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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毛花圈燃火,700人死亡(新疆伊犁惨案曝光)

(2011-12-08 21:57:17) 下一个

   1976年9月9日,党和国家领袖毛泽东逝世。新疆兵团伊犁农4师霍城61团在团部大礼堂开过追悼会后,留下的花圈谁也不敢处理。这可不是一般的花圈。这是毛主席逝世时,全场1万多人精心扎制的,如果谁给弄坏了,随便捡顶帽子给你戴上,说你对毛主席不忠,谁担待得了这样的罪名?

    在礼堂的后半部分,大约占了120平方米的面积上,堆放着近千只各式各样的花圈。从地面往上,足足2米多高。

  按中国传统习俗,花圈要么烧掉,要么放归墓地任其自然。然而,这些或大或小,或圆或方,或被扎成一个桃形以示忠心的花圈,已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灵光。既是神品,自然不敢妄加处理。岂止是农场这一级,县和地区也不敢处理。农场曾经想过,追悼大会开完以后,就召集各单位的支部书记们一起,把花圈烧掉。但又觉得不妥,就要政治处的同志请示上级,结果答复是集中保管,听候处理。这样一来,花圈自然就得找地方保管起来。礼堂也就成了花圈们的栖身之地。

    谁料到,五个月后,这些花圈着火,烧毁礼堂,死亡694人。从起火到屋顶塌落,一共只用了半个小时左右。

   当远在80公里之外的消防车赶来的时候,礼堂已如同一个填满了燃料的巨大炉子。还未等到消防车将礼堂的余火扑灭,守候在外面的数千名死难者的亲属和救援者都迫不及待地涌上前去,人们还在幻想会有活着的人,会等待他们去营救。但一切都不可能。694条生命永远消失在了这场大火之中,161人受伤致残。在遇难者中,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有597人 。

    不错,火是由12岁的小学生张广辉放了一个“地老鼠”花炮引发了那些堆积如山、一遇火星便迅速燃烧的花圈。假如那近千只花圈及早地处理掉,这灾难也可能不会发生;如果没有这些花圈,莫说一个花炮,即使放上一百个也不会酿成这场夺走694条生命的大劫难啊!

   由于61团紧靠中苏边境,当时中苏关系仍在恶化状态,华国锋刚继任主席不久。所以这个世界罕见的重大火灾死亡事故被保密下来。这场惊天大火发生后,据说外电很快就进行了报道,而我们内部却进行了严密的封锁,对外宣称是“苏修搞破坏,阶级敌人放的火”。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没人敢讲真话,更不敢触及火灾的成因。

    当时我的父辈们在63团,他们都乘车到61团帮助埋人。埋人回来后几天都吃不下饭。

    694条生命呀!这是新中国成立至今,在一场火灾中夺去生命数量最多的一次灾难!



绿红兰青 于 2011-12-9



作家张贤亮 1983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时得知该火灾情况。此事触动他写下了小说《肖尔布拉克》。2006年他在《新疆旧事》一文中提及了此事件。这也是30年后第一次有人文字公开提到这件惨案。



记者采访见证人讲述这次事故的详情。

      1977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初一。新疆伊犁地区农垦61团场笼罩在一片节日气氛之中。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春节,上年秋粮又获得了少有的丰收。农场的商店特地采购了大批的鞭炮和烟花。为了给节日助兴,初一一清早,农场宣传股就通过广播通知各家各户,晚上9点在露天场放映电影《战友》。

 

       看场电影,对当时大多数农场人特别是少年儿童,还是件很有魅力的事情。


  晚上8点多钟,农场宣传股马干事、放映组长柯玉奎和放映员小高已经将银幕挂上,放映机也架好了,小型汽油发电机“突突突”地欢叫起来。


  看看手表,开演的时间还差十儿分钟。小高放在放映机按钮上的手又移开了。手有些冻,脚也冷得发疼。他双手合掌,放在嘴边呵了口气,对柯玉奎说了声:“这天还真够冷的。”


  柯玉奎下意识地踏了踏脚。其实他那双脚,也开始发麻了。气温仅有零下十二三度。


  如果把电影改到身后的礼堂里去放,至少是不会挨冻了。小高一边想着一边扫了一眼观众,约摸有个八九百人的样子,放在礼堂里也是绰绰有余的。想到这,他走到柯玉奎跟前说:“老柯,我看咱们不如把电影挪到礼堂里面去放,外面太冷,人受不了,机器也受不了。”


  “以前不都在外面放的吗?”柯玉奎觉得搬来搬去有些麻烦。


  “你跟马干事说一声,他要同意了,咱们找几个人帮忙,三下五除二也就搬进去了。”小高搓着手道。


柯玉奎觉得也有些道理。


  “马干事,咱们是不是挪个地方,到礼堂里面去放?”柯玉奎道。
         马干事是宣传股专管文化这一块的。到礼堂里面放电影,照说也没啥,但他顾虑的是那里面的花圈。这可不是一般的花圈。这是毛主席逝世时,全场1万多人精心扎制的,如果谁给弄坏了,随便捡顶帽子给你戴上,说你对毛主席不忠,谁担待得了这样的罪名? 


