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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札记：张宏杰《楚国兴亡史》
张宏杰是有独立思考的历史学家。他的《楚国兴亡史》反正统观点，扬楚贬秦。秦始皇统一六国，是外来落后文化战胜中原先进文化的历史不幸。这样的不幸在中国历史上曾反复发生：元灭宋，清灭明。虽然落后文化被先进文化同化，但每一次落后文化都在中华文明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秦以前，中国社会以血缘为原则，家大于国。周王分封亲属为诸侯，各诸侯在自己的属国之内层层分封。因此周代王室和贵族，都效忠自己的家族，优先于效忠国家。价值标准是“父高于君”。《郭店楚简》说：“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
考古发现，春秋战国时代最先进的青铜冶铸出自楚国，最富有创造力的丝绸刺绣出自楚国，最早的铁器也出自楚国。现在发现的所有先秦的金币和银币，全部都是楚币。先秦的漆器，数量之大，类型之多，图案之精美，无过于楚器。先秦的所有竹简，几乎都是楚简。楚国的编钟音乐水平是当时最高的。
楚国本是南方蛮夷，但向往中原文化。楚庄王率军中原问鼎，被王孙满教导王道在德不在鼎。回归之后，他大力推行中原化。积极开疆扩土，但更注重“合法性”。他兴兵平定陈国内乱，占领陈国后，想将陈国纳入领土。申叔时劝告，你以正义名义征伐，现在贪其国土，后何以令于天下！庄王醒悟，帮助陈国太子复国。孔子称赞：“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达其义；匪庄王之贤，不能受其训。”得到孔子的赞扬，说明楚国已经融入中华文化。
贵族间的战争一般不以杀戮和彻底征服为目的，只分胜负。楚文化远比秦文化更人道、更宽容，楚国在战争中从未有过像秦军那样，动辄斩首几万，以斩获人头为军功。楚晋交战，晋国的兵车陷入坑中，追上的楚兵说，你们把前面的横木抽掉。晋兵照做，车向前动了几步，又陷住。楚兵又说，你们把旗子拔掉，晋兵照做，车终于跑出来了，晋军逃走。君子不乘人之危，不困人于厄，不鼓不成列，不杀黄口，不获二毛。春秋时以车战为主，战争更像体育比赛，要遵守商定的规矩。公子城和华豹交战，华豹先射，不中，拔箭欲再射。公子城喊：“不狎，鄙！”意思是一人一箭，你不守规则，太卑鄙了！华豹闻言，放下弓，等公子城射。公子城一箭射死了华豹。史书没有说华豹愚蠢，相反却肯定了他以生命维护贵族的荣誉。这样的战争如同西方骑士的决斗。偷袭、欺诈、乘人之危都是不道德的。荣誉尊严重于生死胜败。
而秦国文化与中原文化有很大距离，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种草原游牧文化。司马迁说：“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秦人素质低，本地少产英杰。秦国的著名宰相，几乎都是从其他国家聘来的。秦国产生不出屈原那样富于想象力的文学巨匠和《楚辞》那样的鸿篇巨制，也无法产生像庄子那样洒脱飘逸、老子那样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孔子周游列国，“楚昭王兴师迎孔子”，但是“孔子西行不到秦”。秦国在孔子眼中，是一个蛮夷之地。只有法家在秦国兴盛。法家诞生于晋国。秦晋两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受戎狄文化影响最深。所以法家文化有着深厚的草原文化基因。
法家完全是围绕着君主利益的核心。认为百姓都是自私的愚蠢之徒。统治者应该从人的劣根性出发，严刑峻法，把人当成动物一样管理，以赏罚为利益杠杆，以功利为最高原则。运用势术法治国，以法刑人、以势压人、以术驭人。轻信誉重计谋。皇帝没有让民众富裕的义务；甚至相反，要“弱民”。百姓越弱、越愚昧，国家才能就越强、越稳定。在春秋战国各思想流派中，法家文化是最不人道、最反人性的。如同西方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一样。不过，马基雅维利主义在西方诸思想流派中始终居于末流，而在中国，法家思想成为秦制后的主导统治思想。
南宋吕祖谦说：“秦灭六国，皆以兵伐而取之，虽无道行之，犹自干戈相持，胜负已分。唯楚最无罪，独以重币诱怀王而杀之。其后天下亡秦，祸端亦起于楚之遗民。盖其灭楚亦是逆人心之大处。” 秦国消灭其他国家，都是凭借战争。而对楚国是靠欺骗。秦昭王约楚怀王在武关会面。怀王不听昭雎、屈原劝告，前往武关，结果被秦国劫持，病死在秦国。秦国灭楚的手段太阴坏，人民的同情心皆在楚国一边。范增说：“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
