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圣诞节前夕，接到大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他刚从瑞士回昆明不久，又飞到北京出差。本来有可能在瑞士和我会面的，老早就跟我打过招呼。可是，国内的事情，总是说不准，行程一拖再拖，结果等他真的到了日内瓦，打电话到比利时的时候，我已经去了巴西。这是第二次错过和他在国外相见的机会。大哥是一家机械厂的总工程师。他们厂和奥地利一家工厂有合作关系，所以，大哥每隔几年就能到欧洲来一趟。自１９９０年以来，十余年间，我和他见过五次面，是父母兄姐里我与之见面最多的一位亲人。
大哥在电话里说，再过９０天，他就要６０岁了。当时没觉得什么，放下听筒一寻思，六十花甲，大哥也要花甲啦？！就生出些感慨。“花甲”是什么意思，我没专门查过。“甲”我知道，就是一甲子，六十。“花”呢？为什么还要加上一个“花”？不知道。但这两个字凑在一起引起我一种感觉：头发花白，皮肤似甲。这与我心目中大哥的形象无论如何不能相符。
大哥自由泳游得好。在我的记忆中，他就是在长江里潇洒击水的浪里白条，风流倜傥。那是１９６８年，我们兄弟四人加上姐姐到采石游玩。走到三元洞，有些累了，就坐下来喝茶。买了些花生，可能还带了一瓶酒吧？三元洞起自悬崖峭壁，直通江底；洞上有一茶楼，楼下是万里长江，浩浩荡荡向北流去；对岸是江心洲，隐约可见芦苇随风摇曳。大哥凭窗临风，念道：“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大哥是６６届大学毕业生，“文革”耽误了两年，６８年终于分配工作了，心情可能比较愉快。三哥低着头，脸红脖子粗，望着桌上的一堆花生壳儿，闷头唱道：“听对岸，响数枪，声震芦荡；这几天，多情况，勤了望，费猜想－－昂－－昂－－昂”。三哥是６７届初中毕业生，学校里正在组织下放插队。有各种消息，大道的，小道的，飞短流长；有各种选择，贫穷的远郊社队，交通闭塞的皖南山区，血吸虫病流行的圩区，－－－不管哪一种，前途都是一样的渺茫。大哥说去游游泳吧。姐姐在一旁威胁道：“不行！妈妈说过，不能游泳！”－－－还是游了的。大哥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三元洞茶楼出后门有几块平整的巨石，直入大江，水性好的人，是无法抗拒从那巨石上向激流里纵身一跃的诱惑的。
大哥与我长得一点也不像：大哥身高１米８０，我不到１米７０；大哥皮肤白皙，仪表堂堂，我黑，且丑；大哥眼睛好，而我从小就近视。原因很简单，大哥与我不共一个父亲。我们不是一个姓，大哥姓沈。“文革”时填表，在“家庭出身”一栏里，大哥填的是“小土地出租”；而我，有时填“职员”，有时填“地主”。在我家户口本里，我父亲那页上的“家庭出身”是“地主”，白纸黑字，触目惊心；但我父亲本人是职员。我到底该怎样填成份，从来没人正式告诉过我。如果填“职员”能蒙混过关，就填“职员”，这虽然不那么“贫下中农”，但也不那么“地主”。
大哥的“小土地出租”不是继承于他的生父，而是来自他的养母。也幸亏如此，不然的话，他的政治背景比我的还要差，大学是肯定上不了的。因为他生父不但出身地主，而且还是国民党军官，解放后被判了刑，在劳改营里关了许多年。
大哥的养母就是他的伯母。那时在云南大理，他们沈家是个大家族。大哥的伯父没有儿子，大哥就过继给他家了。听我妈说，大哥起初不愿意，常偷跑回来。我妈就扇他的耳光，有一次还打出了鼻血。大哥鼻子容易流血，这我知道。１９６７年武斗期间，大哥到我们家过暑假，我们一起到我父亲单位的实验室的房顶上睡觉，算是给实验室看家。一大清早，大哥不见了。兵荒马乱的，就有些担心。回到家才知道，他流鼻血了。
大哥的生父内战时期到东北打仗，在那边又娶妻生子，没再回大理。大哥的生母只好改嫁，嫁给了我父亲。那时，我父亲在进驻大理的解放军二野十四军搞测绘，设计营房。此前，他也在国民党军队里搞过测绘，还曾是大哥生父的下属。
