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林彪在大连期间见了什么人，谈了一些什么话，目前还没有一定的史料给予披露，然而，林彪在毛泽东、刘少奇进行总摊牌之前不仅不在北京，反而远在大连疗养不能不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林彪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的讲话之后，曾经在内部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林彪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反革命政变，调兵遣将。”（参见《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 》，谢春涛主编，该书1186页）也就是说，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也做了最坏的一手准备，通过林彪把军队严密的控制起来，以防万一。换言之，毛泽东考虑过可能出现像林彪说的那样的“苦跌打”现象，否则，林彪奢谈政变经的理由又是什么呢？在毛泽东眼里，刘少奇虽然“只要动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打倒你”（毛泽东原话，参见《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刘源等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但是，刘少奇毕竟是历史上形成的接班人，刘少奇系统在中央多年，可以说是盘根错节，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那就是搞了很多的独立王国出来，特别是邓小平和刘少奇的合作，使得毛泽东一度在北京无人听话。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尽管战略上藐视刘少奇，可是，战术上却不得不重视起见。林彪这张王牌显然是要派到关键的用处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七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场运动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我坚决支持，军队的干部战士也坚决支持。”（参见《林彪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到九月之间讲话记录稿》15页，以及《风雨福禄居》，徐彬著，第十章）林彪用极其肯定的口吻告诉这些人军队已经在我们手中了，这次林彪回来是吴法宪亲自陪同的。稍后，毛泽东决定把林彪的这个讲话发到全会上去，立刻在全会引起了不小的波动。
从以上林彪的讲话片断，我们应该可以做这样一个设想，那就是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之前之所以不急于调动林彪回来，主要是林彪负有另外的使命，疗养不过是借口罢了，早在罗瑞卿倒台之前，罗还亲自飞往大连向疗养的林彪汇报军委的工作，林彪本人也曾经在疗养地多次接见过部队的领导人，而这次疗养极有可能是林彪在外边联络部队的声气，作出一些利于毛泽东反击的军事部署，当然，这些部署都是未雨绸缪、防微杜渐性质的，惟其如此，毛泽东才大胆放手在会议上直接对准刘少奇开火，并且写出了檄文一类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八月八日，林彪终于在会议上露面，而当天就通过了久议不绝的数易其稿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终于通过了，这里面点出了刘邓的错误所在，等于宣告了刘邓政治生命开始走向终结，而毛泽东在等到林彪回来之后才最终拍板决定把这个后来直接导致十年浩劫的文件整理并且推出来的背景也是显然和所谓的“军队的干部战士也坚决支持。”有着极大的关系。
毛泽东一向视军队为根本，以后林彪吹捧毛泽东是亲手缔造人民军队，毛泽东还表示过：“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文革起来后，军队的态度和风向是十分重要的，毛泽东把林彪安排在外地的深意也在于此。所以说，不能以林彪没有赶回来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前期会议就确定林彪对反对刘邓并不热心，这是十分武断的。
还有一个论点就是为林彪翻案者的武器，那就是根据官伟勋的《我所知道的叶群》一书中的记载说林彪不想当接班人，毛泽东硬是要林彪做，林彪还把毛泽东的批示撕碎扔进痰盂中，还是叶群拣出来贴好保存的。然而，目前只有官伟勋一个人的书中作出如此的介绍，其他的披露的资料中并没有如此的记述，按照王年一等人的观点，这是孤证，也是不足为取的。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林彪和邓小平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邓小平是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上大力推荐的领导人之一，毛泽东对他有过高度评价，邓小平主导书记处不仅是毛泽东信任所致，也是毛泽东利用他分权刘少奇的一个手法。（具体可以参见我的旧作《建国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之兴废》系列）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赏识即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也还是有所流露的，当然，不过分打击邓也有分化刘邓的意图所在，不过，邓小平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那种严厉的政治气氛中居然以全票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人成为全会绝无仅有的获得全票资格的常委。所以，在最初按照得票多少排名时，邓小平是排在第四位的。而且，在这次全会上，除了谢富治对邓小平在会议期间做过批判之外，其他人并没有说邓的不对和是非，包括毛泽东在内。根据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之一的王力回忆：“1966年7月16日，毛主席对我说，如果林彪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小平出来，至少是常委。”（参见《王力反思录》和邓榕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我们知道，七月十六日正是准备召开十一中全会之前的集中批判工作组一事的紧张时刻，毛泽东在这个时候竟然还把当时已经被认为在派遣工作组上犯了错误的邓小平作出如此之高的评价，可谓用心不一般，特别是毛泽东说邓出来“至少是常委”，由此可见，应该是中央副主席一类的职务，而后，当林彪死后，邓的二次复出也正是那个著名的“三副一正”。
还有一点是邓小平自己的回忆，邓小平说：“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让我和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与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参看《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也就是说，毛泽东在十一中全会上也没有作出打倒邓小平的决定。甚至都没有交待狠批。作为副统帅和亲密战友的林彪当然知道毛泽东的心思。然而，就在十一中全会结束不久，林彪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亲自披挂上阵，严厉的批判邓小平，林彪说：“一条是和四野争功，毛选上有一条是四野的功劳，邓小平硬说是二野的。第二条是红七军临阵脱逃。”（冯治军所著《邓小平与毛泽东》，皇福国际有限公司香港2001年十二月版，第331页）据与会者回忆，邓小平面对林彪的指责，没有丝毫的动容，“他看着天花板抽烟”（引言同上）其人对林彪的蔑视于此可见。
关于邓小平在红七军时的所谓临阵脱逃，实际上毛泽东后来曾经专门让秘书徐业夫在半夜时找到邓小平向他了解红七军时邓去上海汇报工作的事情，毛泽东还通过汪东兴传话给邓，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有事可以给他（毛泽东）写信。（参见《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而且，根据邓榕后来列举的事实证明，邓小平的临阵脱逃是不存在的，至少在毛泽东眼中是不能和什么叛变等联系到一起的，这也就是邓小平后来被毛泽东说到的“他历史上没有变节行为”的意思。可是，林彪并不放过邓小平，到了1966年十月，邓小平不得不屈从压力，写出了检查。然则在次年的五月，毛泽东还是再次表态要保一下邓。那么，林彪何以这么卖力气甚至是逆毛泽东意图行事呢？道理很简单，邓和林是同代人，年龄相仿（只差了三岁），资历相仿，又都是毛泽东属意的接班人人选，二人之间很是一种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刘少奇，林彪反而没有比之打击邓小平更多的卖力气，甚至还私下说“刘少奇在理论上比毛主席讲的透”（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这表明，林彪打击邓小平反映出林彪对第二号人物和接班人位置的十分在意。
不过，从林彪极力打击邓的侧面也可以看出，林彪的本意或者说他的欲望基本上是界定在接班人的位置上的。我们这里之所以回顾一下林彪和邓小平的复杂关系也旨在说明一点，林彪惟其对于第二号人物当仁不让才会有后来的反复要求设立国家主席一事出台。
前面已经说过，“目前只有官伟勋一个人的书中作出如此的介绍，其他的披露的资料中并没有如此的记述，按照王年一等人的观点，这是孤证，也是不足为取的。”
那么后面引用官伟勋的同一篇文章里的“刘少奇在理论上比毛主席讲的透”，似乎显得态度不一致。
