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创]陈成岭的《粟裕评传》

--- [原创]陈成岭的《粟裕评传》 ( http://www.jsqg.cn/bbs/ShowPost.asp?id=2572 ) -------------------------------------------------------------------------------- 作者：陈成岭 发表时间：2005-3-30 22:13:00 [原创]陈成岭的《粟裕评传》 (陈成岭) 发帖日期：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本帖原创地：强国军事纵横 → 虎啸血野 → 华东野战军 http://jsqg.cn/bbs/ShowForum.asp?forumid=93 侗人网论坛→粟裕研究 http://www.dongpeople.com/bbs/showforum.asp?forumid=8 前言： 当代中国出版社有一本83万字的《粟裕传》，被广大军史爱好者奉为经典巨著。本人不揣冒昧，写一篇《粟裕评传》，7万余字，以作为对《粟裕传》的补充和完善，见笑了。 其实，起先只是鉴于网上旧帖过多却无条理，一个个资料都是孤立的，想整理一下，将旧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也有制订“粟派的ISO9001标准”的意图。但在整理过程中，提出了自己新的见解、分析，并增加了新的内容，于是重新定位为“粟裕评传”。 要讨论粟裕，如何选择切入点呢？就从“粟裕为什么没当上元帅”这个话题开始吧。 目录： 第一部分：概论 第二部分：解放后的中央机关概况 第三部分：总参谋长在军队系统中的地位 第四部分：1954年的情况 第五部分：1955年授衔情况 第六部分：军衔制的意义与授衔标准 第七部分：任陈毅为华野司令员兼政委，是因为他的威望很高吗？ 第八部分：“粟裕司令员+陈毅政委”才是华野最佳模式 第九部分：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对粟裕的态度 第十部分：战绩最好的野战军，同时也是差点被撤销番号的野战军 第十一部分：对粟裕的“二让司令”应作何评价？ 第十二部分：陈毅在华野（三野）呆了多长时间？ 第十三部分：1958年粟裕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错误 第十四部分：解放后，毛泽东对粟裕的态度 第十五部分：作为军事家，粟裕的首发地位和林彪的替补地位 第十六部分：1958年刘伯承、肖克的教条主义 第十七部分：尾声 =========================================================== 第一部分：概论 首先表明我的观点，粟裕不授元帅军衔，原因在于毛泽东对粟裕历史上一贯的“使用而不信任”的用人策略(指政治上的信任)，而新四军将领在中央领导人中边缘人的地位，又使得这种策略得以早在1955年授衔时，就能外在地表现出来。其他新四军将领如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均不授大将衔，同样是因为这种边缘人的地位。另外，与粟裕拒绝渡江跃进、谢绝担任华野司令员兼政委，也有一定关系。 粟裕不授元帅衔，不是因为这些理由：资历、威望、“1954年制订的11人军委委员名单中不包括粟裕”、“让帅论”、“10人名额限制论”。这些,都是事物的表象。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真象从正面反映事物的本质,假象从反面歪曲地来反映事物的本质，透过假象也可以看本质。 资历不是先天就有的,也不是静止不变的。而这种动态变化的过程，就是一次次对资历进行重新洗牌的过程。没资历可以变成有资历，如华西列夫斯基，二年半时间，少将变元帅；有资历可以变成没资历， 如袁也烈少将。 要进行一次次洗牌，就要有一种比资历更加重要的东西，操纵着资历的变化、官职的升迁、个人的命运。事实上，资历和军衔一样，都是个人才能、人际关系，上级的战略利益、以及上级对你个人和你所在的那个集团综合评价的共同结果。 而那些迷信“资历”的网友，忽视了这个洗牌的过程，以宿命论的思维看待资历，认为你今天的果，都是前世的因所造成的。你1940年以前的资历，就已经决定了你1955年的军衔。从1940年起，我党就进入了一个“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大锅饭时代。我们吃着大锅饭，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人的主动能动性是多余的，没有必要去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因为这不会引起任何改变。 毛泽东对粟裕“使用而不信任”策略的由来，源自粟裕和中央高层在人际关系史上的空缺，使得中央不愿在1947年1月成立华东野战军时，采用“粟裕司令员，陈毅政委”这种东北、晋冀鲁豫野战军通用、科学的管理模式。尽管陈毅早已显示出不适合担任司令员，中央还是采用了“在陈领导下，战役指挥由粟负责”这种不通用、不科学的管理模式(相信会有人驳，下面详细论述)。 毛泽东与粟裕关于渡江跃进分歧的背后，不单单是二人在军事理论上的差别，还在于华东野战军应保留番号还是撤销番号的分歧。粟裕对自己建议的坚持，以及谢绝担任华野司令员兼政委，大大降低了他在国家领袖中的印象分。因为能够拒绝“华野司令员兼政委”这种诱惑的，只有三种人：圣人、傻瓜、野心家。彭德怀对粟裕这种拒绝的评价是，“这正说明你阴险”，虽说莫须有，但这种莫须有的推测本身，是合乎逻辑的。但搜查证据毕竟不是政治家的工作习惯，只要有这个怀疑，就已经足够了。 此后，中央从1948年5月城南庄会见时粟裕的“拥抱”，而转向后来的疑忌、压制。比如淮海战役前中央装傻，不去明确二大野战军的指挥关系，促使粟裕发扬风格，请陈邓统一指挥。 又如，1954年6月突击补选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时，选陈毅而非粟裕，从而埋下了“以陈代粟”授元帅衔的伏笔。并与1948年拥抱时的“以粟代陈”形成鲜明的比照。而这种缺乏信任，又与对粟裕的重用构成辩证的统一体。在内定粟裕为大将的情况下，1954年10月提拔粟裕为总参谋长，该职位在十帅十将中排名第二位，但后来所授粟裕的军衔，却排名第十一位。 下面就来分析一下。 =========================================================== 第二部分：解放后的中央机关概况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副主席5人：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程潜（1951年11月，增补高岗、林彪） 军委委员22人：贺龙（西北军区司令员）、刘伯承（第二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华东军区司令员）、林彪（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兼华中军区司令员）、徐向前（总参谋长）、叶剑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不久任华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总参谋长兼华北军区司令员）、高岗（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张云逸（华东军区副司令员）、邓小平（第二野战军政委）、李先念（湖北军区司令员）、饶漱石（华东军区政委）、邓子恢（第四野战军政委）、习仲勋（西北军区政委）、罗瑞卿（公安部部长）、萨镇冰（起义将领）、张治中（起义将领）、傅作义（起义将领）、蔡廷锴（起义将领）、龙云（起义将领）、刘斐（起义将领）。 1950年12月，粟裕赴苏联就医。 1951年9月，粟裕回国。 1951年11月12日，任命粟裕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总参谋部第二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徐向前身体不好，故由第一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以代总参谋长的名义，主持总参工作。） 1952年4月，彭德怀回国。 1952年7月，彭德怀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日常工作。 1952年10月，任命黄克诚为第三副总参谋长。 1954年6月，叶剑英、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被补选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注意，6月份把他们选进委员会，9月份即撤销该委员会。短短3个月的时间里，还要准备人大会议，根本来不及开展工作。而增选的这7人，加上以前的7人，和9月份选出来的11人军委委员名单相比，极其接近，差别只在于前者多了周刘高三位国家领袖级人物，和国民党将领程潜，后者则多了邓小平一人。其余10人，和后来的十大元帅名单完全吻合。而9月份的军委委员11人名单，又和一年后的11位元帅候选人名单完全相同。显然，6月份的补选，是突击性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几位后来成了元帅的将领，名正言顺地进入军委委员名单；而进入军委委员名单之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元帅候选名单，然后就可名正言顺地授予元帅军衔。一切都在人为操作下进行，正因为是人为操作，所以贺龙早在1953年，就已经知道自己将授元帅衔了。) 1954年9月，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取代临时宪法(指1949年制订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对国家机构进行了调整。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取代了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一职撤销。 国防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系咨询机构) 副主席15人：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另设委员81人。 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不设副主席，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军委委员11人：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比照国防委员会，军委只少了4名国民党将领，其他完全相同。) 国务院：下属30个部和5个委员会，即内务部、外交部、国防部、公安部、司法部、监察部等。 1954年9月，成立国防部，彭德怀为国防部长，隶属国务院。彭德怀带4员大将，2员上将,1员中将。 副部长7人：黄克诚、谭政、肖劲光、王树声、肖克、李达、廖汉生 1954年10月31日，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由隶属革命军事委员会，改为隶属中央军委。