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在美国当教授:第一份工作到底应该怎么选?我用了十年,才真正明白第一份工作的意义
很多年轻人第一次在美国找工作时,最关心的是什么?学校排名怎么样?老板是不是大牛?工资有多少?城市好不好?孩子上学怎么样?对于第一代华人,还有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能不能帮助申请绿卡?
这些当然都很重要。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在美国面对几个工作机会时,考虑的也基本是这些问题。可是,如果今天让我重新回到那个时候,再选择一次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我一定会多问一个问题:
五年以后,如果离开这个老板,我是谁?
这个问题,我用了差不多十年才真正明白。
一篇获奖论文,让我有了几个美国的工作机会
我的学术道路开始得还算顺利。我毕业于国内一所有名的医学院,后来去了日本,在日本一所顶尖的国立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以后,又进入日本的国家级研究机构做了两年博士后研究。
那时候走的是一条很典型的医学科研道路:读书、做实验、发论文、参加学术会议。后来,我来到美国参加一个全国性的学术年会。没有想到,我的一篇研究论文获得了当年的最佳论文奖。
这个奖给我的职业生涯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会议以后,我陆续得到了几个美国的工作机会,大多数是博士后或者研究职位,工资其实都相当不错。
其中,美国西部一所大学给我的条件尤其有吸引力。除了比较好的工资,他们还给了我一个当时听起来很不错的职位:Acting Assistant Professor。
更重要的是,我加入的是一个很大的研究团队。老板负责三个 research centers,拥有很好的科研资源。他希望我承担一个重要角色,把实验室的基础研究和实际应用连接起来。今天,我们会把这样的工作称为 translational research。
当时我觉得,这个机会几乎把我想要的东西都给了我:不错的工资、Assistant Professor 的 title、大老板、大项目、很好的科研平台。还有一个对刚到美国的第一代华人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身份和绿卡。再加上孩子需要上学,家庭需要稳定,于是我留下来了。
刚到美国的时候,“稳定”往往比“理想”更重要
现在回头看,我完全理解当年的自己。一个刚来到美国的第一代移民,需要同时面对工作、签证、绿卡、住房、孩子、语言和文化。所以,我们很容易告诉自己:先稳定下来再说。
先有一份好工作,把身份解决,让孩子稳定下来,把绿卡拿到。等这些事情都解决以后,再考虑自己的 academic career。这其实没有错。
特别是绿卡。对于第一代华人学者,它不仅仅是一个移民身份问题,也是职业选择的一部分。没有稳定身份的时候,换工作首先考虑的可能是“谁愿意 sponsor 我?”解决身份以后,才真正有可能问:“哪里最适合我的事业?”
所以,如果一个单位愿意帮助申请绿卡,我今天仍然认为这是选择第一份工作时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但是后来我才明白:
身份稳定和职业独立,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绿卡解决的是“我能不能自由地留在美国工作?”学术独立解决的却是“我能够以什么样的身份继续自己的学术生涯?”年轻的时候,我没有把这两个问题分得那么清楚。
工作越顺利,人越容易忘记问:下一步在哪里?
开始的几年,我对自己的工作其实很满意。老板有项目,我负责实验;Center 有新的研究方向,我负责把想法变成真正能够实施的研究;新的实验方法需要建立,我来做;项目遇到技术问题,我来解决。慢慢地,我成为团队中很重要的一环,老板也越来越依赖我。
工作稳定了,收入不错,身份问题逐渐解决,孩子也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成长。于是,我没有急着申请真正的 tenure-track faculty position。当时的想法很简单:现在不是挺好吗?为什么一定要折腾?
