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植、反标、文字狱（7）

    北宋文人抱团取暖，相互攻讦，文人相轻，给“文字狱”的盛行创造了条件。王安石对苏洵不看好，苏洵对王安石耿耿于怀，王安石的变法被苏东坡冷嘲热讽，而最先把苏轼作诗讽刺新法举报给朝廷的是沈括。熙宁六年（1073年）， 沈括以检正中书刑房公事的身份到浙江巡查新法实行的情况，看到苏轼的诗稿，认为涉嫌诽谤朝政，上呈神宗，但是当时他的意见并未受到重视。
    元丰二年（1079年）苏东坡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于四月二十日到任，进《湖州谢上表》，其中写到：“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句中“其”为自称，“新进”即指神宗任用的新派人物。公开地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自己不与当朝新贵合作的态度，表达了自己对新法“生事”的不满。沈括（1031年－1095年），字存中，号梦溪丈人，汉族，杭州钱塘县（今浙江杭州）人，北宋官员、科学家。括出身于仕宦之家，幼年随父宦游各地。嘉祐八年（1063年），进士及第，授扬州司理参军。宋神宗时参与熙宁变法，受王安石器重，历任太子中允、检正中书刑房、提举司天监、史馆检讨、三司使等职。元丰三年（1080年），出知延州，兼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驻守边境，抵御西夏，后因永乐城之战牵连被贬。晚年移居润州（今江苏镇江），隐居梦溪园。绍圣二年（1095年），因病辞世，享年六十五岁。
    沈括一生致志于科学研究，在众多学科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和卓越的成就，被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其代表作《梦溪笔谈》，内容丰富，集前代科学成就之大成，在世界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被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

    宋朝对文人亦有一定的思想控制，南宋人洪迈在《容斋续笔》卷2中专门写了一则《唐诗无讳避》的笔记。他罗列杜甫《三吏》、《三别》以及白居易《长恨歌》等等事例，结合北宋文字狱以来文人的恐惧心态，得出这样的结论：“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其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今之诗人不敢尔也。”
    进奏院案：宋仁宗庆历四年，范仲淹等改革派发起“新政”，遭到保守派枢密使章得象、台谏官王拱辰、张方平等人的反对。王拱辰等抓住改革派同僚诸人参加进奏院祀神宴会，当中王益柔作《傲歌》为把柄，陷害新政官僚，罗织“进奏院案”。原来，王益柔在宴会上所作《傲歌》一首，有“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一句，原系狂放戏言。政敌陷以“谤讪周、孔”大不敬罪名，罗织成狱。案成后，苏舜钦、王益柔等12人遭贬黜。次年，新政领袖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相继遭贬，新政以失败告终。虽说庆历新政并不仅仅由于“进奏院案”而挫败，但罗织文字狱来打击政敌的做法由此而成为政治斗争的手段之一，无疑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后果，直接启发了后来一系列的政治陷害性质的文字案件。
    王安石《淮南杂说》案：宋神宗熙宁四年，御史中丞杨绘搜罗王安石《淮南杂说》中的只言片语，加以曲解，妄图罗织王安石罪名。其奏疏云："今王安石于君尊臣卑，重熙累盛之朝，而显然再三丁宁于伊尹放君，周公用天子礼乐之事，臣愿陛下详其文而防其志。"当时，王安石变法遭到保守派的激烈抵制。保守派中人杨绘素与王安石有隙，当年四月甫任御史中丞后，即开始对王安石变法展开攻击，进而又欲罗织文字以攻陷安石。但王安石得到神宗的充分信任，立即对杨绘的诬告进行了反击，王安石上言：“杨绘不宜在言职。”且曰：“臣事陛下即有罪，大臣、近臣理无肯蔽覆者，不必得一杨绘乃察臣所为。但如绘者使在言路，四方宣力奉法之臣，更疑畏沮坏，政令何由成？”结果杨绘被贬知郑州。