发布者 thchen 在 05-07-19 0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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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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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超北口述、师宁编写：《来自秘密战线的报告》（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
王琳：《狂飙诗人柯仲平传》（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2年）
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
王辅一：《项英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
王实味等着，沉默编：《野百合花》（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年）。
王德芬：〈萧军在延安〉，载《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4期。
王德芬：〈安息吧，萧军老伴！〉，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
（苏）瓦·崔可夫着，万成才译：《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
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
方长明：〈试述共产国际与我党对闽变的策略〉，载《党史资料与研究》（福建），1983年第3期。
《文化灵苗播种人──姜椿芳》（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
五画
甘棠寿、王致中、郭维仪主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
史锋：《反对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
（俄）尼·费德林着，周爱琦译：《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
（美）尼姆·威尔斯着，陶宜、徐复译：《续西行漫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
（苏）弗拉基米洛夫着，周新译：《延安日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
（美）白修德着，马清槐、方生证：《探索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
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
（美）D·包瑞德着，万高潮、卫大匡等译：《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的年）。
本书编辑组编：《回忆潘汉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
石志夫、周文琪编：《李德与中国革命》（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
六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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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邓子恢》编辑委员会编：《回忆邓子恢》（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回忆雪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
仲侃：《康生评传》（北京：红旗出版社，1982年）。
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向青：烘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李先念传》编写组编，朱玉主编：《李先念传》（1909──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
李新：《回望流年──李新回忆录续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
朱仲丽：《黎明与晚霞》（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
朱镜明：《李达传记》（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
司马璐：《斗争十八年》（全本）（香港：亚洲出版社，1952年）。
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香港：自联出版社，1967年）。
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着，陈裕年译：《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
《成仿吾传》编写组编：《成仿吾传》（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
江华：《追忆与思考──江华回忆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伍修权：《我的历程（1908-1949）》（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伊·爱泼斯坦：《突破封锁访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
（美）伊罗生着，刘海生译：《中国革命的悲剧》，东亚丛书第11种（香港：和记印刷有限公司，1973年）。
曲士培：《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高等教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匡亚明纪念文集》编委会褊：《匡亚明纪念文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俄）安·麦·列多夫斯基：〈在中国的外交生涯（1942──1952）〉，载俄《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1996年第6期。
（俄）安·麦·列多夫斯基：（外交官笔记（1942──1952）〉，载俄《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1996年第6期。
（苏）托洛茨基着，王家华、张海滨译：《论列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
（苏）米·伊·巴斯马诺夫着，苗为振、陈永秀、阎志民译：《三十至七十年代的托洛茨基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七画
吕正操：《吕正操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
《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
《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
《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抗战初期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李一氓：《模糊的荧屏──李一氓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
李天民：《林彪评传》（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
李天民着，邓锦辉等译：《刘少奇传》（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李志民：《革命熔炉》（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
李志英：《博古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
李南央：〈六十年恩怨情仇：记我的父亲李锐和母亲范元甄〉，载《开放》（香港），1997年12月号。
李雪峰：《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
李逸民：《李逸民回忆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
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
李辉：《李辉文集·往事苍老》（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
李锐：《怀念廿篇》（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北京：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
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
李锐：《李锐往事琐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李锐：《直言》（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