等孩子大一点再说,等项目做完再说,等我多发几篇论文再说,等自己的条件更成熟一点再说。反正以后还有机会。
可是人生中最容易被低估的一件事情,就是时间。一个项目结束,又来了一个项目。一年又一年,一晃,差不多十年过去了。
儿子上大学以后,我突然发现:自己还站在大老板的影子里
十年以后,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儿子已经上大学了。当年让我不愿意搬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已经不存在了。而我自己,也早已不是刚来美国、需要依靠一个平台才能做科研的年轻人。
这些年,我做了很多研究,发表了不少论文,建立了很多技术,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按照一般人的标准,我应该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 scientist。
可是,当我真正停下来审视自己的职业位置时,我第一次产生了一种很复杂的感觉:
我做了很多事情,但我仍然站在一个大老板的影子里。
别人说到这个 Center,首先想到的是老板;别人谈到这个项目,首先想到的还是老板。我当然很重要,但是我的重要更多来自“这个团队离不开我”,而不是“这是我的研究方向”。
这两个“重要”,看起来很接近,其实完全不同。年轻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这个区别。十年以后,我终于明白了,于是决定出去申请真正的 tenure-track faculty position。
面试很多,为什么总是在最后一步失败?
刚开始申请的时候,我其实很有信心。CV 投出去以后,我收到了很多面试邀请,有电话面试,有正式 interview,也有 campus interview。几个学校已经走到了非常后面的阶段,谈研究、谈未来的发展方向、谈实验室,甚至有几个地方已经给了非常积极的非正式反馈。
那时候我想:十年的积累终于开始发挥作用了。
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几个本来看起来很有希望的位置,到了最后阶段,却一个接一个没有了。一次失败可以理解,两次也可以理解,可是连续几次以后,我开始感觉:这里面可能有什么我不知道的问题。
后来我才知道,对方给我的老板打了电话
后来,我才慢慢知道发生了什么。在准备正式给 offer 之前,有招聘单位联系了我当时的老板。他们想确认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如果我离开现在的实验室,我能不能继续从事我现在的研究方向?
今天回头看,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学校会问这个问题。他们招聘的是一个 future independent investigator,不是高级实验员,也不是一个非常能干的 project manager。他们真正需要知道的是:这些 ideas 到底是谁的?这些研究方向属于谁?这个人离开现在的平台以后,还能不能继续发展这个领域?未来申请 grant 的时候,会不会与原来的老板产生竞争?
而我的老板并不希望我离开。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出去以后继续做现在的研究,我们之间就可能从合作关系变成竞争关系。因此,他没有明确支持我离开以后继续发展这个方向。
这件事情,对当时的我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一个很残酷的事实:重要,不等于独立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很难接受这件事情。因为从我的角度看,这些实验是我做的,很多技术是我建立的,很多项目是我具体推动的,很多问题也是我解决的。为什么做了这么多年以后,这些东西不能自然地成为我未来独立事业的一部分?
后来我才慢慢明白:
科研贡献和学术独立,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一个人可以是实验室里不可缺少的人,可以掌握最重要的技术,可以负责很多项目,可以发表很多论文,可以拿不错的工资,甚至可以拥有一个听起来很不错的 faculty title。但是,这些都不自动意味着:你拥有自己的学术方向。
华人在美国做科研,特别容易成为“非常有用的人”
这些年,我接触过很多华人学者。我发现,我们特别容易成为实验室里“非常有用的人”。我们能吃苦,实验做得好,技术能力强。老板交给我们的项目,一般都能够完成;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我们做;出了问题,我们解决。
久而久之,老板越来越依赖你,工资可能越来越高,title 也可能越来越好。于是,我们很容易产生一种感觉:我已经很成功了。
可是,这里面隐藏着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老板越来越离不开你,并不等于你越来越接近独立。
有时候,甚至恰恰相反。你越擅长帮助一个成熟的体系运转,你对这个体系就越有价值。而真正的学术独立意味着,有一天,你不再只是帮助老板完成他的 scientific vision,而是开始拥有自己的 scientific vision。
如果今天重新选择,我会问七个问题
如果今天一个刚毕业的博士或者刚结束博士后的年轻华人问我:“我有几个美国的 offer,到底应该选哪一个?”我当然还是会考虑工资、学校、老板、城市、家庭、孩子教育和生活成本,但我一定会再问七个问题。
1. 这个职位有没有真正的晋升通道? 不要只问“我现在是什么 title?”更应该问:“三年、五年以后,这个 position 能把我带到哪里?”
