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前茶

叶挺项英之争与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与叶挺项英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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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海外流亡十年的叶挺毅然回国，上书请缨出作。当时，国共两党达成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一个军的共识，但对领导这支队伍的人选，双方争执不下。

蒋介石即决定由叶挺担任这支部队的长官，并根本没有与中共方面协商，抢先发布对叶挺的任命，引起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疑窦。

为此，这年秋天，叶挺在老乡叶剑英的劝告下，专程前往延安，拜谒毛泽东，表示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至此，中央正式决定，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党办称政委），由他们共同领导新四军。

11月初，项英到延安。毛泽东在与他商谈新四军的组建工作时，特别交待了两条：一是要善待叶挺，争取与他融洽共事；二是对国民党要警惕，不允许安插一兵一卒。

应该说，为了跟新搭挡搞好关系，项英做到了尽心尽力，无微不至。

——在人事安排上，项英特地挑选张云逸、周子昆、李一氓等人担任新四军军部职务，他们都与叶挺熟悉，或是同乡，或是旧部，感情十分融洽。

——当时由于国民党克扣军费，新四军的生活极其困难。为了照顾叶挺饮食和对外联系方便，项英指示军部办起小灶，自已则与战士一起吃大灶。

当时叶挺招收了不少故旧，带来了一些亲属。项英对这些非党人士给予热情接待，并委以重任；叶辅平是叶挺的胞弟，到新四军后，被任命为军部军需处长；林植夫虽然参加过其它党派，但还是出任军政治部敌工部部长；沈其震中叶挺的老朋友，项英让他担任军医处长，每月津贴150元，而项英的津贴每月才4元。

——由于叶挺以非党员的身份出任军长，不能参加党的活动，不能参阅党内秘密文件，难免产生局外人的感觉，项英十分注意及时地交流情况，将中央重大决策向叶挺通报，以便统一行动。

尽管项英做了种种努力，但在他们迥然不同的经历、性格、爱好、作风和生活习惯面前，这一切都显得那么苍白。叶挺颇爱绅士风度，讲究着装，一身白色西装，一根轻便手杖，显得卓尔不群；项英始终是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束一皮带，夏天一双草鞋，永远是一副游击队员的打扮。叶挺心直口快，性格豪爽；项英平日沉默寡言，外冷内热。

叶挺感到自已与项英不协调，项英实际上也不信任自已，逐渐生去意。项英并没有意识到叶挺情绪上的变化，对叶挺仍只是在生活上予以照顾，却自已独揽军政大权。

叶挺在离开新四军时，给项英留下一封信，说明了他辞职的真实想法。他说“居士不适当一个大庙折方丈”。意思是讲他不是共产党，不适合充当共产党军队的军长。

叶挺辞职后，蒋介石借机大作文章，他召见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扬言要另派新人当新四军军长，还邀请叶挺到重庆一叙。毛泽东得知叶挺辞职后，亲自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指示他立即找叶挺做工作，彻底解决新四军的领导问题，要叶挺主动收回辞呈，打消蒋介石重新委派军长的企图。

周恩来早就风闻叶挺在新四军有职无权，估计这是他辞职的主要原因。周恩来来到叶挺在重庆的下榻之处，紧握着他的双手，满脸内疚，说：“我代表毛泽东向你赔礼道歉，项英的霸道作风挫伤了你，给你开展工作诸多掣肘。我也要向你赔礼道歉，没有协调好你们的关系，让你苦心伤神，我对不起老朋友。”

　周恩来的诚挚态度感动了叶挺。周恩来客观地指出了项英的优缺点，指出叶项之间的矛盾主要是领导体制上的问题。他说：“现在问题解决了。”他拿出毛泽东的回电给叶挺看。

　毛泽东的电报写道：“新四军问题应以叶挺回新四军为原则，共产党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挺之地位职权，建议将新四军的军事指挥和军事工作多交叶挺办理。”

　1939年2月，周恩来陪同叶挺回到云岭。

　经过周恩来的说服，项英开始检讨自已，他在周恩来主持的军部领导人会议上，作了洋洋万言的自我批评，主动提出将军事指挥权、军事干部的安排权交给叶挺。

（二）

　正当叶、项加强交流，友谊日笃时，江北传来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高敬亭严重违背军令的事件。

　高敬亭原是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军长。他红军长征后，独立领导红军游击队千余人在湖北与河南、安徽边境坚持了3年游击战争。国民党先后动用十万大军也没有剿灭他。蒋介石称他为“高神仙”。