李樵：《徐以新传》（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
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志平编：《历史不容歪曲──评〈项英传〉（南京：无出版单位,1997年）。
沙汀：《沙河自传》（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年）。
余伯流、夏道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杜重石：《风雨岁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
宋任穷：《宋任穷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
宋金寿：〈关于王实味问题〉，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通讯》，1984年第8期。
宋晓梦：〈李锐与延安「轻骑队」〉，载广州《岭南文化时报》，1998年9月10日。
宋晓梦：《李锐其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言行：〈高长虹传略〉，载《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4期
言行：〈高长虹晚年的「萎缩」〉，载《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4期。
何满子口述，吴仲华整理：《跋涉者──何满子自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中苏最高机密档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
八画
金东平：《延安见闻录》（重庆：民族书店，1945年）
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
金观涛、刘青峰着：《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杜，1993年）
范青：《陈昌浩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
《林渠传》编写组编：《林渠传》（北京：红旗出版社，1986年）
周良沛：《丁玲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
周国全、郭德宏等：《王明评传》（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
周森：《马海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
〈周扬关于现代文学的一次谈话〉，载《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1期。
周维仁：《贾拓夫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
周鲸文：《风暴十年》（香港：时代批评社，1962年）
《革命回忆录》增刊（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季羡林：《牛棚杂忆》（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8年）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武衡：《无悔──武衡回忆录》（北京：专利文献出版社，1997年）
九画
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逄先知（1950──1966年曾负责管理毛泽东图书）：〈关于党的文献编辑工作的几个问题〉，载《文献和研究》，1987年第3期。
胡风：《胡风晚年作品选》（南宁：漓江出版社，1987年）
胡风：〈再返重庆〉（之二），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期。
胡风：《胡风回忆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姚艮：《一个朝圣者的囚徒经历》（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年）。
施巨流：《王明问题研究》（成都：无出版单位，1998年）
侯外庐：《韧的追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
段建国、贾岷岫着，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星火燎原》，第6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陕甘宁边区法制史话》（诉讼狱政篇）（北京：法律出版社，1987年）
修来荣：《陈龙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年）
十画
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
马洪武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马员生：《旅苏纪事》（北京：群众出版社，1987年）
马齐彬、陈绍畴：〈刘少奇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立〉，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5期。
（苏）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着，朱希渝译：《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
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北京：红旗出版社，1992年）。
夏衍：《懒寻旧梦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
唐天然：〈有关延安文艺运动的「党务广播」稿〉，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2期。
唐有章口述，刘普庆整理：《革命与流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唐纯良：《李立三传》（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唐瑜编：《零落成泥香如故──忆念潘汉年、董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
〈秦邦宪与《无锡评论》〉，载《江苏出版史志》，1991年第3期。
徐中远：《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北京：华文出版社，1997年）。
徐正明、许俊基等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徐则浩：《王稼祥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
《徐特立在延安》（西安：陕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徐复观杂文续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
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孙志远：《感谢苦难：彦涵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孙春山：《无悔人生·杨献珍》（济南：山东昼报出版社，1997年）。
孙新元、尚德全编：《延安岁月──延安时期革命美术回忆录》（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
高华：〈毛泽东与1937年的刘、洛之争〉；载《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
高华：〈在道与势之间──毛泽东为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所作的准备〉，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秋季号。
高陶：《天涯萍踪──记萧三》（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
（美）莫里斯·迈斯纳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
（苏）索波列夫等着，吴道弘等译：《共产国际史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着，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
（美）埃德加·斯诺着，奚博铨译：《红色中华散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
十一画
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南宁：漓江出版社，1987年）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
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1931──1934）》（台北：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1969年）
陈丕显：《苏中解放区十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陈永发：〈延安的整风、审干与肃反〉，载《抗战建国史研讨会论文集》（1937──1945），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
