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人世间
本书讲述了作者(我)在半个多世纪的人世间所经历的种种故事.
（46）
我来到黄海岸的一处村庄——王格庄。
我住进了王大娘的家，这是一个三口之家，夫妻俩加一个儿子。这在农村是很不多见的，别的人家少的四五个孩子，多的多到七八个。
从王大娘腰身转动的灵便性上看，加上她儿子才十八，说她四十光景，像。假如从她缠过又放了的那双解放脚去估摸她出世应该的年份，说她至少得五十了，也像。
王大娘的男人王小山小她三岁，个头也比她矮了三四寸。当初，王家是在“女大三，抱金砖”的信念下，把崔各庄二十三岁的老闺女崔秀兰迎娶过来。
别看王大娘从了夫家的姓氏，她丈夫却百分百的在她眉头眼下做的人，她绝对是这一家说了算的当家人。
我住在王大娘家，当然能够深刻感受这个现实，同时也感受了王大娘的能干和泼辣。
不过，我也曾听她的邻里说，当初崔秀兰刚嫁到王格庄时，她婆婆还在世，也吃过当儿媳妇的那份苦头，后来经过了“艰苦卓绝”的奋斗才熬出了头。崔秀兰过门好些年总受不住胎气，她婆婆见她杳无音讯，成天不肯拿出好脸给她看。崔秀兰心明肚知，婆婆嫌她未能及早为王家传下香火。然而，崔秀兰不服，也不甘心，心想，瞧你生的宝贝儿子那笨手笨脚的样儿，反应迟钝，动作迟缓，呆得像个木头人。
崔秀兰每次回娘家，总带着这个迫切问题去寻求有效措施，当然，这事也只能向她老娘和她嫂子说得出口。她嫂子圆房不出几天便怀上她侄儿，以后，驾轻就熟，一如母鸡生鸡蛋，咕打咕打轻轻快快的叫，接二连三的坐月子。
崔秀兰对于这等房帷秘事倒是开通，战略上渺视，不把它当作了不得的事情来做，爱怀不怀，心情上减了紧张，增了快乐，战术上重视，主要放在对王小山的调教上，着令小山每日必须啃下两颗大葱。小山愁眉苦脸恳求道：“俺从小没有这么吃过，太辣！吃不进！”崔秀兰瞪了眼睛却轻声地说：“吃吧！山东大葱有点儿甜丝丝的，有这么辣吗？就着饼吃，吃！”
崔秀兰铁定认为，要做男人，就得有大口咬大葱的能耐。
经过多年的奋发图强，崔秀兰终于心想事成，为王家产下一胞男娃。婆婆抱上孙子，马上把好脸拿了出来。
孙儿长到快十三岁时，婆婆心满意足的大去了。王大娘自然的接上王家当家的班。说中国农村系男权夫权社会，起码在这一家到这一代难以获得印证，而我恰巧住进了这个女权的家庭。
可惜崔秀兰接班时，时运远没有她婆婆在位时那样的亨通，那时分得土地，不光不愁吃，手头也活分。秀兰儿子三两岁时，赖在货郎担边不走，炒米花啦，糖瓜啦，没有少吃，一是奶奶惯这独苗孙子；二是奶奶衣兜里掏得出这份闲钱。如今一化二化，一日三餐省不了的盐钱，还只能从鸡屁股眼里抠。不过，家家都这么过，崔秀兰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叹息了。
王大娘有事没事爱串个门，同娘儿们唠个嗑什么的。
这一天，她去了也是远房本家的王正明家，正明媳妇正盘腿在炕上缝制一件条绒褂子。王大娘掀了门帘进去，一眼就看见正明媳妇脚上那双艳丽丽的红黄相间的尼龙袜子和手上那块亮闪闪的紫绛条绒。这尼龙袜子可是王格庄稀罕之物，这条绒更是王格庄没有人能穿得起的。
正明媳妇从王大娘的眼神里觉察出她的向往，她指着脚上说道：“这袜子不知咋搞的，那样的经穿，总也穿不烂，还好洗好干，俺夜晚上炕前脱下在水里搓一搓，得，往竹竿上一搭，转天下炕伸手抓下来就能穿，用不着替换的。还有，这袜子弹力强，脚大脚小穿上都合脚。”说着，随手脱下一只，用双手使劲拉动，作了显示其强力弹性的演示。
王大娘听着看着，心眼儿便活动了，她想，这么好的袜子，怎么说也得设法给尚未过门的儿媳妇买一双，用以增强她对王家的响往力和亲和力。
