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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的道歉, 永恒的友谊

(2014-01-24 17:13:57) 下一个
迟到的道歉, 永恒的友谊

三年前的深秋,我从波士顿回到上海,去完成两个项目。到上海的第二天,我见到了阔别多年的朋友阿敏。阿敏和我青梅竹马,因为种种原因,三十年前我们分手了。现在各自成家立业,仍然是好朋友。

阿敏一见我,就告诉我,一些我们的中小学同学知道我返沪,都想见见我。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我也希望见到他们。我们同学计划十几天后在静安寺附近的一家的餐厅重聚,我们的中学班主任也会来。

我们这些同学从小生活在上海希尔顿饭店附近。五十年前,我们进了小学,学校位于上海唯一的一个胡同里。在那个年代实行就近入学,很多同学从小学到中学都在一个班上。一些同学是邻居,父母还是好朋友,大家彼此非常熟悉。1966 年文革开始,学校停课, 我们只读了三年半小学。复课后我们直接升到中学。1972年底中学毕业,之后,大家各奔东西。至今有些人我已三十多年没见过面了。

那天聚会前,阿敏计划和另外两个女同学阿珍,阿金先到我住的希尔顿饭店来看我,然后再一起去餐厅。我等在大厅里,不一会儿,三位穿着入时的女士笑盈盈地走了进来。我立刻迎了上去,首先看到了阿珍那双熟悉的,水汪汪的眼睛,那眼睛曾经让我多么迷恋!

漂亮眼睛的阿珍也看到了我,惊叫道:“跟头(我的绰号),你一点都没有变,三十多年了,你还是老样子,只是头发白了一点。”

我哈哈大笑道:“阿珍,你也一样啊,还是那么漂亮,那么迷人! 上次见到你时, 是在三十多年前,那时候你还在崇明的农场里呢。我的头发白,是因为坏脑筋动得太多了!”

阿金接口说:“请不要打击太多人,其实我们都染了发。”

我立刻说: “你不染发也一样漂亮。”

“你什么时候学得这么花言巧语?以前你可不是这样的!”  她马上又接口说。

“哈哈,就是因为脑筋动得太多,变坏了。” 我笑道。

“好啦,好啦,快走吧!我们的肚子饿得都叫啦。”阿珍催着。

阿敏也笑着说:“是啊,快到点了,他们都在餐厅里等你呢。”接着她说:“你知道吗?阿东今晚也来。你还记得他吗?”“阿东也来?!” 阿珍 和 阿金同时惊叫起来,“他在小学和中学的时候,做了那么多坏事!今晚还有脸来见你?!”

是啊,阿东曾是我小学里最好的朋友,我们那时候总是一起上学,一起回家。在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文革开始了。因为他的父母是高干, 他成了红小兵。而我的父亲是脱帽“右派”(是公方厂长陷害的。这是另外一个故事),我成了黑“兔崽子”(黑九类的子女)。我清楚地记得,从那一夜起,我们不再是朋友了。

那时候,我们这些“成分”不好的同学,经常在学校里和在马路上被“成分”好的同学揍。打人是他们的特权,挨揍是我们的义务。好几次一群红卫兵和红小兵打我,阿东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到了餐厅,中学班主任李先生(那时称中学老师为“先生”)已经坐在那里了。七十五岁的她见到我们,竟能叫出每一个人的名字。我惊奇地问道:“李先生,你怎么还能记住我们每个人的名字?都已经四十多年了!”

李先生微笑道:“你们那个班很特别。那时正值文革高潮,我带了你们三年半,还一起去学工学农一年。你们毕业后,我再也没有这样长时间地带过班级。而且你们班的事特别多,就像你和阿敏谈恋爱的事,你的好朋友阿政写情书给阿芸,还有你们同学中两派辩论,你和阿政为首一派,经常使对方哑口无言。你还记得吗?你把你们的第一位政治课的老师轰走了。那位老师是工宣队的队长。我可真是为你们担心哪。。。我怎能忘记你们这些‘小赤佬’的名字。”

我接着说:“我当然记得,那个初中毕业的公务员,文革中成了工宣队的队长,因为他的‘觉悟’高,做了政治课的老师,教我们毛主席的‘政治经济学’”。“

阿珍说:“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呢!”

