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勇：公民教育与教会职分

公民教育与教会职分。
——献给中国杭州正在遭受逼迫的BC教会的众圣徒，选自王志勇《福音、国度与文化：三化异象与基督徒侍奉的天国战略》

在基督里真正的圣徒，就是上帝国度真正的公民！
上帝国度的公民有上帝为大君王，享有上帝赐给的权利！
上帝国度的公民，也必然在地上活出公民的使命和尊严！
因为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祈求的就是：愿你的国降临在地上！

真正的“圣徒教育”，也必然是真正的“公民教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托克维尔强调：“我一向认为，人如果没有信仰，就必然会遭到人奴役；而如果想有自由，就必须信奉宗教。”[1] 当然托克维尔讲的“信仰”绝非是“共产主义信仰”，更不可能是“伊斯兰教信仰”，而是基督教信仰，尤其是美国赖以建国的清教徒信仰。托克维尔自己也明确强调：“我好像从第一个在美国海岸登陆的清教徒身上便看到了美国未来的整个命运，就像我们从人类的第一个祖先上看到了人类的整个命运一般。”[2]

要弥补民主制度本身隐含的随时走向暴民统治的可怕缺陷，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公共教育，这种公共教育必须是“公民教育”，培养敬天爱人、守约守法的公民。但是，必须注意的是，一旦公共教育落在国家的掌控之下，就会大规模地把公共教育变成进行政治宣传和洗脑的地方。柯克在《保守主义思想》最后收尾时强调：“某种形式的民主会持续下去，它将是一种使人堕落的民主，还是一种让人提升的民主，这取决于保守派人士。”[3] 要确保民主不至于成为“堕落的民主”，在公民教育中，教会必须充分发挥上帝赐给的教导的职分，要通过合乎圣经的敬虔教育来夺回人的心思意念，使其都降服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绝不可任凭国家尤其是其中的敌基督势力长期掌握教育大全，这就是本书所提倡的“教育宣教”与的精义。

国民教育有培养独立品格和自治能力的公民教育，也有为人洗脑、使人自愿为奴的臣民教育。徐贲在谈及国民教育时指出：“现代的国民教育，当它是民主的公民教育时，可以帮助人民变得有智慧，更有自我治理的能力。然而，当它时专制统治的臣民教育或党民教育时，它却使人民变得愚昧、盲从、驯服，既没有自我治理的能力，也没有自我实现的意愿。我们关注国民教育，期待的是第一种，同时也需要警惕第二种，因为第二种国民教育是一种有毒害作用的‘教育’，它伪装并掩盖了发明者想要支配和控制人迷的权力欲望，而这种权力欲望带来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压迫、奴役和专制。”[4]

公民教育的核心是要培养公民的判断能力和参与意识。杰弗逊在1779年《关于更快地传播知识的法案》的前言中写道：“经验表明，即使在最好的政府形式下，那些被委托于权力的人们，在时间的推移中，依靠缓慢的动作，也会把它变为暴政。因此人们相信，为了防止这种转变，最有效的办法，便是启迪一切人的心智，特别是把历史所揭示出来的事实，以及历史所记载的其他时代及其他国家的经验告诉他们，使他们能够知道一切伪装下的狼子野心，因而会及时行使他们的天然力量去击败它的目的。”[5] 即使在宪政或民主名义之下，也会出现暴政。公民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在公民知识上装备公民，使其具备正直知识，不再甘当愚民。真正的爱国需要首先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国家——我们到底应当爱什么样的国家。更重要的是，公民要经过教育获得必须的政治判断力。不具备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公民行动就不可能成为具有“民主效能的行动”。[6]

因此，杰弗逊强调，“公民教育”就是“公民政治教育”，包括两个方面的“民众启蒙”：第一是让人民知道自己的权利，第二是让他们对暴政保持高度警觉。人民之所以需要政府，政府之所以具有合法性，乃是因为人民需要政府来保障个人的“自然权利”，杰弗逊在写给友人的心中称此为“公民学”（civics）的第一要义，是“公民学”的“指北星”。[7] 另外，要使宪法落实为宪政，公民的积极参与乃是必不可少的。宪法条文不会自动转变为宪政，要使宪法成为宪政，必须保证广大民众能与精英一样在政治、社会事务中发挥租用，这样才能形成和维持一个生气勃勃、自治自理的公民社会。

