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学家容庚 狷介率直 (图)

容庚。【网络资料照片】

古文字学家容庚　狷介率直 (六之一)
作者：刘佳有
来源：世界新闻网

(六之一)

拜读了「上下古今」版，唐孝先先生的大作《甲骨文四堂，郭董罗王》，不禁使我联想起另一位与「四堂」渊源极深的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文物鉴定家和收藏家的容庚。他是罗振玉的学生，和王国维、董作宾是同学，与郭沫若是好友。

容庚，字希白，号颂斋，清光绪二十年（公元一八九四年），出生于广东东莞一个世代官宦之家。祖父容鹤龄，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癸亥恩科进士。父容恭，同治五年（一八七九年）丁酉科拔贡。外祖父邓蓉镇，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辛未翰林。

可惜在容庚幼年时，祖父父亲相继逝世，贤母四迁，将他交托给四舅父、广东名书家、文学家邓尔雅教导。

容庚既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又逢良师，加上自己的努力，二十八岁即写成巨著古文字辞书《金文编》初稿。

一九二二年北上天津，以拜师礼谒见罗振玉（字雪堂），呈上《金文编》稿求教。罗看了该书稿，大为激赏，便充当伯乐，将他推荐给北京大学文学院马衡教授。马教授也具慧眼，认为这个年轻人可以成器，便免予考试，破例取录这样一名初中程度的青年，入研究院国学部当研究生。

当时的北大，学生以官宦子弟为多，校舍分散，生活自由散漫。容庚则与众不同，他虽也是世家子，却自律甚严，早上五点半起床，埋头书卷，一天要看书、抄录资料、临摹甲骨钟鼎文十多小时，数年如一日。

毕业时他发表《丛贴目》这部成名作，继之是《商周彝器通考》及《历代名画著录》等前无古人的大作，开辟了古文字研究的新道路，提出文字与出土文物相印证的考古方法新见解，于是声誉鹊起，名重士林，各大学争相聘请，先在母校北大，后转燕京大学执教，抗战军兴，转任广州岭南大学教授。

因长期与古文字和商周钟鼎等古代器物接触，他的书法和篆刻也别具一格。古文字乃是工匠或祭师用利器雕刻在龟壳、动物骨骼和金属器皿上的上古原始文字，结构质朴，线条粗细变化不大，却冲淡粗犷，遒劲有力。

容庚的书法和刻印受此影响，也呈现甲骨文金文相同的风口和韵味，颇受好古人士喜爱。

当他在燕京大学担任教授时，前来求他墨宝和刻章者盈庭不绝，门限为穿，不胜其烦。于是他订出高价收费标准「润例」，并言明「先润后墨」，即先付钱，后交货。

有人背后说容庚很市侩，他一笑道：「非市侩不足以挡无赖。」又说：「郑板桥不也说过『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送现银，则中心喜悦，书画皆佳』的话吗？」

(六之二)

容庚曾说过两句「名言」，

一曰：「生财有大道，成名有捷径。」

二曰：「戏法人人会变，诀窍各有不同。」

这是他总结自身经验直率的大实话，但出自大教授之口，旁人难免会认为庸俗而有失体统，但他自己则毫不在乎。

一介寒儒，凭独到的眼光，从破铜烂铁、废纸堆里廉价买来别人弃之不顾的铜器字画，再以数倍的价钱出售获利，这就叫「生财大道」。

充份掌握第一手资料，整理对比，取法前人，多思求变，成功在望。这是他谆谆点拨学生做学问的一条道路，即「成名捷径」。

两件事，都是直话实说，何错之有？有人批评他出卖骨董给外国人牟利，他说：「那些都是假货赝品，如果是真的，我那里舍的卖？」

二○年代末，郭沫若（字鼎堂）亡命日本，从事甲骨青铜的研究，容庚向他提供讯息资料，郭写出名著《青铜器时代》等一系列考古名著，容庚实功有与焉，故容郭之间，关系非比一般，年龄又相近，容小郭两岁。

王国维（字观堂）既是罗振玉的入门弟子，又是儿女亲家。容庚也算是罗氏的学生，论资排辈，容王乃是同窗，交情非常密切。

王国维自沉后，留下的遗嘱正本由容庚保存，解放后容庚以其绝活亲自装裱，捐赠给广州博物馆收藏。

毋庸置疑，容庚是学术界尖顶人物之一，治学孜孜不倦，成功之路，也算一帆风顺，可是为何解放后，命运会一落千丈？

他并无重大历史问题，也不涉及政治，坏就坏在他心直口直，刚正不阿，事事说实话，更坏在他那狷介骾直的倔强脾气

(六之三)

一九五二年，全国高校院校调整，容庚从原岭南大学的文学院院长职位上，并入中山大学中文系，仅当一名普通教授，举凡开课、课时(钟点)、内容等的安排，均须听命于党书记和系主任。

他说：「昔日剃头者，今人剃其头。」容庚有口吃的缺陷，讲课说话不多，平时也不多言，然而言必有中，此即一例。

据他的大弟子曾宪通回忆，容老师手持毛泽东身边的佞臣康生的介绍信，到各地考察考古，走进当地党委宣传部，第一句话便是：「我们到党部来报到。」

曾先生提醒他，党部两字是民国时期国民党的称谓，现在叫「党委办公室，不叫『党部』」。这点差异，包含著微妙的政治意味，容老师弄不明白，只说：「好，好，好。以后甚么都不叫，行了吧？」可是过不了多久，这句习惯性的开场白，他还是照说不误。

