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童年的记忆 (二)
我曾读过一些文章，谈起科学研究的结果显示，动物和婴儿所懂得的事情要比人们估计的要多得多。对此我是很相信的。而且我也认为，小孩子也是如此。
我排行老大。大约人们总归对第一个孩子注意的多一些，我小时候的事情是被谈论的最多的。有些事情被谈论的太多了，以至于有些都可以被称为"典故"了。最典型的莫过于"种蒜出葱"和"种鸡蛋皮出鸡蛋"这两个。
"种蒜出葱"大约发生在我两，三岁的时候。我的确记得我说过这句话和说这话所在的地方，不过是在什么样的特定情景下说的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是我对我当时为什么要那样说，以及说这句话时的感觉和看到大人的反映后的想法却是非常清楚地记得。
在发表这个宏论时我是清楚的知道葱和蒜苗的这些词和它们的区别的，那我为什么要说种蒜要长出葱来呢? 当时的感觉是，说蒜苗太拗口，更重要的是听起来太学究气，不像小孩子说的话。虽然对大人取笑我心里感到不以为然，但我还是很愿意他们把我当小孩子看，所以对他们的取笑我根本就懒得辩解。
但是关于"种鸡蛋皮出鸡蛋"这件事情是记得很清楚的。当时的情景是历历在目，犹在眼前。
家里门前有块空地，每到春天，大人们就在这块地上搭起架子，种一些丝瓜，扁豆之类的蔬菜。对这项活动我是最积极的参与者，常常自己一个人在地里挖地除草，种各种可以种的东西，忙得不亦乐乎。当有亲戚朋友过来时，喜欢和他们大谈自己做的伟大事业。一次在刚刚向他们作完一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农业科学实验报告后，我在把地里的一些鸡蛋壳子埋起来，（那时听有人讲过，说蛋壳埋在地里可以作肥料，那时我虽然半信半疑，但把大人乱扔的鸡蛋壳子埋在土里却可以使我的自留地美观许多。）一个亲戚问我把鸡蛋皮埋起来是不是要它日后长出鸡蛋来啊？我笑了笑没吭声，--- 对这样的白痴问题我一向是懒得回答的，--- 于是他以为我默认了，从此我种鸡蛋皮要它长出鸡蛋的故事也就传开了。
我从来没向任何人为这件事辩解（一直到成年我母亲在我面前和别人说我这些笑话时我也只是笑笑。），相反，那时我很高兴大家把我当小孩子看，这样使我会感到很自在。一次忘记在和母亲谈什么事情了，不知为什么我冒出了一句，说写文章应当用优美的词句，我母亲简直有些不相信她的耳朵，惊讶地问，你在说什么？我一下子感到很尴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我知道我说错话了，那样的话是不该从一个小孩子嘴里说出来的。童年的很多时候，我一直在小心地避免这种尴尬。
装傻有时也要付出代价的。上学期间考试无数，第一次是上小学的入学考试，因为一些其它原因，几个老师专门对我一个人进行了一场测验，我对所有问题的应对自如引起了老师们的兴趣，搬出一二年级的语文算术来考我，虽然从来没人教过我，但似乎我对那些问题天生就会，老师们大为欣赏。最后他们拿出一些彩色木块来要我说出各种颜色的名字，这当然很容易，但当他们拿出一块橙色木块时，使我犹豫起来，我张口想说橙色，但这个当时完全是书面用词在我们那里是绝对不会在谈话中用到的，更不是一个小孩子用的词，装傻的习惯使我犹豫起来，我就又考虑回答稍微口语化一些的“桔黄色”，但还是觉得有些学究气 （这个词我们平常讲话也是不用的），正在犹豫的时候，我母亲以为我回答不出，怕我下不了台，就赶紧告诉我说那是“金黄色”。虽然我觉得这个回答不好，但我总不能反对我的母亲吧，(再说她也没说错，我们那儿平常说话就是这样说的。) 就只好默认了。事后却让我心里难受了很长时间，我后悔我装傻装成了习惯，结果让我母亲替我给了一个不好的回答，--- 这种又土又俗又不准确的词怎么能拿到庄严的学术殿堂上呢？对学生时代无数次考试，我几十年都难以忘记的是那次失败给我的刻骨铭心的感觉。从那次起使我觉得不能再装傻了。
童年时代最想去的地方是姥姥家。与我住的母亲单位家属院单调整齐的大片红瓦屋顶的一排排灰色平房相比，姥姥家是在有着许多长着发黑苔藓的灰色小瓦的屋顶，有带木格的糊窗纸窗户的古老房子的大院子里，洛阳老城深深的小胡同中。从一个院子穿过门或长长的门洞可到另一个院子，几个院子转一圈又可以回到原来的院子。许多亲戚都一起住在这个大院子中。院子中有许多很大很老的树，经常开着色彩鲜艳的小花，地上落着不知名的奇形怪状的果实，年代很久的青砖地面上放着一个个大缸，缸中硕大的水泡眼金鱼悠闲地吃着缸壁上长长的墨绿色青苔和水草。我在那里象一个小王子一样被众多的亲戚所宠，日子过得非常快活。