陈永发：《延安的阴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
陈明：〈丁玲在延安──她不是主张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载《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
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
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
陈荷夫编：《张友渔回忆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陈恭怀：（陈企霞传略），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
陈野苹、韩劲草主编：《安子文传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
陈绍畴主编：《刘少奇研究述评》（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陈复生（陈湖生）：《三次被开除党籍的人──一个老红军的自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
陈碧兰：《我的回忆》（香港：十月书屋，1994年）。
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许纪霖：《智者的尊严──知识分子与近代文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年）。
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黄平：《往事回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黄克诚：《黄克诚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
黄克诚：《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黄炎培：《八十年来》（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
黄樾：《延安四怪》（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
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
张劲夫：《怀念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
张重天：《共和国第一冤案》（北京：华艺出版社，1989年）。
张国焘：《我的回忆》（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
张贻玖：《毛泽东和诗》（北京：春秋出版社，1987年）。
张贻玖：《毛泽东读史》（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
张毓茂：《萧军传》（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年）。
张毓茂：〈我所知道的萧军先生〉，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
张静如、唐曼珍主编：《中共党史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
张积玉、王钜春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张仲实》（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
郭化若：《郭化若回忆录》（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
郭华伦：《中共史论》（台北：国际关系研究所、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1971年）
郭晨：《巾帼列传──红一方面军三十位长征女红军生平事迹》（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6年）
郭影秋：《往事漫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
毕兴、贺安华：《阎红彦传略》（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毛泽东》（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年）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毛泽东的思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
陶坊资：〈回忆父亲〉；陶瀛孙、陶乃煌：〈〉陶晶孙小传〉，载《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4期。
十二画
华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风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程中原：《张闻天论稿》（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0年）
程中原：《张闻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
（苏）奥·鲍里索夫等：《苏中关系（1945──1980）》（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
（德）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
强晓初等：《延安整风回忆录》（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58年）。
强晓初、李力安、姬也力等主编：《马明方传略》（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鲁平：《生活在延安》（西安：新华社，1938年）。
惠浴宇口述，俞黑子记录整理：《朋友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开诚：《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年）。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扬帆：《扬帆自述》（北京：群众出版社，1989年）。
温济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北京：群众出版社，1993年）。
温济泽：《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温济泽自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
（西班牙）费南德·克劳丁着，方光明、商亚南等译：《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费云东、余贵华：《中共秘书工作简史》（1921──1949）（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
费云东主编：《中共保密工作简史（1921──1949）》（北京：金城出版社，1994年）。
十三画
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
董边、坛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杨子烈：《张国焘夫人回忆录》（原名《往事如烟》）（香港：自联出版社，1970年）。
杨中美：《遵义会议与延安整风》（香港：奔马出版社，1989年）。
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广州：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7年）。
杨尚昆：〈在全军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4年7月9日），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通讯》1984年第11期。
杨尚昆等着：《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物，1997年）。
杨放之：〈《解放日报》改版与延安整风〉，载《新闻研究资料》，第18辑。
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
杨复沛、吴一虹主编：《从延安到中南海──中共中央部分机要人员的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年）。
杨万青、齐春元：《刘亚褛将军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徐向前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刘伯承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聂荣臻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贺龙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罗瑞卿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叶剑英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陈毅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罗荣桓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
