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机》（二十一）

严一恒夫妇接纳程敏子去香港回归他们家，是因为他们于一九四九年在香港所生的儿子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体质极差，数度辍学，看来非但不堪造就，而且生命也朝不保夕。此外，敏子生母在大陆的显赫处境，也使他们极其乐于合作，乃至听命。那位当年的名门淑女、轰动一时的艺苑明星，如今已是一位身份十分崇高的领导人的夫人，在国内大有呼风唤雨的能耐，当然不可得罪。况且敏子所需的一切费用，她已预付一笔美金巨款，严一恒虽曾推却一番，但那全世界通用的绿纸，委实有着无人能够抗拒的诱惑力，于是这件听起来颇为离奇难信的事，就无阻无拦地顺利实现了。 严一恒所得的另一项奖赏，是一袭“港澳地区政协委员”的政治冠冕。这使他喜出望外，自得非凡。于是他此后便西装笔挺地携眷到北京出席会议，俨然如同英国的上议院议员。他与乃君自五一年后便 不与留在大陆的静君、蕴君联系，每次回大陆开会更是不想寻访早就风闻已经落难的姨姐静君；因为，他们感到，如今彼此身份已经大不相同，不必再拖泥带水，惹些麻烦在身上了。 敏子到达香港，四姨夫妇欢迎之热烈令她颇为吃惊。四姨父端详了她一会，突然一把将她揽入怀里，接着双手捧起她的脸蛋，在上面连连亲吻，这使她大出意外、很不自在。 “噢，啊！我们的妹妹回家啦！”他仿佛喜不自胜地说，“多可爱的大小姐呀！怎么不叫爹地？” “一恒！”乃君被一恒的举动吓了一跳，“你干什么啊？妹妹不习惯你这种----” “自己的孩子嘛！”他不以为意地说，“快叫爹地妈咪啊！我的乖宝宝！” 敏子的笑意里突然有了勉强。她本来是高兴的，快乐的，感动的，怀有创造一个良好开端的衷愿的。但是她从姨父这个突兀、过份的动作里感觉到一种东西。这种东西与男人对异性的贪欲有关。姨父故意用对八岁以下的小孩的态度和称呼，掩护他的包含对成年女性才有的冲动的举动，这迷惑不了十七岁敏子的本能鉴断。敏子毕竟不是懵懵懂懂、浑沌未开的蒙昧少女。 “我----还是叫四姨、四姨父吧。”她竭力笑得若无其事，“我是程家的程敏子。”她接着抱歉似地说，“十几年了，太习惯了。对不起。” “随你，随你，”乃君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在这一瞬间，乃君忽然本能地希望敏子在她们家的关系与地位稍微疏远一点。 严一恒的笑容里有着一种奇异的内涵。但他毫无狼狈之态。“妈妈----四姨这么说了，就按照你的意思吧。但实际上我们还是一家子，对不对？” “当然罗。”敏子爽快地说。“你们----带了我半年，是不是？所以，实际上我还是回家了。” 家，实际上，还是不像敏子相像的那样温暖，那样融和。 姨父此后不曾再有逾矩的动作，这使敏子稍稍安心了一点。至少不用时时防范，那也是十分紧张和辛苦的。比敏子小三岁的弟弟，性情古怪，不易接近；敏子曾经烦恼，但不久便释然。如果不能建立亲爱亲近关系，就以保持距离为好。反正各自一个卧室，分隔得开，独立得起。四姨对敏子不错，但也仅止不错而已；姨父有点阴阳怪气，说不出个什么味道，让他怪去就是，敬而远之是最好的办法。敏子最为气馁和不解的是，他们----四姨和姨父，从来没有问过一字一句解放以后程家在上海的生活情况和命运变迁；从来没有问过一字一句敏子的成长过程，包括为什么会在西北的一个学校读书等等。好像过去的生活，跟俞家的关系与亲情，全部一刀割断了，那些种种，在他们的记忆里都不存在了，他们对此再也没有任何兴趣了。敏子曾经以为他们会有无穷无尽的问题，从一九四九年年初离开上海之后问起，一直问到自己走进这个家门为止，会有数不清的秉烛夜谈感叹唏嘘，这样才像敏子所设想的亲姐妹、亲姨甥之间的关系所应有的情状。敏子很不明白。敏子以为自己太幼稚了。成年人的世界，也许本来就是这样冷漠和不近(孩子们心目中的)情理的。 敏子在四姨和姨父提议的两所学校中选择了一所女子寄宿学校。这是一个赴英留学的预备学校，以学英语和英国文学为主。敏子作这样的抉择，一是想起生母的嘱告，争取去英美留学，二是可以不必住在“家”里、时时感受那种压抑和拘束。 在春季班开学时，敏子就搬到学校去住了。 她学习得异常勤奋。她原先有点英文底子，还是十岁以前爸爸教的；后来几经离乱，早已置之脑后，但一旦沉入这种环境和氛围，记忆里的遗痕像奇迹似地一下子浮现，好比一张尘封久藏的照相胶片，一经晒印，清晰的画面就即刻显形了。敏子的英语学习进步神速，在班上领先夺魁，毫不费力，校方也惊讶这个内地里的穷乡僻壤(她曾说过自己来自大陆甘肃省的河西走廊)来的小姑娘何以有如此不凡的英语学习能力。英国文学，她更是驾轻就熟，因为许多读本她都看过中文译作，有的还经过爸爸或者郭圣逸的分析解说，理解起来答释起来就必然远远超过同班同龄的香港女孩了。这，引得那班娇滴滴假惺惺、矫情做作、虚荣傲慢的香港富家小姐们恨煞妒煞，却又无可奈何。因为敏子口袋里的钱不比她们少，身上的衣穿不比她们寒酸，出手又远比她们大方，智力远比她们优越，同时还有一种谦虚退让质朴深沉的高贵气质，不久敏子就成为众女孩的仰望之星了。 一天，一位留英博士、上海籍的副校长浦女士找敏子谈话。在她办公室里逗留了两个小时，敏子从来没有把自己的身世经历讲述得如此透彻如此完整如此痛快过。敏子没有哭泣，浦女士却频频拭泪了。最后，浦女士说，“起先，我对你很不了解，很迷惑，很好奇。听了你的故事，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你的爸爸原来就是忘言先生！那时的青年学生都知道他。但我决想不到，他，竟会落到这么悲惨的境地。程敏子啊，你有过这样的一个爸爸，你就无可抱怨于你的命运了。努力吧，你的前程无限。你想过要做一个作家吗？” 敏子一楞。 她本来快要哭出来了，但悲情即刻又退了回去。 想了一想之后，她说，“没有。” “没有？” “还没有。” 浦女士笑了，“如果你写作，你会成为一个好作家的。” 敏子满腹狐疑。她思忖良久，说“您，以为我在编故事？” “不，不，不，敏子，你真敏感。我是说，你有非常丰富的经历和非常敏锐的感觉。这就是成为一个好作家的必备条件。悲剧人生的价值就在于大苦大难总会变成某种非凡人物的财富。你不能把财富随手抛弃了。” “对不起，我，误解了。”敏子接着侧头想了一会。“您说，我可以成为作家？” “你不相信？”副校长笑笑说，“我跟你相约二十年，三十年，好不好？如果我们有缘再相会，那时，再看吧。” 作家？敏子第一次开始考虑这个问题。 谁说不想？而是，能做得了吗？ 敏子读的书多，对“作家”一词的内涵和外延是很有了解的，是大有仰慕的，是觉得可望不可及的。 但是，浦女士的这个主意，却根植于敏子心中，怎么样也挥之不去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