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导师理查德.布罗帝

	我的导师理查德.布罗帝去世五年了。和我熟悉的朋友我都会给他们讲到他. 直到现在我还时常想他。想他说的话和他做的事。 我到美国的头八年半时间里，他是我的精神保护神。 理查德是我们学校负责帮学生找工作的placement office的主任。认识他是我到美国一个月后的事情。我当时只身来纽约读商校。找到房子后房东一家就旅行去了。因为没有任何朋友又赶上开学前的劳动节。有４天我没和人说过一句话。我当时有对新世界的恐惧和远离家庭的悲伤。在日记里我提醒自己不要哭。哭会让人失去战斗力。来美的头４个星期我没有哭。看到学校有placement office，我带着简历敲了理查德办公室的门。当他问清我是国际学生后，就告诉我没有工作许可，不能找工作。我回答他说：我不要钱，就想和人打交道，和人说话。他放下我的简历看着我说：you must fell lost in this big city. 听他这句话我的眼泪流了出来。到美国一个月和他谈了没几分钟，我哭了.等我情绪平静点后，他说：下星期是犹太人的新年,我不在. 你可以过来帮我接听电话３天。我不能付你工资。但我可以做你的导师。你在学习上有什么问题，尽管来找我。从那天起，他成了我的导师和朋友。 我们每周谈话两小时。理查德是历史学博士。开始时，他给我解释许多复杂的英语词汇和简称。我们谈到了我们的家庭，不同的理念，犹太文化，纽约市，世界历史...他和我讲凯伦，他的爱妻和他的两个孩子，雷切尔和丹尼尔。他是那样的爱他的家人。我虽然没见过他们，但对他们的故事都很熟悉。我一直认为理查德是模范丈夫和模范父亲。许多学生得到理查德的帮助。我只是其中之一。他帮我审查我的财务分析论文，纠正我的简历，和我做模拟面拭。后来，他组织了系列讲座，教学生餐桌礼仪，small talk，提高面试技巧。他还发起了一个海外学习办事处。让想去国外学习的美国学生了解国外文化。他做的一切都是纯粹以帮助学生为出发点。 毕业后，我和凯伦成了朋友. 大概每隔一个月我会和他们夫妻倆一起吃晚饭。饭桌上大多是我和凯伦讲，理查德当听众。后来理查德和凯伦有去中国旅游。他们还专门见了我在北京的家人。我们的友谊变成了两个家庭的友谊。 在很多人眼里。理查德的一生不能算是成功。他是个左派理想主义者。年青时还有过毛泽东的红宝书。博士毕业后他在皇后区的大学里教历史。８０年代出纽约财政破产，公立学校裁员。他失业在家７年。一家人就靠当儿童心理学家的凯伦一个人的收入撑着。他失业其间有去做人寿保险销售。还卖过洗车机。都非常不成功.８０年代底他找到这份placement office主任的工作。没想刚干５年，发现得了淋疤癌。在凯伦的鼓励下他和癌症做斗争。我和他认识时他刚战胜癌症恢复工作不久。九年后癌症复发夺去了他的生命。 我很幸运来美不久就遇到理查德。他就像我在纽约的叔叔。来美的开始８年我在寻爱的路上磕磕碰碰。每当情绪低落时，就会给他打电话。He is always there. Literally, I felt my spirit got lift up ever time after I talk to him。他与癌症的斗争的勇气，他对他的家庭的爱，对知识的激情，帮助任何需要的人的善良，这些品质激励我象他一样做人. 在我心里他是世上少有的富翁。他去世时遗体捐赠做医疗研究。没有葬礼只有追思会。在犹太教堂３百人的追思会场大家都有掉泪。试问世上有多少人去世有百人为之哭泣？ 记得一次和理查德吃午饭后我们在市政府附近观察示威游行。 当时是纽约群众抗议误杀黑人Amadou Diallo的警察被判无罪。示威游行浩大，下城交通基本都瘫痪了。 理查德问我对示威游行的看法。我的回答是：认为警察被判无罪不公平。但游行让交通瘫痪是否太过了。理查德看着我认真的说："如果大多数人不站出来保护少数人群的利益。世上就不会有公道"。他的这句话永远记在我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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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多数人不站出来保护少数人群的利益。世上就不会有公道"。听过一个朋友（也是犹太人）说过类似的话。他们好像认为如果面对不公正的事物，不站出来反对，就是与之同流合污，就是也成为了不公正的事物的一部分。这种看法也许是与他们受过放逐受过压迫的历史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