　新四军组建时，红二十八军改编为第四支队，是当时全军人数最多、力量最强的一支队伍。高敬亭对敌斗争坚决，战功卓著，作战指挥上有自已的一套。但是，他在长期的游击战争环境下，养成了谨慎从事和顾虑多疑的性格。

　新四军实施东进政策之后，高敬亭心里一直犯嘀咕，舍不得离开大别山，担心东进后被国民党军队吃掉。

　“高敬亭目无中央，蔑视军部，骚扰友军，太不像话了。如果都像这样无法无天，我这个军长怎么指挥部队？”叶挺在新四军委员会上指出，自已准备亲往江北解决四支队的问题，如果高敬亭仍然抗命不从，将以军法制裁。

　项英对高敬亭一直以劝导为主。叶挺处事果决，敢作敢为，既令项英佩服，又令项英担心。项英特地提醒说：“高敬亭是位功臣，只是抗日后思想僵化，跟不上形势，执行中央指示不坚决。你要以教育为主，好言相劝，讲清楚去皖东作战的战略意义。如果他万一还不听劝，，可以给以适当处分。但是，如何处分一定要报请毛泽东批准，不能擅自作主。”

　叶挺带着一股气来到庐江县东汤池，主持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以军部命令：限七天之内开赴皖东指定地区。

　第二天，高敬亭带着四支队七团、九团和手枪团全部开拔。两天后，叶挺接到高敬亭飞马急报：四支队发生了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富率团投奔桂军李品仙的事变。

　叶挺赶往出事地点。

　 翌日，高敬亭因病请假，叶挺、邓子恢主持四支队连以上干部大会，本来会议的主题是进行反杨、曹斗争，很快大家就由揭批杨克志、曹玉富叛逃的罪行牵涉到高敬亭的责任问题。由于高敬亭在3年游击战争时期犯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平时作风粗野，伤害了不少同志。有意见的人借此机会，纷纷向军长告状，说：“高敬亭是笑面虎，他一笑就要杀人”“高敬亭作风腐化，有两个老婆”“高敬亭私藏黄金”“高敬亭对待士兵非打即骂，比法西斯还坏”……不到半天时间，会上给高敬亭罗列了十几条罪行。

　叶挺疾恶如仇，对于大家在激愤情绪下所列举的所谓“罪行”深信不疑，他将高敬亭材料上报，要求严惩，一份材料报延安毛泽东，一份报重庆蒋介石。

　　蒋介石一见叶挺的报告，喜得笑出声来，立即命令将他的亲笔批复用十万火急的电文传给五战区转叶挺：＂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极刑照准．＂

　　叶挺得到批复后，来不及多想，便于６月２４日抵达合肥青龙厂，下令将高敬亭立即枪决．

　　处决高敬亭的消息传到江南，项英惊呆了，他担心的事件终于发生了．

　　１９３９年８月，叶挺回到军部．项英责备道：＂希夷，你怎么这样不冷静，冤杀高敬亭，上蒋介石的当了．你看，他高兴得要向你发奖章了．＂

　　叶挺得知中央有教育挽救高敬亭的指示，感到自已莽撞了，但人头已经掉地，后悔也晚了．

　　这件事过后，一度趋于好转的叶项关系又出现阴云．项英觉得，叶挺太单纯，好冲动，容易上当，新四军的大事还是自已掌舵，于是又开始把放出去的权力一点一点收回来．叶挺也感到由于自已不熟谙党务，军务也放不开手脚，又生去意．两人的离心力开始加剧．

（三）

　　１９３９年１０月，叶挺到重庆后再次公开表示辞职，又引起政坛地震．一时间，质疑声，声讨声，奚落声，嘲讽声，通过各种渠道向延安宣泄．毛泽东原本就是火爆脾气，听到满耳聒噪之声，忍不住心头火起，他愤愤地对周恩来说：“我真不明白，猪撞墙后还知道回头，为什么有人会比猪蠢，撞上南墙，血流满面，还不知回头？从新四军组建时候起，我就一再叮嘱项英，要始终注意保持与叶挺的良好关系．可是他搞得一团糟，叶挺再三闹辞职．人家不会只说项英胸怀狭窄，而会说共产党容不下人．他自以为是的老毛病又犯了．”