任命粟裕为总参谋长（同日任命黄克诚为中央军委秘书长） 下辖：作战部、情报部、技术部、通信部、军务部、装备计划部、人民武装部、军事运输司令部、政治部、干部处、测绘局、行政经济管理部等。 军委所属八总部如下： 一、总参谋部：总参谋长粟裕，粟裕带1员大将，9员上将 副总参谋长10人：张宗逊、李克农、陈赓、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韩先楚。 二、训练总监部：部长刘伯承（后叶剑英代部长），刘伯承带4员上将。 副部长4人：张宗逊、萧克、彭绍辉、李达 三、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叶剑英，叶剑英带3员上将，1员中将 副部长：周纯全、杨至成、陈再道、阎揆要 四、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罗荣桓带4员上将。 副主任4人：谭政、傅钟、萧华、甘泗淇 五、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罗荣桓带2员上将，1员中将 副部长3人：宋任穷、赖传珠、徐立清 六、总后勤部：部长黄克诚，黄克诚带1员上将，2员中将 副部长3人：洪学智、张令彬、邱会作 七、总财务部：部长杨立三(1957年5月，总财务部改属总后勤部) 副部长：余秋里、唐天际、汤平 八、总军械部：部长陈锡联(1957年7月，总军械部改属总参谋部) 比较： 国防部：彭德怀带4员大将，2员上将,1员中将； 总参谋部：粟裕带1员大将，9员上将； 训练总监部：刘伯承带4员上将；(注：1955年正式成立时，是叶剑英带6员上将) 总政治部：罗荣桓带4员上将； 监察部：叶剑英带3员上将，1员中将； 总干部部：罗荣桓带2员上将，1员中将； 总后勤部：黄克诚带1员上将，2员中将。 这里存在二个突出的问题，一个是总参谋部的配置极为豪华，仅比国防部稍逊，不愧为总部之首。就这个地位而言，总参谋长粟裕的军衔偏低。另一个是廖汉生中将，原第一野战军第一军政委，何以担任国防部副部长？ 1955年9月27日，授予粟裕大将军衔。 1956年11月,增补黄克诚、粟裕、陈赓、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许光达、萧华、刘亚楼、洪学智为军委委员。 1958年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改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 第三部分：总参谋长在军队系统中的地位 总参谋部成立于1931年11月，隶属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叶剑英是首任部长，1932年6月，部长改称总参谋长，1932年10月刘伯承任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朱德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46年，中央军委参谋长叶剑英，调任军调处中共代表，周恩来任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辅助毛泽东进行军事指挥，是解放战争中实际意义上的总参谋长。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国内主要决策人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和主持总参工作的聂荣臻，抗美援朝战争后期，总参似以粟裕主持为主。 1954年成立的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是中央军委下属的8总部之一。国防部成立于1954年，是国务院下属的30个部之一。 与我军总参谋长对等的，苏联也叫总参谋长，美国叫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民党叫参谋总长。对应中外将领有：朱可夫、沙玻什尼科夫、华西列夫斯基、马歇尔、布雷德利、陈诚、顾祝同等。 苏德战争期间，苏联的头三任总参谋长。 第一任是朱可夫：1940年6月，晋大将军衔。1941年1月，被任命为苏联总参谋长。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因主张放弃基辅，全力保卫莫斯科，与斯大林意见不合，被免除总参谋长职务。1942年8月，朱可夫被任命为最高副统帅，1943年1月，晋元帅军衔。 第二任是沙玻什尼科夫：资格甚老，苏德战争前即为元帅，接任了朱可夫的总参谋长一职。 第三任是华西列夫斯基：1940年6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41年8月任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1942年5月任总参谋长。1943年2月晋元帅军衔。 在担任总参谋长期间，主持制订一系列重大战役计划，参与领导解决各方面军所需人员、物质和技术器材保障以及为前线准备预备队等重大问题。作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经常作为大本营代表亲临情况最复杂的前线，直接传达任务和指导工作，监督战役计划的实施。斯大林格勒会战期间，直接指导和协调参战部队抗击敌军进攻,并主持制订反攻计划,为彻底击溃进攻之敌作出了贡献。 马歇尔：1939年9月至1945年11月，任美国陆军参谋长。当时尚无参谋长联席会议之设置，马歇尔的职权即等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领临时上将和永久少将军衔，作为罗斯福总统的主要军事助手，组织和领导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次重大战役。1944年，被授予五星上将军衔。 布雷德利：1949年8月至1953年8月，美国首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1950年被授予五星上将军衔。 国民党的军事制度借鉴了美国模式，1945年12月起，陈诚任参谋总长。1948年5月后由顾祝同接任。1946年5月白崇禧任国防部长， 1948年5月何应钦接任。在国民党军中，总参与国防部的分工是怎样的呢？ 《国民党军队中的美军顾问》一书中，给出了详细描述： 按照美方的建议，国防部为行政院之一部，在部内又分部本部和参谋本部两大部门。部本部设部长办公室及军制人事司（司长刘永尧）等六个司，直接受部长的领导，是部长的幕僚机构。部长以内阁（即行政院）阁员身份职掌有关军政事宜，如军事预算、兵员征召等，对行政院负责。参谋本部的机构则极为宠大，除参谋总长办公室（主任钱卓伦）外，还设有一般参谋机构的6个厅，特业参谋机构的11个局。 参谋总长在军政方面，对国防部长负责，向部长请示汇报。在军令方面，则是全军的参谋长也是全军统帅参谋长，直接向作为全军最高统帅的总统负责。在总统府内设有军务局（局长俞济时）掌管军务。国防部成立后，由白崇禧任部长，次长三员为秦德纯、郑介民及刘士毅。陈诚任参谋总长，次长亦为三员，初为林蔚、刘斐、郭忏，后方天继郭萧毅肃继刘。其中负主要责任的为林蔚与刘斐，林管军政，刘管作战。 按照上述国防部长与参谋总长职权划分，部长只是一个按期参加行政院例会，照转参谋总长提出的军事预算案和兵员征召案，表面上是参谋总长的上司，实际上毫无实权，对下下达都用参谋总长名义。所谓部长不过是一个名义好听的闲员而已。大权完全操于参谋总长陈诚之手。 这也是蒋介石一贯玩弄的排斥异己的手法之一。对桂系主要人物的白崇禧，表面上委以重任，实际上是夺其兵权。而白崇禧本来是一个不甘寂寞的野心家，岂肯雌伏、安于现状？因而和蒋介石亲信陈诚之间的明争暗斗至为剧烈。例如：关于国防部对下行文，用部长的名义还是用参谋总长的名义，是部本部与参谋本部之间长期争执的问题。这项争执，结果是由美军顾问团裁决，仍用参谋总长的名义行文了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根据上面介绍的美苏和国民党的情况，可以看出，总参谋长名义上是国防部长的下级，但实际权力是很大的，比国防部长有过之而无不及。除领袖外，在军中地位仅次于国防部长，可列第二位。 布雷德利：1949年8月12日，布雷德利任第一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1950年9月22日晋升五星上将，1953年8月13日退休。 粟裕：1954年10月31日，粟裕任第一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参谋长，1955年9月27日授予大将军衔，1958年8月31日免职。 由粟裕和布莱德利的比较可以看出，粟裕的军衔明显压低了。 =========================================================== 第四部分：1954年的情况 1954年，有二件事，对粟裕在党内的地位有些影响： 一、 1954年2月，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高饶反党联盟受到批判。周恩来主持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随后高岗自杀，饶漱石停职检查。 1954年底饶漱石“闹翻案”，声称是陈毅借机整自己，自己检讨是被迫的。结果再次受到批判。1955年4月，饶漱石、原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原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先后逮捕，被诬为“饶潘杨反革命集团”，原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受到撤职处分。文革结束后，除饶漱石外，分别予以平反。 饶漱石在解放战争中曾赞扬粟裕是“模范布尔什维克”，又主张“以粟代陈”。1954年的高饶事件中，有人将粟裕往“高饶反党联盟”的线上挂，只因毛泽东不愿将肃反扩大化，这才帮粟裕解除了危机。 粟裕长期在远离中央的战区作战，和中央高层领袖缺少来往，早期战友中，方志敏、寻淮州、刘英均已牺牲。后来得到来自白区、在军中缺少根基的刘少奇、饶漱石的信任。高饶事件的发生，对粟裕在党内的地位，有一定不利影响。(当然，有利必有弊，在党内背景复杂，固然能使自己受惠，但也容易沾上各种说不清的问题。) 二、 本来，聂荣臻作为原代总参谋长，由他接任新的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参谋长，是理所当然的事。结果却是粟裕担任。 张震：1952年春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对应于国民党军参谋本部第三厅，即作战厅厅长郭汝瑰)，1953年赴朝鲜实习，任24军代军长兼政委(仍兼部长职务)，1954年赴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1957年10月，免去作战部部长职务，调任南京军事学院副院长、院长。 粟裕1951年9月回国，11月上任第二副总参谋长，次年春即任老部下张震为作战部部长，可见，毛泽东对粟裕还是比较重用的。而聂荣臻，就不免感到一种威胁。 1952年7月，聂荣臻受到毛泽东批评，1953年3月，毛泽东指示聂荣臻到杭州休养。4月，聂荣臻返回北京。7月聂荣臻到秦皇岛休养，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9月聂荣臻再度返回北京。 1954年3月，聂荣臻再度病发，外出休养，6月返回北京。9月当选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粟裕是委员）、军委委员（粟裕不是）。