大哥的养父很早就去世了，所以，说起来，大哥实际上经历了两次幼年丧父。是养母把他拉扯大的，他上面还有个姐姐。家里有几亩薄田，孤儿寡母的，无力耕种，只好出租给别人。收回的租金不够生活，养母还得找些缝缝补补的活做才行。
我父母于１９５１年，我大哥６岁时，离开了大理，到了北京，后来又到了内蒙包头。在此期间，大哥在大理上小学。姐姐嫁到了西安，养母也过去了，大哥就一个人在大理住着，形同孤儿。一直到１９６０年，大哥到西安上高中，才又回到养母身边。１９６１年大哥考上西安交通大学，放假时到包头来，和我妈见面，两人抱头痛哭。我仰头望着，才知道，我还有这么一个和门框差不多高的大哥！
大哥送给过我不少礼物，让我记忆最深的是一支钢笔。那是１９６８年的夏天，大哥毕业分配到昆明工作，领了第一个月的工资或者是报到费什么的，去昆明之前，来我家探亲，给我和姐姐一人买了一支钢笔，那种头部像海豚的铱金笔。那是当时大人们才用的笔，我爱不释手。我对钢笔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渴望有支钢笔，觉得用钢笔写出字来好看。大人不给买，我就从他们装打麻将用的零币的布袋子里偷了５角钱，和一个同学一起去买了一支钢笔，是大舌头的那种。这事后来被发现了，留给我的耻辱，终生难忘。
１９７０年２月，大哥在昆明结婚。大嫂是同厂的工人，来自一个大家庭。从寄来的照片上看有十多口人，想来那婚礼应该是挺热闹的吧？不过大哥这方只有他一人。他的养母早几年已经去世；路途又是如此遥远，我妈也不可能去。两年后，大哥携大嫂旅行到了我们家。我那时已经深度近视，几步开外，看人脸只是一张稀里糊涂、坑坑洼洼的黄泥盆。那天放学回来，天色已暗，进了家门，模模糊糊地看见有一男一女两个外人，正在和我妈他们包饺子。我想也没想就说了一句：“叔叔阿姨好”，然后就钻进卧室，－－－就听外间突然哄堂大笑起来。他们一定先是愣了一下。接着听到大哥说话的声音，才想起那两人应该是大哥大嫂，一时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大哥得过肺结核，曾住院治疗，但一直没彻底治愈，只是不排菌了，也就是说不会传染别人。１９８４年我到四川攀枝花实习，顺便去昆明探望大哥。大嫂嘱我回比利时以后给大哥买些雷密封—一种专治肺结核的药，说人家从越南、泰国买回来的比国内的疗效好。我回比利时一打听，买这种药需要医生开处方，而且是长期吃的药，买上一瓶两瓶的，不会有什么用的。我觉得不好办，就没办。大嫂虽然没再提起过，但这成了我的心病，总觉得大哥的病一直好不了，是我没尽责。也许是苍天有眼吧？大哥虽然患有肺结核，烟又抽得凶，二十多年来，除了有时住住院，竟也没出什么大事。如今也活到了花甲之年，而且还在工作着，到处飞来飞去的出差。是不是因为人生平均值原理，少小否极，老壮泰来？
我和大哥虽然长得不像，但禀性却有些相近，比如好激动，有些正义感，还有一些相同的爱好，例如对文学和历史。我认为，我和大哥都有些文人的气质。在这一点上，我其他兄姐与我们之间有不小的差异。１９９０年，大哥到奥地利出差，那是他第一次出国，也是我和他第一次在国外见面。他们代表团有不少人。一日游玩，大家在高山峻岭间的一个缆车驿站小憩，不知怎么就聊到了淮海战役。大哥对众人说道，那次战役，国民党兵团司令里只有李弥逃走了。说完这话，大哥深吸一口香烟，缓缓地弹掉烟灰，很老成，很沧桑。大哥的同事们无人插言，他们都比较年轻，大概不知道李弥是何许人。大哥也没解释。我那时刚读过邓贤的《大国之魂》，知道一点儿李弥，此时闻言，不禁打量了一眼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大哥。