基督教教育不仅是公民教育，更是圣徒教育。道森指出：“毫无疑问，在历史过程中，不仅是在欧洲，在各个伟大的文明中，文化中更高级的形式始终是导向这种注重属灵知识的理想。很少人否认，教育的真正目标就是培养人的这种属灵的官能。”[8] 因此，不管我们如何强调宪政民主，关键还是公民的道德品格；要塑造公民的道德品格，关键还是教会要切实发挥传道授业、造就圣徒的教育性的职分。教会要发挥其教育的职分，就要在圣经启示和便宜行事方面保持平衡，既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圣经中启示的基要真理，又要通达时务，明辨时弊，善于对症下药，灵活应变，正如耶稣基督所教导的那样：“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太10:16）。教会不可放弃教育大权，主耶稣基督赐下的“大使命”的吩咐的核心就是教育：“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太28:20）。教会的使命就是教育的使命，牧师的职分就是教导的职分，灵魂的教育乃是最大的政治。

倘若教会不履行公民教育的职责，这种职责只能落在国家手中。问题在于，正如徐贲所指出的那样：“在尚未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里，由政治权力主导和规定的公民教育往往成为实质上的安分守己国民教育或顺民教育。”[9] 这种国家主导的所谓的“公民教育”只能成为“愚民教育”！因此，越是在尚未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里，教会越是应当承当起公民教育的职责来，圣经本身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关于政治、律法和政府的原则。古德曼根据圣经启示，为当今基督徒面对的国家主权、生命保护、婚姻家庭、经济政策、环境保护、国防投入、国家关系、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特殊群体、媒体舆论、政党政治等十二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相关的教导。[10] 非常重要的是，上帝赐给我们圣经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承担治理全地、管理万物的文明使命（创1:26-28；提后3:16-17）。通过教育方式，装备圣徒完成这样的使命，乃是教会不可推辞的神圣职责（太28:18-20）。

现代教会之所以软弱和混乱，就是因为教会丧失了教育的功能，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功能，当初欧美的大学都是教会创办的，并且由牧师担任教授和校长。不管是在教会中还是在大学中，基督徒教育首先注重的是“圣徒教育”，就是培养基督徒的品格，使基督徒真正明白并活出上帝的旨意；其次就是“公民教育”，培养基督徒按照上帝的律法治理国家，勇敢地抵挡一切侵犯公民权益的暴政恶法。一旦教会丧失了在文化和教育领域中的领导权，剩下的选项就是变成一个施行宗教仪式、满足人的宗教感觉的宗教机构，这样的宗教机构是可有可无的，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在这样的教会体系中，牧师也不再注重研究和教导，大部分牧师都在想方设法赢得长执同工和多数会众的好感，好继续保住牧师的职业与饭碗。当然，再有教导恩赐的牧师也很难带领那些根本就没有谦卑受教之心的长老和会友们。

笔者记得2010年伊始参加芝加哥地区一个教牧研讨会，听麦希真老牧师讲解他的牧会经验，他当时坦率地说：“有些神学生年纪轻轻，刚刚从神学院毕业，就想带领教会，尤其想教训那些长老们。他们不教训你、不赶走你就是好的了，你还想教育他们！”当时所有听见的牧师都会心地笑了，老牧师真是敢讲啊！当然我们不能一竿子打死，真正敬虔、愿意配合牧师牧会的治理长老还是有的，这样的教会是有福的！ 更加重要的是，教会的牧师不应当是刚刚从神学院毕业的小伙子。神学装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道德品质和实际能力。因此，保罗强调，教会的牧者应当是善于“管理自己的家庭”、“在教外有好名声”的卓越人士（提前3:1-7）。只有这样的卓越人士担任牧师，才能为人师表、以德服人，而不是仅仅贩卖一些从书本上学来的宗教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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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1部分第5章，325页。

[2]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2部分第9章，196页。

[3] 柯克，《保守主义思想》，492页。

[4] 徐贲，《统治与教育》，xiv。

[5] Jeferson, “A Bill for the More General Diffusion of knowledge” (1779). In Julian P. Boyd, et al., eds.,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22 vol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 2:528.l

[6] 徐贲，《统治与教育》，275页。

[7] Jefferson to Joseph Cabel, 14 february 1826, in Early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asx Contained in he Letters of Thomas Jefferson and Joseph C. Cabell, ed., Nathaniel Francis Cabell (Richmond, VA: J. W. Randolph, 1856), p. 373.

[8] Christopher Dawson, The Historical Reality of Christian Culture, p. 94.

[9] 徐贲，《统治与教育》，300页。

[10] Wayne Grudem, Politics According to the Bible, pp. 572-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