    乌台诗案：北宋大诗人，大词人苏轼就曾因为所作的诗中，被指“包藏祸心，诽谤谩骂”，得罪当权者，被捕入狱将近五个月，罪名是包藏祸心、谤讪时政。主要的根据是《山村五绝》、《八月十五日看潮》、《和陈述古冬日牡丹》等几首诗。史称“乌台诗案”。
    车盖亭诗案
    宋神宗元丰八年，神宗病逝，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起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等执政，改元元祐，是为“更化”。元初，元丰故相蔡确被贬到陈州、亳州、安州等地。蔡确在安州作《夏日登车盖亭》绝句10首，被知汉阳军吴处厚和台谏吴安诗、张焘、王岩叟、范祖禹、刘安世、梁焘等人抓到把柄，轮番告讦其诗作语涉谤讪，讥讽太后，铸成狱案。蔡确“责英州别驾，新州安置；宰相范纯仁、左丞王存坐帘前出语救确，御史李常、盛陶、翟恩、赵挺之、王彭年坐不举劾，中书舍人彭汝砺坐封还词命，皆罢去。”
原来，蔡确早年和吴处厚相识，曾从处厚学赋，有师生之谊。蔡确后来位极宰辅，吴处厚欲以故交攀附，遭蔡确拒绝，并屡次排挤，吴因此对蔡确心怀嫉恨，伺机报复。“会得确《车盖亭诗》引郝甑山事，乃笺释上之，云：郝处俊封甑山公，会高宗欲逊位武后，处俊谏止；今乃以比太皇太后，且用沧海杨尘事，此盖时运之大变，尤非佳语，讥谤切害，非所宜言。” “内五篇皆涉讥讪，而二篇讥讪尤甚。上及君亲，非所宜言，实大不恭。”
吴处厚上奏后，台谏中的元党人立即群起而进攻蔡确。“左司谏吴安诗上疏论确讥讪”，“左谏议大夫梁焘、右正言刘安世各已两上疏”。梁焘言：“臣风闻吴处厚缴进蔡确诗十首，其间怨望之语，臣子所不忍闻者。”又言：“臣近以蔡确怨望，见于诗章，包藏祸心，合党诞妄，上欲离间两宫，下欲破灭忠义，清议沸腾，中外骇惧，以为确不道不敬，罪状明白。”刘安世言：“伏见吴处厚缴进蔡确知安州所制《车盖亭诗》十篇，多涉讥讪，而二篇尤甚，非所宜言，犯大不敬者。”在台谏的反复弹劾下，此案终于锻炼成狱，蔡确后来也死于岭南贬所。
    刘挚书信案宋哲宗元祐六年十月，右相刘挚遭台谏弹劾与邢恕书信往还、接见章惇子弟事，贬知郓州。邢恕素与新党领袖蔡确相善，与邢恕交往，正是刘挚获罪的首要罪状。但这起文字案背后隐藏着元旧党内部吕大防、刘挚争权夺利的斗争。旧党兴治车盖亭诗案，大肆迫害新党之后，刘挚欲打击旧党内部吕大防、苏辙，“以防后患”，遂引用杨畏作打手。但杨畏乃是见风使舵之徒，为迎合吕大防，转而和死党郑雍一起攻击刘挚。所以，“雍之攻挚，人以为附左相吕大防也”。刘挚书信案未发之前，郑雍、杨畏已多次以庇佑章亲属，纠结朋党，接见章惇子弟等事弹劾刘挚。刘书信被茹东济献给郑、杨后“（二人）得此大喜，乃解释简语并奏之”。因此高太后认为刘挚的行为背叛了元更化之政，遂“怒，面责挚反复”，将其赶出中书。
    常安民书信案：宋哲宗绍圣间，新党重新上台，打压元祐党不遗余力，常安民书信案即是一例。常安民政治上倾向于元祐党，与新党大异其趣。《宋史》本传载安民“妻孙氏，与蔡确之妻兄弟也。确时为相，安民恶其人，绝不相闻。确夫人使招其妻，亦不往”。（元祐初）“元丰用事之臣虽去朝廷，然其党分布中外，起私说以摇时政，安民窃忧之”。（绍圣初）“拜监察御史，论章颛国植党，乞收主柄，而抑其相反复曲折言之，不置。遣所亲信语之曰：‘君本以文学闻于时，奈何以言语自任，与人为怨，少安静，当以左右相处。’安民正色斥之曰：‘尔乃为时相游说耶？’益怒”。常安民元间致吕公著书是遭章、曾布打压的主要借口，其书云："去小人不为难，而胜小人为难。陈蕃、窦武协心同力，选用名贤，天下相望太平，然卒死曹节之手，遂成党锢之祸。"常安民引陈蕃、窦武故事比之元辅臣，并无意比哲宗为汉灵；章、曾布进谗陷害，激怒哲宗，进而“径拟（安民）监滁州酒税”，将其赶出台谏。后来“徽宗立，朝论欲起（安民）为谏官，曾布沮之”，“蔡京用事，入党籍，流落二十年”，连续遭打压。