熟悉，因为他是我大哥；陌生，因为他不和我们住一起，上学、工作都在外地，有些兄弟之交淡如水的味道，就像君子之间那样。大哥有一句话对我影响至深，是关于应该学什么专业的。１９６７年的一天，我们兄弟四人在一起散步，在马路上走成一排。我自然是走在最边上的，我最小的哥哥都比我大四岁。三个哥哥之间说话，我只有听的份儿，而且似懂非懂。就听走在中间的大哥说道，学理科的，要么是条龙，要么是条虫；学工科的，成不了龙，但日子总能过得去。他说这话的时候，还在大学里等待分配；而我，小学还没毕业。十年后，１９７７年高考，我填的五个志愿全是工科。现在，我已经两倍于大哥说那话时的年龄了，假如当时的大哥现在站在我的面前，我或许会反驳说，人生苦短，喜欢什么，就学什么。但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喜欢写东西，上中学时就喜欢。当知青的时候，曾自报奋勇，为公社宣传队写过相声（不怎么好笑）、歌曲（不怎么好听），还有一个半拉子剧本。这些东西虽然都属于“文革”糟粕，可总能说明一点儿我对写作的爱好。后来，在工科这条道路上，奔了将近三十年的功名。如今，尘埃落定，真的有时间写了，心里却空落落的。也许，我还不如年轻时的大哥看得透？
２００１年，大哥又到奥地利出差，行前打来电话，问我想买点什么。我正一个人住在瑞士洛桑，很寂寞，就说，随便买几本小说吧。大哥买来的有阿来的《尘埃落定》，余华的《活着》，还有邓拓的《燕山夜话》。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燕山夜话》，但不一定都读过。批判邓拓的檄文我学过不少，却从没见识过《燕山夜话》真面目。这会儿读了，也没觉得有多了不起。
在那个只须《一个鸡蛋的家当》就能让邓拓送命的年代，大哥的文采无处发挥，只能涂抹在家信中。记得他刚分配到昆明工作的时候，每次给我妈来信，一大半的篇幅都是描述昆明的风景，一朵盛开的茶花可占去半页信纸。那些信往往到了结尾的段落，才是要说的正事，不过寥寥数行。１９９９年初，大哥第二次到奥地利出差。那时，奥地利已经加入申根国家集团。我就请大哥到我家来—就是我在《小街》里说到的那栋百年老房。我们先一起去了巴黎。花了一个下午加一个上午的时间，自然只能走马观花，参观卢浮宫成了一次穿堂越室的急行军。即使这样，从巴黎回来，也已没时间住了，只吃了一顿饺子，大哥就连夜赶回奥地利去了。后来，大哥用传真发来一封信，内容如下：
“谢谢你们的盛情款待！此次比利时、法国之行给我留下了珍贵记忆。你们以华人的聪明才智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在异国他乡开辟了自己的事业，建立了幸福的家园—包括那张乒乓球桌和可爱的小菜园。巴黎之行则使我对马克思当年就法兰西民族以及这个都市的评价加深了理解。
你们的情况我已经向国内亲人们作了通报，希望他们能为你们而感到自豪。
大哥于昆明９９.２.３”
我知道大哥的文字风格和我的很不相同。大哥生活在国内，一直处于恢宏叙事体的包围之中，仿佛鱼儿生活在激荡不息的海洋里。而我，离开那片恢宏的海洋已经有二十二年了，如今，再回头望那激昂慷慨、一浪高过一浪的高歌大话的海潮，有心惊肉跳之感，避之犹恐不及。
大哥每次来欧洲，总给我带来许多礼物；而我回赠于他的则很少很少。因为小气。因为在国外买礼物特别贵，买得起的送不出手；送得出手的买不起。有一次，下狠心买了一个配着大镜框的风景照片送给大哥。我知道他刚买了一套公寓，四室二厅，有了自己的书房。我希望他能把那照片挂在书房里，看书时一抬头就能想起我来。照片上是一湾躁动不安的海水，翻涌着泡沫；白色的巨浪扑向一角崖石；崖石上矗立着一个灯塔，很小，形状像一座村野小教堂，很谦虚，很安详。我写了两句我认为能够涵盖这幅照片意思的话，是抄来的，写在镜框包装纸壳上：
天道谁无烦恼，风来浪也白头。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我从未到大哥的新寓所去过，不知那两句话还在不在？