正明媳妇还把王大娘拉到身边，拿那块条绒搁在王大娘身上比照，说：“你穿这色也挺相宜的。”王大娘嗔笑着推开正明媳妇的手：“你真会笑话，我这婆子了，穿它不成了老妖精了。”
王大娘在回家的路上寻思道：“正明媳妇之所以穿得起尼龙袜和条绒，还不是仗着正明赶集做的买卖。”想起来多少有点后悔，早两年小山曾在枕边向王大娘提出过做个小生意振兴家庭经济状况的想法，立即被王大娘毫不迟疑的一票否决了。“你说什么，俺这么好的成分，能干这等的事吗？”如今，正明媳妇脚上那双尼龙袜子，还有那块条绒料子，真让她开了眼。王大娘这回狠了狠心，对自己说道：“正明做得，俺小山为何做不得，他是下中农，俺还是贫农哩！”
果然，过不了几日，每日天不亮，我还来不及从睡梦中醒来，王大娘家的房院门吱呀一声开了，小山挑着担子出门了。这担子今儿大辛店集，明儿娘娘庙集，后儿庞各庄集，甚至七八十里外的邻县集市，在王大娘的鼓动下，王小山都不吝腿脚。
从此，王大娘不再眼巴巴的从鸡屁股眼里抠盐钱了。房院里饲养的两只母鸡日产蛋一二枚，正可以给小山和儿子补养身子。王大娘是不吃鸡蛋的，一吃就浑身搔痒，可能就是城里人说的过敏。
王大娘更惦记着要给未过门的媳妇买一双尼龙袜子，这是那天在正明家时就想到的，可以说也是促使做小买卖的初衷。可是，王格庄供销社进不来这时兴货。王大娘曾托我如回京城一定替她采购一双，我说最近无回京打算，她只得让王小山赶集时四处打听。王小山跑遍了这方圆百里，终于在县城百货公司的玻璃货柜里发现。他想，好不容易才寻着，便自作主张多买了一双，乐颠颠回到王格庄，却给王大娘狠狠的数落一顿：“谁让你买两双的，你主意也忒大了，那一双谁穿？你？俺？穿在儿子脚上也是糟蹋。”说得王小山一声吱屁都不敢出。
有了王小山每日早出晚归的小买卖，王大娘房院里的两只大口水缸都晒上了豆酱，过去它只能闲置着成了臭水缸。已经有近十年没有晒豆酱了，王大娘有时想起豆酱的可口香味，只能舔舔嘴唇。房檐下还腌了一大桶虾酱。有这两样备着，一年的嗄饭菜蔬不愁了。娘家亲眷来，在虾酱上磕两个鸡蛋，蒸上几分钟，鲜味都出来了，任你挑剔也说不出怠慢了娘家人。
我是冬至过后来到王格庄，一转眼便到了转年的谷雨，天气明显的转暖，在暖洋洋的阳光下，我在王大娘家进进出出，总听得见房院里那众多绿头苍蝇的嗡嗡叫声，见这飞舞的绿莹莹的东西，甚是腻烦。王大娘见我厌恶的样子，乐呵呵对我说：“这是豆酱虾酱引来的，前些年我晒不起豆酱，它还不来呢，没有这东西的吮叮，豆酱还发不好哩！”
尼龙袜子王大娘已着人给未过门的儿媳送去了，索性大大方方，两双全给了。不给，放着也是白放着。
王大娘同儿子一道，天天在小队出工，她扛着锄头进进出出显得那样子的满面春风。在她听来绿头苍蝇的嗡嗡叫声，像是对她持家有方唱的赞歌。
王大娘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她想起了“女大三，抱金砖”的吉言，心里暗暗的乐。
（47）
王大娘没有乐多少日子，心头又布上了疑云。她好生纳闷，这些日子王正明都在小队出工，难道他歇了生意，舍弃了这份进账。她想打听个究竟，却不知道怎样才能启动正明媳妇那张不漏口风的嘴。
近来有这样的风声在王大娘的耳旁刮过，说本县要来个什么四清运动，她从这风声里，似乎觉察出王正明不出担的缘由。
王大娘在炕桌上吃饭时曾向我打听，我说我也听说有这样的四清运动，反对走资本主义，不知道王格庄搞不搞。
我的话王大娘是相信的，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她当机立断对王小山说：“你一日走几十上百里，太累了，歇几日吧，还是身子骨要紧。”小山对老婆的话，一向言听计从，何况出自老婆的真心疼爱，别人家是夫唱妇随，这两人是颠倒过来，妇唱夫随，可一样达到和睦家庭的效果。