11月9日，聂荣臻被免去代理总参谋长职务，粟裕正式接任总参谋长。此后，聂荣臻以军委委员身份，分管军工生产。1955年授元帅军衔。1956年６月，担任国务院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主任。 1956年1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接替陈毅主管科学工作。 我们不知道，聂在被免去代总参谋长职务之前，这一系列“病情”是怎么回事，但有一点很明确，粟裕在总参谋部占有越来越高的地位，最终取而代之。虽然聂荣臻是11名军委委员之一、15名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之一，而粟裕只是81名国防委员之一。但粟裕全面主持总参工作，聂荣臻却只是以军委委员的身份，在军委内部进行分工时，分管军工生产这一块。显然，授衔前，就“实权”而言，聂荣臻在粟裕之下。二人的恩怨也是这么来的。 据《张震回忆录》： （1952年7月）“毛主席在颐年堂召集军委开会，通知我列席。会议由毛主席主持。他开门见山地说：今天这个会，算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的交班会。我与彭总谈过，总理太忙了；今后军委的日常工作由他主持，但对外暂不公布。朝鲜战场看来大仗打不起来，最后是要和谈停战的，待停战后再正式公布。还没有等大家发言，毛主席突然把话题一转，严肃地说：最近一个时期，我感觉工农青妇的菜，摆满一大桌，吃也吃不了。可是，军队系统的菜太少，我饿得慌。你们为什么对我封锁呢？……我看了看聂总，他的表情很平静，只是一言不发。毛主席见聂总不吭声，就对着他说：你讲话呀！过去政治局开会，我请你列席，你也不讲话。我怕把椅子坐坏了，就不请你了。……接着，毛主席又对聂总说：荣臻，你讲讲。聂总还是不做声。毛主席更生气了，说：如果你不讲，就做组织调整。这时，其他领导同志赶紧出来打圆场，表示不要急忙处理，由荣臻回去后向毛主席写个报告再说吧。会议就没有继续开下去。” 据《粟裕蒙冤始末》： 为此聂荣臻不得不写报告向毛泽东作了检讨。粟裕认为自己也有责任，因此也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检讨。没想到毛泽东不仅在他的检讨上作了批示，表示“检讨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聂荣臻的工作做了对比，肯定了粟裕半年来的工作，同时对聂荣臻又作了批评。他还特地把这个批示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传阅，这就引起了聂荣臻的很大误会。 =========================================================== 第五部分：1955年授衔情况 关于1955年授衔，有以下村料： 一、 据粟裕夫人楚青回忆，为授衔，毛泽东专门找粟裕谈过，说是你的军功很多，以前一直是在当华野的家等等，粟裕听出了弦外之音，立刻表态说是服从中央的决定，革命不是为了当官。毛泽东很高兴，连连说，以大局为重。陈毅后来对粟裕说，你的事情我听主席和总理说起过，很为难，你要理解。粟裕说没什么，只说能够看到革命成功已经不容易了，要是淮洲（寻淮洲）活着，不也是大将了吗？ 侗枫为上海战役，采访了原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政委郭化若老将军。 “郭老将军，有战史称，解放上海之战是人间奇迹，您老是上海战役的直接参加者和指挥者，是否可请您老谈谈这方面的看法。” “你当过兵吗？”郭老反问。 “从小在部队长大，长大后当地收十二年现役军人。当然，与您老相比，您是父辈。” “那好。”郭老将军沉思良久，仿佛回到了烽火年代，又仿佛在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他呷了一口茶，撂动了一下身子，说：“孩子，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必须先说清几个问题。首先，粟裕同志是在华东地区，这个特殊战场成长起来的的一代名将，是我们党自己造就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举世闻名的军事家。如果，粟裕同志当年跟着主力红军长征了，他的聪明才智，同样能够得到发挥，但是，那就不是现在的粟裕，更不是代表整个华东部队的粟裕了。这就是说，我所说的粟裕，不仅仅指他个人，而是指我们整个华东部队。粟裕最能代表我们整个华东部队。第一，是他从未离开过华东战场；第二，华东部队的所有变革与重大胜利都与他密切相关。 “同时，我要说说陈毅与粟裕。由于工作需要，陈、粟之间有分有合，而且分多合少。就三年解放战争而言，陈、粟始终在一起只有11个半月，大部分时间不在一起，特别是非常关键的一段时期，陈总在中野，即二野工作。当然，陈总在政治工作上辅助邓小平同志，在军事工作上辅助刘司令员，都有突出成就，特别是在解决、促进高层团结方面，功不可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析： 郭化若说“粟裕最能代表我们整个华东部队”，所提的二个理由，一个是“从未离开过华东战场”，一个是“华东部队的所有变革与重大胜利都与他密切相关”。陈毅这二条全不符合。另外，根据毛泽东的话，“以前一直是在当华野的家”，也能看出，粟裕比陈毅更加适合代表华东部队。 如果单纯从“代表华东部队”的角度考虑授元帅衔，粟裕比陈毅更适合。从1947年1月华东野战军成立，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陈毅实际上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华野(三野)。 在这种情况下授陈毅元帅军衔，只能说明一点：在考虑“由谁代表华东部队”的元帅人选时，“谁最能代表华东部队”本身，反而没起到决定性作用。选中陈毅，是其他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 二、 下面是部分元帅的履历： 贺龙：1952年11月，任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陈毅：1949年5月28日，任上海市市长。1954年10月，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分管科学院、政法、文化工作。1955年4月，随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1955年5月，国务院再次分工，确定陈毅分管第一、第二办公室、民族事务和科学、卫生工作。 1958年2月，任命陈毅为外交部长。 1955年9月3日，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等，呈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并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建议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11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无粟裕。 有人提出，陈毅不参与军队工作，就不用授帅了（张鼎丞、邓子恢就是因为这个理由才不授大将的）。如果说，以前是饶漱石对陈毅使绊的话，那么1954年饶漱石停职检查，1955年3月被开除党籍，显然此事与饶无关。 1955年9月11日，周总理打电话给杨尚昆，主张授予陈毅元帅军衔。周总理在电话中指出：“军衔授予，对陈毅同志现在和将来的工作均无不便之处，平时可以不穿军服(必要时穿)。苏联的布尔加宁同志原来也有元帅衔，现在他做部长会议主席的工作就不常用元帅的头衔了。可以说是一个例子。”［见《周恩来年谱》］ 周总理的电话意见，或因持异议的同志被说服，或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被中央最后采纳，才得以于9月16日签发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函件，将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10人授予元帅军衔的名单，按法定程序提交人大常委会讨论。9月2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根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建议，通过授予朱德等1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决议。 另据《历史的真言—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纪实》邸延生著，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616至617页： 回到北京后的一天深夜，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一起在中南海牙颐年堂的小会议室里，商讨解放军高级将领的授衔、授勋事宜，李银桥和成元功、郭仁、石国瑞等人侍卫在侧间房中，听毛泽东谈起了粟裕。 毛泽东吸着烟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都可以领元帅衔：在解放战争中谁人不晓得华东粟裕呀？” 周恩来说：“可也不能不兼顾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和各野战军的情况，要尽量做到人心舒畅、鼓舞士气，使全军有一个新的气象、新的面貌。”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授衔时！”毛泽东感叹道：“我们军队中有一些人，打仗时连命都不要了，现在为了肩上一颗星，硬是要争一争、闹一闹，有什么意思？” 朱德笑了说：肩上少一颗豆，脸上无光么！同一时当兵，谁也没有少打，回到家中老婆也要说哩！ 刘少奇说：要做思想工作，党在军队中的思想工作，这时候决不可以放松。 毛泽东还说：难得粟裕！壮哉粟裕！竟三次辞帅，1945年让了华中军区司令员，1948年让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现在又让元帅衔，比起那些要跳楼的人强千百倍么！ 周恩来也说：粟裕二让司令一让元帅，人才难得，大将还是要当的。 毛泽东补充说：“而且是第一大将，我们先这样定下来，十大将十元帅。提交中央军委讨论最后通过。” 刘少奇这时说：“主席，军委会上许多人提议，你应该像斯大林那样，领大元帅衔，人大上也有人提出了相同的建议。” 毛泽东摆了摆手：“我不要穿那身军装了！总司令总司令，人人都晓得总司令姓朱名德，我还是当我的主席好了。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有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政府主席三个头衔，我看可以了……” 毛泽东的话把在座的人们都说笑了，侍卫在侧间房中的李银桥等人也笑了…… 注：任命李银桥为卫士长的时间，是1955年5月15日（此前是卫士、副卫士长），上面谈粟裕让帅的时间，根据上下文，是1955年9月中旬，毛泽东赴邯郸视察，回来后在颐年堂小会议室里谈起了粟裕。李银桥当时在侧间房里担任侍卫工作。请注意这句“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都可以领元帅衔”，把资历也涵盖了。