搞阴谋诡计可战胜对手，但失去了合法性。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已经被秦国兼并了10多年的楚地民众，暗怀不满，首义反秦战争，最终推翻了秦朝。同样清朝灭明，杀戮太重，得天下不正。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一日、大同之屠、南昌之屠、同安之屠、金华之屠、广州之屠、清军屠蜀，留发不留头等等。268年后，这些血债仍然未被忘却。《扬州十日记》一本小册子让大清丢了天下。中共打天下，同样靠杀戮和间谍，政权留下了血腥和阴谋的烙印。
中国的一个历史现象是：每一次落后的外来文化入主中原，都推进了皇权专制。后来的蒙古族和女真族游牧文化先后入主中国。君主政体和元、后金游牧奴隶制结合以后，其专制独裁都在元明清时期都创了新高。20世纪，马列主义来到中国，改变了中国的民主进程，将独裁专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虽然外来征服者都会被中华文明同化，但是中华文化同化的仅是表面。而外来的野蛮落后却侵入了中华文明的骨髓。比如秦朝虽然短命，但流氓刘邦战胜代表贵族精神的项羽，是又一次秦文化战胜了楚文化。汉朝以及后来历朝施行的仍然是秦制。都是外儒内法或者儒表法里。法家是骨，儒家是皮。秦制和法家文化继续贻害中国。清朝和元朝的奴隶制让中国人在思想上被奴化；马克思主义把专制独裁推向极致，伪自由伪民主流患中国。
说黄帝是草原人种有何依据？衣冠南渡，难道不是汉文化而是草原文化的南渡？黄帝的墓为何不像满奴一样在北方？你干脆说孔子也是草原人种好了。
“东亚是一次又一次被先进文明征服。”
用历史事实说话。
你怎么解释秦灭六国，元灭宋，清灭明？
东亚人种主要是两大人种及其各种混合。一种是几万年乃至更早，沿着海岸线以独木舟（龙舟）形式，逐步经南亚东南亚来到东亚东北亚的所谓东南亚人种，或者百越人种。一种是由大草原迁移过来的中亚北亚内亚人种，即大草原人种。两者都起源于西亚，东地中海。经过万年扩散演变而来。在马匹驯服之前，三千到五千年前，海路是主要通道。尤其是全球逐渐变冷后，大象退出黄河流域，更是如此。但是马匹在乌克兰驯服以后，大草原通道就逐渐占据上风。毕竟除了地中海，海洋不是那么好驾驭的。
有理由相信，炎帝和蚩尤是百越人种，早已扩展到黄河流域。黄帝是草原人种，入侵打败了炎帝和蚩尤。炎帝投降，蚩尤逃跑。当然夏都不存在，以前的就更不可考。
商尤其是殷是西来的拥有马车（老坦克）武力的殖民者，对落后的土著是不当人的，扑杀吃掉是常态。周是新一波的草原人，拥有同等水平的武力，干反了商。秦王族，或许是旧商人，也只是文字说法。但是秦人主体人种还是草原人种。就好比北京派了人当陕西省长，陕西人可不就成是北京人了。
汉是以楚人为主体的。楚吴越并不是周分封的，而是自发的百越政权。当时的黄河流域就已经开始是草原人种为主体了。汉算是反扑了一把。包括秦把一部分燕赵人又逼回了草原，壮大了匈奴。但是到三国西晋内耗以后，匈奴鲜卑等五胡草原人又大举南下，基本上荡平了黄河流域的汉代人后裔。所以现代陕西人和周秦汉都没什么关系。
大草原贸易技术通道其实有南北两条。南路就是所谓的丝绸之路。北路是蒙古高原。北路从来没有在所谓中原政权的掌控之下过。所以只说什么丝绸之路。北路的进入中原的码头主要是张家口，北京，大同。南路进入中原的主要码头有西安，洛阳，成都。谁掌握了贸易技术线，谁就会强大。
秦赵大战，到东西魏，到唐初关西关东之战，到安史之乱，都是两条贸易线的斗争。辽以后北路逐渐占据上风。北京胜过了西安洛阳。而明清晋商的兴起，也是掌握了北线贸易的结果。
同时孙吴东晋南朝是北方早期草原人后裔，进一步南侵百越人地盘。类似于国民党败退台湾。然后新一代草原人，隋唐人，辽金人，蒙古人，共党人，追杀过来。逐步把百越驱逐到岭南一线。大体上珠江流域，长江流域，黄河流域，长城以外，是越北草原人基因越高，越南百越人种越纯。如果汉人是指汉代人后裔的话，基本上是在云贵两广一带。其它的现代中国人都是灭汉人的人的后裔。
明算是百越人相对反扑的又一次，甚至杀光了华北平原的人。但是主要填充人口是当时的山西人，而不是江西人。所以并没有根本性的人种替代。还是草原人占据北方。所以东亚文明历史基本上就是草原人一波接一波西来南下，征服和推移百越人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彻底逆转是鸦片战争。大航海时代开始，贸易技术通道迅速由草原回到海上。马队是无法与帆船更别提汽船争雄运力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蒙古到中亚各国都是弱鸡的不行。但是当年每每几十万人就征服几千万人。其实就是鸦片战争的不断上演。掌握了贸易技术的一方就是强大。也就是为什么荒滩上海和荒岛香港，迅速取代了没落的西安北京。西安不负有秦横扫六和之势，北京也只是苟延残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