王格庄果然来了个四清工作队，大约十来个人，村民们传闻他们都是京城来的大干部，有的人的名字甚至照片经常可以在报纸上看到，不过，村民们基本上不看报，多大的名气也名不到王格庄来。
王大娘静待工作队的动静，反正王小山也不出担了。
工作队三天两头开大会，宣讲文件。是凡开会，都落不下王大娘，而且坐在前排听个仔细，可越听越不明白这走资本主义究竟与小山出担有没有关系，她总也摸不准工作队对做个小生意的态度。
一天，一位工作队员串门串到王大娘家，炕沿坐定后，王大娘很想探探工作队的口风，可又不能单刀直入，正在思量之中，想不到王小山耐不住性子，抢先实打实问工作队员：“挑个小担赶集做个小买卖，算不算资本主义。”
王大娘在旁边使劲拉王小山的衣襟角，告诫他不要多嘴，要问由她问，她自有心计，可是王小山却不能迅速领会她拉襟角的意图，还继续说道：“俺是贫农，这成分总不会走资本主义。”
工作队员咂了咂嘴，并且把眼睛斜到房顶上，这是他慎重回答前的特有表情，停了一会，才款款地说：“这真是有点不好说了。土改以后不是出现了新富农吗？富农就是农村的资本主义，合作化公社化倒是断了产生新富农的路，可是，按马列观点，事物是发展的，新形势下会出现新动向，所以，这就很难说了，很难说了，成份好也保不定走上邪路。”
工作队员走了后，王大妈厉声责怪王小山不该说出挑担做小买卖的事：“你这多嘴驴，来不及说了？谁把你当哑巴卖了？你这不把自己放进资本主义里去了吗？”
王小山听惯了老婆的责骂，无所谓了，只是心里不服，不是不服老婆的责骂，而是不服工作队员的话，他自言自语道：“能怎么的，天天起早贪黑的走上百里，累得贼死，倒成了走邪路，什么大干部，胡诌。”
晚饭时分，我去王大娘家，饭菜还没有端上炕桌，王大娘坐在炕沿上，手里也没有针线活，光在那里想心事，见我进门，劈头问道：“伏同志，你说工作队员能胡诌吗？”
我不知道工作队员说了什么，一时摸不着头脑，答道：“不会吧，都是上面派下来的。”我姑且这么说，也只能这么说。
“俺想也是，不至于胡诌。”王大娘接着自言自语道：“再也不敢让小山出担了，省得惹事，先保住贫农这好成份，了不得不吃豆酱，了不得还从鸡屁股眼里抠点盐钱算了。”
随着日子的一天天过去，王大娘把她耽的心慢慢的放下，因为她得知工作队忙着查大队小队的帐，追查大小队干部的经济问题。王大娘当过大队妇女委员，应该也算是大队干部，但一年也开不了一次会，会上讲的她是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回到家仍做她的饭，仍在小队上工挣工分，大队的事她是毫无所知。工作队知道她是不管事委员，从不把她当作干部对待。如此看来，小山做小买卖就算是邪路，只要不是干部，说说也就过去了。
是不是王大娘的虾酱蒸鸡蛋才吸引了一个个工作队员上她家“同吃”，那就说不准了。王大娘当然愿意，他们照规矩付的钱和粮票，这全国通用粮票还能买细粮，她是划算的。
一天，太阳快下山了，工作队员老陈还未进门就先喊道：“大娘，有我的晚饭吗？”王大娘高声回话：“有！有！来！”
在吃饭炕桌上，老陈问王大娘：“知道王正义吗？”
大娘说：“本村本姓的，前后街，咋会不知道。”
“这人怎样？品性？”
“好！品性好，从小受苦，根儿正，贫农，同俺家一样，可他年轻，参了四年军，去年才复员回来。在部队这几年，一到年关，总有大红喜报送到大队来，不是立功就是先进。”
老陈停了筷子沉思了一会儿，再没有问什么。
饭后，老陈再闲唠了几句后像有什么心事似的走了。