  “能在外面凑合就凑合一下吧,再说这事也是政治处开会定的,要变,也得请示领导呀。”马干事说。


  “嗨,这么点事,也值得兴师动众的?你是主管,你说句话我们就搬了。再说,你知道处里领导到谁家喝酒去啦?”小高快人快语。


  “我看问题不大,人往前坐一点,只用半个场地就够了。”柯玉奎又说了一句。


  “那……好吧,那就快搬。”马干事终于点了头。


  一听说改到屋子面放映电影,观众席上已是一片混乱,人们争先恐后往礼堂里面钻。


  转场只用了10来分钟的时间。礼堂里面,由于人们按吩咐不靠近花圈,尽量靠前坐,如同沙丁鱼罐头似的,一个挨一个地排满了人,几个调皮的男孩子互相投掷着点燃了的一寸小鞭炮、女孩子们因害怕而发出了尖厉的叫声。


  地狱之门悄悄开启。

 

这座建于1964年的礼堂,连化妆室、广播室都包括在内,总面积不过760m2,礼堂实用面积为601m2。长42m,宽1452m,顶高7.2m,墙高3.7m,有17个大窗户,7扇大、小门,屋顶是用木条插拼起来的棱形格椽,基本无梁,木板盖面,然后是两层油毛毡、三层沥青覆盖。这座礼堂,尽管室内没有固定座椅,但外景壮观,窗户别致,冬暖夏凉,也是文革中开批斗会、讲用会的主要场所。

1972年,农场曾经在正门的外面,又增修了一个柱廊。2个直径lm的大柱子,为礼堂增添了威武风采。

  1975年3月,上级主管部门决定在农场召开“学理论、抓路线、促春耕现场会”,场党委对礼堂进行改造修缮。考虑到落地式大窗不适合农场使用,就用砖将17个大窗从下往上砌起来,只留0.6m×1.4m的17个无玻璃窗洞。1976年2月,在二期改造工程中,又将南北3个大门堵死,其余的门不是上锁,就是用铁丝拧住。


  看着这个不伦不类的庞然大物,有的职工说像监狱,有的人说像仓库。弄得当时的领导们脸上好无光彩。在礼堂的后半部分,大约占了120m2的面积上,堆放着近千只各式各样的花圈。从地面往上,足足2m多高。


  按中国传统习俗,花圈要么烧掉,要么放归墓地任其自然。然而,这些或大或小,或圆或方,或被扎成一个桃形以示忠心的花圈,已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灵光。既是神品,自然不敢妄加处理。岂止是农场这一级,县和地区也不敢处理。农场曾经想过,追悼大会开完以后,就召集各单位的支部书记们一起,把花圈烧掉。但又觉得不妥,就要政治处的同志请示上级,结果答复是集中保管,听候处理。这样一来,花圈自然就得找地方保管起来。礼堂也就成了花圈们的栖身之地。


  5个月的时间里,上级也没有明确指示,农场也不好处理。但5个月的时间,却使原来润湿的树条、苇杆、松枝干燥起来。人们没有想到,就是这些他们自己亲手扎制的花圈,在一个12岁的孩子打开了潘多拉盒子的时候,成为魔鬼的第一帮凶。
电影是9点半左右开始的。也许是片子太老了一些,缺少足够的吸引力,场子里的秩序仍然不太好。那几个调皮的男孩时不时地掷出几个小鞭炮,引出一片片惊叫。

 
小高有些急了。乘换片子的时候,他通过扩音机警告人们:“如果再有人放鞭炮,就不演了。”而且,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重复两次。


  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采取断然的措施。而马干事、老柯等人也同样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他们此刻最大的愿望就是凑和把电影演完,然后找几个朋友打打扑克或喝上二两。大年初一嘛,看电影不尽是些娃娃吗?有几个大人呢!


  灾难发生在晚上11点15分左右。电影里,志愿军战士和朝鲜人民军战士已经拥抱在一起了。按正常速度,再有三四分钟影片就该结束了。在礼堂的后面,花圈堆放起来形成的斜面上,有4个十一二岁的小学生正无聊地坐在那里。电影吸引不了他们,因为他们根本就看不到一个完整的画面。
        也就在这时候、那个叫张广辉的12岁的小学生,从口袋里拿出一枚俗称“地老鼠”的花炮说:“我这里有个‘地老鼠’,是个哑的。” 


  “走,到外面放去,这家伙在冰上转起来挺好看的。”同是12岁的许兵接上了茬。王建军也附和着说:“放吧,挺好看的。”


  张广辉手上这个炮,其实并不是个哑炮,只是捻子烧到纸边上灭了,只留下一点点根子。

几个娃娃都没有动,谁也没站起来真正走出去。张广辉对火炮能不能放是没有把握的。正因为这一点,他心存侥幸,反正电影也快完了,不如点一下试试。他完全是在一种满不在乎的心态下,划着了一根火柴,然后吹灭了火焰,用阴燃着的火柴棍朝药捻处捅去。