大哥在电话里说，再过９０天，他就要６０岁了。当时没觉得什么，放下听筒一寻思，六十花甲，大哥也要花甲啦？！就生出些感慨。“花甲”是什么意思，我没专门查过。“甲”我知道，就是一甲子，六十。“花”呢？为什么还要加上一个“花”？不知道。但这两个字凑在一起引起我一种感觉：头发花白，皮肤似甲。这与我心目中大哥的形象无论如何不能相符。
大哥自由泳游得好。在我的记忆中，他就是在长江里潇洒击水的浪里白条，风流倜傥。那是１９６８年，我们兄弟四人加上姐姐到采石游玩。走到三元洞，有些累了，就坐下来喝茶。买了些花生，可能还带了一瓶酒吧？三元洞起自悬崖峭壁，直通江底；洞上有一茶楼，楼下是万里长江，浩浩荡荡向北流去；对岸是江心洲，隐约可见芦苇随风摇曳。大哥凭窗临风，念道：“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大哥是６６届大学毕业生，“文革”耽误了两年，６８年终于分配工作了，心情可能比较愉快。三哥低着头，脸红脖子粗，望着桌上的一堆花生壳儿，闷头唱道：“听对岸，响数枪，声震芦荡；这几天，多情况，勤了望，费猜想－－昂－－昂－－昂”。三哥是６７届初中毕业生，学校里正在组织下放插队。有各种消息，大道的，小道的，飞短流长；有各种选择，贫穷的远郊社队，交通闭塞的皖南山区，血吸虫病流行的圩区，－－－不管哪一种，前途都是一样的渺茫。大哥说去游游泳吧。姐姐在一旁威胁道：“不行！妈妈说过，不能游泳！”－－－还是游了的。大哥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三元洞茶楼出后门有几块平整的巨石，直入大江，水性好的人，是无法抗拒从那巨石上向激流里纵身一跃的诱惑的。
大哥与我长得一点也不像：大哥身高１米８０，我不到１米７０；大哥皮肤白皙，仪表堂堂，我黑，且丑；大哥眼睛好，而我从小就近视。原因很简单，大哥与我不共一个父亲。我们不是一个姓，大哥姓沈。“文革”时填表，在“家庭出身”一栏里，大哥填的是“小土地出租”；而我，有时填“职员”，有时填“地主”。在我家户口本里，我父亲那页上的“家庭出身”是“地主”，白纸黑字，触目惊心；但我父亲本人是职员。我到底该怎样填成份，从来没人正式告诉过我。如果填“职员”能蒙混过关，就填“职员”，这虽然不那么“贫下中农”，但也不那么“地主”。
大哥的“小土地出租”不是继承于他的生父，而是来自他的养母。也幸亏如此，不然的话，他的政治背景比我的还要差，大学是肯定上不了的。因为他生父不但出身地主，而且还是国民党军官，解放后被判了刑，在劳改营里关了许多年。
大哥的养母就是他的伯母。那时在云南大理，他们沈家是个大家族。大哥的伯父没有儿子，大哥就过继给他家了。听我妈说，大哥起初不愿意，常偷跑回来。我妈就扇他的耳光，有一次还打出了鼻血。大哥鼻子容易流血，这我知道。１９６７年武斗期间，大哥到我们家过暑假，我们一起到我父亲单位的实验室的房顶上睡觉，算是给实验室看家。一大清早，大哥不见了。兵荒马乱的，就有些担心。回到家才知道，他流鼻血了。
大哥的生父内战时期到东北打仗，在那边又娶妻生子，没再回大理。大哥的生母只好改嫁，嫁给了我父亲。那时，我父亲在进驻大理的解放军二野十四军搞测绘，设计营房。此前，他也在国民党军队里搞过测绘，还曾是大哥生父的下属。
大哥的养父很早就去世了，所以，说起来，大哥实际上经历了两次幼年丧父。是养母把他拉扯大的，他上面还有个姐姐。家里有几亩薄田，孤儿寡母的，无力耕种，只好出租给别人。收回的租金不够生活，养母还得找些缝缝补补的活做才行。
我父母于１９５１年，我大哥６岁时，离开了大理，到了北京，后来又到了内蒙包头。在此期间，大哥在大理上小学。姐姐嫁到了西安，养母也过去了，大哥就一个人在大理住着，形同孤儿。一直到１９６０年，大哥到西安上高中，才又回到养母身边。１９６１年大哥考上西安交通大学，放假时到包头来，和我妈见面，两人抱头痛哭。我仰头望着，才知道，我还有这么一个和门框差不多高的大哥！