王大娘生起重重疑问，她马上叫王小山去街上打听王正义怎么了，并反复交待千万不可以透露半点儿老陈询问的事。
小山出门后，王大娘只觉得时间过得出奇的慢，左等右等等不来小山回家。待等回来了，只见小山弯着腰奔进门，内急得连句话都说不出来，抓了一张手纸，便蹲跑至房院墙角厕所方便去了。
王大娘只好耐着性子等着。待王小山从厕所出来，又慢吞吞回到屋里，王大娘没有好气地说：“瞧你这事儿多，还不快说。”
“八队队长在初九集的前一天夜晚喝了卤水，今天是十四，有六天了，可你都不知道吧，今天俺不上街打听，还是不知道。”
“救起来没有？别说这些没溜儿的话。”
“这事还不让说，不让张扬，说影响不好，影响运动。”王小山不顾王大娘心急，只照自己想说的说下去。
“先说要紧的，究竟救起来了没有？”
“还是他媳妇看他神色不对，翻白眼，炕边碎了一口碗，哭着冲到街上喊救命。俺们睡得太沉了，也是离后街太远听不见。”
“你先说救起来了没有？不说别的。”王大娘急了。
王小山也急了：“救起不救起，俺能不告诉你吗？总得一件接一件说下来，别把俺的话搅乱了。”
“就要搅乱你，先说，先说救起没有？”王大娘瞪出眼珠。
“瞧给你急的，急什么急，急管什么用，急能救人吗？告诉你吧，救起来了，是公社卫生院来人救的。你猜怎么救的。”
“救起了就行啦，这先不说了，打听了王正义没有？”
“俺正要说呢，可能王正义认为八队队长自杀是给工作队逼的。他曾对别人说，这帮家伙是不是真的中央派的，怎么不干好事，专门打击干部，他要进京反映。大概四天前，揣上干粮走了。”
王大娘听了，吐了吐舌头，带出一声“乖乖”。停了许久，才说：“正义这小子，吃了豹子胆，别惹出事来。”
与王格庄相距只有十里地的崔各庄，也发动了同王格庄一样的运动，还搞了新花样，办了一个展览，其他大队都组织社员去参观。这是王大娘娘家的村庄，她跟着去参观，顺便去瞧瞧几个舅家。
展览办在王大娘堂兄弟崔子勤家的院子里，把这位堂兄弟家所有家什衣物统统摆放出来。崔子勤是生产小队队长，崔各庄工作队所以这样做，无非借此告诉参观的人：“你们瞧呀，当小队长的，家里竟有这许多东西，这不是走资本主义吗？”
王大娘在展览的小院里转了一圈，她看见崔子勤站立在墙角前一脸的哀苦相，与她打了个照面，勉强地笑了笑。从小院出来后，王大娘离开了参观队伍，早没了去舅家看望的心情，独自走在回王格庄的路上。
王大娘一路走，一路想道：都是些破烂东西，没有几件像样的。那件绸布衫和那顶呢帽，是他结婚时，用几家本家送的贺喜钱凑起来置办的。那羊毛皮袄还是前些年允许自养羊，几年宰的羊才攒出一件。当生产小队长还是公社化以后的事，哪儿哪儿啊，搁不在一块儿的。当小队长只有多出力多操心的份儿，这是村里人人都明白的事情。打场分粮倒是由小队长操持，却在众目睽睽下，连给自己那一份秤头打高一点都不能够。
王大娘在不知所以的茫然中回到家中，已经日上中天，她赶紧舀水烧火。
“还是正义行，能看出事儿来，到底是贫农！”她在火膛前这么想，火光在她脸上跳动着。
正在这时，我走进门来，问王大妈是不是去看什么展览了，大娘立起身，冲着我说：“你们城里人你们当干部的哪个不比他富，这叫走资本主义？把你们家里的东西都抖落出来，你们早走了，俺们贫农就该是这个穷命。”
我默然，看着大娘，只点点头。
（48）
公社布置下来，为庆祝五一劳动节，连带也有欢送工作队的意思，在五月一日晚上开个晚会。
往年五一不五一，对王格庄的村民来说，是不相干的事情，除了小学校放一天的假。今年，大队干部经过这一场运动的洗礼，心有余悸不说，早已精疲力竭，对这类庆祝的事情已无兴趣，对于工作队要走有个意思意思，更是提不起精神来，既然公社当作一回事布置下来，也不好不办，就让年轻人去蹦跶吧。