（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通讯》，1986年第5期。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稿》编写组编：《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苏）M·C·贾比才等着，张静译：《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1920──1935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
雷云峰等编：《陕甘宁边区大事记述》（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
（俄）爱德华·拉津斯基着，李惠生等译：《斯大林秘闻──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
十四画
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
赵来群：〈毛泽东与王观澜〉，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日）对马忠行着，大洪泽：《托洛茨基主义》（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郑建英：《朱瑞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
郑异凡：《天鹅之歌》（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裴淑英：〈关于《六大以来》一书的若干情况〉，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
黎辛：〈丁玲和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载《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4期。
黎辛：〈《野百合花》·延安整风·《再批判》〉，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4期。
廖盖隆：〈徐向前元帅生前的肺腑之言〉，载《炎黄春秋》，1993年第1期。
十五画
刘中海、郑惠、程中原编：《回忆胡乔木》（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
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
刘茂林、叶桂生：《吕振羽评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
刘家栋：《陈云在延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
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武汉抗战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
德里特里·安东诺维奇·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
蔡孝干：《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台北：中共研究杂志社，1970年）
《缅怀刘少奇》（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
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
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蒋祖林（丁玲之子）：〈胭脂河畔〉，载《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4期。
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载《党的文献》，1998年第2期。
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
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年4月29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党的文献》，1989年第3期。
《邓子恢传》编辑委员会编：《邓子恢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邓言实编：《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的斗争》（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
十六画
卢弘：《李伯钊传》（北京：解放军出版杜，1989年）。
萧克、陈毅等：《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萧克：《萧克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
〈萧克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载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5期。
苏平着：《蔡畅传》（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0年）。
薛里：〈周恩来与党的隐蔽战线〉，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穆欣：《林枫传略》（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穆欣：《劫后长忆》（香港：新民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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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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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英文论著
（作者手稿中此部分为乱码，故略去）
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全书60万字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年），页 169。以下称《周恩来年谱》。
2〈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 136。
3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页82。
4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34。
5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页79。
6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36。
7 〈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1928年6月4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8），第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页248、253、256、250、252。
8 杜修经：〈向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1928年），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页20。
9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 132、136。
10 参见《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页171、205-207、348、357。
11 刘克犹：〈回忆宁冈县的党组织〉，载余怕流、夏道汉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页308。
12 朱开卷：〈宁冈区乡政权和党的建设情况〉，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页307。
13 〈前委开除江汉波党籍决议〉（1930年4月4日），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褊》，上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576－77。
14 〈前委通告第一号〉（1930年2月16日），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页173。
15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634－35。
16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646、648－49。
17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626、631。
