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飞的蜂鸟

  & 周五植树：栽一棵“克莱齐奥”树

蜂鸟注：
呵呵，克莱齐奥也是世界公民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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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齐奥的多种文明交响曲

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傅正明 　2008-10-21 2:58:27

　　“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Jean Marie Le Clezio）”——“堪称新起点的、诗意冒险的有感性狂喜的作家，在占统治地位的文明之外和之下的人性探索者”。

　　瑞典学院常务秘书贺拉斯·恩格道尔10月9日向全世界公布本届诺奖获奖作家时，给我们的首要信息是：这是一位法国作家！

　　可是，在获奖前的一次访谈中，克莱齐奥说：“我认为我自己是个流亡者，因为我的家人都是毛里求斯人。我们几代人都是毛里求斯的民俗、食量、传说和文化养育出来的。这是一种杂交文化，是印度、非洲和欧洲文化的融合。在法国，我总觉得自己像‘局外人’，但法语又是我真正的祖国。”因此，克莱齐奥自称为“法裔毛里求斯人”。就地理概念而言，他生于法国尼斯，就文化乡愁而言，毛里求斯是他的“小祖国”。

　　更有意味的是，克莱齐奥的散文集《篱笆》（1971）开篇第一句话是：“我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可恰好就是这样：我是一个印第安人”。

　　由此可见，克莱齐奥的“身份”，并不如他所拥有的国籍那么简单！瑞典学院把他的重要文学主题概括为“记忆、流亡、青年人的重新定位和文化冲突”。同样，他的身份似乎是一个需要不断“重新定位”的问题。最后的最恰当的定位，就是“世界公民”，而他多彩的文学创作，好比一部交响曲——欧洲文明、亚洲文明、美洲印第安文明、非洲阿拉伯文明的交响曲。

欧洲文明的血液

　　在克莱齐奥体内，自然流淌着欧洲文明的血液。其血缘关系，要追溯到现代精神分析学重新解读的希腊文明。在克莱齐以童年记忆为素材的《奥尼查》，芬坦跟随母亲航海去尼日利亚，在奥尼查小城与他的父亲相见，由此构成典型的“俄狄甫斯情结”中的恋母反父关系。芬坦喜欢的朋友，一个当地渔民的儿子波尼，仿佛是芬坦的“他我”（alter ego）。在波尼身上，既有性骚扰的野性，又有田园诗的笛韵。在人物三重奏行进的过程中，不协和音终将得到解决。

　　现代欧洲文明的奠基，是文艺复兴奏响的人文主义主旋律，是法国大革命揭橥的“自由、平等、博爱”三和弦。可是，反讽的是，正是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暴力和某种不自由，使得克莱齐奥的一个并非贵族的先祖，从法国逃到毛里求斯，克莱齐奥的祖父因此而发迹而成为这个岛国的甘蔗种植园主。这片一度称为“法兰西岛”的殖民地，后来被英国人强占，恢复了它的原名，并于1968年赢得独立。

　　在这一过程中，克莱齐奥的祖父的这个“不肖子孙”，无疑以他人道的声音起了促进作用。由此可见，欧洲占统治地位的文明，并非单一的旋律。在克莱齐奥的近乎揭发“国丑”“家丑”的小说中，例如，在《革命》（2003）中，可以看到法国大革命的暴力，阿尔及利亚从法国铁蹄下争取独立的战争，在《隔离》（1995）和《奥尼查》中，可以看到早期殖民者的残酷。

　　《流浪的星星》（1992）是克莱齐奥的得意之作，作者不仅揭发了反犹大屠杀的罪恶，也描绘了以色列复国导致的巴勒斯坦人的灾难。主人公是和她母亲一起逃亡的犹太少女以斯帖。她的父亲是法国共产党人。这个热心救助俄罗斯和波兰难民的“自由解放战士”，从他参加游击队那一天起，就意味着他指望枪杆子，而当他以《旧约》中救助犹太人的波斯皇后以斯帖（意为“星星"”）的名字给女儿重新取名时，他就在指望上帝了。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从“革命的人道主义”到宗教人道主义的转变。如果说，这个为革命献身的父亲的声音有小号的激昂，那么，作者以女性视角叙述的以斯帖和巴勒斯坦少女涅玛的流浪故事，就是如泣如诉的弦乐。当以斯帖意识到她对巴勒斯坦人的苦难的责任，她成了作者本人精神上的姊妹，超越了民族和宗教界线，表现了普世人文精神。这种精神，如法国圆号一样构成交响曲中最浑厚的声部。

