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下游、东南、华南大部已经解放。国民党只剩下西南一隅。蒋介石梦想能重演抗战八年坚守大西南的一幕。
1949年9月12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从台湾几经辗转飞到成都。上午11时40分，“中美”号专机在成都北郊的凤凰山机场降落，蒋介石走下舷梯，终于再一次踏上了大陆的土地。
蒋介石这次在成都停留了五天，扫墓、重大的人事安排、接见官兵、抚慰遗属、出席茶会、演说……活动一个接着一个。
9月14日，蒋介石来到中央军校(即黄埔军校)检阅。蒋介石看着台下精神饱满的 6000名官佐，情绪异常亢奋。他大声地说:“国军全面反攻已指日可待，区区共匪何足畏惧，要消灭它，不过如秋风扫落叶……”一阵激动之后，他忽然又伤感起来:“我很伤心，伤心的是有的学生背叛了我……”接着哽咽起来。正在这时，语无伦次的蒋介石嘴一张，口中的假牙竟掉落在地。
蒋介石是拾也不好，不拾也不好。这时，蒋经国顾不上台下众目睽睽，手一挥，两个侍卫飞步上前拾起了假牙……中央军校校长张耀明急中生智，马上宣布:“阅兵开始！”这才解了蒋介石的围。
军校官佐的步兵方队走过来了。接着，炮兵方队轰隆隆地开过来。蒋介石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又抖擞起精神。就在这时，一台加农炮车在“中正”台前停住不动了。蒋介石顿时出了一身冷汗。马上，10多名卫士手提长短枪冲向炮车，几名贴身警卫靠向蒋介石的两侧。
原来，炮车开到蒋介石面前时，确确实实是抛锚了。一名军校少校中队长正在满头大汗地排除故障，可熄了火的炮车怎么也发动不起来。阅兵指挥官只好下令把这台炮车推到一边去，后面的炮车，因前面受阻，都挤到了一起。蒋介石嘴里喃喃地说:“ 我一生阅兵上百次，从没遇到这样的事啊！”就这样，军校官佐们忙了好几天的阅兵式，不到半小时就草草收场了。
12月3日，蒋介石又向黄埔军校校长张耀明提出要检阅黄埔军校全体师生。
检阅地点仍是军校大操场。“中正台”四周，彩旗飘飘。这天，正赶上四川的大雾天，故阅兵式的时间一推再推。蒋介石一早起来，几次抬腕看表，仰头看天，雾就是不散。直至9时半，蒋介石等不及了，遂下令阅兵开始。张群陪蒋介石登上“中正台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国歌”奏起，一名军官打开一面青天白日旗，手拉绳索，在蒋介石及全体官佐的注目下，徐徐升上旗杆。就在旗子升到旗杆的一半时，突然间，“嘣”的一声响，紧接着，“呼啦啦”几声，旗子竟从半空中落到了地上。全场的人都惊呆了！蒋介石脑门上沁出了豆大的汗珠，手心手背前胸后心直冒冷汗……他呆站着，一动不动，也没有说一句话。
原来，是旗绳断了。说来也怪，军校升旗升了几十年，成百上千次，可从来没有断过绳，可今天偏偏就……
全场的空气足足凝固了几十秒钟。这时，两名升旗官才缓过神来，以最快的速度放倒了旗杆，换了一根绳子，总算把污染了的青天白日旗升上了旗杆的顶端。
“落旗”，使蒋介石原本亢奋的情绪，一下子落到了最低点。他仅仅用嘶哑的喉咙哽咽着说了几分钟，就再也说不下去了。阅兵式再一次不欢而散。
这是蒋介石在大陆最后一次检阅黄埔学生。
“捉蒋敢死队”受挫
1949年12月7日午饭后，蒋介石正要休息。蒋经国手持一封电报匆匆登上了黄埔楼。蒋介石打开一看，上面写着“解放军已向成都逼近”几个大字。当晚，蒋介石决定离开成都，并亲自签发了手谕:“命令政府迁至台北，并在西昌设大本营，统率陆海空军在大陆指挥作战。此令。中正。民国三十八年十二月七日。”
蒋介石的迁台手令一下，顿时，成都的凤凰山机场和新津机场乱成了一团，机场的候机室、走廊，甚至厕所、停机坪上，到处都坐了人。一架飞机刚降落，立刻就有成百人涌上去挤占座位，更有为抢座位而大打出手的。
12月8日下午，蒋介石要到市区去转一转，散散心。深知其父的蒋经国知道这是他要与成都诀别了。他担心父亲的安全，但又不好违背。为了不惹人注意，只好轻车简从，只有俞济时、自己，加上两名卫士、一名司机，共6个人，上街绕了几圈。
刚回到黄埔楼，侍从送来两份报告。蒋介石实在不想阅读了，可眼睛却不由自主地盯住了其中的一份。原来在几个小时前，军校人事科长在办公室服毒自杀了，尸体还停在那里。