  眼前腾起一片耀眼的亮光,“地老鼠”已经从手指问飞了出去,带着哨音,钻进了花圈。立刻,一股火苗窜了起来。


  “着火啦!”这几个孩子争相往后躲,并叫出声来。


  纸花、苇杆、干树条子充分体现出了易燃性。而就在眼前的几个成年人,原本是想救火的,但不得要领。他们伸手就去拉那只已燃烧的花圈,没想到这一拉,立时给火焰加了氧,火苗迅速升腾起来,沿着表层花圈形成了3m以上的火柱,直刺屋顶,礼堂迅速变成了一座炼狱。


      小高算得上是第1位组织突围的人。影片最多只需半分钟就可结束,他还是关掉了机器。他扭头看火时,火头已开始燃烧屋顶木椽。而下面,大片的花圈已使礼堂的后半部变成了一片火海。空气中已经夹杂着纸灰、沥青的臭味。他感到头,“嗡”的一声大了许多,呼喊和哭叫响成一片,人们已经开始拥挤,有的孩子已经被凳子绊倒,被人挤倒。


  人们潮水般地涌向大门。但就在这一时刻,竟然还有部分人心存侥幸心理,看见有人开始扑火,满以为这火烧不起来,更想不到会烧死人。因此,在最先退场的部分人中,居然还有人边退边向后张望。


  火更大了。小高已经感到了灼热。看见门口缓慢移动的人群,他急了,用手电筒照着前面的人群高喊:“不要乱挤,快些出去!”门只有1.6m宽,人、凳子、椅子挤在一起,犬牙交错,再加上火已从头顶上压下来,逼得人们不得不低头,因此,在大门口实际己形成了一堵人墙。

       小高无能为力。
  柯玉奎听到了小高的叫喊,但没有人听从指挥。他清楚地知道,礼堂的7个门中,除了大门,只有化妆室这边的小门还能打开。他立即冲到了舞台上。这时,银幕上已经着火,屋顶上的电线也开始燃烧;浓烟在屋角那边打转。

柯玉奎凭着自己对舞台的经验,摸到了化妆室的小门前,就在这时,礼堂前半部的屋顶“膨”的一声都变成了明火,由木板和油毡、沥青构成的屋顶辟啪作响。沥青已经熔化,变成了燃烧的溶液,滴落下来,在人们的头上、脸上、衣服上燃烧。


  柯王奎去拉那扇小门,没有拉动。想别门把手,手上没有任何工具。他有些绝望了,拼命地用肩扛用脚踢,终于撞开了那扇门。但此时,化妆室的屋顶也已燃烧起来了。柯玉奎顾不上多想,直取窗户。当他拉开窗户时,一股新鲜空气扑面而来……。


  他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白云。这个14岁的男孩子生得聪明、机灵,只是个子矮。那天他和四五个同学相邀,没带凳子,准备看一会就走。他们距大门只有6m远。


  最初着火时,他们并没有在意,直到火大了以后,他们才开始往门口挤。白云个子矮,被挤散了。人流将他沿着墙壁推向了舞台那边。而他的几个同学,都挤到门口冲了出去。白云害怕了,但他的机智还是救了他。他上了舞台,这 里距离小窗口只有2m多高。他看见舞台上有放道具的桌子,就移了过来,蹬着桌子,从窗户里拱了出来,一头扎在了墙下堆着的积雪里。一摸自己的脸,竟摸下一层皮来,这时他才感到疼痛,倒在了广场上……


  张雷生是个高挑个的青年,他一看南面的大门已被堵死,便朝火小一些的北门跑去。这个门,是北墙上最西边的一个门。由于平时根本不用,所以早就用双股8号铁丝拧死了。


  张雷生这一跑,引得不少走投无路的人都跟上来了,他被拥在最前边。到了门口,用手一摸,铁丝拧得像根麻花,不要说没工具,就是给你一把钳子,短时间内也弄不开。张雷生想到了破门。他用脚使劲踢了踢门,门板发出了空空的响声。有希望,他心里一喜,大声喊道:“你们往后退一点,我把门踢开。”但是,没有人肯听他说。后面涌上来的人群一下子把他挤得面朝外贴在墙上。他又急又气,双手撑住墙,用力一挤,才离开了墙壁。
 火势更猛了。沥青挟着蓝幽幽的火苗,下雨一样往下落着。靠上面一些,火和烟已将氧气掠夺得令人窒息。张雷生的四周,无论大人孩子的头和身上,无一人不在着火、冒烟。 

 张雷生感到气喘不上来,每吸一口气,都觉得有火烟往肺里、喉咙里呛。他蹲下去了,这才感到稍微好受一些。他用棉衣蒙在头上,挡住了滴落下来的沥青,他已经清晰听到了屋顶上木头发出了噼啪的响声,他预感到整个房顶就要塌落下来。