唯一不好的是我在那里辈份很低，我妈在她的十几二十几个（天晓得有多少！可能还要多）兄弟姐妹，堂兄弟堂姐妹中排行老大，那里有几个吃奶的婴儿我都得叫他们舅和姨。郁闷！（那时还没有这个词儿。）
我大约还模糊记得一点我两三岁时在姥姥家的事情，（也是我姥姥他们喜欢说笑的）那时，尤其是在下雨天，我喜欢打着一个小伞，在一个接一个院子中跑着兜圈子。嘴里不停地唱着当时的几个“流行歌曲”。其中唱得最多的是，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亲戚们听见了，慌忙阻止我，“你可不能那样唱！是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噢，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然后继续跑，继续唱。在那时一个年幼的孩童的直觉中，“社会主义”，“帝国主义”这两个词是绝对没有任何区别的，所以我对亲戚们的大惊小怪很不以为然。（甚至到了上小学时批判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时，我还对幼时的政治先觉感到得意，心里说，看看，这本来就是一码事嘛。）所以，几分钟以后，就把亲戚们的话忘得一干二净，又继续唱我的“社会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这样唱顺口多了。
看看后来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事情，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消失殆尽。还真还有点让我相信古时候人们的说法，--- 认为童谣能预报一个社会将要发生的大的变动。
有朋友在谈笑中曾经问过我，“你怎么会对政治感兴趣？” 我一时有些语塞。说来话长，我一生曾几次和政治发生过纠葛，两岁那年大概是最早的一次。
我曾读过一些文章，谈起科学研究的结果显示，动物和婴儿所懂得的事情要比人们估计的要多得多。对此我是很相信的。而且我也认为，小孩子也是如此。
我排行老大。大约人们总归对第一个孩子注意的多一些，我小时候的事情是被谈论的最多的。有些事情被谈论的太多了，以至于有些都可以被称为"典故"了。最典型的莫过于"种蒜出葱"和"种鸡蛋皮出鸡蛋"这两个。
"种蒜出葱"大约发生在我两，三岁的时候。我的确记得我说过这句话和说这话所在的地方，不过是在什么样的特定情景下说的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是我对我当时为什么要那样说，以及说这句话时的感觉和看到大人的反映后的想法却是非常清楚地记得。
在发表这个宏论时我是清楚的知道葱和蒜苗的这些词和它们的区别的，那我为什么要说种蒜要长出葱来呢? 当时的感觉是，说蒜苗太拗口，更重要的是听起来太学究气，不像小孩子说的话。虽然对大人取笑我心里感到不以为然，但我还是很愿意他们把我当小孩子看，所以对他们的取笑我根本就懒得辩解。
但是关于"种鸡蛋皮出鸡蛋"这件事情是记得很清楚的。当时的情景是历历在目，犹在眼前。
家里门前有块空地，每到春天，大人们就在这块地上搭起架子，种一些丝瓜，扁豆之类的蔬菜。对这项活动我是最积极的参与者，常常自己一个人在地里挖地除草，种各种可以种的东西，忙得不亦乐乎。当有亲戚朋友过来时，喜欢和他们大谈自己做的伟大事业。一次在刚刚向他们作完一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农业科学实验报告后，我在把地里的一些鸡蛋壳子埋起来，（那时听有人讲过，说蛋壳埋在地里可以作肥料，那时我虽然半信半疑，但把大人乱扔的鸡蛋壳子埋在土里却可以使我的自留地美观许多。）一个亲戚问我把鸡蛋皮埋起来是不是要它日后长出鸡蛋来啊？我笑了笑没吭声，--- 对这样的白痴问题我一向是懒得回答的，--- 于是他以为我默认了，从此我种鸡蛋皮要它长出鸡蛋的故事也就传开了。