18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110。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一191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19。以下称《毛泽东年谱》。另参见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90。
20 毛泽东：〈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印行，1985年）；第14册，页634。
21 《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 100-101
22〈萧克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载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5期。
23 参见《龚楚将军回忆录》，页 353；但据 1987年中共吉水县党史办的调查报告称，李文林的父亲只是富裕中农，且早在1927年5月就病故。参阅〈关于李文林被错杀情况的调查〉，载中共江西省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1辑，页326。
24 转引自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页98。
25 〈省行委紧急通告第九号〉（1930年12月15日），转引自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未，页105。
26 〈萧克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载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5期。
27 曾山：〈为「富田事变」宣言〉（1931年1月14日），转引自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未》，页105－106。
28 刘敌：〈给中共中央的信〉（1931年1月11 日），转引自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页107-108。
29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1959年6月12日），载陈毅、萧华等：《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21－23。
30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页484；另参见何盛明：〈陈刚〉，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4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211。
31 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1959年6月12日），载陈毅、萧华等：《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21－23。
39 《周恩来年谱》，页192。
32 见戴向青：《中央革命根据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252。
33 《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166。
34 毛泽东：〈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印行，1985年）；第14册，页634。
35毛泽东：〈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印行，1985年）；第14册，页634。
36 《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85。
37 《周恩来年谱》，页183。
38 《周恩来年谱》，页185。
39 《周恩来年谱》，页192。
40 〈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 1931年1月16日），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页 639－42。
41 毛泽东在〈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中强调：「二全会议主要反对二七会议，开除刘士奇就是反对二七会议，反对毛泽东」。
42 转引自戴向青、余伯流、夏道汉、陈衍森：《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311。
43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页484；另参见何盛明：〈陈刚〉，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4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486。
44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页484；另参见何盛明：〈陈刚〉，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4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484。
45 《周恩来年谱》，页203-204
46 《周恩来年谱》，页205。
47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1），第7册，页141；另见《周恩来年谱》，页205。
4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209。
49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126；另参见《周恩来年谱》，页208。
50 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6期。
51〈苏区中央局致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1931年10月11日），转引自《任弼时传》，页212。
52 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1959年6月12日），载陈毅、萧华等：《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21－23。
53〈萧克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载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5期。
54〈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5月），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477－78、480。
55〈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5月），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477－78、480。
56 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年4月29日），载中共中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党的文献》1989 年第3期。
57《周恩来年谱》，页212。
58 参见孔永松、林太乙、戴金生：《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258－59。
59〈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通讯》1986年第5期。
60〈中共苏区中央局致闽粤赣省委并转省代表大会的信〉（1932年2月19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196。
61《周恩来年谱》，页209。
62〈中央给闽粤赣特委的信--闽粤赣目前形势和任务〉（1931年4月4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93。
63〈中央致闽粤赣苏区省委的信〉（1931年8月29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1）第7册，页349。
64参见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94。
65杭武县苏肃反委员会：〈革命法庭〉（1931年6月1 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 194。
66〈共青团闽西特委对肃清社会民主党工作的决议〉（1931年4月6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91、193。
67傅伯翠脱离中共后，曾接受国民党委任的（上）杭、（龙）岩、连（城）边界保安总队队长职务。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出苏区后，傅伯翠曾接济过在赣、粤、闽坚持游击战争的共产党游击武装。1949年5月，傅伯翠率所部三千余人归顺中共。1985年5月14日，中共福建省委发出通知，为傅伯翠平反，宣布其为「同志」，推翻傅身上的「社会民主党领袖」的不实之词。
68〈中共闽粤赣省委关于杭武第三区事变决议〉（1931年5月29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97。
