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机》（三十二）

(九) 张振雄嘴里只剩六颗牙齿，头发已经全部灰白。 这个本来就是脸无四两肉的瘦子，如今简直只是一副人体骨骼模型了。 社会主义中国的公安局看守所牢狱，尝过它滋味的人都明白，是最最可怕的地方。 因为这种地方关的是审讯中的未决犯人，所以警戒严密，阴森恐怖；各种规定、待遇、管理方式，特别苛严恶毒，有意让人度日如年 ；吃不饱、坐不宁、睡不安；动辄得咎，体罚繁多。这样，落到这个阎罗殿里来的各类阶级敌人就无法打熬，不能对抗。在生不如死的煎熬中，无一不是由衷投降，百份之百按照审讯人员的要求交代招供，以求早日判处死刑一枪毙命图个了结，或者判刑劳改，至少可以像个干活的牲畜，不必在这种地方了无尽期地领略人对人所能干得出来的一切恐吓和折磨。 这种高招和这套体制，是中国共产党的公安保卫对敌斗争专家从他们自身在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日寇汪伪政府坐牢的过程中观察研究各种漏洞弱点缺失然后加以严堵严防充实完善，因此可说已达集摧毁人的健康、精神、意志、情绪诸妙法之大成的境地。然而这也并非他们的首创独创，在苏俄，列宁早就有过“烈性饥饿疗法”的伟大发明，到了斯大林手里又有更为英明的补充，以致许多自从少年时代 就出生入死不屈不挠为革命献身奋斗的布尔什维克元老一旦落入这种境地，也都一个一个地拼命自我咒骂自我加罪，需要什么供词就招供什么罪状，只求能使斯大林满意；没有一个能够坚持事实真相，没有 一个能够无畏对抗到底的。 这就是为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机器绝对所向无敌的原理。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种性质的国度里不可能有自下而上的反抗的奥秘。 这就是为什么像彭德怀、刘少奇等等这样的一流人物，在死亡前也都曾向毛主席表示他们的忠诚和申述他们的冤屈的原委。 张振雄这样的人和他的种种表现又有什么可笑之处呢？ 张志强等了二十几分钟才被领到一间专门办理收监和出监手续的房间。这里有拍照的设备和按指纹的用具，有搜身的小间，和登记入册的案柜，还有几把椅子，但显然不是给犯人坐的。 他一眼见到颓坐在一张木椅上的老人时，他的直觉反应是他们提错了人。 “这------”他说，“你们，是不是------也许------有可能------弄错？” “我们大眼瞪小眼看管他四年多了。哪会错？” 张志强凑近过去仔细辨认。他仍然不能相信。 关键是，那人也不认识志强。 他的眼睛像盲人的眼睛。睁开着，但视而不见。对面前的事物也毫无反应。 他嘴里一直在不停地喃喃自语。说些什么却无人能闻能懂。 “爸爸？”志强试探地轻呼一声。 “爸爸？”老人像个回音壁似地照样重复一遍。 “不对。肯定不是。”张志强回头看着所长和另一位看守警。 “你看着，”看守警像一个魔术师要想对抱怀疑态度的观众一显神通似地对张志强说。 他走到老人跟前，运足中气，大喝一声：“三九八一！” 老人犹如中了魔咒的僵尸，突然还魂，霍然站起，大声回应：“有！” “姓名！” “张振雄！” “案由！” “反革命！” “思想状况！” “罪该万死！” “坐下！” “谢看守员！”说罢，他又像拔掉电插头的留声机那样地停转了□哑了，一屁股瘫坐下来，双目茫视前方，嘴里又开始呢喃不休。 张振雄不能行走。 看守所不能派车送他，因为没有这个规定。 张志强只好给厂长打电话。 厂长骂骂咧咧，“他娘的，倒像是我的老子了！” 但他还是派了厂里的一辆最破旧的小三轮卡车把张志强父子俩装了回来。 