另一份是成都市卫戍总部请示“成都自明日起开始疏散”的报告。蒋介石用颤抖的右手，在上面签了4个字:“如拟。中正。”
蒋经国则与顾祝同、张耀明等人商议，为了安定人心，把蒋介石的两架座机“中美”号和“美龄”号，分别停放在城南的新津机场和城北的凤凰山机场。官员们看到蒋介石的座机还在，也就放心了。同时，顾祝同又密令:飞行人员一律不得离机。因天寒地冻，整日都用炭火在机身机翼下烘烤以保持温度，以便飞机随时起飞。
就在一切布置妥当后，蒋介石又接到两个极为震惊的消息:张群等人在昆明被卢汉扣押。卢汉已发出起义通电；刘文辉、邓锡侯等四川籍主要将领不知去向。蒋介石这才意识到，在川西北建立反共基地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了。
就在蒋介石忙着“迁台”事宜之时，中共地下党“留蓉工作部”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划“捉蒋”行动。国民党第95军副军长杨晒轩被策反后，自告奋勇地要求承担这一任务。中共地下党决定可以由杨担当此任，并决定由另两支已经争取过来的国民党军队在城内策应。
12月10日，捉蒋敢死队正式组成。200名队员埋伏在蒋介石可能居住的中央军校、励志社两处大门口，密切注视着大门进出的情况，一俟蒋介石的车队驶出，他们就发出出击信号。但一直未发现蒋的车队出来。
正在大家疑惑之际，《成都晚报》的通栏大字标题刊出了这样的消息:“蒋总裁昨已离蓉飞台。”鉴于这样的情况，地下党只好决定放弃“捉蒋”计划。
更令人费解的是，敢死队刚刚撤下来，12月10日的当天下午，又传来消息:蒋介石又在成都市区露了面。报纸也刊出消息:“蒋总裁下午轻车简从巡视市区。”
地下党方面经过分析后认为，很可能蒋介石已于两日前就离开了成都，报上的消息以及市面上的传言，可能是当局耍的花招，为的是掩人耳目。因此，正式决定放弃捉蒋计划。
其实，蒋介石真正离开成都的时间是1949年12月13日。
为了确保蒋介石离蓉的安全，成都方面进行了极为周密的筹划。当时，蒋介石几次往返成都与重庆之间，起降飞机的机场都是成都以北5公里的凤凰山机场。这里，时刻停放着一架蒋介石的座机，人们一般认为，蒋介石肯定会从这里起飞。而另一处是成都以南30多公里的新津机场。这个机场，虽然设备好，跑道长，但距城区较远，路上不够安全，故一般蒋介石不在那里起降。但在12月初，胡宗南的20万大军已经集结在新津机场一线。因此，蒋经国与侍从人员决定，由新津机场起飞。
胡宗南为了确保蒋介石的安全，调动了10辆坦克和装甲车，在12月初就停放在军校的操场上。还调集了6个团的精锐部队，专门对付通往新津机场公路旁驻扎的刘文辉已经起义的一个团。
中共地下党此时也已经得知蒋介石将从新津机场起飞，但胡宗南的大军已经集结，坦克装甲车也已荷枪实弹，“活捉”已不可能。遂决定由刘文辉的一个团2000多人在武侯祠一线实施狙击。
13日晚，天气晴好。夜11时光景，蒋介石、蒋经国、陶希圣、谷正纲、俞济时一行人，同留守的参谋总长顾祝同告别。蒋介石钻入一辆汽车，前后均有装甲车和坦克护卫。一阵震天动地的轰鸣声之后，铁甲车队浩浩荡荡地开出了中央军校的正门。在军校23期总队一个全副武装支队的护送下，乘着夜色直驶新津机场。
车队经过武侯祠时，担负掩护任务的胡宗南所部，用装甲车和坦克向刘文辉部展开猛烈的攻击。同时，铁甲车队径直朝新津机场冲去。而胡宗南部的攻击到14日凌晨3时才结束。
铁甲车队驶到机场附近时，又遭到中共地下党武装的截击。担任警戒的胡宗南部和军校官兵立即猛烈还击。车队也边打边冲，一直冲到机场跑道上，停在了“中美”号专机旁。
这时，“中美”号专机的引擎已经发动，蒋介石匆忙走下汽车，回头看了看他的“黄埔精神”培养出来的军校师生们，又挥了挥手，就低着头登上了“中美”号专机。在舱门口，与胡宗南握手告别，只说了一句话:“台湾见。”掩护蒋介石离开大陆的军校生们，都被蒋介石留下来充当了大西南作战的炮灰。耐人寻味的是，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后来都起义加入了人民解放军。
“中美”号座机徐徐驶入了跑道，加速，起飞，很快消失在夜空中。1949年12月13日，蒋介石别离成都，直至1975年4月5日在台北病逝，再也没有踏上大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