大哥送给过我不少礼物，让我记忆最深的是一支钢笔。那是１９６８年的夏天，大哥毕业分配到昆明工作，领了第一个月的工资或者是报到费什么的，去昆明之前，来我家探亲，给我和姐姐一人买了一支钢笔，那种头部像海豚的铱金笔。那是当时大人们才用的笔，我爱不释手。我对钢笔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渴望有支钢笔，觉得用钢笔写出字来好看。大人不给买，我就从他们装打麻将用的零币的布袋子里偷了５角钱，和一个同学一起去买了一支钢笔，是大舌头的那种。这事后来被发现了，留给我的耻辱，终生难忘。
１９７０年２月，大哥在昆明结婚。大嫂是同厂的工人，来自一个大家庭。从寄来的照片上看有十多口人，想来那婚礼应该是挺热闹的吧？不过大哥这方只有他一人。他的养母早几年已经去世；路途又是如此遥远，我妈也不可能去。两年后，大哥携大嫂旅行到了我们家。我那时已经深度近视，几步开外，看人脸只是一张稀里糊涂、坑坑洼洼的黄泥盆。那天放学回来，天色已暗，进了家门，模模糊糊地看见有一男一女两个外人，正在和我妈他们包饺子。我想也没想就说了一句：“叔叔阿姨好”，然后就钻进卧室，－－－就听外间突然哄堂大笑起来。他们一定先是愣了一下。接着听到大哥说话的声音，才想起那两人应该是大哥大嫂，一时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大哥得过肺结核，曾住院治疗，但一直没彻底治愈，只是不排菌了，也就是说不会传染别人。１９８４年我到四川攀枝花实习，顺便去昆明探望大哥。大嫂嘱我回比利时以后给大哥买些雷密封—一种专治肺结核的药，说人家从越南、泰国买回来的比国内的疗效好。我回比利时一打听，买这种药需要医生开处方，而且是长期吃的药，买上一瓶两瓶的，不会有什么用的。我觉得不好办，就没办。大嫂虽然没再提起过，但这成了我的心病，总觉得大哥的病一直好不了，是我没尽责。也许是苍天有眼吧？大哥虽然患有肺结核，烟又抽得凶，二十多年来，除了有时住住院，竟也没出什么大事。如今也活到了花甲之年，而且还在工作着，到处飞来飞去的出差。是不是因为人生平均值原理，少小否极，老壮泰来？
我和大哥虽然长得不像，但禀性却有些相近，比如好激动，有些正义感，还有一些相同的爱好，例如对文学和历史。我认为，我和大哥都有些文人的气质。在这一点上，我其他兄姐与我们之间有不小的差异。１９９０年，大哥到奥地利出差，那是他第一次出国，也是我和他第一次在国外见面。他们代表团有不少人。一日游玩，大家在高山峻岭间的一个缆车驿站小憩，不知怎么就聊到了淮海战役。大哥对众人说道，那次战役，国民党兵团司令里只有李弥逃走了。说完这话，大哥深吸一口香烟，缓缓地弹掉烟灰，很老成，很沧桑。大哥的同事们无人插言，他们都比较年轻，大概不知道李弥是何许人。大哥也没解释。我那时刚读过邓贤的《大国之魂》，知道一点儿李弥，此时闻言，不禁打量了一眼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大哥。
熟悉，因为他是我大哥；陌生，因为他不和我们住一起，上学、工作都在外地，有些兄弟之交淡如水的味道，就像君子之间那样。大哥有一句话对我影响至深，是关于应该学什么专业的。１９６７年的一天，我们兄弟四人在一起散步，在马路上走成一排。我自然是走在最边上的，我最小的哥哥都比我大四岁。三个哥哥之间说话，我只有听的份儿，而且似懂非懂。就听走在中间的大哥说道，学理科的，要么是条龙，要么是条虫；学工科的，成不了龙，但日子总能过得去。他说这话的时候，还在大学里等待分配；而我，小学还没毕业。十年后，１９７７年高考，我填的五个志愿全是工科。现在，我已经两倍于大哥说那话时的年龄了，假如当时的大哥现在站在我的面前，我或许会反驳说，人生苦短，喜欢什么，就学什么。但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喜欢写东西，上中学时就喜欢。当知青的时候，曾自报奋勇，为公社宣传队写过相声（不怎么好笑）、歌曲（不怎么好听），还有一个半拉子剧本。这些东西虽然都属于“文革”糟粕，可总能说明一点儿我对写作的爱好。后来，在工科这条道路上，奔了将近三十年的功名。如今，尘埃落定，真的有时间写了，心里却空落落的。也许，我还不如年轻时的大哥看得透？