2. 学校愿不愿意帮助解决绿卡? 绿卡非常重要,因为身份越早独立,职业选择才越自由。但是拿到绿卡不是职业发展的终点,它应该成为获得职业自由的起点。
3. 我能不能逐渐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研究方向? 三年以后、五年以后,有没有一个 research niche,让同行一听就知道:“这是他在做的。”
4. 我什么时候可以自己申请 grant? 年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问“老板有没有钱?”其实更应该问:“什么时候我可以自己申请钱?”老板有几个 R01,并不意味着将来你自然会拥有自己的 R01。
5. 我的论文是在建立老板的声誉,还是也在建立自己的学术身份? 暂时把老板的名字从自己的 CV 上遮掉,然后问:别人还能不能看出来我究竟研究什么?我最重要的 scientific contribution 是什么?为什么一个学校应该招聘“我”?
6. 如果有一天我离开,这些研究还能不能继续? 哪些研究属于老板?哪些属于 Center?哪些是自己发展出来的?哪些方向离开以后还可以继续?这些事情在关系很好的时候似乎没有必要谈,真正准备独立的时候,却可能决定你的职业生涯。
7. 最重要的一问:如果离开这个老板,我是谁? 假如把老板、实验室、Center 和现成的 funding 全部拿掉,你还有没有自己的 scientific questions、research niche、collaborators、grant ideas 和 academic reputation?
如果这些答案一年比一年清楚,那么你就在真正走向独立。
我会把每一个 offer 分成两张表
如果今天让我重新选择,我会把每一个 offer 分成两张表。
第一张表:今天它能给我什么? 工资、title、学校排名、老板资源、城市、孩子教育、生活质量、绿卡支持。
第二张表:五年以后,它能让我变成什么? 能不能独立申请 grant?有没有自己的研究方向?有没有机会做 PI?能不能形成自己的合作网络?有没有明确的晋升通道?离开老板以后,还能不能继续自己的研究?
年轻的时候,我们往往把第一张表看得很重。今天的我,会更加认真地看第二张表。
我后悔当年的选择吗?
有人可能会问:“那你后悔吗?”
我的答案不是简单的“后悔”。人生不是一个 controlled experiment,我们不可能把人生重新做一次,然后比较两个 treatment groups。如果当年我选择了另外一个位置,也许我的 academic career 会完全不同。但是孩子呢?家庭呢?身份呢?生活呢?谁知道?
当年我留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家庭和孩子的教育。后来孩子顺利长大,上了大学。这些对我来说同样重要。
所以今天回头看,我不会说“我当年选错了”。我更愿意说:
我当年只看到了选择的一部分。
我看到了工资、title、老板、科研平台、绿卡、孩子和家庭稳定,但是漏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
十年以后,我的学术独立性在哪里?
真正好的老板,有一天愿意让你离开
后来我越来越觉得,判断一个 mentor 好不好,有一个标准年轻的时候很难理解:他是否愿意培养一个最终不再需要他的学生?
真正好的 mentor,会帮助年轻人发表论文、建立技术、申请 grant,也会帮助他逐渐形成自己的 scientific niche。因为 mentorship 最终的成功,不应该是“这个人永远留在我的实验室”,而应该是:这个人有一天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
当然,我们也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放在老板身上。自己的职业生涯,最终还是要自己负责。
后来,我还是重新开始了
那几次 faculty position 最后没有成功,对当时的我来说,是很大的打击。但是今天回头看,那次打击也逼着我第一次真正面对一个问题:
如果不能依靠现在的老板,我到底还能做什么?