而且“资历”并不是排名第一位，而只是排名第二位，这样很显然，粟裕比陈毅更加适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点评： 显然，元帅人选名单和一年前的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名单完全一致！这当然不是“巧合”，而是人为安排的结果。 早在1952年冬，我党便着手研究军衔制的问题。1952年11月26日,总干部部在向毛泽东主席并军委的报告中,对实行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等问题拟制了初步计划。 1953年，贺龙率祖国慰问团赴朝， 在对志愿军高级将领的一次讲话中评论过军衔制，并以诙谐的口气透露：“军委已内定兄弟我为一名元帅了。”可这个时候，新的中共中央军委还没成立，更谈不上11人委员名单，贺龙何以如此肯定？显然，一切都是在人为操作中进行。只有人为操作，才有可能提前透露未来之事。你什么时候见过美国总统候选人提前二年宣布自己将在大选中胜出的？果如此，原因只有一个：大选是人为操作的，不能反映广大选民的真实意愿。 如果只是站在工作需要的角度讨论，很多人没有理由进军委，如体委主任贺龙、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有进军委的工作需要吗？总参谋长粟裕没有进军委的工作需要吗？在逻辑上说不通。 因此，试图把1954年9月的军委委员名单，作为“粟裕只能当大将”的理由，根本就是反因为果。 事实是首先内定粟裕当大将，然后不选他进军委。这和上面楚青的回忆也对应，就是事先决定好了，粟裕不能当元帅，然后才是毛泽东做粟裕的思想工作。粟裕在理解了毛泽东的意图之后，这才写信辞帅的。最后毛泽东表扬了粟裕的“高风亮节”。当然，这种“表扬”，就很虚假了。 华野、新四军不可能无人授帅，那样的话，就把事实上早已存在的党内矛盾，过早地公开化了。因此，有人对陈毅的授衔资格问题提出异议，实际上等于主张给粟裕授帅（刘少奇？）。 但这种异议是徒劳的。如果毛泽东真想给粟裕授帅，那么，1954年6月他就会让粟裕突击“补选”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这样一来，粟裕自然就会出现在1954年9月份的军委委员名单里，接下来顺理成章地出现在1955年9月的元帅候选名单里。 周恩来为陈毅出头，当然是出自毛泽东的授意，但周说的明显是歪理，周说：“军衔授予，对陈毅同志现在和将来的工作均无不便之处，平时可以不穿军服(必要时穿)”。 可是，此时苏联的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是元帅军衔，如果授予中国总参谋长粟裕为元帅军衔，在对口交流时，岂不更加方便吗？我们实行军衔制，是跟苏联老大哥学的，为什么这一点上就不学了？授总参谋长元帅军衔的理由，总比授国务院副总理元帅军衔的理由要来得充分些。 周恩来自己也知道授陈毅元帅衔不那么理直气壮，所以他强调“均无不便之处，平时可以不穿军服”，这种说法，很难算作“理由”。 至于“10人名额限制论”，作为一些网友认为粟裕不能授帅的理由，根本就是荒谬。我们不知道在提交这11人名单之前，是否内定了“十一分之一”的淘汰率。但无论是否内定淘汰率，元帅数字追求整数，简直就是反科学。你什么时候听过中国必须凑14亿人的“整数”，多生一个就要杀掉，少生一个就要硬生出来的道理？ “10人名额限制论”，只能是一种事后的借口，决不会是粟裕不能授帅的真正原因。 胡琏在豫东战役中表现不佳、受到批评，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加上白崇禧落井下石，于是，整编第18军改编为12兵团后，兵团司令是黄维，胡琏只能担任副司令。 表面上的理由，是黄维资历较胡琏为深，但长期脱离军队的黄维担任兵团司令，还是让人感到突兀。事实是首先有了不让胡琏担任兵团司令的想法，然后才想到将老资格的黄维调来压胡的。而不是首先想到将黄维调来，然后出现了胡琏不能担任兵团司令的局面，这就是官场。是首先有了压制某人的想法，然后才将资格比他更老的人调来。陈毅在解放战争中，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华野(三野)，后期不在，这一点也和长期脱离军队的黄维相似。 不能说“陈毅抢了粟裕的元帅军衔”，也谈不上“黄维抢了胡琏的兵团司令之职”，一切都是国家领袖在操纵着，陈毅、黄维并不存在这个“抢”的过程，只不过机缘到来时，没有错过而已。 总之： 找再多的借口，打再多的转转，其实说起来非常简单，就是不想让你粟裕当元帅，别的都是走过场，找借口。 在苏联，二战胜利后的1946年，朱可夫被斯大林指责为“不谦虚，过于傲慢，把战争期间取得所有重大战役胜利的决定作用归功于己。”并被贬为敖德萨军区司令员。当然，你可以说这是鸟尽弓藏。 不过，与中国在和平年代授衔不同，苏联是在战争期间授衔的，因此朱于1943年1月被授元帅军衔。 假如苏联在二战期间停止授衔，战后再搞， 在战后政治生活不太正常的环境下，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都不太可能当得上元帅。在此情况下，把军衔看作“低级趣味”，未尝没有道理。 鞠开回忆：我得悉党外高层民主人士邵力子说粟裕应该评元帅的消息后，作为一个喜讯当面报告他，并把材料指给他看，以为他会高兴的，哪知他脸一沉，脱口而出：“评我大将，就是够高的了，要什么元帅呢？我只嫌高，不嫌低。”然后他又进一步向我严肃指出，“这都是低级趣味，今后不要议论这方面的问题了，没有什么意思。” 其实，就军衔制本身来说，并不是“低级趣味”，关键在于，一个国家，在实行军衔制过程中，有没有搞成低级趣味。 =========================================================== 第六部分：军衔制的意义与授衔标准 我国为什么要实行军衔制？军衔制的意义是什么？ 在西方（包括苏联），军衔制主要有二层意义，一是完善和强化军队制度，有利于统一指挥和管理；二是对军人全部贡献总和的综合评价和肯定。 后一层意义，其实就是对于我军优良传统－立功运动的继承与发展，粟裕符合这一层。 至于第一层意义，毛泽东曾安慰粟裕说：“你担的是大将衔,而干的却是元帅任务啊”，这里说的是历史上的粟裕。再谈当前，1955年授衔时，粟裕任总参谋长，按这个职位来说，授元帅衔，与苏联老大哥做对口交流，确有工作必要。对内，“军委要把重点放在总参谋部，依靠它去领导全军工作”(彭德怀语)，为了增强权威性，有利于统一指挥和管理，更有必要授予粟裕元帅军衔。因此，粟裕也符合这一层。 由此可见，单就军衔制在西方国家的意义而言，粟裕是极为合乎条件的。陈毅则不幸地不符合任何一项条件，授衔时既不在军中当差，历史上又缺乏独立的战功。 当然，你可以说，陈毅有资历，但是，资历本身，毕竟无法纳入“军衔制的意义”的范畴。相反，为了提高部队士气，还需要克服“资历”带来的不良影响。用《钟期光回忆录》中解放战士称赞“立功运动”时说的话，就是：“新四军真是赏罚分明，不象在我们国民党军队里，打了胜仗，好处是当官的，小兵子有吊子功劳。”如果把军衔制搞成资历运动，与国民党军队有什么不同？何以“赏罚分明”？如何激发部队士气？而且，这样的军衔制，是否构成对我军立功运动这样一个优良传统的背叛？ 在学习苏联、加强部队正规化建设过程中，苏联模式与我们的传统思想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毛泽东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其实，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对于“争军衔”，不应视为道德败坏的行为，如果大家都不争军衔，军衔就失去“荣誉”这一层意义了，其存在的价值就值得质疑。 关键是在实行军衔制过程中，有没有贯彻公正、合理的原则，有没有真正成为军人功、历、才、德的综合体现。如果把军衔制、勋章奖章制度，搞成纯粹的论资排辈、打压某座山头、人踩人，那么引起争议是自然而然的事。 我们并没有试图解决这种因为不公正而导致的争议，而是因噎废食，于1965年废除军衔制。免得影响同志之间的团结。与其部队因实行军衔制而搞得思想动荡，倒不如政治挂帅、以德治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1958年1月22日，在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彭德怀说：“我军官兵都来自劳动人民，是接受人民的委托，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因此不应该向国家要求特殊的荣誉和待遇。” 1958年8月，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打了那么多仗，死了那么多人，没有谁要赔偿损失。现在搞建设，也要一场恶战，拼几年命。几年后还要拼，这总比打仗死人少。不能按钟点计算时间，那还算什么道德高尚？靠物质奖励，重赏重罚过多是不行的。我们今后不要发什么勋章了。” 1964年11月，军委办公厅发出《征求关于取消军衔制的意见的通知》，其中说：“我军的军衔制度，是照搬苏联及其他国家的，过去没有这个制度，也一样打胜仗。实践证明，这种制度不符合我军的优良传统。它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等级表面化，助长了个人名利思想和等级观念。不利于我军的革命化建设，不利于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军民之间的团结。”1965年5月22日，第三届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取消军衔制的决定，同日由国家主席刘少奇公布实行。 下面，再看看我国于1955年制定的元帅授衔原则。 1955年2月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里面规定：“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根据上面的条例来看，在中国，元帅授予二种人，一种是有资历的，一种是有战功的。 粟裕符合评帅条件，符合第二条“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 至于第一条，粟裕符合但勉强。最大不足在于，在十年内战中表现一般。粟裕开辟了浙西南根据地、苏南抗日根据地、苏中抗日根据地、苏浙军区，在我军将领中，算是开辟根据地、创建人民武装力量较多的。但这四块根据地均不能归入晋察冀那样的“骨干级”根据地之列，只堪与贺龙创建的晋绥那种小型根据地并肩。 不过，粟裕亲手创建20、23、24、29四个军级部队，前三者均属三野头等王牌，在“人民武装力量”地位显赫。综合考虑以上因素，粟裕勉强符合“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 说不符合是不对的，20、23、24在共和国军队中均可进前十名，粟裕的这种建军能力，全军没几个人比得上，这样的地位，难道还不能算“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 陈毅符合第一条“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十年内战时期，地位极为崇高，与粟裕差距悬殊。抗日战争时期在“创建和领导”方面，因过早离开华中，打了折扣，但其新四军代军长的身份，仍可与粟裕并肩。 第二条，陈毅不符合。 不过，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陈毅虽然符合第一条，同样是很勉强的。大家想想看，解放后的哪个军是陈毅培养出来的？