２００１年，大哥又到奥地利出差，行前打来电话，问我想买点什么。我正一个人住在瑞士洛桑，很寂寞，就说，随便买几本小说吧。大哥买来的有阿来的《尘埃落定》，余华的《活着》，还有邓拓的《燕山夜话》。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燕山夜话》，但不一定都读过。批判邓拓的檄文我学过不少，却从没见识过《燕山夜话》真面目。这会儿读了，也没觉得有多了不起。
在那个只须《一个鸡蛋的家当》就能让邓拓送命的年代，大哥的文采无处发挥，只能涂抹在家信中。记得他刚分配到昆明工作的时候，每次给我妈来信，一大半的篇幅都是描述昆明的风景，一朵盛开的茶花可占去半页信纸。那些信往往到了结尾的段落，才是要说的正事，不过寥寥数行。１９９９年初，大哥第二次到奥地利出差。那时，奥地利已经加入申根国家集团。我就请大哥到我家来—就是我在《小街》里说到的那栋百年老房。我们先一起去了巴黎。花了一个下午加一个上午的时间，自然只能走马观花，参观卢浮宫成了一次穿堂越室的急行军。即使这样，从巴黎回来，也已没时间住了，只吃了一顿饺子，大哥就连夜赶回奥地利去了。后来，大哥用传真发来一封信，内容如下：
“谢谢你们的盛情款待！此次比利时、法国之行给我留下了珍贵记忆。你们以华人的聪明才智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在异国他乡开辟了自己的事业，建立了幸福的家园—包括那张乒乓球桌和可爱的小菜园。巴黎之行则使我对马克思当年就法兰西民族以及这个都市的评价加深了理解。
你们的情况我已经向国内亲人们作了通报，希望他们能为你们而感到自豪。
大哥于昆明９９.２.３”
我知道大哥的文字风格和我的很不相同。大哥生活在国内，一直处于恢宏叙事体的包围之中，仿佛鱼儿生活在激荡不息的海洋里。而我，离开那片恢宏的海洋已经有二十二年了，如今，再回头望那激昂慷慨、一浪高过一浪的高歌大话的海潮，有心惊肉跳之感，避之犹恐不及。
大哥每次来欧洲，总给我带来许多礼物；而我回赠于他的则很少很少。因为小气。因为在国外买礼物特别贵，买得起的送不出手；送得出手的买不起。有一次，下狠心买了一个配着大镜框的风景照片送给大哥。我知道他刚买了一套公寓，四室二厅，有了自己的书房。我希望他能把那照片挂在书房里，看书时一抬头就能想起我来。照片上是一湾躁动不安的海水，翻涌着泡沫；白色的巨浪扑向一角崖石；崖石上矗立着一个灯塔，很小，形状像一座村野小教堂，很谦虚，很安详。我写了两句我认为能够涵盖这幅照片意思的话，是抄来的，写在镜框包装纸壳上：
天道谁无烦恼，风来浪也白头。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我从未到大哥的新寓所去过，不知那两句话还在不在？
“谢谢你们的盛情款待！此次比利时、法国之行给我留下了珍贵记忆。你们以华人的聪明才智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在异国他乡开辟了自己的事业，建立了幸福的家园—包括那张乒乓球桌和可爱的小菜园。巴黎之行则使我对马克思当年就法兰西民族以及这个都市的评价加深了理解。
你们的情况我已经向国内亲人们作了通报，希望他们能为你们而感到自豪。
大哥于昆明９９.２.３”
我知道大哥的文字风格和我的很不相同。大哥生活在国内，一直处于恢宏叙事体的包围之中，仿佛鱼儿生活在激荡不息的海洋里。而我，离开那片恢宏的海洋已经有二十二年了，如今，再回头望那激昂慷慨、一浪高过一浪的高歌大话的海潮，有心惊肉跳之感，避之犹恐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