  也就在这个时候,他感到了一股凉气从下面袭来。抬起头来,发现北门靠下面的那块门,被外面的农场副业队排长等人角砍土墁砸开一个大洞。几个在前面的孩子已被拖了出去。


  张雷生立刻来了力量,他顾不上门板上的木磋子撕挂,也从门洞里钻了出去…… 


      农场里的人们,已经自发地拎着桶端着盆来救火。但此时,人们根本无法靠近火场。人们眼睁睁地看着南大门上的人们活活被火烧死。


  消防车将礼堂的余火扑灭之后。守候在外面的数千名死难者的亲属和救援者都迫不及待地涌上前去,人们还在幻想会有活着的人,会等待他们去营救。

 

      没有电,四处都是黑乎乎的。人们谁也不敢贸然进入礼堂的废墟之中,尽管此时,7个大门均被烧成了空洞。人们用手电筒往里头照,发现南大门和舞台下面,隆起了两座大包,透过烧毁的屋架,隐约可见人形残骸。由于浇入了大量的水,那两个大尸堆上,蒸腾着淼淼的白气。


  直到这时,人们才彻底相信,再也没有人会生还了。男人和女人们大放悲声。凄凉的哭喊,一直传到很远的地方。


  传得很遥远的还有电波。19日凌晨,恶性火灾事故的消息便传到县、地区、州和自治区,直至北京。


  北京,烧伤病专家们急驶机场。


  南京,由国务院抽调的1100张人造皮肤和医疗专家们,搭乘伊尔-18型客机紧急起飞。

 

地区工业局,也紧急调运了100m3圆木,连夜加工成板材,运往农场。


  天亮以后,第一批解放军官兵乘卡车赶到,开始清理现场。


  处在最上面的一层尸体,头颅几乎全部被烧没了,肢体残缺,已成了一截一截的黑炭,有许多尸体已烧得粘连在一起。墙壁上,多处留下了人形痕迹。整个礼堂,狰狞恐怖。


  汽车运来了白布。每个尸体2m,扯一块,包裹一具尸体,然后用汽车运到学校的礼堂里,一排一排地编号,等待人们认领。后来礼堂里摆不下了,就放到教室里,甚至连课桌上也摆了尸体。


  死难的悲痛波及到农场的每一个角落。尸体清理完了以后的几天,失火的礼堂废墟里,夜夜都是高一声低一声的呼号,凄惨之极。


  痛彻周身的悲恸,给人留下深刻的教训。防火意识的淡漠,无疑是思想上的原因。失火的那座礼堂,不具备任何消防设施,屋顶的沥青自燃点为375℃,而有助燃时,仅为175℃,况且屋顶是全木制结构的。据事后调查,汽油发电机所用的燃料油桶,起火时也在礼堂中,从起火到屋顶塌落,一共只有半个小时左右,而消防车还远在80km以外。等消防车匆匆赶来时,礼堂已如同一个填满了燃料的巨大炉子。


  人们的麻痹大意,也使火魔有了可乘之机。就连花圈已经起火的时候,礼堂里大多数人都以为烧不死人。这玩笑开得太大了一些,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为自己的麻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当时,包括农场的领导在内,都沉浸在节日的喜庆之中,有一位领导,当自己的孩子跑回来报警时,他竟还不愿相信,怒斥孩子“滚出去”。


 1977年3月,国务院在关于这次火灾事故的指示中指出:“这场火灾,表面看是由小孩玩鞭炮引起的,但突出的反映了那里的领导思想麻痹,不负责任,制度松弛,组织涣散。平时不抓教育和防火措施,遇事又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导致小灾酿成大灾。”


  假如当时放映人员按规定在露天场演电影,而不是擅自转移场地,灾难或许就不会发生;假如当那几个小孩子在场内燃放鞭炮时,立即被严厉制止,灾难也许就不会发生;假如那近千只花圈及早地处理掉,这灾难也可能不会发生;假如早有防火预案,一发生火灾能够有效组织人员疏散,损失会小得多……遗憾的是,这些善意的假设,已无法换回那694条生命。



 那个放火的小男孩张广辉,在火刚燃起来时,就知道自己闯下了弥天大祸。他很聪明,趁着前面的人们尚未惊醒之前,他已冲出了门外。后来,他在父母的陪同下,去投案自首了。1977年3月,地区批准对他实施劳教,他被送到少年犯罪教养所。解教后,去了广东。 


  放映组长柯玉奎等人,被拘留了2年5个月,1979年地区批复,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听说他去了湖北。


  对此事负有责任的农场领导们,分别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调离了农场。

 