陈毅培养出来的嫡系，就是粟裕的嫡系，是叶王陶，但实际担负培养工作的是粟裕，并不是陈毅。如同国民党74军，是王耀武培养出来的，若说俞济时培养，倒也可以，但勉强。所以我说，陈毅实际上连第一条都勉强。 但话又说回来，依据条例规定，并未要求二条均得符合，方可授帅。因此，陈毅、粟裕均符合授帅条件，完全可以同列元帅。 另外，为了维护条例的严肃性，条例不可能为“10人名额限制论”提供法律上的依据。 因此，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陈粟均授元帅是可行的。 考虑当前职务： 粟裕在1954－1958年期间，任总参谋长，这是一个权力很大的职位，本该胜过名义上的上级、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但彭德怀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样，实权也在彭德怀之下。 除彭外，罗荣桓是总政治部主任，略在粟裕之下，但考虑到中国党指挥枪的特殊国情，罗荣桓的地位很高，何况他还兼任总干部部长。刘伯承为训练总监部长，未到任，由叶剑英代理部长，均在粟裕之下。其他元帅，不过是中央军委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之类虚职。实职则是诸如体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等军队系统以外的官职，或者军事院校职务。 这样，1955年授衔时，就当前的工作需要、当前在军队系统中的地位而言，比粟裕更有资格授元帅衔的，唯彭德怀一人而已。 不过，参考一下条例规定的授衔标准，我们就会发现，将领在授衔时候的职务，根本不予考虑。当然，这里存在一个双重标准：授衔时的其他职务不必考虑，可是军委委员的职务，却“必须考虑”! 综上所述，1955年授元帅衔原则，具有二个特点： 1、不考虑当前工作需要，不考虑当前在军队系统中的地位； 2、不考虑当前所任其他职务，但军委委员的职务必须考虑。 那么与历史的联系呢？大将、元帅级将领，所得到的军衔，与他在历史上，在军中的资历、地位、威望、战功，成正比还是反比？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说成正比还是反比。毛泽东说，“既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又要克服山头主义”(当然毛的山头除外)。这个问题贯穿了我军历史的始终，并在军衔授予过程中有所体现。 为了说明这一点，这里以楚汉战争作比，如下： 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元年，楚汉战争开始。 公元前203年，韩信主动向刘邦索要“假齐王”，“假”者，代理也。跟粟裕的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职务差不多，而且都是以“鸠巢鹊居”的形式，把真齐王赶跑了，根据地也一样：都是山东。 不同的是，刘邦很“大方”地授予韩信“真齐王”，粟裕则谢绝担任真齐王，只当假齐王。 公元前202年，西汉建立，立即改封韩信为楚王，韩信在齐地威望很高，但在楚地，除留下“跨下之辱”的“佳话”外，并没什么威望。4个月后，又改封淮阴侯。 公元前196年，韩信被杀。从西汉建立，到韩信被杀，仅隔六年。 新中国从成立到授衔，同样隔了六年。结果是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以“不在军队工作”为借口，不授大将。粟裕则只授大将。这些，全是新四军的干部，对新四军这帮边缘人的打压，可谓狠矣。张邓粟谭是华中军区的四大巨头，张邓谭是闽西南根据地领导人，粟裕是浙西南根据地领导人，李先念则是西路军的军政委，没有一个不是党中央的边缘人。 山头要一座一座地铲，不能四面树敌，先捡容易的下手，张邓粟谭的山头，就比刘伯承等人的山头容易铲平，因此刘伯承可以当元帅，张、邓却不可以当大将。当然，到1958年刘伯承也挨了批，1965年取消军衔制，打倒一切，更是撕去一切伪装，原形毕露。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对山头的“铲除”工作，并不是一些网友想象中的1955年授衔之后，才开始的。早在解放前，就已经有铲除山头的迹象了，要不然抗日战争中，八路军120师何以发展不起来？何以被调到名为保卫中央、实为贫瘠地区的晋绥？为何不用343旅保卫中央？ 一些网友之所以坚决认为“铲除山头”是1955年以后才开始的，主要原因在于，多数网友在十帅中有自己的拥护对象，作为“既得利益阶层”，就要极力维护1955年授衔的“清白”。至于是真清白还是假清白，那就顾不得了。 奴隶主从来就反对奴隶起义，至于起义是否正义，是否受到压迫才被迫起义，是否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对此，他并不关心，他所关心的，只是这种起义是否触犯自己的利益。 =========================================================== 第七部分：任陈毅为华野司令员兼政委，是因为他的威望很高吗？ 首先表明我的观点：陈毅在华东(山东)建立“威望”，是从1947年1月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开始的，而不是从1946年1月担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开始的。陈毅的威望，是通过47年1月以后粟裕打胜仗得来的，而不是通过他自身的“资历”得来的。要得到更高的地位，中央的信任才是关键，资历并不是关键。 粟裕的秘书鞠开，发表了《粟裕二让司令一让元帅授衔大将的真相》等一系列“挺粟”力作，受到了广大军史爱好者的欢迎，但也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作为一种妥协，他又写了篇名为《粟裕为何不愿当司令》的文章，完全否定了自己过去的立场，将他过去站在品德的角度谈“让司令”，改为不是因为品德，而是粟裕不得不如此。 文中写道：“粟裕说过，我让司令不是因为谦虚谨慎，是为了作战指挥上的便利”、“陈毅资格老威望高，粟裕会打仗，毛主席取他俩的长处，把他二人配在一起，绝妙。” 反驳如下： 如果“让司令”真是“为了作战指挥上的便利”，那么中央在1948年5月硬将陈毅调离，没有“取他俩的长处，把他二人配在一起”，抛开中央是否愚蠢不提，至少，华野从此就应该是屡战屡败，可事实却是屡战屡胜。不知这样的事实，可否抵得过鞠开的“雄辩”？ 同样是5个纵队攻击，孟良崮战役5个纵3天歼敌3.2万，伤亡1.2万，咬紧牙关坚持到底；淮海战役中攻打碾庄，5个纵队11天歼敌9万，伤亡3万人左右，也能坚持到底。可见，粟裕指挥打碾庄时，部队坚持时间之久、忍受伤亡之大、执行粟裕命令之坚决，都远远超过了陈粟在一起时的孟良崮战役。并没出现没了陈毅，粟裕就指挥不动(或在敌我双方意志的较量中，坚持不下去)的情况。 粟裕的这种客套话，不但在对陈毅让司令时说过，在对张鼎丞让司令时同样说过。1945年10月27日，粟裕致电中央：“鼎丞同志不论在才、德、资各方面,均远较职为高超……对于执行党的政策与掌握，均远非职之所及……为慎重，更有利今后工作起见，特再电呈，请示中央以鼎丞为司令，职当尽力协助。” 另外，鞠开本人就对陈毅不信服。 据《粟裕首长二三事》作者：余力、鞠开、崔协详、俞杰、唐洪。 该文中说：“1948年9月，济南战役胜利结束，这时粟裕首长又一次提出请陈毅同志回来的要求，我们很不理解，有意无意地流露出埋怨情绪。首长对此颇有些生气，向支部建议搞一次‘共产党员应该争什么与让什么’的座谈会。” 这里要问一句：鞠开自己为这篇文章签了名，不知能否代表他的意思？名字是否可以乱签？ 总的来看，鞠开的《粟裕为何不愿当司令》，定位定错了，在中央已经把陈毅调离的情况下，仍然要维护陈毅“陈毅资格老威望高，粟裕会打仗”这一论调，不但与中央调离陈毅的命令构成冲突，而且也无法在华野其后的战场表现中得到验证。因此，鞠开的这篇文章，其实并不难驳。 但是，如果他换一种表达方式，那么，欺骗性就会大大增强，反驳的难度也大大增加了，即：中央在1948年5月将陈毅调走，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已经不存在“粟裕指挥不动”的问题。但是中央在1947年1月任命陈毅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任命粟裕为华野副司令员，同样是正确的。因为如果任命粟裕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只任政委，就会发生严重的“粟裕没有威望，指挥不动”的问题。如果任命粟裕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将陈毅调到晋冀鲁豫野战军，担任副司令员，那么，“粟裕指挥不动”的问题，就会更加严重。事实上，一些网友也正是这么认为的。 反驳如下： 首先，正面反驳： 宿北战役发生在1946年12月，在华东野战军成立之前，就让我们看看，是不是如一些网友臆想的那样，“粟裕指挥不动，只好借助陈毅的名义，然后部队才执行命令”呢？ 宿北战役，淮海区第三中心县委和第三支队负责人章维仁回忆：前线指挥所设在阴平以西叶庄的一个独立家屋，一个有围墙的小院子，三间坐北朝南的新草房。走进草房，看到墙上挂满地图，粟裕站在一条板凳上，一手指点地图上的村庄，一手拿着电话筒，正在与前线的指挥员通话。他有时向站在左边的陈毅讲几句话，陈毅点点头，又接着通话。过了大约半小时，与前线指挥员通话完毕，陈毅转过身来，对章维仁说，我们这次布了一个口袋阵，戴之奇的整编69师已经被我军包围。他用手拍拍军服上的口袋，哈哈大笑说：这一仗是瓮中捉鳖，我们完全有把握在一周之内消灭他! 据《宿北战役阵中日记》记载，从12月14日到19日，在战役进程中，陈粟发出的指令共34次，其中标明“陈令”、“陈示”的8次，标明“粟令”、“粟示”的14次，只标“令”、“示”的12次。另有陈粟致陈唐的指示信1件。 粟裕的秘书徐玉田，在致《党史研究资料》编辑部的信中，提到如下几点：“鲁南战役时，粟带华野指挥机关在前线指挥，我当然在他身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陈老总这时不在一起，粟既关照战役全局，又着眼于焦点、关键。打枣庄时，他的确身体很好，没有生病。” 孟良崮战役，据《孟良崮战役阵中日记和战后分析》记载，只有“粟令”，没有“陈令”。王必成在《怀念粟裕同志》一文中说道：“这次战役，从调动兵力创造战机，到战役实施的全过程，无一不是按照粟裕同志提出的方案实施的。” 根据这些记载来看，早在华东野战军成立之前的宿北战役中，就已经是以“粟令”、“粟示”为主了，并不是一些人臆想中的，粟裕只是提出建议，陈毅采纳粟裕的建议，然后，再以“陈令”、“陈示”的名义下发给部队。上面的资料还显示出，宿北战役时，陈粟是在一起的，显然，如果将“粟令”、“粟示”改用陈毅的名义，客观条件是允许的。 在客观条件允许的前提条件下，仍然以“粟令”、“粟示”为主，而宿北战役仍然取得了胜利，事实证明，没有必要将“粟令”换成“陈令”，即使使用“粟令”、“粟示”，部队同样会执行的。 根据宿北战役的这种表现来看，在1947年1月任命粟裕为华东野战军员，陈毅任政委，是可行的。 至于鲁南战役时，陈毅到底在不在前线，值得进一步研究。不过，陈毅曾说，“打起仗来我及时走开很重要，免得粟裕事事向我请示，贻误战机”，陈毅的话反映出一点，就是：打起仗来，并不是一些网友想象中的“陈毅千万不能离开，一旦离开粟裕就指挥不动”，而是赶紧离开。 其次，再用归谬法的反驳方式。 要证明“1947年1月如果任粟裕为华野司令员，陈为政委，粟裕就指挥不动”论调的“正确性”，就要论证二个问题： 一个是逻辑问题，“因为你权力小的时候在指挥中有卡壳，所以你权力大的时候在指挥中有卡壳。”“因为你当小官的时候我不听你的，所以你当大官的时候我不听你的。” 