我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研究,重新寻找自己的方向,重新建立合作关系,重新申请机会,也重新定义自己。
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尤其当一个人已经不再年轻的时候,从一个成熟的大团队里走出来,重新建立自己的 academic identity,比刚做完博士后时困难得多。
但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明白,真正的独立不是别人给你一个 Assistant Professor 的 title,不是办公室门口换了一块牌子,甚至不仅仅是最后拿到 tenure。
真正的学术独立,是有一天,你能够自己提出一个科学问题,自己找到资源,自己组织团队,然后把这个问题做出来。
别人邀请你合作,是因为需要你的 expertise;别人看到一个研究方向,会想到你的名字。到了那个时候,你才真正从“某个大老板实验室里非常重要的人”,变成了一个独立的 scientist。
写在最后:五年以后,如果离开这个老板,我是谁?
年轻的时候,我们选择第一份工作,常常会问:工资多少?学校排名怎么样?老板牛不牛?能不能帮助办绿卡?城市好不好?孩子教育怎么样?
这些问题一个都没有错。如果今天让我重新选择,我仍然会认真考虑它们。但是,在所有这些问题后面,我一定会再加一个:
五年以后,如果离开这个老板,我是谁?
绿卡很重要,因为它给你选择的自由。家庭很重要,因为事业从来不是人生的全部。平台很重要,因为年轻的时候需要借力。
但是,如果你希望有一天成为真正独立的教授,还应该再问一句:
这个地方,五年以后能不能让我成为我自己?
因为一份真正好的第一份工作,不只是今天给你一份工作,也不只是帮助你留在美国。
它应该让你有一天拥有离开的能力,有选择的能力,也有独立的能力。
最后,成为你自己。
其实,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更多是在回望自己走过的路。您所说的“稳定不等于独立”,以及“如果离开这个老板,你是谁”,确实是我这些年越来越深的体会。
人生很多选择,在当时看起来都是理性的、稳妥的,甚至是令人羡慕的。但走得久了才发现,外在的成功和内心真正想要的生活,未必是一回事。
您说“真正好的老板,不是让你一直留下来,而是愿意放你走”,这句话尤其让我有共鸣。一个人最终还是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而不是永远活在别人的平台和期待之中。好的老板,不仅愿意放你走,而且会帮你飞的更高!我的同事中就有这样好的mentor。他不一定要名,不一定很富,但有一个mentor的品质,带领你前行。
也许我们都曾经把“以后再说”当成一种选择,却不知不觉把许多个“以后”变成了现在。
谢谢您的留言。能够因为一篇文章引发这样的交流,本身就是一种很珍贵的收获。也希望我们都能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多问问自己:如果拿掉所有外在的标签和条件,我究竟是谁?我真正想成为谁?
你当年选工作时,考虑的是“能不能留得下来”。而现在回头看,其实真正要问的是:“我留下来,是为了成为谁?”
那时候你以为,选一个大老板、大平台、好工资、能办绿卡,就是最稳妥的路。但你后来发现:稳定不等于独立。你越有用,老板越离不开你,而你离“自己”却越来越远。
你把十年的人生,交给了“现在看起来很不错”的选择。直到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孩子已经长大,而你还在等“以后再说”。
最扎心的一句话,其实不是“我失败了”,而是“我做了那么多,却没有一个真正属于我的方向。”
你后来才懂:真正好的老板,不是让你一直留下来,而是愿意放你走。而真正好的自己,是即便把所有外在的东西拿走,你也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能做什么。
所以你现在最想告诉年轻人的那句话,其实不是建议,而是一句迟到的提醒:
五年后,如果离开这个老板,你是谁?