四月二十八日，王格庄便把戏台在大街北头搭了起来。
五一这一天，还不等天黑下来，喜欢赶热闹的姑娘小伙都早早的用小板凳占了前面的位子，那些娃儿们更是肆无忌惮的爬上戏台闹腾，用竹竿短棍当刀枪，冲冲杀杀，乱作一团，还是大队团支书追上去瞪大眼睛吼道：“统统给俺下去，看谁敢再闹，扣你爹的工分。”这才在开锣前总算安静下来。
那些在运动中受到冲击的大小队干部，在开演前陆陆续续趿拉着鞋子，踱到戏台前，摆出与人说说笑笑轻松自若样子，表明自己本来就没有事情对不住乡亲的。也有的嘴上不干不净的:“什么屄养的走资本主义，就这么整治你，老天瞎了眼！”
八队队长在他老婆的搀扶下，端了一把凳子，远远的坐在那儿，经过那场折腾，身体确实虚弱多了。
王正义外出回来了，他站在戏台前，不怎么同人招呼，都是别人与他搭话，他才说几句。其实，运动没有动到他头上，他实在看不过去，抱不平，不管有用没用，去反映就是。
正明媳妇穿了条绒褂子出现在众人面前，正明已恢复出担，今天去邻县集市还未回来，平常她总等正明回来一起吃晚饭，今天为了看演出，她先吃了。
没有几个工作队员来看村民演出的，可能他们还有忙的事情，明后天他们就离开王格庄。
晚会由王格庄小学高年级的男女声小合唱开场，然后是粮管所、信用社、供销社的节目，小队出的节目不多，内容都是歌颂领袖、歌颂新社会，有快板，“三句半”，还有山东快书，山东快书倒有逗人乐几声的段子。
我懒得搬凳子去，站在戏台左侧，看得还算有兴致。后街四个小队共十来个姑娘联合演出小合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听来确实经过认真排练,不仅唱得齐声，配合的动作和表情也做到统一和谐，左手放在胸前，右手搭在右边那一位的左肩上，并且一齐左右自然摆动腰身，光这一招引来台下一片掌声。
不知何时，王大娘走近在我身旁，还撇着嘴对我说：“伏同志，你看见没有，右手最边上的那个闺女，怎么让她也上台唱歌?他爹是个富农，长年雇两个雇工。那时，俺们吃什么，干的什么活，她家吃什么，今天她也擦了红脸蛋上台，太不像话了。”
我只笑笑，淡淡地说：“上台就上台吧，没有关系。”
王大娘见我没有明确支持她那坚定不移的阶级立场，一脸严肃地说：“这可是关系大着呐！”
我见她如此严肃，也摆出严肃的表情说：“她今年多大了？恐怕解放后才出生吧！她唱的是革命歌，为什么不让她唱，不让她上台？”
我说了这话，小合唱正好唱完，右手第一个那位闺女，同其他姑娘一起，张开两只臂膀带着微笑向着前上方展视。台下又是一片掌声。
我使劲地鼓掌，并扭过头去看身旁，王大娘不知何时走了，可能回家了。
（49）
怎么说呢，这些日子不顺心的事情接二连三的，有因为自己的，也有因为别人的，胸口像煞憋着一口气。
办公室通知我，我写的一篇通讯特写领导审好了，让我去取。
我取来一看，一时气都背不过来，好几处被他斩腰删去，弄得上下连不成文，让人不知所云；有的地方被他无端的添了几个字，画蛇添足，成了文理不通。这样的东西我怎么能够拿得出手呢？可是人家是我的领导，有权力改我写的稿子，无论改好改坏，改就是这权力的体现。即使在我看来他的文字业务水准还不够当个实习生，可这并不重要，他的革命经历，或者他的出身和他的政治立场，可以派往任何单位当一名领导，何况我们这个小小的编辑部门。
我本想推门进去，与他论理一番，可是，根据以往所得经验，我所据之理，人家可以藐视，尤其书本上的，他并不认为这是什么理，我说如此改了读不通，他说有何不通，通得很。你再说，给你一顶傲上自大的帽子。罢！罢！咽不下这口气也得捏了鼻子咽下去。