另一个是史料问题，要论证出这么一个“史实”：1947年1月前，山东军区、山东野战军都是服从陈毅指挥的(作战部署是另一回事，不可混为一谈)。要论证一下，陈毅除了缺乏高明的战役部署之外，其他方面，和林彪是相同的。即“只有陈毅去了才可以把华东的党政军民各方面统一起来”。 (注：《林彪的这一生》，文中讲道：毛泽东对罗瑞卿说过：“受任于乱军之际，奉命于艰难之间，只有林彪去了才可以把东北的党政军民各方面统一起来。”) 反驳如下： 参如下材料： 陈毅之子陈昊苏说：“我父亲曾经说过，在华东野战军的军事斗争中，他主要是依靠粟裕同志进行战争的指挥工作，而他自己可能更多的是起了一个政治委员的作用。” 《一个老兵心中的陈毅元帅》王昊　 上海文艺出版社 381页：陈毅的秘书杜易曾经向采访者说过一件事：党的“七大”闭幕后，毛泽东找陈毅谈话，请闲居一年七个月的陈毅重返华东。陈毅起先不肯，说华东无事可做，不如去其他战场。毛泽东执意请陈毅回华东，对他说：“你到华东，什么事也不要做，只需呆在司令部，下下围棋，摆摆龙门阵即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根据上面的材料来看，虽然网友认为“只有陈毅去了才可以把华东的党政军民各方面统一起来”，但陈毅本人却不是这样认为的，陈毅对自己的评价，比网友对他的评价，要低一些，他认为自己可能更多地起了政委的作用，而这正好验证了本人鼓吹的“粟裕司令员，陈毅政委”模式。 另外，陈毅在返回华东前，担心自己无事可做，这个自我评价，比网友对他的评价，要低得多。 与陈毅的观点相同，毛泽东同样不认为“只有陈毅去了才可以把华东的党政军民各方面统一起来”，他对陈毅的要求，就是“什么事也不要做，只需呆在司令部，下下围棋，摆摆龙门阵即可。” 下面，就来分析一下，陈毅的担心，是否杞人忧天？毛泽东对陈毅的“工作”如此看轻，是低估了陈毅的本事，还是将陈毅那二下子看得一清二楚？ 解放战争一爆发，陈毅就南下淮北了，这样，我们就先从华中说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华东战场参谋笔记》王德： 泗县没有打好，二淮又没守住，华中分局的几位负责同志就把责任推到陈毅身上。他们召开了“七人批陈会议”（注：似指陈师庵会议），批评“不执行毛主席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指示”，这真是天大的怨枉！用一句地道的地海话说，那真叫“天晓得”！陈毅怎么不懂得集中兵力？！他又为什么不能集中兵力？！说起来还真复杂得很哩！好在陈毅肚量大，把罪过都揽到自己身上，虚心倾听着大家的批评与责问。 出人意料的，是在进行“七人批陈会议”的同时，饶漱石向中央提出“以粟代陈”，要把陈毅赶出华东。这时候，中央军委与毛主席对陈毅在淮北仗没打好，也有些不满，便提出了要派徐向前同志来协助陈毅指挥打仗。具体地说，就是拟派徐来山东负鲁南前线指挥之责，让陈毅负责淮海前线并统筹鲁南、苏中、胶济各前线，这一措施的真正含义，谁看了都会心里明白。陈总丝毫不从个人的得失、荣辱考虑，第二天就回电表示了欢迎来鲁主持。他还真心实意地等了二十多天，欢迎的电报发了又发，就是没见徐向前来。 不过，这些当时参谋们并不知道。有一天夜里，我在值班，陈毅同志走了进来，他心情沉重地对我说：“我将来还是搞我的文化工作去好了……我们给中央说话也不灵了，提什么意见都不灵了。”我当时很惊讶，深深感到陈老总有情绪，也深为他处境之难而担忧、着急。 其实，现在看来，我当时想到的、知道的，与陈毅初到山东处境之真正困难相比，还真是些鸡毛蒜皮。比如说，陈饶关系，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疙瘩。 这里，不妨公开一个当时极高的机密：据“三野战史编辑室”的同志后来采访陈老总，听陈老总说：“毛主席面告饶：‘陈粟不可分，陈粟合则胜，分则败。’并交代饶亲自向下传达。不言而喻，这主要是针对饶漱石的。饶后来在莱芜战役时，在内部作了传达。这，再一次地挫败了饶漱石的阴谋。 …………………… 宿北战役后，陈老总的情绪特别好，有人说他高兴得甩了头上的帽子，情不自禁地说：“谁说陈毅老了，不能打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析： 当时的华中分局，书记是邓子恢，副书记谭震林，组织部长曾山，常委是张鼎丞、粟裕、刘晓，不知该书所说的“七人”是哪七位？ 姑且不谈“七人”到底是谁，但有一点很明确，就是：华中分局没有一个人的资历比得上陈毅，而且在职务上是陈毅的下级。陈毅是华东局副书记，而华中分局隶属华东局。 七人敢于批陈，表明，当时我党的民主作风还是很好的，华中分局干部对于陈毅较老的资历，和上级的身份，并没有象一些网友想象中那样看重。 “七人批陈会议”发生的时间，大约在1946年9月20日二淮失守后、10月30日陈毅赴鲁南之前这段时间内。 七人批陈和饶漱石有没有联系？ 杨尚昆在《回忆高饶事件》中说：“1946年底前后，北平军调处执行部解散，饶漱石（军调期间，任中共代表团书记，对外用顾问名义，叶剑英对外负责）飞回延安。我去机场接他，招呼他“小饶”。他就象没有听见一样，我追上前喊一声饶政委，他才答应。” 宿北战役后，1946年12月23日，陈粟等致电中央：盼饶漱石仍回山东原职。 根据上述史料来看，王德在书中把“七人批陈会议”与饶漱石结合起来讨论，是不对的，七人批陈时，饶漱石并不在华东。另外，王德在书中写道：“听陈老总说：‘毛主席面告饶：陈粟不可分，陈粟合则胜，分则败。并交代饶亲自向下传达’。” 既然是“面告”，那么，时间上应为1946年12月，饶漱石从北平飞到延安后，毛泽东当面对他说的。然后饶漱石返回华东，传达了中央精神。不过，“听陈老总说”，这种表达方法，在可信度上就打了一点折扣，毕竟陈毅是当事人，利害攸关，王德所转陈毅的话，这里仅供参考。 既然陈毅在华中名声扫地，那么山东呢？在山东，陈毅是不是如一些网友想象中那样，虽然战役指挥不佳，但以他“崇高的威望”，部队仍然服从指挥呢？ 1946年6月22日，毛泽东指示“山东以胶东对付青、潍，以渤海对付济南，其余鲁中、鲁南、滨海三区主力及新四主力全部南下”。 依照该命令，山东军区4师、9师、10师、叶飞1纵，也应南下淮北。但最终，这些部队都没去，只有山东军区8师，以及原新四军部队2纵、7师，随陈毅南下淮北。 这是怎么回事？陈毅的“崇高威望”到哪里去了？ 据《20军史话》： 山东军区于7月4日命令第1纵队北上胶济线，“配合”鲁中军区部队寻机歼灭济南、潍县对进之敌。叶飞致电陈毅请示，陈毅只得同意1纵去鲁中“配合”作战，予进犯胶济线之敌以打击，“一个星期以后仍按原定部署南下，加入淮北战场”。7月7日，鲁中部队围攻淄博，1纵打援，吸引济南方向之敌来援，在运动中歼灭之。最终，鲁中部队攻击淄博未得手，撤退，敌人不来增援了。7月17日，1纵配合渤海军区部队打益都（青州），渤海7师围益都，1纵打援，计划运动中歼灭东线8军荣誉一师。但18日，攻城部队撤出战斗，敌人又不来增援了。 二次围城打援都没打成，无仗可打，叶飞致电陈毅和山东军区，要求继续南下，执行中央原定的作战部署。陈毅立即回电要1纵南下，叶飞接电后于8月2日率纵队南下。不料8月3日山东军区来电：1纵停止南下，继续在山东内线作战。而陈毅又来电令催促1纵南下。叶飞决定服从陈毅，南下。8月12日，1纵到达临沂附近，山东军区再来电报，称敌人有进攻临沂意图，要1纵留在鲁南保卫临沂，并说已经通报了陈毅和中央军委，叶飞只好停止南下。从此1纵担负起了保卫临沂的任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书中所说的“山东军区”是谁？陈毅本人就是山东军区司令员。 当时，陈毅担任华东局副书记、新四军军长、山东军区司令员、山东野战军司令员，而华东局书记、山东军区政委饶漱石，山东军区参谋长陈士榘，均在北平军调处工作。山东军区副司令是张云逸，副政委是黎玉(兼山野政委)。 可见，书中的“山东军区”只能是张云逸、黎玉。 少了饶漱石，显然，陈毅在山东的官职是最高的，这一点，和1948年5月陈毅离开华野后，粟裕在华野的地位很相似，没人比自己官更大了。 可是，根据上面的分歧结果来看，陈毅说话就不如张黎说话灵验。于是，陈毅最终能够带着南下淮北的，也就只有2纵、7师、8师。 对此，你可以再作辩解，说张黎守土有责，因此不愿过多抽调部队南下。那台枣反击战呢？目的是保卫张黎的老窝临沂，这可是迎合了张黎“守土有责”的要求，这下张黎不会不配合陈毅了吧。 1946年10月30日，陈毅率8师，离开淮北，回到山东。同鲁南的叶飞1纵一起，于11月10日展开台枣反击战，打了一个消耗战。战后，叶飞对他说：“你这个大司令比我这个小司令也大不了多少，我指挥3个旅7个团，你指挥4个旅10个团。有了打阻击的，没有打突击的；有了围点的，没有打援的；手里连预备队也没有，能打什么仗？！陈老总，我建议你，不要受各方牵制，集中三个纵队兵力在手里，就有办法寻求战机，歼敌一个旅或两个旅。否则，兵力不集中，什么仗也打不好！”［《20军史话》］ 由此可见，既使迎合了张黎守土有责的要求，陈毅仍然无法集中部队，陈毅的“崇高威望”呢？到哪儿去了？可见，陈毅此时没有足够的威望，把部队集中起来。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1947年1月，成立华东野战军，鲁中、鲁南、滨海三大军区的骨干部队，组建了3、8纵，加上叶飞1纵，正好三个纵队。也就是说，要让陈毅手里有三个纵队的强大阵容，只需把山东三大军区骨干部队集中起来就已经足够了，并不需要命此时留在华中、归粟裕指挥的山野2纵、7师北撤鲁南。此时，华中才是国民党进攻重点，如74师、11师、7军、25师、83师、69师，均在华中。除非我军打算放弃华中，否则，尽量不要管华中要部队。 在陈毅内忧外患、指挥不动部队的同时，粟裕的人气指数却是直线上升，被延安总部发言人称赞为：“粟裕将军的历史，就是一部为民族与人民解放艰苦斗争的历史。今天，粟裕将军成了苏皖军民胜利的旗帜。”有意思的是，1958年批判粟裕时，粟裕还有一顶罪名，“在华中地区工作时，群众挂他的画像，没有制止。”［见吴欣峰《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真相》，《炎黄春秋》2004年第一期］ 1947年1月2日，陈粟发起了鲁南战役，歼敌5.3万，战果辉煌。我军参战部队多达27个团，远较台枣反击战为多。 不过，只有华野1师（8个团）是华中调来的部队，1纵、8师系台枣反击战的老部队，其他部队均为台枣反击战时，本可参战、但却并未参战的山东部队，番号如下：4师10团、9师、10师、滨海警备旅、鲁南军区特务团。 当时，山东各军区领导如下： 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政委向明、 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政委傅秋涛、副司令员郭化若 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榘、政委唐亮(陈唐已在山野任职) 粟裕指挥的鲁南战役，他们都参加了，可为什么陈毅指挥的台枣反击战，他们就不参加呢？ 既然在山东、华中都无法驾驭别人，而军事指挥又有问题，这样看来，离开延安时，陈毅担心到了华东无事可做，还是有一定道理的，陈毅并非杞人忧天。毛泽东也不是门缝看人，而是符合陈毅的实际情况。 事实上，10月30日陈毅北返山东时，只带了山野8师，山野其他部队（2纵、7师）均留华中，归粟裕指挥。一直留在山东的叶飞1纵又是粟裕的老部队。 这也意味着，在12月15日宿北战役前，抛开陈粟共同指挥不提，粟裕单独指挥过的部队，在山野、华野所有部队中，占十二分之十一，只有8师那1万人，粟裕从未指挥过。试问，在粟裕拿到12张选票中的11张的情况上，他有没有资格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呢？ 当然，1947年1月成立的华东野战军，并不止原山野与原华野部队，还增加了3(主力师为原山野8师)、8、9、10纵。这些部队中，9、10纵，陈粟一样地陌生；8纵，陈粟一样地刚在鲁南战役中指挥过。