所以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问题,而是一面镜子。它照见的不是你现在的条件,而是你未来的样子。
你把“五年以后,如果离开这个老板,我是谁”这件事,从一个抽象的反思变成了一套可操作的判断标准。这对所有刚起步或正在犹豫换平台的年轻人来说,都有非常实际的参考价值。
最打动我的地方在于,你没有把“后悔”简化成一个情绪出口,而是用两张表格,把“今天的利”和“五年后的我”拆开来问。这其实是在提醒大家:选择一份工作,本质上是在选择自己五年后的身份。
你提到的七个问题,也非常实用,这些问题,其实每一次参与这份工作之前都应该问自己一遍。
最后那句“成为你自己”,听起来很轻,但你用十年时间才真正走到这一步。这份沉甸甸的答案,可能比任何 offer都要珍贵。
Gobucks说的早早独立也很重要。我是读博期间就“被迫”独立了:我博士导师是甩手掌柜,选题、申请经费全部我自己来,他挂名。毕业后去研究所做了很短时间的博后,我就找到教学医院里的junior PI and assistant Prof 职位,junior PI 需要导师指引,我的导师是业界大佬,在他的背书下我作为独立PI一路拿了好几个有力的grant,知道最近这两年他不太能指导我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已经从科研转型走在了制药业这条translation的新道路上。我自己团队发现的target,我带着自己的博后设计的药物,我们现在自己在验证它的毒理和有效性。
我还有一个很大的心得,就是尽早从实验室抽身,交给手下人做bench work, 自己专注经费和课题设计。这样可以省出大量时间照顾家庭和孩子。
我在日本留学和工作的经历,让我很早就明白了一点:一个人的价值,不只体现在个人成绩上,也体现在他能否与团队并肩合作,并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后来在美国工作的这些年里,我每年撰写了许多 R21、R01、P30、U01 等项目。回头看,我其实本可以更早意识到,自己已经具备争取 MPI 的条件。只是二十年前,这样的机会确实比现在少得多,也更难主动争取。
写下这篇文章,并不是为了抱怨过去,更不是为了给自己的选择寻找借口。只是走过一些弯路之后,我越来越希望后来者能够少走一点弯路,多看见一些原本属于自己的可能。职业道路上的关键选择,应该尽量从长期发展出发,而不只是被眼前的绿卡或身份问题牵着走。身份固然重要,但不应该成为放弃机会的理由,更不应该成为少数人利用优秀华人学者的工具。
我们华人学者中,从来不缺有能力、有成果、也愿意承担责任的人。只要认真积累、主动争取,Faculty 这条路并不是遥不可及。也许机会不会自动来到面前,但我们至少应该有勇气在机会出现时伸手去争取。
希望后来者记住:身份可以影响一个阶段的选择,却不应该决定你最终能够走多远。真正决定职业上限的,应该是你的能力、积累、判断,以及你是否愿意为自己的未来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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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篇文章其实就想分享一个体会:第一份工作不要只看工资和title,更要看这个位置能不能让自己真正走向独立faculty。 您的经历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如果拿到的是好的R1大学正式TTAP职位,我同意您的看法。学校一般都有成熟的国际学者和移民支持体系,通常会由学校及其指定律师协助办理职业移民,因此绿卡本身并不是选择这类职位时最需要担心的问题。
但我这篇文章真正想讨论的,恰恰是另外一种更容易被忽视的情况。
很多年轻学者拿到的第一份工作并不是标准TTAP,而是postdoc、research faculty、acting assistant professor,或者依附于PI、center和项目经费的职位。这些职位有时工资不错,title也不错,甚至可以发表很好的文章、参与大项目,但它们和真正的tenure-track faculty在职业轨道上有本质区别。
您说“学术独立性在博士期间就应该有”,这一点我部分赞同。博士期间应该形成独立思考和自己的研究方向,但真正的faculty独立,还包括独立申请经费、建立实验室、招收和培养学生,以及长期决定自己的研究方向。这些能力往往是在进入独立faculty轨道以后逐渐建立起来的。
所以回头看,我认为年轻学者选择第一份职位时,真正应该问的不是工资高不高、老板名气大不大,甚至也不是title听起来好不好,而是:
这个职位是不是一条真正通向独立faculty的轨道?五年以后,我是在建立自己的学术事业,还是仍然在帮助别人建立他的事业?
您走的是一条很成功、也很直接的TTAP道路。我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则是希望那些没有直接拿到TTAP、面对几个看起来都不错的offer的年轻人,能够更早看清这些职位背后的长期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