69参见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97。
70〈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第二十号〉（裁字第二号）（1931年2月21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88。
71 〈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第二十五号（裁字第四号）〉（1931年3月18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91。
72 参见〈中共闽粤赣特委常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决议〉（1931年2月27日），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页286。
73 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94。
74〈邓发同志在闽西党史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2月23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89。
75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若干问题说明》（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页121。
76〈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通讯》1986年第5期。
77伍豪自中区来信〉（1931年12月 18日），载《周恩来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页76-77。
78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2一1933）第8册，页18。
79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邓发被任命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但正式组建机关是在周恩来抵达江西瑞金之后，时间约在1932年1至2月间。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制度是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建立的。
80 1933年夏之前，李韶九曾被任命为汀州连城分区司令员，之后，李韶九被调往赣东北，担任职务及最后结局不详。
81〈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5月），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481。
82《红色中华》，1932年11月7 日。
83李一氓：《模糊的荧屏--李一氓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159。
84邓颖超：〈火力向着反革命的托洛斯基主义与对它的腐朽的自由主义〉，载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褊：《党的建设》，第5期，1932年10月25日，转引自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1931一1934）》（台北：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1969年），页438-41。
85〈中央局关于开除郭化玉危拱之罗欣然等党籍与处分左权张爱萍同志的决议案〉（1932年12月11 日），载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编：《党的建设》，第6期，1932年12 月30日，转引自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1931-1934）》，页442。
86 王明：〈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33年12月），载《王明言论选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364。
87〈富农问题--1930年6月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398－99、400、402、404、410、413 。
88〈苏区中央局关于士地问题的决议案〉（1931年8月21日），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445、448。
89〈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关于中央苏区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中心任务〉（1931年 8月30），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1），第7册，页 361、357。
90参见蔡孝干：《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台北：中共研究杂志社。1970年），页103。
91毛泽东：〈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载《斗争》，第24期，1933年8月29 日。
92王观澜：〈继续开展查田运动与无情的镇压地主富农的反攻〉，载《红色中华》，1934年3月20日。
93高自立：〈继续查田运动的初步检查〉，载《红色中华》，1934年5月7 日。
94 〈人民委员会为万太群众逃跑问题给万太县苏主席团的指示信〉，载《红色中华》，1934年4月10日。
95 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杜，1993年），页178-79 。
96《龚楚将军回忆录》，页 207、357 ；另参见《黄克诚自述》，页 100-101。
97《毛泽东年谱》，上卷，页359。
98《周恩来年谱》，页 216－17。
99《彭德怀自述》，页175－76；另见《周恩来年谱》，页218。
100《周恩来年谱》，页223。
101《周恩来年谱》，页223－24。
102 102 《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页216。
103 103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一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页 290。
104《周恩来年谱》，页219。
105《毛泽东年谱》，上卷，页379。
106 《毛泽东年谱》，页375；另参见《周恩来年谱》，页220。
107 中共中央1930年5月20日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最早收于1932年7月1 日苏区中央局出版的《为实现一省数省革命首先胜利与反机会主义的动摇而斗争》小册子中，1941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编辑出版的《六大以来》也收录了此文，1991年复被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2-1933），第8册，但是在以上所有版本中，没有批评毛泽东的文字。据分析，似因1932年7月需公开出版小册子，此电文中有关涉及毛泽东的内容已被苏区中央局所删节，上述有关批评毛的电文转引自《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页305。该书引用的这段电文没有标明原始出处。
108《周恩来年谱》，页223。
109《周恩来年谱》，页228。
110《周恩来年谱》，页 230。
111〈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2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2-1933，第8册，页530。
112《周恩来年谱》，页231。
113〈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2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2-1933，第8册，页530。
114《周恩来年谱》，页 233－34 ；另参见《任弼时传》，页 245。
115《周恩来年谱》，页 233 ；另参见《任弼时传》，页 244。
116《毛泽东年谱》，上卷，页391。
117 《周恩来年谱》，页234。
118 《周恩来年谱》，页234。
119《周恩来年谱》，页245。
120〈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1933年3月），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另参见《毛泽东年谱》，上卷，页398。
121《毛泽东年谱》，上卷，页403。
122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页236。
123《红色中华》，1934年8月1 日。
124龚楚：《我与红军》（香港：香港南风出版社，1954年），页364。关于龚楚和他的回忆录《我与红军》一书的史料价值问题，杨尚昆在1984年7月9日的一次内部谈话中曾说：「有一个叫龚楚的，在井冈山时期就跟毛主席在一起，在中央苏区时是作战处长。此人在三年游击战争中被捕叛变，还带敌人去抓陈毅。后来，龚楚写了《我与红军》一书，在台湾、香港广为流传，书中写了他是怎样参加红军和在红军中做了些甚么工作。建国后我看了这本书，曾问过陈老总（指陈毅--引者注），他说龚楚的历史就是那个样子，叛变前的那一段历史基本上是确实的。」见杨尚昆：〈在全军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4年7月9日），此讲话稿经杨尚昆修订，并征得杨本人同意后发表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 《党史通讯》1984年第11期。