只有3纵的前身8师，粟裕在指挥上，确实不如陈毅指挥的时间长。 由此可见，在华东野战军成立的9个纵、27个师中，陈毅在“指挥”上，唯一比粟裕有优势的是8师，占全部部队的二十七分之一。 这里提一提宋时轮。 内战开始后，宋时轮一直担任山野参谋长。 据《华东战场参谋笔记》： (泗县失利后)我如实是向了陈总反映了我们参谋同志事前曾向宋参谋长建议：“鉴于时值雨季，部队行动受阻，各准备不及，应考虑推迟发起战斗。”宋说：“司令员决心已下，不好再变。”陈总说：“呵？你们提了意见，我不知道。”但他马上转向话锋，说：“主要怪我的决心错了，可以不打这个敌人。事前也未开会讨论，征求各纵意见。我们过去打仗，只要时间许可，总是开会征求意见，充分讨论后作出决定，这次太草率了。” 从以上的描述可以看出，泗县不是宋时轮坚持打的，而是陈毅坚持打的，主要责任，自然应由陈毅负责。但1946年10月陈毅挨批，却是宋时轮作为替罪羊，被免除了职务，调任渤海军区7师师长。以后为华野10纵司令员。就这个履历来说，宋时轮虽不见得“恨上”陈毅，但陈毅对华野10纵，很难有太大影响， 一些网友，有二大坏毛病： 一、一些网友的第一大坏毛病，就是：丑化解放战争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把解放军贬低成和国民党一样，极端重视资历。 下面，就让大家看看，解放军有没有一些网友臆想中那样，“极端重视资历”。 《钟期光回忆录》提到：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数十万指战员英勇奋战、流血牺牲的结果。他们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具有坚强的组纪律观念。为了共同的战役任务和战略目标，不同经历、不同地域、不同素养、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数十万人，聚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东野战军的战旗下，冲锋陷阵，克敌制胜，而个人的一切都不在话下。 两广纵队政委雷经天，原是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的老上级。广西百色起义时，韦国清还是战士与共青团员，雷经天已任中共右江特委书记和苏维埃政府主席。淮海战役中，两广纵队调归苏北兵团指挥，上下级关系易位，但在作战中雷经天同志自觉地服从命令听指挥，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第12纵队政委李干辉，是大革命时期的营、团党代表，也参加了百色起义，任红7军军部宣传部长，资历比韦国清同志老得多。但第12纵队编入苏北兵团后，他们的关系很融洽，既是上下级，原则问题按命令指示办，又是战友关系，互相尊重，彼此合作得很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雷经天、韦国清的“上下级关系”易位，并不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磨合，才“彼此合作得很好”的。 事实上，压根就没有磨合期!1948年2月，韦国清率华野2纵南下苏北的，与华野11、12纵一起，建立苏北兵团，韦任兵团司令。但此时广纵在粟裕直接指挥下，参加了豫东、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是雷经天、韦国清二人，头一次遇上这种尴尬事。在头一次遇上的情况下，二人就已经合作得很好了。 由此可见，解放战争中的解放军形象，并没有一些网友想象中那样丑陋。 再以八路军115师为例。林彪以前只是红一军团长，指挥三、四千人，现在指挥1.5万，大部分部队他没有指挥过。这一点，他不如粟裕。 排除陈粟共同指挥，粟裕单独指挥过的部队，在原华野、山野部队中，就已经占到了十二分之十一。如算上和陈共同指挥，包括华东野战军成立前的宿北、鲁南战役(陈毅可能还不在前线)在内，这样，在1947年1月组建华东野战军时，粟裕指挥过九分之七的部队。而林彪任115师师长时，只指挥过115师所属四分之一的部队。 由此可见，1947年1月任命粟裕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的条件，比1937年8月任命林彪为115师的条件，要好得多。 对于115师，最符合一些网友迷信的“资历原则”的任命，应该是这样的： 师长：朱德，副师长(即政委)：毛泽东 343旅旅长：彭德怀，副旅长：林彪 344旅旅长：徐海东，副旅长：空缺 但历史上对115师的任命，完全违反了一些网友所迷信的“资历原则”，如下： 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 343旅旅长：陈光，副旅长：周建屏 344旅长：徐海东，副旅长：黄克诚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有没有因为“指挥不动”，而成为常败将军呢？ 1937年9月，平型关大捷；1937年11月，广阳大捷，1938年2月负伤，返回延安，后赴苏联养伤。可见，林彪并没有成为常败将军。 罗舜初在东北民主联军3纵的地位，比陈毅在山东的地位高得多，罗舜初自抗日战争起，就是3纵前身部队的老领导了，而陈毅在抗战中和山东军区不搭边。 如果按照一些网友迷信的“资历原则”，那韩先楚无论如何不配担任3纵司令员，只能是罗舜初为3纵司令员兼政委，韩先楚为3纵副司令员，实行“在罗舜初领导下，战役指挥由韩先楚负责”模式。 而林彪任命罗舜初为民主联军3纵政委，韩先楚为3纵司令。但3纵并未因此而成为一支屡战屡败的部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一些网友的第二大坏毛病，就是严重的军阀主义思想，对我军三大民主作风怀有刻骨的仇恨。 觉得上级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你们就是一群没有脑子的战争机器，不能有半点异议。 比如，孟良崮战役时，许世友对粟裕说：“你们当官的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卡一卡的，我们当兵的是两条腿！” 在一些网友看来，就觉得，粟裕指挥不动啊!好象部下发句牢骚，就能上纲上线到“指挥不动”这个高度上去。 反驳： 一、许世友讲的是“你们当官的”，并没把陈毅排除在外。 二、作为一名勇将，对上级指示不理解，是很正常的事，也是三大民主所允许的。中原突围时，中原军区1纵1旅2团长钟发生对于一味避战、疲劳行军很有意见，指着旅长皮定钧的鼻子骂：“怕死鬼！敌人来了，老子干他！”是否能证明，钟发生对皮定钧“不服”呢？事实上，钟发生恰恰是皮定钧多年的老部下!而且在钟发生骂了皮定钧后，吃过饭，照样执行皮定钧的继续行军命令。而不是一些网友想象中的，“他骂了皮定钧，决裂了，当然不会服从皮定钧的指挥了。” 长征路上，会理会议前林彪说：“尽走弓背!尽走弓背!不会走弓弦吗?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林彪说这番话，是否能证明以毛泽东的威望镇不住全军，遵义会议是错误的呢？显然不能，部下发牢骚是很正常的，不能随便理解成“镇不住”。而且发牢骚和不执行命令是二个不同层面上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三、粟裕也未将这种睚眦小事放在心上。 据本论坛版主jhealth所说：父亲1967年在粟裕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两个月，在国防科工委系统支左。粟裕和周恩来是我父亲现在最敬仰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过，听父亲说，粟裕没事时爱讲许世友的故事，讲得眉飞色舞。粟裕讲许世友的故事，不仅讲他战争年代的抗命，还讲他文化大革命怎么对付造反派，对付毛泽东和林彪。 另据本论坛网友青山依旧风雨中所说：解放后，许对粟还是尊敬的，58年粟倒霉后，有一次粟让许帮忙一件事，许立即关照部下，粟总长交代的事一定要办好，而此时粟已经不是总长了。 下面，就来分析一下，为什么陈毅在没有粟裕的时候，指挥不动部队？ 其实很简单：砧板再好也是用来打铁的，光靠嘴说、打仗不行，还是无济于事。 如果说，陈毅指挥不动山东部队，是因为抗战中没指挥过山东部队的话，那么，林彪呢？林彪在这一点上，比陈毅有优势。东北民主联军多数高级将领，是他抗战中的老部下，长征时也在一起。 下面，就让我们看看，当林彪打败仗时，有没有通过他的“崇高威望”，来实现“即使打败仗，部下仍然服他”这样一种一些网友期盼的理想境界呢？(其实就是愚兵政策) 《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 他（林彪）首先乘坐的是一辆吉普车，才行驶40公里就抛锚了。后来换乘政治部的大汽车。一路上，他阴沉着脸，一言不发。干部中发牢骚的人很多，甚至有人当着他的面埋怨“瞎指挥”。林彪闭目养神，对此充耳不闻。 有一天晚上，前指在一个村庄宿营。林彪到作战处去交待任务，发现屋里正议论纷纷。李作鹏对参谋们说：“现在部队人对林总意见很大，说他到莫斯科吃了几年洋面包，连仗都不会打了。”几位参谋也附和说：“说林总怪话的多啦！说常胜将军变成撤退将军和逃跑将军了。” 林彪在门外听得清清楚楚，脸涨得通红，几次想踹开房门，质问这些怪话是从哪里来的，造谣的都是哪些人？可他最终还是以咳嗽声打断了参谋们的议论。如果不是要及时向他们下达指示，他宁愿转身离去。他对普通干部战士的议论是不在意的，但是无法容忍高级干部也有人在他背后“犯自由主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由上面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林彪并没有达到那种“理想境界”。 据《传檄到中原》： (1948年5月)这个一方面的实质是：实际上是将陈毅调离华东，并且免去了他对军队的指挥权——军权。军权，这在中国意味着什么，毛泽东阐发得最透彻。陈毅在1932年1月，调任省军区工作，一直没有多少能打仗的部队好指挥，可他还是正职：军区司令员、支队司令员。直到黄桥一战，打开了华中局面，才赢得军事上的声誉。代军长、军长、华东军区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饶漱石只是华东军区政委，野战军陈毅是军政全权。对这，陈毅不能不有所感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里也可以看出，黄桥一战，仗是粟裕打的，但“军事上的声誉”却划归了陈毅，其原因就在于他是正职。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陈毅在华东的威望，是通过陈毅担任正职、粟裕打胜仗而实现的，而不是通过陈毅自己的“资历”实现的。因此，陈毅实际上是把本该属于粟裕的“威望”窃取了。用《钟期光回忆录》上解放战士的话说，就是：“打了胜仗，好处是当官的，小兵子有吊子功劳”。 这也意味着，假如中央在1947年1月，任命粟裕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根据“好处是当官的”原则，军事上的声誉是粟裕的。因此，这种任命是可行的。 =========================================================== 第八部分：“粟裕司令员+陈毅政委”才是华野最佳模式 下面分析一下，陈毅担任粟裕政委的可行性。 早在黄桥战役时，陈毅所担负的实际职能，就相当于粟裕的政委了。陈毅为新四军1支队司令，粟裕为2支队副司令；陈毅为江南指挥部总指挥，粟裕为副总指挥；陈毅为江北指挥部总指挥，粟裕为副总指挥。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粟裕为1师师长，后兼任6师师长。