张振雄除了不能动弹不能交谈之外，没有给张志强添加别的麻烦。张志强没有流泪没有忿慨。一切都是无可奈何的，就像地震山崩，摊到谁的头上谁认这个命就是。他照顾父亲是尽心的，这是义务责任，因为这不是别人，是自己的父亲。说也奇怪，打从把张振雄领回之后，志强就一点一点认出了他，越看越像、越看越是了。----分别十多年，停留在记忆里的形象还是当年的画面。十年的变化，别说是人鬼之变，就是正常岁月的刻划涂抹，也会使人面目全非；骤一相见，谁人能够跨越这种风化日蚀的过程。及至细细观看，贴近感觉，记忆里的东西就会渐渐回来，时光的痕迹就会慢慢消退，这个人毕竟还是这个人。 看守警临别好心叮嘱，回去后先给他吃容易消化的粥面软食，千万不能太饱太腻。张志强小心遵从，看着父亲那种狼吞虎咽的馋相急相，张志强不禁流泪了。 张振雄幸而没有什么疾病。看守所的环境条件，不经风吹雨打及人为戕耗、三餐定时定量且素净不饱，倒是不易患上传染病等等的时 疾与营养过剩的其它顽症。他的主要挫伤在于饥饿造成的极度虚弱和营养缺乏带来的过早老化。至于精神上的沉重打击和长期折磨，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做“虱多不痒，债多不愁。”人的精神痛苦和思想重压，原有一定承载限度；超过了，人们要么发疯失常，很快死去；要么麻木不仁，习以为常。人，到了临界极限，能够生存下来者，必有其特殊的生命韧性，如若不是思想明确意志坚强，便属厚皮老脸刀枪不入。在这种情况下，超越不过的只是物质：食物不足时时饥饿，衣服不够时时寒冷，精神永远不能变成物质。倒是精神上的东西总能克服，想一想阿Q的典范我们就会明白中国人历来是何等的容易在意念上取胜了。因此，使得张志强这个儿子大为惊讶的是，他的爸爸出狱两个月之后就不肯再吃稀饭面条了，三个月之后就逐渐没有了那种萎颓不堪自言自语惊慌不定呆若木鸡的状貌了，四个月之后就能够与人正常对应交谈了，五个月之后就非常认真地阅读各种报纸刊物了，半年之后就日渐发胖，甚至胖到超过以前任何时期，他又去镶补了全部缺牙，于是外貌体态就相当滋润饱满了，七个月之后就跟厂里那批从乡下上来顶替退休父母岗位的青工以及食堂里的女炊事员统统混熟了。大家给他起了一个“少校”的诨号，初时不免略带揶揄之意，但后来听出看出这个少校竟乃货真价实的正宗军医，这个称呼中就渐渐注入某种敬意了。 有过这样一番人生经历的张振雄自然跟过去有了很大不同。首先，他的骄气傲气已经一扫而空。厂里不管什么人叫他帮什么忙，他一口允诺来得特快干得卖力。医务室忙不过来时他相助一臂之力他更没有二话。人们就什么医药保健上的问题求教于他时他不厌其烦深入浅出地讲解得对方五体投地。尤为重要的是，从工厂领导到传达室看门人，一致认为他一定有平反复职之日。因为他的经历，他的冤案，他跟某某某一些大人物的交情以及深受四人帮迫害的苦难，全厂都已耳熟能详。 这也正是他能够在儿子工作的厂里得到一个比较稳固的立足之地的根源。这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是属于违反常规不大可能的事。工厂领导是在冒险押个赌注。他，是作为前来探亲的职工家属，临时住在工厂宿舍里的。厂方是如此向派出所汇报的，而派出所则已经接获过原先关押他的机关打来的招呼。 有个立足之点，对于返回社会而又未有着落的人来说，是攸关前途的头等大事。许多人尽管获得平反或无罪开释，但因家破人亡而没有了这个立足点，原单位又拒绝接收，流浪一阵，最后就会被民政机关遣送到原籍农村或者安徽、新疆等地，仍然落在社会的最底层，仍然不得翻身，而且定了终生。因为一旦落定，就不会再有什么机关再次对他落实政策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