过不了几天，我们全体人员去参加我单位所归属的那个系统的一个批判大会，坐在台上挨批的是尚主任，他在这系统的数位领导干部中排位第二，即俗称的二把手。大会上一个个上台发言的口气都恶厉厉的，竖眉瞪眼，甚至拍桌子打凳的，说的大致上都从一个曲谱弹出来的调门——这个家伙原来是举着白旗反对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二把手有六十多的年岁，他一面低着头记笔记，一面掏手帕擦拭额头不断沁出的汗水。
我坐在底下起先也跟着喊口号，喊着喊着脑筋稍一转悠，觉得不对劲，昨日还被尊为主任，今日忽然成了大家喊口号讨伐的对象，一下子从天上跌落地下。他还是早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身经百战，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呢？我不想再跟着喊口号了。我从尚主任不断擦汗的动作中看到他的无奈，我同情，我更为他不服，这又是一口憋在胸口的气。
紧接着没过几天，我单位一位也是二把手被认定有严重问题，突然袭击在全体大会勒令上台交代，他惊慌得说不出一句整话，不等他说完，台下众口一词，说他避重就轻，不老实交代实质问题，有两三人气凶凶冲上台上，将早已准备好的一块上写反党分子某某的铅板，拴上铁丝强制套在他的脖子上，铅板少说也该有五十来斤，一会儿就在二把手的脖子上勒出一道血印，他说不出一句话，只紧锁眉头。
我从他那锁眉的脸，映出另一张脸，一张笑脸，他是我单位的一把手。
我曾听说，这位二把手三年前调来后，与这位一把手相处得相当的不和睦。这是我们在他俩底下做事的人只要稍加注意便可觉察到。此位一把手的心思根本不放在实实在在抓好业务工作上，一天到晚琢磨着如何走上层路线，点头哈腰阿谀逢迎上头，猜度上头意向，不顾业务规律去迎合，上头自然喜欢不已，挂在嘴头上说：“我们就是要用这样听话的干部。”一把手也挂在嘴头上说：“政治挂帅就是认真领会贯彻上级意图，不打折扣。”这位一把手嗜好女色，一见有几分颜色的女子，立时魂不守舍，适时把色迷迷的眼睛乜斜过去，对于在他手下做事的女干部，更是肆无忌惮，在他身上风闻着好几起风流案，可就是被捂着。一位干部斗胆地说：“纸终究包不住火！”那个上头竟公开袒护说：“就有纸能包住火。”
看不惯一把手这些做派的二把手，在这处境中不好多说什么，心想：“你不肯抓业务，我去多抓就是了。”他召集几位业务骨干开了个座谈会，研究如何适应读者的阅读兴趣改进编辑工作，这让一把手感到不自在。“开这样的会也不事先同我商量，明显的冲着我来的，好啊！你用突出业务来对抗突出政治。”
二把手刚来不久，提出公费为他订的十多份报刊改为由他自费支付，一把手吃心了，认为这是将他的军，给他难堪。“给领导干部公费订报是明文规定的，你愿意自费，我可以不自费。”他咬着牙对人说道。
这位二把手有一天到一个编辑组去谈组稿的事，推开门见里面正在开会，他半认真半调侃地说了一句：“又突出政治啦！”然后带上门走了。
一把手以组织的名义，召开了党团员及积极分子的会，动员擦亮眼睛，遵照伟大领袖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大胆揭发这位二把手的问题，有什么揭什么，于是二把手三年多来的一言一行，包括推开门时说的“又突出政治啦！”都抖落出来，并且一经上纲上线，百顶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都能给戴上。
揪斗，挂牌，文化大革命就是如此这般在我所在的那个系统和我所在的单位演绎出来了。
这又给我添了憋闷。