      对于一个只有几千人口的小团场,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不啻为天大的灾难:有的人家全家葬身火海,有的人家所有的孩子一个不剩命丧黄泉。活着的人悲痛欲绝,近乎疯狂,他们睁着发红的双眼四处寻找团场领导,而领导早已躲了起来。不知从哪里找到了团场的政委,愤怒的人群一哄而上,将其打个半死。那些侥幸没受损失的人家则大气也不敢出,悄悄窝在自己家里。这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将心比心,谁家遇到这样的变故能不悲伤,不愤怒!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死者家属作出一些过头的事情原本是应该谅解的,但当时的上级领导却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发来电报要求团场抓人。在这关键时刻,有一个人头脑非常清醒,极富人情味,他就是已故的原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广电局局长、13岁参加革命的老八路、时任伊犁农垦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61团场大火后被派来兼任团场政委的马骥。他清楚地知道若机械地执行上面的命令必定会引起更大的骚动,这中间若再死人就是新的导火索,局面将越发不可收拾,因为这些失去孩子的人已经不想活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立即面见当时的伊犁地委书记谢高忠,对他恳切地说:“老百姓太可怜了。现在,他们需要的是我们领导的体谅、帮助、关怀,即使关怀、体谅也弥补不了他们的损失。”谢高忠听他说得有理,便采纳了他的意见,平息了一场风波。


  这是多么难得的情怀!须知这是在那个非正常的年代,一句话不当便可能导致一个人政治生命的终结。


      当时马骥是2月19日晨接到通知后赶到火灾发生现场,负责火灾善后处理事宜。一些遇难者亲属因为悲伤和愤怒,便将怒气撒在六十一团场政委周政夫以及前来调查事故原因的中共伊犁地委领导身上。但实际上团场政委周政夫自己的女儿也在火灾中遇难。为了稳定群众情绪,2月底,根据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中共伊犁地委的决定,马骥兼任六十一团场政委,负责处理“二·一八”火灾善后事宜。

 

       在将遇难者全部安葬完后,由于迟迟见不到周政夫向群众请罪,情绪失控的几个遇难者亲属跑到“2·18”火灾墓葬集中地,准备将周政夫女儿的尸体从墓穴里扒出来示众。得知此事后,马骥立即赶到现场,并躺在周政夫女儿的墓地上对准备挖墓的群众说:“你们如果非要这样做,就先把我打死。只要我有一口气,就不会让你们做这种蠢事。”

 

     马骥对情绪激动的群众说:“同志们,现在我们的心情还不难受吗?周政夫和你们一样,也是失去亲人的不幸者呀!谁愿意放一把大火把群众都烧死,难道周政夫愿意把自己的亲生女儿烧死吗?如果咱们再这样无休止地纠缠下去,可能会发生比火灾更悲惨的事件。如果你们想解恨,就把我埋了,我不怨你们,咱们再也不能死一个人了……”

在马骥的苦苦规劝下,这起事件最终被平息。马骥说:“既然组织上将重担交给了我,我就一定要处理好善后事宜,让群众满意,让组织满意。”

      在61团场工作的日子里,马骥每天都要到死难者亲属家里了解情况,处理善后事宜。这位1938年参加革命、打过日本鬼子、经历过无数次战争都没有掉过眼泪的老革命,每一次听到“2·18”火灾死难者亲属讲述亲人离去的事情时都会失声痛哭。马骥说:“这些死难者大多数都是孩子,可怜呀!”

      马骥理解每一个失去亲人的家属的心情。“他们心里难受,他们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现实。”30多年过去了,但只要一谈及此事,马骥仍热泪盈眶,“近700条生命就这么没了,谁不难受!”

       由于担心群众情绪失控做出极端行为,当时,上级公安部门准备将一些“闹事者”抓起来。当民警前来61团场抓人时,遭到了马骥的强烈反对。他向上级领导反映意见,家里死了亲人谁的心情不难受?更何况有的家庭在这场大火中死了好几个人,他们几乎都疯了。这种情绪下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原谅和理解他们?

       马骥认为,在对待群众闹事的问题处理上,措施宁右勿左。最终,在马骥的反对下,上级领导采纳了他的意见,没有抓一名闹事的群众。

    为了使群众尽快从灾难的阴影中走出来,马骥极力支持死难者亲属回老家探亲,以缓解失去亲人后的悲痛,并鼓励他们联系调至其他单位。马骥认为,离开61团场这个环境,遇难者亲属的心情会好一点。

       事实证明,马骥的这一做法非常正确,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精神濒临崩溃的死难者亲属离开61团场后,痛苦渐渐得以缓解。

 

1978年7月,由于工作需要,基本处理完“2·18”火灾善后事宜的马骥调任伊宁市委副书记。在随后的近30年时间里,马骥再也没有回过61团场一次。

 

       马骥说,他很想回去,但又不愿回去,他害怕看到团部那个礼堂,害怕路过离团部很近的“三大片”墓群。

曾任伊犁州广播电视局局长多年的马骥一直拒绝记者去做有关61团场那场大火内容的报道,他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他的心情。

有些东西看上去很硬、很坚强,其实它很脆弱,一碰就碎。”马骥说。


      30年后,年过八旬的马骥老人曾用一首七言诗表达自己的心境:

 旧事重提泪满腮,
       七百儿女入火海,
      终生难忘悲惨事,
       常闻父老哭声哀。

  如今,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虽然已经作古,但他说过的那些掷地有声的话仍言犹在耳,声震如雷。

 


陈福元:280名官兵清理现场4小时

    陈福元,伊犁军分区原副司令员,1988年离休,1977年时任伊犁军分区边防八团副团长。

    当记者拨通新疆军区第五干休所陈福元的住所电话,向老人表明采访意图后,已经78岁的陈福元在电话那头一字一顿地说:“太惨了。”

    1977年2月19日,驻霍城惠远的边防八团接到伊犁军分区紧急电话,要求部队迅速组织人员前往61团场执行救人任务。边防八团立即决定由陈福元任救援队长,带领机动营两个连280多名官兵火速赶往61团场进行救援。

    出发时,部队给每个官兵分发了一把十字镐、一把铁锹、两副口罩。

    在路上,陈福元和战友们想像了灾难现场无数种场景,并且尽可能往惨烈方面想。但到了现场后,惨状比他们想像的要高出无数倍。

    “一到团部就闻到一股令人窒息的烧焦动物尸体的味道,到处是老百姓的哭喊声,礼堂还在冒着白烟。”陈福元说。

    “看到部队官兵赶到,群众让出一条通道,但门口根本进不去,靠门口的地方,尸体堆得有近一米高。大多数人烧得和煤炭渣一样,有些人像沥青一样粘在一起。空气中充斥着一股令人作呕的味道,不戴口罩根本不可能靠近。我们拿着铁锹和十字镐站在尸体堆里不知如何下手,也不忍心下手。但是我们的任务就是清理现场,大家必须动手。”陈福元说。

    由于尸体大多烧焦粘连在一起,清理工作非常艰难。陈福元带领官兵先从俱乐部两个门口开始清理,由于现场的群众特别多,并且大多都是遇难者亲属,考虑到用十字镐、铁锹清理尸体会伤害遇难者亲属的感情,官兵们只好用手扒。门口最上层的尸体基本上已被雪水冻结,官兵们想尽办法小心地将他们分开。由于很多尸体粘得太紧,实在无法分开,官兵们只好将粘在一起的几个尸体整体搬运到礼堂外再分开。分着分着,有些战士便开始和群众一起号啕大哭起来,他们实在受不了现场的惨状。

    清理中,很多尸体已被烧得肢体不全,找到的残体很多连亲属都无法辨认。被压在底层的尸体因为高温焚烧,稍微用点力就碎了。有些尸体实在无法找到,战士们就按照亲属的要求帮助他们寻找半片衣服布料或一个头饰……

    陈福元要求救援官兵克服一切困难加速清理,因为现场清理速度越快,对遇难者亲属就多一些安慰。官兵们忍着巨大的悲痛与心理阴影全力投入到清理工作中,4个小时后,现场基本清理完毕。看着院子里堆满的黑乎乎的残体,陈福元和战友们一分钟也不愿多停留,流着眼泪悄悄撤离。

    当官兵们上车离开团场时,群众挥泪与他们告别,有些遇难者亲属直接以下跪道别的方式向参与救援的官兵表示谢意。回到部队后,许多官兵因为无法忘记清理现场的惨景,很多天都无法吃饭。

    陈福元说,由于工作原因,他经常路过61团场。看到集中安葬火灾遇难者的坟场到处挂着红领巾,那些孩子们痛苦的表情就会清晰地出现在他的眼前。



胡佐国500余名学生丧生火海

   胡佐国,1977年在61团场子校担任高中政治教师。

   胡佐国说,火灾后,遇难者的尸体全部集中到了团场子校,所有的桌子上全放着盖着白布的尸体。桌子不够用,有些尸体就放在教室的地上。当时,邻近61团场的、凡是会木工手艺的人全集中到了团场子校做棺材。

   “整个学校感觉一下子空了,原本拥挤的校园冷清了!”胡佐国回忆当年春季开学的情景时,长久地叹息。胡佐国说,团场子校是中小学合校,有近1600名学生。火灾中,该校有500余名学生失去了生命。

    “我记得火灾后,学校四年级4个班的学生只剩下了不到一个班的学生。”胡佐国说,老师们失去了心爱的学生,孩子们失去了昔日的玩伴,那种凄凉与悲惨的心情没有经历过很难体会。
  胡佐国写得一手好字,在那段时间里,他和同事一直忙于刻墓碑,看着墓碑上那一个个熟悉的带血的名字,胡佐国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停下手来发呆。