　　＂现在该是彻底解决新四军问题的时候了”．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叶挺的问题是解决有职无权的问题，你跟希夷熟，由你负责做他的思想工作，争取他主动收回辞呈．项英的问题是与中央政治上有分歧的问题．他花岗岩脑袋要用大炮轰．这个恶人由我来做．”

　　毛泽东明确无误地告诉项英，困守皖南，是守株待兔的战术，只有向北才是生路．

　　尽管项英有多方面的卓越才能，但他的战略眼光确实比毛泽东稍逊一筹．叶挺从单纯战术的角度上，也多次向项英进言：“皖南虽好，但却是一块死地．因为，新四军九千多余人猬集于云岭一带，这里纵横不过百余里，北靠长江，东临日寇，西面和南面是多达１２万人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他们随时可能对我军聚而歼之．”但项英总是舍不得皖南这块打过３年游击战争的热土，他借口华中特殊，怕支军生疑而拒不北进东移．

　　项英用软拖对抗毛泽东，毛泽东就用大炮猛轰他的花岗岩脑袋．从１９４０年１月到５月，双方来往电报达数十封之多，火药味越来越重．毛泽东的大炮终于在５月４日炸恼了项英．项英公开宣称辞职，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中央发辞职电，搅得中央政治不得安宁．

　　　几个月后，叶挺也在周恩来的反复动员下回心转意，答应在辞别项英近一年后，再次回到老搭挡身边．周恩来嘱咐他要不折不扣地贯彻中央北进的既定方针，军部立即转移．叶挺回到军部，发现一切依旧，自已挡当的角色仍是项英的军事副官，项英与中央的战略分歧也没有彻底解决，只是由明争转入暗拖．

（四）

　　面对项英的一拖再拖、一再在电报中向中央请示行动方针，毛泽东怒不可遏：“老子要骂娘了！”毛泽东把满腔怒火全部泻天笔端，起草了这篇有名的被称为“最后通牒”的申斥电：

　　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和决心，这个方针也是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方针，究竟你们自已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还是走的问题，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１１月２７日上午，项英主持开会，叶挺、袁国平、周子昆、饶漱石、李一氓参加。会上首先传达中央电报。

　　电报念完后，项英脸上青一块，红一块，下意识地说：“大家再议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作为一位军事长官，新四军受到责难，叶挺也同样感到羞辱。他霍地站起身来，厉声说道：“什么时候了，还要讨论行动方针？现在需要的不是讨论，而是决定走哪条路线。”

　　项英也感到自已的失态，说得不妥，说：“就按军长说的，挑选决定一条北撤的路线。”

　　参谋长周子昆提出三条路线供选择。叶挺主张走直径，项英不同意，会议不欢而散。

　　２８日，会议接着开。项英提出采取绕道茂林的路线，叶挺不同意，列举山高、路远、部队病员多等不利条件。项英反驳说：“山多怕什么，高山从来就是我们的朋友，有山好掩护，好隐蔽，好打游击。中央说要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有办法，我们就走茂林。”

　　可是国民党早有准备，为了麻痹项英，国民党故意在茂林镇只驻扎一个营的兵力，而令七个师的大部队张网以待。

　　项英果然上当……

　　获悉新四军将兵败皖南而项英又临阵脱逃的消息，毛泽东长叹一声，他与朱德、王稼祥商议后，致电中原局和新四军，明令：“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

　　可惜一切都晚了。

（五）

　　叶挺临危受命，所能做的就是在国民党１２万顽军的铁桶阵中多撑几日。为了挽救自已的部属，叶挺想到了以身赎命的办法。他致信蒋介石，提出：“恳准判以死刑，而将所部被俘干部不论党籍何属，概于释放，复其自由”。

　　蒋介石接到信后，仰天大笑：“希夷真是可爱，天真得像个孩子。这是政治问题，与人格没有关系。”

　　叶挺听到项英死时，已经被关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他对探狱的朋友说：“项英也是一有志气有才干的英雄。他的重大失误不是与我合作不好，而是对中央一再要他提高政治警惕性性的指示置若罔闻，竟然完全按国民党顽军设计的陷阱走，最后铸成大错。”叶挺还把自已战役指挥上的失误归纳为三条：部队北移时，行军路线没有选择好，走的全是山路；战斗打响后，没有掌握好时机，该冲过去的时候没有冲过去；部队被围时，方向也没有掌握好，结果落入了顽军的口袋。

（摘自《情系中华》２００３　文　　文）