我感到身体多方面的不适，嗓子干哑，口舌生疮，嗽不尽的黄痰，小便黄赤，大便秘结。去看中医，老大夫说，内火太盛，开了牛黄清火丸，我一天三次，一次两丸，吃了两天，未见丝毫药效。
正在此时，大厅上贴出一张大字报，将排名在尚主任上面的一位主任如何耍诡计整治尚主任的事情一一公示于众，我一字一句认真细读了三遍，顿时热血沸腾，把胸口内憋的气一下子化为侠义之气，不经思量，拔出钢笔，重重的在此大字报的末尾署上我的姓名。
署上名后，我又把大字报从头再读一遍，立时感到浑身松活舒畅，牛黄清不下来的火，一下子清尽了。
这个签名，被认为是勇敢造反的行动，因为这位主任当时起码在这系统里是权倾一时，更因为这位抢先整尚主任的主任，过不久被揭发出来在历史上曾有变节行为。
这位主任三十多年前的变节，其实说起来也是为保存自己的权宜行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在这个时候被揭发出耒便是不得了的问题。本来这是记在个人档案里，是个机密，为何有人知晓并流传出来呢？这里有一段后话。
前些年，组织部门要清理某些高级干部的档案，抽调去做这工作的人，必须只具有小学文化程度，识几个字但又不很看得懂档案所记内容。文化程度低可能只有在这样的特殊任务中发挥其无可替代的优势。我单位就有一位完全符合这条件的人事干部，她正好没有读完小学。碰巧了，她正清理这位主任的档案，因为是自己的上司，不由自主地多注意几眼，竟然看懂了这段变节行为的记载，她当然埋在心里不敢透露半句，这是纪律。这场运动开始时，她依旧守住这纪律。后来运动运得越来越离谱，一时还刮起了揪叛徒的强风暴，她开始稳不住了，好几个夜晚睡不稳觉，思想斗争激烈，讲不是，不讲似乎也不是，犹豫再三后，终于在一个夜晚，找到政治部主任的家讲了这事，讲完了刚走出门便后悔了，后悔也来不及了，不多时已传得沸沸扬扬了。
夜间我躺在床上未能入睡时或过早醒来时，我的脑海宛如天马行空，无边无际的想事。我想起小时候怎样的害怕鬼神，天黑了不敢出门，也不敢一个人呆在房间里，蒙住头睡觉已成了我改不了的习惯。我是那样的怕狗，江家大门口经常蹲着一条大黄狗，夏天还吐出舌头喘着粗气，我远远看见这条狗，就赶紧退回绕开走。我一向不喜欢叫叫喊喊冲冲撞撞的人，不愿意接近他们。可是，是吃错了药的缘故，还是神灵认错了人，我如今居然被人认为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的造反派，竟然也有人捧我，拥我为小头头，我还接受了当了起来，这是多么让我感到匪夷所思也是滑稽可笑的事情。
我每日一早走进这幢楼里，看到满目（满墙满地）大字报，有说东的，有说西的，我理不能够，不理不能够，大字报让我堵心。
学院的金猴闪电战斗队大模大样进驻楼里，说我们是保皇派，在楼门口贴了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并且指名道姓说我是走资派的小爬虫。他们为了把这有大神灵的小庙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决定长住下去不走了。我们食堂有位管理员在他们的宣言上写了个小批：“欢迎在小庙住下来，并请速将粮油关系转来。”谁看了谁乐。
整个楼乱哄哄的，我还得把它把守住，每晚都有值班人员防火防盗，我手持电筒，同值班人员一起每隔一个小时内外巡逻一圈，我怕出什么事故负不起这责任。
正在这时，我妻生孩子，无人照顾，她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埋怨道：月子里连一只鸡都得不到补，我深感内疚；大女儿两岁，得了急性肺炎住进医院，医生找我谈话，说病情严重，发展很快，要我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
