回忆，他在中央发文号召反对伪科学后，才于1995年以《“超人”张宝胜败走麦城》一文发表《科技文萃》上，而文中提到的关于人体特异功能的实验在1988年5月就已经做出。而他之所以不在当时发表这篇文章，就是因为不想得罪钱学森，让他难堪。
甚至都不敢上街。
中国人都不要跟生人说话啊，千万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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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奇怪的是，先不说那事得对错。中宣部有什么根据“假设自己有能力判断”世界该了解什么，探索什么？
而别人又有什么根据，认为中宣部有这种权力。。。
仔细想想，就是一个傻子说“大家不要看”，普通人胆小惯了，也就说“不要看”。
大家都被当成幼儿，家长说：上街别跟不认识的人说话。然后大家上街碰见人就退避三舍，说“中宣部不让我跟陌生人说话”。
关键是这什么人，就自封家长了？
哈哈，没想到中宣部还有对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