   胡佐国姐姐的两个儿子也在这场大火中丧生。此后的几年中,胡佐国的姐姐和姐夫始终接受不了失去孩子的现实。1984年,姐姐和姐夫迁回河北老家,从此再也没有回过新疆。

                  母亲用身体护住5岁儿子

    看电影时,刘莲英母子4人坐在前排的位置。22时15分大火着起时,刘莲英看了看表。30年来,这个时间她记得最清楚。

 “我要保护我的孩子!”大火蔓延时,保护孩子成为刘莲英惟一的想法。当时,礼堂内已是一片混乱,拥挤的人流将刘莲英母子4人冲散。黑暗中,刘莲英紧紧抱住小儿子蔡招银,以近乎嘶哑的声音哭喊着其他两个儿子。人们纷纷挤向惟一的出口逃生,抱着孩子的刘莲英被挤倒在地,孩子被她紧紧护在身下,她不知道有多少逃生的脚从她身上踩过。黑暗中,一道亮光从刘莲英眼前划过,离自己不远处正是舞台的侧门,已经被人打开。此时,倒在地上的刘莲英的头发、后背、腿部已被滴落的沥青大片烧伤,整个人身上都冒着炽热的白烟,灼热的火苗啃噬着她的每一寸肌肤。

 “一定要带着儿子活着出去!”刘莲英怀裹儿子凭着最后的一丝力气匍匐着向亮光处移动。“能朝前挪半米,我们母子就远离死亡一步。”刘莲英说,当时她就是靠这种信念幸存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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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出俱乐部的刘莲英感觉全身都在燃烧,干裂的嘴唇仿佛随时都会脱落,她一边不停地抓起路边的积雪往嘴里送,一边踉踉跄跄地朝家的方向走……

    火灾后,小儿子蔡招银安然无恙,老二蔡云峰幸存,最讨人喜欢的老大蔡雪丰却没有两个弟弟幸运,被无情的大火吞噬。刘莲英因身体大面积烧伤,在医院里躺了三年。三年里,她的名字一直在病危名单中,但她靠着坚强的信念活了下来。现在,刘莲英不愿再多谈30年前的那场灾难。

    记者采访刘莲英时,她努力地想用手指计算大火过去了多少年,但她的双手因为那场大火已没有一根可以伸直。  

                      幸福像花儿一样绽放

   回想当时的情景,仇茹萍说太恐怖了,那时她只有14岁。

   当大火开始燃烧屋顶木椽时,被挤在人群里的她感到头“嗡嗡”作响,高度的恐惧与慌乱使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仇茹萍看到,有的孩子被凳子绊倒,有的孩子被挤倒,人们潮水般地涌向大门。

  那场火灾中的呼喊声和哭叫声在仇茹萍的记忆里从此反复回放了30年。

  现在,44岁的仇茹萍已经很少在梦里梦见父母了。“前几年的时候,经常梦见。醒来后,泪水早已浸湿枕巾。”

   那段时间,仇茹萍的脑海里总会出现记忆中母亲的笑脸,然后是父亲的鼻子和嘴上都是血。还是14岁的她离他们很近,能听到他们沉重的呼吸声。

   仇茹萍说她是最后一个从大火中走出来的人,和她一起来看电影的父母及弟弟、妹妹则没有出来。
火灾后,仇茹萍身体50%的面积被烧伤,在医院整整躺了半年才康复。

  康复后的仇茹萍在团场领导的照顾下继续着自己的学业。1983年,高中毕业的仇茹萍被分配到当时的团部商店作了一名售货员。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仇茹萍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也是孤儿的王兰新。

  “当时的感觉是,他能照顾我一辈子,因为我们都是孤儿。”仇茹萍回忆说。

   此后的日子里,在爱情的滋润下,仇茹萍逐渐从灾难的悲痛中走了出来。1987年,仇茹萍和王兰新结婚,随后有了他们爱情的结晶——儿子王啸。仇茹萍现在是幼儿园教师,每天和孩子们在一起是她最大的快乐。

    业余生活中,仇茹萍只有一个爱好——养花。每天早晨起来闻着各种花儿的芳香,看着花儿自由生长,再想想家人平安、健康,她觉得自己其实很幸福。




乐观是上帝赐予的

    她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王萍。聪明、机灵是很多人对她的评价。

    大火那天,王萍和19岁的姐姐王琪一齐去看电影。最初着火时,似乎没有多少人在意,可姐姐还是拉着她往门口挤。当王萍和姐姐从人堆里爬出来时,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王萍说,她只记得自己一头扎进了墙下堆着的积雪里,一摸自己的脸,竟摸下一层皮……

    王萍还记得,为救其他小孩,姐姐王琪出来后又冲进了礼堂的大火里,随后再也没出来。火灾后,父亲紧紧抱着满脸是血的王萍,这个戎马生涯多年、从来没有在儿女面前流过泪的硬汉,在数千人面前嚎啕大哭……

    “全身烧伤面积90%以上,身上只要能利用的皮肤组织都利用了。刚刚结好的痂,可能因为一次稍微不注意,新的皮肤就又坏死了。”王萍说,在此后长达十几年的治疗时间里,她对痛觉彻底麻木,能够活下来已经是一种幸福,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

    在团场领导的照顾下,王萍在团场武装部当话务员,从依靠父亲喂着吃饭到能够帮助父亲做饭,从不能下床到能下床走路,甚至现在扔掉拐杖,王萍用自己的坚强让父亲的脸上重新露出了笑容。