    黄庭坚碑文案：宋徽宗崇宁二年，贬官中的黄庭坚为荆南承天院撰碑文，湖北转运判官陈举弹劾碑文语涉谤讪，导致黄庭坚遭到除名勒停的严重处分。黄庭坚反对熙宁变法，政治上属于元党，这又是一例党争迫害的文字狱。"承天寺僧为先生（庭坚）乞塔记，文成书碑，……（陈）举知先生昔在河北与赵挺之有怨，挺之执政，遂以墨本上之，谓幸灾谤国。除名勒停，羁管宜州。"
   陈瓘《尊尧集》案：政和元年九月，元祐党人陈因不满绍圣《神宗实录》的史笔而作《尊尧集》，因此罹祸。史云：“尝著《尊尧集》，谓绍圣史官专据王安石《日录》改修神宗史，变乱是非，不可传信，深明诬妄，以正君臣之义。张商英为相，取其书，既上而商英罢，又徙台州。”
   原来《神宗实录》曾经5次撰修，后4次改修都为政治纷争使然，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政治评价是历次改修的焦点。元元年诏修《神宗实录》，凡300卷。绍圣初，新党甫一上台，就提出对元《实录》重修，并对元《实录》的撰修人员下狱勘治，撰修者吕大防、赵彦若、范祖禹、黄庭坚、曾肇、林希、陆佃等皆坐贬官。[20]
    陈瓘遭到打击，除党争、政争因素外，还掺杂有公报私怨的成分。参与治理陈瓘者有蔡京，“未第时，以书谒陈，称其谏疏似陆贽，刚方似狄仁杰，明道似韩愈，及对策，所持论顿异，遂欲害以绝口。因其子正汇告蔡京不轨，执送京师，薿复入为给事中，又与宰相何执中谋，使石治瓘。”

北宋文人，抱团取暖，文人相轻，相互攻讦。
枪打出头鸟，有才能者总是被揭发，被告发，被参奏，被弹劾，被降职，被贬谪。
严重者被发配,被抄斩……。
乌台诗案就是一个例，文人从政，有利有弊，历朝历代，费尽折腾。
1079年，时御史何正臣上表弹劾苏轼，奏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御史李定也曾指出苏轼四大可废之罪。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改革。由于苏轼与变法派的政见不合，遭受排挤。苏轼自觉在朝廷无法立足，于是申请外任。在神宗的直接干涉下，苏轼于熙宁四年1071年任杭州通判。之后又分别担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在任职上，苏轼看到了新法执行过程中的诸多流弊。  像涉嫌朝廷放贷的青苗法、两浙路严苛的食盐专卖法、鼓励人告密的手实法等， 苏轼都极为反感，于是便形诸吟咏，对新法实行过程中出现的弊端进行批评和讽谏。而在当时，王安石早于熙宁九年（1076年）二次罢相，变法事业的主导者已经从王安石变为神宗本人。当时变法已经成为皇帝亲自部署的既定国策，反对变法就是反对神宗的既定决策。难道苏轼就那么不识相？
其中关系十分复杂。王安石考状元之才对苏氏父子来说真有瑜亮之情节。东坡父亲当时拥趸众多，而王对一些光鲜文章有些“不知敬畏”甚至瞧不起。得罪老先生，对苏轼集团来说王安石就是敌对势力了。王母去世满朝大臣出席追悼会，就大官员苏洵不出席。还写了一篇《辨奸论》来暗指王安石。文章虽好，但言过其实，连苏东坡都认为其父过分了些。
《梦溪笔谈》被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作者沈括因此一鸣惊人，成为一位名震千古的卓越人物。沈括的名号如雷贯耳，与之同时代的大文豪苏轼更是家喻户晓，然而正是沈括打响了检举揭发苏轼的第一枪。
宋神宗是个有想法的君王，他之所以支持变法，就因为他内心有所坚持，想要把大宋推向更鼎盛的浪潮，这是一种未知的尝试，或许成功，或许失败，但总比故步自封来得要好。但苏轼却总是提出反驳，总是唱反调，对朝政种种策略予以抨击，这自然会引起皇帝以及群臣的反感。
苏轼的精神还是值得人们学习，纵然身经大风大浪，依然不屈服，保持心胸豁达，朝着自己向往的生活飞去："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有趣的是，最后为苏轼在皇上面前求情的都是被苏轼讽刺批评的对手，而苏氏的好友要么自身难保，那么躲得远远的。
晚年的苏轼更是主动请见王安石应该尽释前嫌了吧。
多少年后，有人明明说了数次“不设国家主席”却有又有人坚持要设，最后落得下场难堪。神宗对苏轼够开恩的了……。
见字如见其人，苏轼的字就那么无拘束、潇洒自然、遒劲流畅。苏东坡就是苏东坡，就像李白天马行空才有其千古绝唱留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