125龚楚在1978年出版的《龚楚将军回忆录》中修正了他在《我与红军》一书中有关苏区核心层对福建事变争论的叙述。龚楚称他前书有误，「是因当时记忆错误所致」。在《龚楚将军回忆录》中，毛泽东被改为「主张立即派大员到福州举行正式谈判」。笔者认为，龚楚的更正应予以重视，但他在1954年出版的《我与红军》中的有关叙述，的确可从另外的资料得到证实，故本书倾向于接受前一书的论断，并认为此一问题的彻底澄清还有赖于新资料的发现。参见《龚楚将军回忆录》，页513、515 。
126参见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一1939）》（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页84、85 ；另参见龚楚：《我与红军》，页364。
127《周恩来年谱》，页254。
128参见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一1939）》，页85。
129引自方长明：〈试述共产国际与我党对闽变的策略〉，载《党史资料与研究》（福建），1983年第3期。
130 参见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一1939）》，页 85-86。
131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事变档案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 120－21、133。
132据当时任中共驻十九路军联络员张云逸的回忆，在他去福州前，博古曾指示他，「此行的目的是设法争取拉点队伍过来」，全不提如何出兵配合作战。参见张云逸：〈一次重大的失策〉，载《福建事变档案资料》，页226。
133 《周恩来年谱》，页245。
134 《周恩来年谱》，页245－46、249－51。
135 王观澜1931年自苏联返国进入中央苏区，长期在毛泽束的领导下工作，与毛私交其笃，毛称其为「真正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参见赵来群：〈毛泽东与王观澜〉，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136龚楚：《我与红军》（香港：香港南风出版社，1954年），页356-57。
137《毛泽东年谱》，上卷；页433。
138参见《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页550。
139参见梁漱溟：〈再忆初访延安〉，载《我的努力与反省》（南宁：漓江出版社，1987年），页319。
140《毛泽东接见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等日本社会党人士的谈话》（1964年7月10日，载《毛泽东论党的历史》（南京：南京大学印行，无出版日期），页4。
141《毛泽东年谱》，上卷，页450。
142张闻天：〈我的思想检讨〉（1969年6月28日、〈关于反革命分子林彪的一点材料〉（1972年3月28日，转引自程中原：《张闻天传》，页218。
143《周恩来年谱》，页277。
144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引自程中原：《张闻天传》，页219。
145《彭德怀自述》，页198。
146《彭德怀自述》，页198。
147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218。
148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引自程中原：《张闻天传》，页221。
149《彭德怀自述》，页199；另参见《毛泽东年谱》，上卷，页455。
150《彭德怀自述》，页199。
151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引自程中原：《张闻天传》，页232。
152《彭德怀自述》，页199；另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223。
153毛泽东固执己见，认定张闻天在会理会议前夕唆使彭德怀、林彪反对自己，1941年后多次在核心层会议上就此事指责张。被毛无端指责的张闻天一直忍辱负重，不予辩白，直到1943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毛再次提及此事时，张才在呈毛阅读的《整风笔记》中作了自我辩解。张写道，「现在大致可以判明，说我曾经煽动林、彭反对三人团的话，是XXX同志的造谣！（林、彭二同志关于此事有正式声明）」。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233。张在此处提到的XXX同志极大可能是指刘少奇。从三十年代初开始，刘少奇就与张闻天长期处于对立状态，有许多资料证明，刘少奇利用一切机会散布对张的不满。1966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胡乔木揭发刘少奇在延安时曾在私下谈话中影射攻击毛泽东，刘少奇当即加以澄清，说自己当时只是针对张闻天，而非毛泽东。
154参见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42。
155 1935年9月下旬，邓发改任由原中央机关和红军总政治部机关组成的陕甘支队第三纵队政委，11月，红一方面军番号恢复后，邓发主要负责红军的筹粮工作。1936年4月，他被委以中央代表的身分派往苏联。参见《周恩来年谱》，页293、306。
156长征开始，国家政治保卫局除少数负责人随首脑机关行动外，其它工作人员均被并入各军团，国家政治保卫局只留下名义，工作权限已大大缩小。1935年10月，王首道被任命为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原执行部长李克农被调作联络西北军和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该年年底，国家政治保卫局建制被正式取消，其工作由方面军政治保卫局接替。
157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秘书处，军委秘书处均被裁撤，其遗留工作由中央军委机要科承担。1935年中共中央迁到陕北瓦案堡后，中共中央各部委及秘书机构渐次恢复，原来仅有的机要机构--中央军委机要科一分为三，成立了中共中央秘书处机要科、中央军委机要科和中央社会部机要科（其实当时尚无中央社会部这个机构，此处所讲的中央社会部机要科实际上就是原国家政治保卫局管理的机要系统--笔者注），上述三个单位统归王首道领导。参见费云东、余贵华：《中共秘书工作简史（1921一1949）》（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186－87、204；另参见《王首道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页197。
158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45；另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一师哲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页203。
159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32。毛泽东对洛甫的轻蔑态度在五十年代后期完全公开，其代表性的文字是1959年8月2日《给张闻天的信》，直至七十年代初，毛还不断数落洛甫。
160张闻天在1943年整风期间写的笔记中指出，「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曾成为不可能。」参见〈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161参见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3月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802。
162参见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1937年2月20日），载中固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5期。
163参见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3月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805－17。
164 1937年3月4日，刘少奇致张闻天的信写于北平，3月18日前刘仍在北平。周恩来在3月13日、3月18日于西安两次致函刘少奇，并转河北省委，要刘少奇等负起对留平、津地区的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参见《周恩来年谱》，页358-59。
165 27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一196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页160、169、163。以下简称《刘少奇年谱》。
166刘少奇前往天津就任中共中央驻北方局代表时握有与陕北联络的无线电密码本。据当时担任刘少奇译电员的郭明秋回忆，她经手翻译的刘少奇给陕北的电报，上款大都是洛甫（闻天）、恩来，「有时也直接接发给毛主席」，署名则是胡服（这是刘少奇在党内长期使用的化名）。参见郭明秋：《少奇同志在北方局》，载《怀念刘少奇同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