    王萍说:“生活给了你的你就要珍惜,我的乐观是上帝赐予的。”

    未曾谋面的父母

    1977年,是陈小留出生的那年,也是父母罹难的那年。

    30年过去了,在陈小留的记忆里,父母的样子很模糊,她常常会去父母的坟茔前看望他们。她知道,即使记忆里未曾与父母谋面,但血浓于水的亲情永远无法抹去,她要守候他们,为在天堂里的父母祈福。

    事发当晚,不足两个月的陈小留正暖暖地依偎在奶奶的怀里熟睡。她哪里知道,爸爸妈妈还未来得及为她取名,就已被火魔吞噬。

    陈小留和姐姐陈芳成了孤儿。为了纪念这场大火留下的生命,奶奶给她取了小留的名字。为了照顾好姐妹二人,团场党委将姐妹二人远在老家江苏的亲戚接来安置。从此,陈小留姐妹被叔叔婶婶收养,团场出资供其上学。

    1998年,陈小留从石河子卫校毕业。在外奔波了几年后,2006年6月底,小留毅然回到了61团场。她说,回来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是团场培养了她,理应知恩图报。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内心深处对父母的怀念越来越强烈——她想一辈子守候着父母。

    现在,陈小留是61团场阿力玛里社区医疗服务站的一名普通护士,她所在的医疗服务站对面就是父母遇难的地方——团场礼堂旧址,现在的鉴园。

    2007年2月普普通通的一天,当记者来到农四师61团场时,团部鉴园门口晒太阳的老人开始慢慢增多。一个门楼、一堆土包、一座亭子,一圈围墙,这几乎是鉴园现在的全部内容。

    在外人眼里,鉴园不过是一个空荡荡的还未完工的公园,可对于门口那些表情复杂的人们来说,这里却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太多的伤害。从火海中死里逃生的他们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虽然留住了生命,但他们失去了亲人、家庭……

    鉴园之鉴

    2007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初一,30年轮回后的见证:随着春节这一天临近,61团场鉴园门口晒太阳的老人开始慢慢增多。

    鉴园是61团场的人们可以最直接感受到亲人气息的地方。10年前,61团场将保留了近20年的礼堂残墙推倒,取而代之的是一所开放式火灾教育主题公园——鉴园。

    10年前,推倒礼堂曾经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但是今天,大家的心情已经很平静。

    “过去的东西就让它过去吧,现在有些东西其实更重要!”“2·18”火灾遇难者亲属肖传金认为。

    肖传金说,现在想儿子了就来鉴园看看,年龄大了很少再去墓地,毕竟到公园和到墓地在心理上还是有区别的。

    鉴园附近的居民说,聚集在鉴园门口的老人们很少说话,也很少提及30年前那场灾难,但大家心里都清楚来鉴园散步的目的。

    大多数团场人认为,鉴园是大家的,他们需要一个对亲人祭奠的地方。

赵广辉:你在他乡还好吗?

    从飘雪的寒冬到冰雪消融的初春,我们一直在61团场采访,我们聆听了数百名火灾亲历者对灾难的回顾。目睹残阳下的那些幸存者,站在掩埋着694名死者的墓地上,我们一直试图找到知道这段历史的每一个人,特别是当天点鞭炮引燃大火的赵广辉。因为如果不是他点燃鞭炮,灾难就可能不会发生。

    我们不断寻找可能找到赵广辉的线索,他当年的邻居,他儿时的伙伴,他父亲的老乡,保护过他生命安全的霍城县公安局看守所民警,()还有可能可以查到他下落的自治区公安厅、广东省公安厅……但是,我们终究没有找到他。

    如果按时间推算,赵广辉今年已经42岁。30年过去了,不知道赵广辉是否还时常回忆起当年的那场大火?今年的正月初一,不知道赵广辉是否会想起当年那个充满悲惨气息的灾难?

    为了这次采访过程的完整,也为了在“2·18”火灾30周年这天祭奠那些长眠于地下的亡灵,2月17日、18日,记者再次来到61团场。

    站在满目荒凉、纸钱纷飞的“三大片”墓地里,看着那些已经没有眼泪、表情淡然的上坟者,很奇怪,记者心里萌生了一个问候:赵广辉,你在他乡还好吗?今年你会回来看看他们吗?

    不能忘却的灾难

    今年2月18日是“2·18”火灾30周年纪念日。历史竟然如此巧合,30年后的这一天恰巧也是农历正月初一。

    30年来,全国少有刊物公开报道过“2·18”火灾,就是在信息资讯无所不包含的互联网上,你也很难找到有关“2·18”火灾的详细记录。即便有记录,也仅仅是百十个字的简介。

    30年来,因为“种种原因”,“2·18”火灾一直没有被媒体公开报道。今天我们以详尽的报道还原这段历史,目的只有一个,历史不能忘记,血的教训告诫我们,悲剧不能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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