　　欧洲的自由精神，最鲜明地体现在以斯帖敬爱的钢琴教师费恩先生身上。费恩原本维也纳音乐家，德军入侵奥地利，他的犹太妻子被送入监狱后，他在逃亡中和以斯帖相遇。他住在一个乡村废弃的别墅里，偶然买到一架旧钢琴。一个喜欢音乐的意大利宪兵队长想利用他，费恩先生说：你可以抬走钢琴，但我绝不会为一个征服者演奏。可是，当以斯帖走近菲尼家门，她听到，“乐曲突然从钢琴中跃起，充塞整个房间，弥漫到庭园和街道，以它的力量和秩序充塞了一切，然后柔和地神秘地发展。现在，琴声汹涌起来，像喷涌如泉水溪流，直指天空，直上云端，混合着日光，溢满山岗，流向通往两条激流源头的所有道路，像河流一样浑厚有力。”那是洋溢自由精神的莫扎特、贝多芬、李斯特、巴赫的音乐。后来，费恩先生和善地接待了以斯帖，并乐于教她钢琴……。这无疑是克莱齐奥交响曲中最动人的乐章之一。

　　但是，克莱齐奥并不看重欧洲的理性主义传统。瑞典学院指出，他的重要小说《沙漠》（1980），“含有北非沙漠中失落的文化的宏大意象，与不受欢迎的移民眼中的欧洲景观形成对比”。小说的两条情节线索，如对位的两个声部，一个声部是20世纪初撒哈拉沙漠柏柏尔部落在殖民者的迫害下的流亡，另一个声部是一个流浪的摩洛哥姑娘，她在西方世界成了有名的模特儿，却与商业文明格格不入，最后返回故乡寻根。

东方文明的意象

　　在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毛里求斯，居民主要为印度裔和巴基斯坦裔的移民，因此，印度教盛行岛国，佛教也比较流行。在《隔离》中，主人公因为和一个欧亚混血儿的婚恋，被他的种植园主的父亲赶出家门。他踏上寻找“自我”的精神之旅。寻来寻去，主人公自我诘问道：“我是不是在寻找一个幻影？”。这里的“幻影”（英译作illusion）一词，可能相对于梵文的Maya（空幻），是印度教的重要概念。因此，《隔离》被批评家视为一种“喜马拉雅文学”。小说最后提出的这个问题，像《流浪的星星》中寻找圣地的以斯帖提出的问题一样充满了反讽：“也许耶路撒冷并不存在？”克莱齐奥曾多次访问中国。不久前，他的小说《乌拉尼亚》中译本获得北京一项“最佳外国作家奖”。从他致中国读者的信和其他资料来看，他读过的中国经典，有《道德经》、《红楼梦》，他喜欢的现代中国作家，有鲁迅、巴金，尤其是老舍。这些作家作品以及中国京剧、国画和书法，均对克莱齐奥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克莱齐奥的道家眼光，有评论家Maurice Cagnon和Stephen Smith 的专论，载《法国评论》（The French Review）1974年春季号，可惜未能拜读。但是，在克莱齐奥注重生态保护的小说中，在他寄情山水的描绘中，不难发现“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以斯帖从长辈那里听了“创世纪”的故事，懂得了类似于阴阳两极的“黑暗”与“光明”之分，懂得了“天和地都是人”的道理，这正好希伯莱文明与中华文明有相通之处。

　　克莱齐奥曾为著名法国电影导演罗伯特·布列松（Robert Bresson）的《关于电影摄影师的笔记》作序，他认为布列松的电影往往将音乐与绘画融为一体，有日本画家葛饰北斋的“浮世绘”的禅趣。这也可以视为克莱齐奥本人的文学创作的一个特征。

印第安文明的梦幻

　　克莱齐奥之所以认同印第安人，是因为从1969年起，他在巴拿马一个印第安部落中扎扎实实生活了四年。他住在以棕榈叶为顶的简陋茅房舍中，在热带雨林各种奇特鸟类和野生动物的环绕中。他在河流湖泊轻轻荡起独木舟，与原住民一起载歌载舞，过着哥伦布抵达之前15世纪的那种古朴生活。他学习那些“高贵的野蛮人”的语言，全身心融入他们的魔幻文化。这个长期的漂泊者，仿佛有了叶落归根的“在家”的感觉。这是他“"闭关”静修的一段时期，“出关”以后，近乎脱胎换骨。

　　此后，克莱齐奥致力于翻译南美印第安人玛雅文明的经典，并出版了散文集《墨西哥之梦，或美洲印第安人断裂的思想》（1988）。克莱齐奥梦游在前殖民地墨西哥的漫长历史中，陶醉于印第安血祭的“神圣的恐怖”及其歌舞的“可怖的美”。他推测，假如他们的思想脉络没有被西班牙征服者打断，那古老的仪式和神话，也许会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哲学，一种类似于道家和佛教的哲学。克莱齐奥相信他们的循环时间观念与佛教的轮回观接近，相信他们的诸神和信仰有一天会重新复苏。

　　克莱齐奥的创作中的这一梦幻乐章，不是直线向前的进行曲，而是苦中作乐的圆舞曲。作者面对那个失落的世界抒发的哀婉凄美之情，堪称法国浪漫主义的余音。

　　克莱齐奥，这个世界公民 的多种文明的交响曲最终指向的，无疑是“世界文学”应当弘扬的普世文明。

傅正明（瑞典华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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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于：http://www.rmwxzz.com/Article/zj/ps/200810/206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