我继续说:“一开学,听说这个不学无术的人要来教我们,我就在想怎么收拾他。所以在第一节课上,他刚一开口,我就提问,‘先生,今天我们是要学毛主席的政治经济学吗?”他说,‘是的’。我马上又问:‘那么请你解释一下,什么叫政治?’他的脸开始发红了,说话也开始结巴了。我不停地问:‘那么请你再解释一下,什么是叫经济?’那时他已经张口结舌了。我不让他有喘息的机会,马上又接着问:‘那么政治和经济是什么关系?’他语无伦次了,课堂一下子乱了,没有人再听他的课了。”

那是他的第一节课,也是他的最后一节课。

阿东是最后一个到的,他的变化不大,还像从前那样高高瘦瘦的,只是脸上的笑容少了一点。记得他小时候是一个笑容满面的人。

茶来了,酒来了,菜也上了。我做东,糟鸡,肴肉,酱鸭,熏鱼,油爆虾, 马兰头香干,丝瓜面筋。。。本邦菜应有尽有。

虽然不是山珍海味,大家还是吃得津津有味。一边吃,一边聊,嘘寒问暖,好像又回到了温馨的学生时代。

大家问了我很多在美国的生活情况,我也问起了他们各自的家庭生活,父母和子女的情况,让人高兴的是,他们大多数都过得很好。

我问阿东:“你的父母好吗?”

他说:“不错,都退休好多年了。”

“那你的个两个姐姐呢?”我接着问道。

“她们很好,她们的孩子都大学毕业了。”他答道。

“你的外婆还健在吗?”我又问道。

“她已经过世很多年了。”阿东又答道。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的事吗?那时候我经常到你家去等你一起上学。”我说道。

“是啊,下课后还一起回我家玩呢!”他答道。

我又接着说:“还有,那时每天早上你不愿意喝牛奶,而你外婆盯着你,不喝完不能走。”

他也接着说:“是啊,乘她不注意的时候,我马上叫你帮我喝了。然后我们就勾着肩一起上学去了。”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三个多小时过去了,李先生提议,以后我们应该多多保持联系,经常见面。

告别了老师,阿敏,阿珍,阿金 和另外几位同学提议送我回希尔顿饭店,顺便去华山路老家附近看看。

“我也和你们一起去,我好多年没有去那里了。”阿东附和着说。

接着,我们几个便有说有笑地沿着南京西路,向华山路走去。

拐到华山路上,一过延安西路,便到了大胜胡同,希尔顿饭店就在对面了。

我一回头,看到阿东一个人默默地在走在后面,好像有些心事,便停下来等他。我问他:“阿东,刚才忘了问,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他说:“前几年做生意上给人骗了,最近还不错。”

这时,他轻轻地接着说:“你还记得四十年前,我就在这个弄堂里追打过你?”

我的心颤抖了一下,轻轻地答道:“记得。”

“我很对不起你。”他动情地说。

我的眼睛有点湿了,我对他说:“阿东你听着!这不是你的错,那时我们是十四,五岁的小孩,懂得什么?!文革前,我们是好朋友,现在我们是好朋友,将来我们还是好朋友!文革中,有人把仇恨的种子种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你怎么能为他们买单。这不是你!的!错!

我伸出双臂, 摇着他的肩,“你听见了没有?!这不是你的错!”我又重复了一遍。他苦涩地淡淡地笑了一下说:“该死的文化大革命。”

“是啊,该死的文化大革命。”我也轻轻地重复了一遍。

上海的深秋,秋高气爽,明月高照,我和阿东又像小时候那样,勾着肩一起过马路,和其他同学一起,向希尔顿饭店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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