历次政治运动，容庚都是首当其冲。

「拔白旗」，他是一面大白旗；「反右」时，不管说不说话，他老早是内定的右派，但容庚身处险境而不自觉，竟然还劲头十足跑去系主任那里替同事说情，道这个不该划右派，那个不应戴帽子。

系主任心中暗暗窃笑，表面上却装做十分严肃，对他说：「你自身难保，还管别人？」因为容庚平日言论过火，早足够当右派了，只因他名气大，比较特殊，要报省委批准。

省委书记「南天王」陶铸也不敢作主，遂上报中央。

周恩来批示：「国内著名考古学家除郭老外仅存两人，唐兰已划右派，为免给人『一网打尽』的不良印象，容庚可不划右派，内控试用。」

(六之四)

一说是康生从旁替容庚缓颊，方过了这一关，但从此他寂寂无闻，一直在「二级教授」的位子上原地踏步二十余年，不用不弃，形同冷藏的骨董。

反右后文革前，曾号召「大知识分子」入党，由郭沫若带头，金岳霖也跟进，容庚竟然和同系一教授说：「你政治第一，我业务第一，咱俩一起申请入党，看谁成功先进去。」

容庚自然以失败告终，后来这件事成了一条罪名：「削尖脑袋，企图钻进党内来争名夺利。」

文革开始后，每次批斗大会，不管斗谁，总少不了容庚奉陪，并且都捎上这条罪状。

破四旧时，红卫兵说容庚四旧最多，家中破瓶碎罐、废铜烂铁、断简残片，可说堆积如山，还当作稀世珍宝，住处以封资修反的书籍为墙，显然是四旧的总代表，非破不可。

而且批判容庚，说他厚古薄今，什么东西，越古越好，分明是与党的厚今薄古政策对著干。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容庚所受的冲击非同小可，损失惨重，亦不在话下。

此时容庚已年逾古稀，但腰杆仍挺直，并未低头。

批林批孔时，中大哲学系红人、隐形党员杨荣国教授写文章，论证孔子是奴隶主的代表，提倡克己复礼，即主张恢复奴隶制社会。

有一干将，代表组织，动员容庚向北京的冯友兰学习，站出来批孔，可以带罪立功，争取党的宽大。

容庚却表态道：「宁跳珠江，不批孔子。」又说：「孔子是死了二千多年的人，有甚么好批的？还不如批我容庚，倒实在一些。」

此话一出，矛头指向容庚的大字报，势同排山倒海，贴满康乐园的每个角落，高音喇叭「打倒孔子」、「打倒容庚」的口号，震耳欲聋。

(六之五)

容庚见之闻之，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话：「孔子是永远打不倒的。我容庚打不打得倒，诸君不妨一试。」批林是政治问题，他搞不清楚，但对批孔，他以古文史专家身分凛然反对，以大无畏的精神，扞卫学术，不怕被打倒。

那时为了自保或投机，人们都口是心非，跟风起舞，但私底下场合，还是有人对容庚肃然起敬的，只是不敢说出来而已。

容庚的学问，在古不在今，且古之又古，深奥异常。他的《金文续编》即搜集了甲骨文和金文一万八千多字，有不少字至今尚没人能够解读，非专业人士，根本无从置喙其正误、臧否其是非。

他如要吹嘘自己，容易得很，就算「信口雌黄」，也不会有多少人能识破。所以一些好心人士，劝他写点文章到报刊上去介绍自己的成就，然而他却说：

「吾父祖辈乃地主，吾师乃（指罗振玉），吾则见重于司徒雷登（指燕大校长，曾任美国驻华大使），而居燕京教席，吾所作俱在民国之时。试问汝敢书之邪？书之而可见报邪？古语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用不著自我宣传。」

话说得很「不识时务」，然而他却显得如此谦虚谨慎，有自知之明，不像目下某些中国大陆学人，唯恐人不知己而千方百计寻找机会，自我吹擂。

(六之六)

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容庚随之时来运转。斯时大学纷复课，并设立博士班。为做「广告」招揽学生，中大请出容庚与商承祚（清代探花广东番禺人商衍鎏之子）两名人，为中大首届博士生导师，简称博导。

这是人人垂涎三尺、求之不得的高尚无比的荣誉职位，可是容庚却弃之如同蔽履，他说：「按律例，人届耳顺即可解甲，吾早逾古稀之年，尚要厕身教席，是何道理？」他有「招牌」价值，学校当然不会轻易放过，这使他感到十分无奈。

然而，晚年的容庚，在博导职位上却非常尽心尽力，培养出不少出类拔萃的人才，桃李满天下，继其绝学，发扬中华文化之精华。如现任中大古文献研究所副主任、全国书法家协会副会长陈永正教授兼博导，便是其中很突出的一例，陈永正不但学承容庚，作风也很像容庚。

容庚总结自己一生为人做事，只有一句话：「心里怎么想，口里便怎么说。」在「人人心中所有，人人口中所无」的年代里，这种真诚坦率的高尚风格，实为难能可贵。

改革开放以来，他的同事兼好友陈寅恪平反后，声誉如日中天，而学术成就与之相埒的容庚，似乎并未受到相应的重视，可见学界也存在跟风的偏见和出版界抱有商业炒作投机行为，这使得其名足以永留青史的大师容庚，知道的人反而不多，或知之而不详。为弥补这一不足，便是笔者写作本拙文的主要原因之一。

容庚于一九八三年以八十九岁高龄逝世广州。珍贵遗物计有青铜器一百五十五件、古字画一千多幅、藏书万余卷，全部捐献给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