陈毅去延安整风，粟裕任苏浙军区司令员。 按照陈粟的这种历史渊源来看，如果将陈粟关系调整为司令员与政委的关系，算不上是领导制度上的重大变革。粟裕的升迁幅度，比林彪由红一军团长，升任八路军115师师长，还要小一些。无非是相当于林彪从红一军团长升任343旅旅长。对于这种调整，陈毅会拥护的，陈毅其实并不是一个太过斤斤计较的人，在党内，一直蒙受打击，特别是通过延安整风，早已暮气沉沉，失去了锐气。 下面，就将“司令员加政委”模式，与历史上的“在陈领导下，战役指挥由粟负责”模式，做一下优劣的比较。 说到指挥制度，古人云“将权贵一”，又云“孙吴之所以能制胜天下者，用法明也”、“非有赏罚，孙吴不能以为将”。解放军的军事指挥制度与古人略有不同，普遍采用“司令员加政委”模式，接近“将权贵二”，但又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将权贵二，因为司令员在军事指挥上的权限，仍然是很大的。 我军这种模式，单从军事的角度，未必有什么合理性。不过，我党一向反对单纯的军事观点，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从这个角度讲，任命擅长团结同志、长于思想动员、对党忠心耿耿、但不善打仗的陈毅为政委，非常合乎情理。而林彪任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兼东北局书记，彭德怀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都是典型的将权贵一。 “在陈领导下，战役指挥由粟负责”，这种我们历史上奉行的模式，绝不是最佳模式。 因为，采用“司令员加政委”模式，意味着赏罚、军法、战役指挥均掌握在粟裕手里，陈毅负责的是中央命令的贯彻执行，以及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通常处于辅助地位，但有最后决定权，在党内的地位也比粟裕要高。 而采用“在陈领导下，战役指挥由粟负责”模式，意味着赏罚、军法、中央命令的贯彻执行、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全都掌握在陈毅手里。粟裕处于辅助地位，但是，作为战争核心的战役指挥，却要掌握在粟裕手里。 如果“战役指挥”是一门孤立、单一的学问，那么这种任命是可以的。遗憾的是，战役指挥恰恰是一门综合性科学，涉及到部队平时的管理、训练、干部任免、情报的掌握，这么多问题，绝不是单凭“打起仗来我及时走开很重要”、“粟裕看地图时，任何人不要打扰”，就可以解决得了的，进行二人军权的再分配，在所难免。 坚持这种不合理的模式，就使得客观上出现了“外行领导内行”、“陈毅有权无责，粟裕有责无权”的现象，大大增加了粟裕取得战役胜利的难度，又造成了陈毅权力上的浪费，备而不用。郭化若曾说：“解放战争中粟裕同志的指挥环境是各个战略区领导中最差的”，在我的理解，就是指这种陈粟关系的模式不合理，需要进行改革。 粟裕指挥环境差，除粟裕权力不够大之外，可能与陈唐也有关系，宿北战役后的12月22日，陈唐致电中央，建议山野回援鲁南，华野仍留华中。 这个建议本身，是很可取的，如果说有缺点，那么有二个：一个是单独山野北上，兵力还少了点，后来的鲁南战役，华野1师也北上了。另一个是，战争是敌我双方将领斗智斗勇的搏斗，具体说来，就是粟裕与张灵甫的较量，陈唐的耐心不足，不够持重。 当时，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命令占领涟水的整74师及7军171师向北进攻，并限其于12月23日攻占沭阳。关键是张灵甫是否执行这个命令，如果执行，就为我军乘其冒进之机，歼其于运动之中提供了可能。粟裕就是要等张灵甫这么做，等敌人露出破绽。没有足够的耐心是不成的，没有耐心，鱼就不会上钩，这就是为什么在陈唐向毛泽东提出放弃寻歼74师、北上建议后，毛泽东没有表态支持、陈毅粟裕同样没有表态支持的原因。关键是“耐心”二字，后来的莱芜战役，在王耀武命李仙洲集团北上时，如果我们不是坚持隐蔽开进的计划不变，而象某些人建议的那样，迅速出击，那么莱芜战役就只能歼其尾巴，根本无法打成大歼灭战。正因为我们坚持继续隐蔽开进，这才使得王耀武再次上当，命李仙洲南下，陷入我军包围。是役，充分证明了耐心、持重待机的重要性，也证明了战争就是敌我双方将领的较量。 鲁南战役前这次作战计划的分歧，也是如此，粟裕一直等到12月24日，才放弃寻歼74师计划，和陈毅一起致电毛泽东：“74师迟援，我决放弃歼击，留部队钳制，主力回援鲁南并相机收复淮北。”毛泽东复电同意。 如果粟裕12月22日没接受陈唐的北上建议，而导致鲁南战机丧失、鲁南战役打不成的话，那么陈唐22日的北上建议电报，还是有一定的“先见之明”的。但事实胜于雄辩，后来粟裕北上指挥的鲁南战役，歼敌5.3万，并没有因为拖到12月24日才北上，而导致鲁南战役打不成。可见粟裕对于鲁南、淮北之敌战机、敌将心理、风险、收益的综合分析，还是比较全面的。 还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接受了陈粟的北上建议，但复电的语气是“似”、“宜”，而不是“甚好甚慰”。如果是后者，言下之意，粟裕啊，以前你错误，现在总算改过来了。但事实是前者，则表明，毛泽东不愿意陈唐的那份“蔑视领导，私自上书”的电报，在陈粟心中留下阴影。还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在这份复电里面，指定的收件人中，并没有陈唐，也就是说，毛泽东不想太过支持陈唐，使他俩太过嚣张。该电如下： 12月24日，毛泽东复电：“陈粟谭，张邓并告张黎：敬电悉。主力似不宜分散，如放弃74师不打，似宜集中25个团（包括4师、9师、10纵、警旅在内）左右兵力于鲁南地区，歼灭26师，迫退冯治安部，然后相机出淮北较为有利。如何，请按实情办理。军委 敬亥” 本来，陈唐的建议虽有缺陷，但是可取的，关键是越过陈粟、直接向中央发电，太没组织性、纪律性了!好在中央掌握了火候。不过，陈唐私设电台，只怕是毛泽东授权的，也不知陈唐的电台后来撤掉没有。就这件事来说，粟裕在华东的环境也差了些。 说陈唐“服陈毅不服粟裕”，是不对的，毕竟粟裕是华野干部，而电台建在山野，山野司令员是陈毅，不是粟裕。就算陈唐不服，也只能是不服陈毅，私设电台，只能是打陈毅的小报告。只不过后来，粟裕来到山野，适逢其会而已，粟裕以第三者的身份，见识到了山野司令部内部相互不信任的景象。 记不清哪本书，描述过七月分兵前华野内部分歧的情景，看后感觉就是：陈士榘是一派，主张出击；粟裕是一派，觉得出击把握不大，陈毅倾向于陈士榘一派，但粟裕不表态，他难下决断。随后，中央于6月29日来电，建议分兵，于是陈士榘派占了上风，陈毅也拥护，就分兵了。如果当时粟裕是华野司令员，陈士榘又怎么占得了上风？可以说，当分歧到来时，“拍板权”是极为重要的，如果让没有拍板能力的人掌握了拍板权，就会做出错误决策，进而打败仗。 当然，中央29日那份电报，不象以前的电报那样，充满了“似”、“宜”之类字眼，而是很明确，这也构成华野执行分兵命令的一个原因。但陈毅作为司令员，没主见，也是不对的。 遇上七月分兵这种重大分歧，可以说，“在陈领导下，战役指挥由粟负责”模式的不合理性，暴露得淋漓尽致，陈毅是“大老板”，但他没有决策能力，他的决策，在粟裕、陈士榘、中央三者间晃来晃去，最终选择晃向中央，但当中央错误时，他就要跟着错了，无法象粟裕在苏中战役时那样，纠正中央的错误。这样一来，他在内外线均失利的情况下，于1947年8月失宠，从此三天二头离开华野，一会儿去渤海，一会儿去晋冀鲁豫，一会儿去陕北，也就成为必然的事了。 1948年1月，陈毅在杨家沟写诗“稳渡长江遣粟郎”后，回到濮阳又被粟裕说服，如此没有主见，这样的“司令员”，中央就更加不满。这才下令陈粟均去城南庄，而不是下令持异议的粟裕一个人去，原因是中央有心调动他的工作。 据《传檄到中原》：“中央有人说：‘陈毅在山东，很多有能力的干部他没有充分用起来，很多事情他揽在自己一个人身上，结果这些事情没有做好。’而这人和饶漱石的关系密切。” 以常理分析，书中此人，应指刘少奇，这句话的意思同饶漱石一样，主张以粟代陈。刘少奇的话确有一定道理。在陈粟模式不合理的情况下，将陈毅赶走，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这就是1948年城南庄调走陈毅的背景。 陈毅到了中野以后，淮海战役期间，有些挤兑华野。攻打宿县时，华野3纵的攻坚能力，早在洛阳战役中，已经显示出胜过中野最强的4纵。但此时，陈毅宁可把华野3纵的炮火调拨给中野3纵，也不愿使用华野3纵攻城。 其实，以陈粟良好的个人关系来说，本不需要结成这种“你死我活”的关系，完全可以实现“双赢”。就是：1947年1月，成立华东野战军，任命粟裕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为政委。 从成立华野那一天起，中央就错了，对陈粟指挥关系定位错误，导致了陈粟指挥关系上的深刻矛盾，再好的个人关系，都难以化解工作中出现的这种指挥关系上的矛盾，进而导致中央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将陈毅赶出华野。而这种行为，又为1958年时机到来时，陈毅对粟裕进行集中批判，埋下了伏笔。 =========================================================== 第九部分：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对粟裕的态度 上面说了，要得到更高的地位，中央的信任才是关键，资历并不是关键。那么，中央对粟裕的信任度如何呢？ 粟裕南昌起义出身，井冈山的老兵，根红苗正，出身还是不错的。但他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没参加长征，而且延安整风、七大召开期间，也未象其他军事干部那样，赴延安一行，长期在一个远离中央的战区，指挥作战。1944年11月2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苏浙军区，任命粟裕为司令员。11月26日又指示：粟裕南进后，统一指挥江南斗争。 12月27日 率领新四军第一师指挥机关、3个主力团和地方干部近万人渡江南下。如果没有这次南下，而是去了延安，对他以后的仕途，会有很大帮助。 粟裕和中央领导干部(除刘少奇)素无往来，和主力红军中的那些高级干部相比，在这一点上，存在先天上的劣势。和毛泽东本人更是天各一方，长达17年之久。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粟裕这“远水楼台”，就只能用战功，来弥补先天存在的劣势了。 1945年6月，在七大会议上，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会委员44名，候补委员33名，粟裕只是一名候补委员。而林彪，不但是委员，而且得票数名列第六位。充分显示出林粟在中央地位上，极为悬殊的差距。但这种“差距”显然不是能力上的，而是人脉上的。人脉在中国有多重要？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 1945年11月，中央任命粟裕为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而且还一度打算任命他为苏皖(华中)军区司令员。粟裕在华中如此显赫的地位，就更凸现他在中央地位的低下。 “在野”可得高分，“在朝”只得低分，但官职毕竟是“朝廷”给予的，这样，粟裕的升迁幅度慢些是自然而然的事。 1948年4月25日，陈毅在华东野战军高干会议上说：“粟裕是多年受委屈的，是提拔得最慢的一个。他受过人家的打击，决不会打击人家。” 其实毛泽东对粟裕的军事才能，一向极为欣赏，早在1944年车桥战役后，毛泽东就说过：“这个从士兵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