我从来没向任何人为这件事辩解（一直到成年我母亲在我面前和别人说我这些笑话时我也只是笑笑。），相反，那时我很高兴大家把我当小孩子看，这样使我会感到很自在。一次忘记在和母亲谈什么事情了，不知为什么我冒出了一句，说写文章应当用优美的词句，我母亲简直有些不相信她的耳朵，惊讶地问，你在说什么？我一下子感到很尴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我知道我说错话了，那样的话是不该从一个小孩子嘴里说出来的。童年的很多时候，我一直在小心地避免这种尴尬。
装傻有时也要付出代价的。上学期间考试无数，第一次是上小学的入学考试，因为一些其它原因，几个老师专门对我一个人进行了一场测验，我对所有问题的应对自如引起了老师们的兴趣，搬出一二年级的语文算术来考我，虽然从来没人教过我，但似乎我对那些问题天生就会，老师们大为欣赏。最后他们拿出一些彩色木块来要我说出各种颜色的名字，这当然很容易，但当他们拿出一块橙色木块时，使我犹豫起来，我张口想说橙色，但这个当时完全是书面用词在我们那里是绝对不会在谈话中用到的，更不是一个小孩子用的词，装傻的习惯使我犹豫起来，我就又考虑回答稍微口语化一些的“桔黄色”，但还是觉得有些学究气 （这个词我们平常讲话也是不用的），正在犹豫的时候，我母亲以为我回答不出，怕我下不了台，就赶紧告诉我说那是“金黄色”。虽然我觉得这个回答不好，但我总不能反对我的母亲吧，(再说她也没说错，我们那儿平常说话就是这样说的。) 就只好默认了。事后却让我心里难受了很长时间，我后悔我装傻装成了习惯，结果让我母亲替我给了一个不好的回答，--- 这种又土又俗又不准确的词怎么能拿到庄严的学术殿堂上呢？对学生时代无数次考试，我几十年都难以忘记的是那次失败给我的刻骨铭心的感觉。从那次起使我觉得不能再装傻了。
童年时代最想去的地方是姥姥家。与我住的母亲单位家属院单调整齐的大片红瓦屋顶的一排排灰色平房相比，姥姥家是在有着许多长着发黑苔藓的灰色小瓦的屋顶，有带木格的糊窗纸窗户的古老房子的大院子里，洛阳老城深深的小胡同中。从一个院子穿过门或长长的门洞可到另一个院子，几个院子转一圈又可以回到原来的院子。许多亲戚都一起住在这个大院子中。院子中有许多很大很老的树，经常开着色彩鲜艳的小花，地上落着不知名的奇形怪状的果实，年代很久的青砖地面上放着一个个大缸，缸中硕大的水泡眼金鱼悠闲地吃着缸壁上长长的墨绿色青苔和水草。我在那里象一个小王子一样被众多的亲戚所宠，日子过得非常快活。
唯一不好的是我在那里辈份很低，我妈在她的十几二十几个（天晓得有多少！可能还要多）兄弟姐妹，堂兄弟堂姐妹中排行老大，那里有几个吃奶的婴儿我都得叫他们舅和姨。郁闷！（那时还没有这个词儿。）
我大约还模糊记得一点我两三岁时在姥姥家的事情，（也是我姥姥他们喜欢说笑的）那时，尤其是在下雨天，我喜欢打着一个小伞，在一个接一个院子中跑着兜圈子。嘴里不停地唱着当时的几个“流行歌曲”。其中唱得最多的是，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亲戚们听见了，慌忙阻止我，“你可不能那样唱！是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噢，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然后继续跑，继续唱。在那时一个年幼的孩童的直觉中，“社会主义”，“帝国主义”这两个词是绝对没有任何区别的，所以我对亲戚们的大惊小怪很不以为然。（甚至到了上小学时批判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时，我还对幼时的政治先觉感到得意，心里说，看看，这本来就是一码事嘛。）所以，几分钟以后，就把亲戚们的话忘得一干二净，又继续唱我的“社会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这样唱顺口多了。
看看后来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事情，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消失殆尽。还真还有点让我相信古时候人们的说法，--- 认为童谣能预报一个社会将要发生的大的变动。
有朋友在谈笑中曾经问过我，“你怎么会对政治感兴趣？” 我一时有些语塞。说来话长，我一生曾几次和政治发生过纠葛，两岁那年大概是最早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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