我是内外交困得无以名状。
也正在此时，这幢楼里新生了反对派，天天盯着我们的不是，我们肯定有许多的不是，却像护秃子似的护着。本来同我在一起的几个人贴出大字报，批我斗争不坚决，在紧要关头，总是往后退缩，斗争越深入越暴露我不是个真正的革命者，充其量不过同路人，走了一段同路后该说再见了。我打心眼里同意他们的批判，我的确不是个革命派，当那些激进分子这也揪那也斗时，我又无能阻拦，只是烦得不行，我并不强壮的体魄，干瘪的肚子，载不动这许多烦。
我终于被赶下了台，激进的人们用选举的方法，改换了门庭，遂了心愿，皆大欢喜。我向往的心不烦的日子，自在的日子，终于盼到了。
(50)
我下了台，可以逍遥游荡了。
我的丈人住在东城一条胡同的小杂院里，我把我的小女儿暂放在小杂院由她姥姥和小姨顺手带着。
除了严寒冬天，小杂院是各家的“起居室”。每天下班后，我总去小杂院，与女儿亲亲。我搬一把小矮凳，坐在“起居室”，用眼用耳朵，便透明当院各家的动静。
丈人的对门是宋振堂家，两间屋面的一间，厨房用碎砖破油毡搭在屋外，埋下头才能进去，除非雨雪天，炉子就在露天生着。
一到日头斜西了，宋振堂便把炕桌搬出来，端了小板凳，就着一小包花生米，喝几盅白干，这是最可他心的享受。
宋振堂四两白干一落肚，舌头打了粘，嘴里便开始不干不净了。
“他娘的，不让喝，管得着吗？我少说一天也有三四块的进账，比八级工还强呢！有了票子，还不兴吃香的喝辣的。还没喝呢，便招你贫嘴饶舌的。”
“不是不让喝，少喝点不行吗？喝这骚猫尿管什么用，只会装疯卖傻。这三四块进账长得了性吗？”老伴李翠花斜他一眼，叹了一口气，拿着不屑理会的神气走进屋里去了。
“小玲子，过来，给你大爷写个信。”从宋振堂的嚷嚷多少听得出醉意比刚才加重了些。小玲子是宋振堂的闺女，上学的名字叫宋秀玲，她十三了，听见喊叫，很不情愿地过来。
“什么事，这么嚷嚷。”小玲子丧帮着脸。
“你爹一说话，便是嚷嚷，是嚷吗？嚷又怎的，我是你爹。这小熊丫头，不知好歹。去拿笔来，给你大爷写封信。”
“我不会写。”
“好意思说，都初中了。我说，你写，这还不会啊！”
小玲子把从练习本撕下来的纸摊在炕桌上，等着她爹说。
“是这样。”宋振堂用手掌心抹了抹嘴，饧着眼睛说：“振声哥如见，让侄子大顺来城，有门路，见字速来。”
宋振堂说完了，小玲子却仍旧咬着笔杆傻呆在那儿，过了好一会儿，才吞吐地说：“有些字我还不会呢！”
“就这几个字也不会？我早说过上什么学，管个屁用，赶上这年月，跟我捡废纸去，也用不着叫大顺来添一张嘴。”
宋秀玲不理她爹的话岔，只咬着笔杆，宋振堂越看越来气：“不臊！还是中学生，这么几个字都写不了，白化这上学钱。”
终于，在宋振堂的逼迫下，小玲子歪歪扭扭地写出了：“振生哥，叫直子大顺来成，月快月好。”
信走得慢，隔了十几天，大顺在擦黑时分才摸到这小杂院来，正好又是宋振堂几盅白干落肚，一见侄子到来，高兴得拉着大顺问过大哥和大嫂后，便说：“家什都不缺，人手也不缺了，一会儿咱叔侄俩出阵喽！”把个大顺听得不知所云，茫茫然问道：“大叔，叫俺来干啥？”
“干啥？好事，美事，待会儿你就知道。……先坐下歇歇，喝两口吧！”
“俺不会……嗳……嗳……俺还没吃饭哩！”
“有，有你吃的……，小玲子，小玲子，这丫头片哪儿去啦，玲子她妈，给大顺拿两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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