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胜

我是一个中国海员,在船舶和海上生活和工作了近30年。如今到了晚年,来到了异国他乡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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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记事 2008 (7)

(2008-10-06 19:04:24) 下一个

05-08-08  TUE

今天我整理和重新抄写了我的电话本,有一些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本想就不再抄录了,最后我还是把全部的电话号码都重新抄到了新本子上。每一个名字都让我回想起不少的往事,每一个名子的后面都有一段回忆,每一个名子都有一个故事。

 

1980年的两伊战争其间,我在“牡丹江”轮工作。弃船回国之后,1981年我又奉命回到停泊在伊拉克巴士拉的“开平”轮。这期间,我结交了两个好朋友,一个是中国海员关铭鉴,他是一个电机员。一个是香港海员谢鸿财,他是一个水手。谢和我通信好几年,有一年我们船到香港他还带着他的孩子到青衣岛的船厂来看我,还给我带来了不少的礼物。可是后来他搬家了,我们也失去了联络。

1995年我到广东增城抗美镇去看望关铭鉴,按着他留给我的地址,很容易就找到了他的家,可是关铭鉴已经病的不轻,头发都掉光了,我又不知是什麽病,又不敢问。我已经认不出来他了,而他也认不出来我了。他对我的到来,没有表示出任何的惊讶和兴奋。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的残酷和无情。关铭鉴是多麽好和多麽善良的一个人,病魔为什麽狠心地光顾了他。

 

7080年代,我们都是记录朋友的通讯地址,和朋友信件来往,保持着联络和友谊。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我们和朋友来往都是通过电话和电邮,打个电话和写个电邮,非常方便和快捷。而目前船员还不能完全享受到互联网给人类带来巨大的便利。因此打电话就成海员对外沟通的主要手段。船到了港口给亲人打个电话,报个平安。也多少缓解了船员的乡愁和思念亲人的痛苦。航行中也可以通过海事卫星接拨家中的电话,和亲人互诉衷肠,以解相思之苦。科技的进步和国家的富裕的确造福于海员,我在广州远洋公司工作时,离家上船就是生死离别,那种痛苦是今天不能想象的,也不能理解的。

 

06-08-08  TUE

今天上午抛了3次锚,电缆公司投诉我们抛锚离他们的电缆只有68米,要求我们至少离电缆100米。我想让船向前50米,可是抛锚后船又退回原来的位置。只好起锚重新抛,这回奇怪了,抛完锚船不向后退了。这样向前了大约200米,又太靠进另一条电缆,我只好又抛下右锚,将左锚起来,这样船在理论上能向后150米,因为我抛了6节半锚链,长度是175米。就这样忙了一个上午。

 

我早上7点就上驾驶台看海图和计划,8点通知机仓备车,9点钟车备好,1015抛好了第二锚,完车。1100又决定重新抛,没通知机仓。1140第三次抛锚成功。

 

抛锚和起锚这是最简单的操作,可是我几经思考,犹豫不决,生怕出点事,看来我已经不适合做船长这样高风险的工作了。这几年的办公室工作让我的航海技术大大地退步了,过去我走日本内海,离靠码头,过麦哲伦海峡,我从来没有犹豫过,我是敢于向困难和风险挑战的人,我认为别的船长做的到的,我就能做到,别的船长做不到的,我也能做到,因为事情是人做的。因此航运处和海监室的管理人员都认为我的胆子大。可是现在,移个锚位我都思前想后。犹豫不决,看来真的是不行了,不服老是不行的。

 

三副是缅甸人,什麽也不懂,他也不学,每天悠哉悠哉的过日子,倒是轻松自在。让人不理解他还是大副的执照,连个船位都不能定,我让他把GPS转换成显示船位,他都不会,开雷达也不会。现在是船不走,停在这里,否则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

 

大副是江苏人,原来是海军的舰长,官拜少校。他已经做了45年的船长,不知为何他同意来做大副。可是他工作很努力,也没有架子,对我也很尊重。他的人生经历让我很羡慕。做了军人,干部和海员。不像我做了一辈子的海员。他是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毕业的,转业做为复员干部分配到了北京。由于他有航海这一技之长,他又下海做船员,他是自愿上船的。不是象我们别无选择,不得不做这一行。

 

07-08-08  THU

在办公室里精力充沛的我,在船上的感觉很不一样,每天下午我都觉得昏头涨脑的。一种昏昏欲睡的感觉。而我在公司里从来没有这种感觉。说起来我已经有十多年没有睡过午觉了。因为睡了午觉以后,晚上就比较难入睡。也浪费时间,一个午觉,整个下午就做不了什麽事了。

 

4日那天,新二轨上船,公司让把一些物料退回去,可是风浪太大,我当机立断,在收到了伙食和卸下一些甲板的物料之后,氧气瓶等就不卸了,昨天王总管来电话说,小船要来拿氧气瓶,我说先别来,因为船吊没修好,等修好了船吊再来,可是小船在傍晚还是来了。

 

我的行李还在小船上,捆纸箱子的绳子已经松开了,就存放在露天,今天早上又下了雨,看来东西是不能让他们帮忙带的。东西已经到了他们船上,也只有听天由命了。心痛也是没有用了。

 

今天下午AJIU又来电话,告诉我三件事,一是新船东还要来量油,二是向他们要求加油,三是问他们何时开航。我觉得这个电话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我们的老板还是三达。有事我们就问三达,我们没有权力去问人家。

 

船员已经基本上不干活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在这种情形下,也只能这样了。那天上伙食,最后是大副和我给小船解的缆,船员已经跑光了。可是却没有忘了要劳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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